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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大教育的奇迹主要可归功于一流的师资力量和独特的管理模式。教授治校的精髓在联大的管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联大教授会在贯彻教授治校的方针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梅贻琦先生的治校理念也为教授会在联大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教授会
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举世公认的奇迹,其成功主要可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一流的师资力量,大批国内顶尖的大师学者任教于联大,以明星似的团队服务于联大学子;二是独具特色的权利结构和权力运行体制,以教授治校为中心的西南联大管理体制,保证了联大办学的成功。而在贯彻教授治校的方针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法律渊源
1912年10月24日,由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正式颁布。虽然只有22条,第1条即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就意味着大学除了追求真理、传授知识外,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主义负责,这就为追求大学自治在法律上扫清了障碍。这样的大学宗旨较之于清末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方针,无疑是吹响了鼓吹与追求大学自治的号角。第16条“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是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是讲座之种类;三是大学内部规则;四是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是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以及18条规定的“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是学科课程;二是学生实验事项;三是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四是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是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 这些规定虽然比较简单、不具体并且没有操作性,如对于校长怎样产生,各科学长怎样产生都没有作具体规定,并且这个法令一直都没有得到落实。但是,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设立校级评议会,即赋予教授参与大学校务决策的权力,在学校事务决策上教授拥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它是评议会制度和教授会制度在中国设立的开端,而这两种制度都是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必不可少的,在西方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中可以看出按《大学令》的规定,大学中的重要事项诸如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均由大学自身,而不是行政机关即教育部做出决定。事实上,设立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确立了高等学校中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法律基础。正是由于这两项都是西方大学经过百十年发展积淀下来最精华的东西,中国的大学一步到位直接拿来用,可见起点之高。
1917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重新颁布《修正大学令》。该令虽在教学组织管理上有一些变化,例如,废止“各科教授会”,保留评议会,调整评议会成员及审议项目。但总的来说,《修正大学令》在总体上仍贯彻了蔡元培一惯倡导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原则。例如,设教授会,由教授会规划本单位的课程和教学以及继续实施”学、术分校”的主张。这无疑推动了大学自治理念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落实。
二、西南联大权利构架中教授会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向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教授会的组织由来已久。西南联合大学基本沿袭了原有三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
学校创建之初,共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4个学院17个学系。1937年10月4日,校常委会议首先推定了17个学系的教授会主席,负责主持各系系务。学院一级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院长、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
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校常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原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三常委轮流担任,因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驻重庆,蒋梦麟也不常在昆明,常委会议实际由梅贻琦主持。1938年10月后,各学院院长和校机关各处处长得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事项,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与撤销、处分学生等。按照《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1938年5月制订的《校务会议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务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校务会议由常委会主席主持,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的预算和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讨论改进校务,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
校务会议之下就是教授会。1938年10月2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授会组织大纲》。12月27日,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参加1938学年度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自此,教授会成为西南联大学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行使其职能。可见,联大的教授会分为系和校两级,学院一级不设教授会,而实际上对校务发生作用的,主要是校教授会。依照《教授会组织大纲》,校一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常务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教授会主要负责审议下列事项:(一)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二)学生导育之方案;(三)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四)建议于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之事项;(五)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交议之事项。此外,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也是教授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上述规定及实践的情况看,教授会并非如有些著作所说的是一个单纯的咨询机构,只是负责听取学校常委的工作报告,向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出建议,而是被赋予了对一些事务包括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做出的决定,有时需要拿到教授会上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也应予以认可。三者的关系颇近乎于冯友兰所述合校之前清华大学三级会议的情形:“评议会好象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象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
纵观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和权限,我们不难看出,教授等学术人员的权益得到了制度保障和组织保证,教授会组织在学校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参议角色,在院系层面,教授会更是发挥着决策性作用。除三位常委为专职外,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均为教授兼任,更加保证了学术权力在学校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基本继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抗战前的权力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一步分离,权力重心集中于不同层次,学术权力向院系层面转移,行政权力则集中于学校上层领导机构。
三、梅贻琦先生在联大办学成功中的作用
谈到西南联大成功的管理模式,我们还必须得谈到梅贻琦先生,正是梅贻琦先生的治校理念,推进了联大办学的成功。
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的核心是教授组织,说穿了,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是由于“教授治校”而得以实现的。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体制的建立,可以溯源于清华的“三会”。梅贻琦执掌清华后,极力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创立了“三会”——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在梅贻琦任校长前的清华学校时期就已存在,梅贻琦的功绩是极力支持并巩固了教授治校的行政体制。西南联大成立时,教育部根据三校合并的特殊情况,规定设立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轮流主持校务。但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两位常委身兼他职,长期住在重庆,实际上主持校务的只有梅贻琦一位常委。西南联大在常委会之下,设“两会三处五学院”,其中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1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审议预算及决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大学各种规程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委及秘书主任为当然会员,主要职责是审议教学和研究事项及改进方案;学生导育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授予等。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原为建设处)为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为教学机构。陈岱荪认为:“教授会在联大,应该说,它所起的最高权力机构作用较近于清华的传统。联大没有评议会,却有一个名为校务委员会,而实则其组织方式和其所起的立法机构作用都和清华的评议会相同。联大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则是由三校校长联合组成的,实等于清华校务委员会作用的大学常务委员会。”当然,西南联大组织机构的职责只是“相当于”清华的组织机构,不能说西南联大沿袭了清华的体制,更不能确定梅贻琦把清华体制引进了西南联大,但西南联大的体制肯定与梅贻琦的大学理念有关是无疑的。梅贻琦大学体制观念的核心是教授治校,西南联大体制就是教授治校的体现。且不说“三处”的处长均为教授,更不说教授会全是教授,就是实际履行着“立法机构”作用的校务委员会,其成员都全部是教授。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重大决策,全都出自教授,西南联大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体制的确立,使联大内部争取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坚持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精神传统,能够经由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得以实行。
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显得很优越,还与梅贻琦的民主作风分不开。梅贻琦相当于西南联大的“校长”,但他遇事从来不自己独断,而是经过教授会或校务会集体决策。在教授会和校务会议上,他也很少长篇大论,总是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取多数人的观点归纳决议,片言定音。学生找他办事,他常常不主观独断,自行其是,而要征询主管人员的意见才予解决。他平常说话乃至作报告也往往不用主观、肯定、果决、武断的词语,而表现出谦逊、启发的态度和口吻。联系联大成立10年前,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可见他对教授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办学方略。
参考文献:
[1] 于化民. “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J].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2] 张正峰.试论1912--1949年大学教授在校务决策中的权力变化及原因分析——以政府颁布的法规为例[J].煤炭高等教育.2008年7月. 第26卷第4期.
[3] 戴显红,侯强.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及其历史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5期.
[4] 张君辉.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J].现代教育科学 2006年第5期.
[5] 黄和平.从民国教育法规看民国的大学自治[J].大学教育科学. 2006年第2期(总第96期).
[6] 李涛.教授治校_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回顾与反思[D].山西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教授会
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举世公认的奇迹,其成功主要可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一流的师资力量,大批国内顶尖的大师学者任教于联大,以明星似的团队服务于联大学子;二是独具特色的权利结构和权力运行体制,以教授治校为中心的西南联大管理体制,保证了联大办学的成功。而在贯彻教授治校的方针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法律渊源
1912年10月24日,由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正式颁布。虽然只有22条,第1条即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就意味着大学除了追求真理、传授知识外,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主义负责,这就为追求大学自治在法律上扫清了障碍。这样的大学宗旨较之于清末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方针,无疑是吹响了鼓吹与追求大学自治的号角。第16条“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是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是讲座之种类;三是大学内部规则;四是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是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以及18条规定的“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是学科课程;二是学生实验事项;三是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四是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是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 这些规定虽然比较简单、不具体并且没有操作性,如对于校长怎样产生,各科学长怎样产生都没有作具体规定,并且这个法令一直都没有得到落实。但是,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设立校级评议会,即赋予教授参与大学校务决策的权力,在学校事务决策上教授拥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它是评议会制度和教授会制度在中国设立的开端,而这两种制度都是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必不可少的,在西方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中可以看出按《大学令》的规定,大学中的重要事项诸如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均由大学自身,而不是行政机关即教育部做出决定。事实上,设立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确立了高等学校中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法律基础。正是由于这两项都是西方大学经过百十年发展积淀下来最精华的东西,中国的大学一步到位直接拿来用,可见起点之高。
1917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重新颁布《修正大学令》。该令虽在教学组织管理上有一些变化,例如,废止“各科教授会”,保留评议会,调整评议会成员及审议项目。但总的来说,《修正大学令》在总体上仍贯彻了蔡元培一惯倡导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原则。例如,设教授会,由教授会规划本单位的课程和教学以及继续实施”学、术分校”的主张。这无疑推动了大学自治理念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落实。
二、西南联大权利构架中教授会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向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教授会的组织由来已久。西南联合大学基本沿袭了原有三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
学校创建之初,共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4个学院17个学系。1937年10月4日,校常委会议首先推定了17个学系的教授会主席,负责主持各系系务。学院一级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院长、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
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校常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原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三常委轮流担任,因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驻重庆,蒋梦麟也不常在昆明,常委会议实际由梅贻琦主持。1938年10月后,各学院院长和校机关各处处长得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事项,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与撤销、处分学生等。按照《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1938年5月制订的《校务会议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务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校务会议由常委会主席主持,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的预算和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讨论改进校务,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
校务会议之下就是教授会。1938年10月2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授会组织大纲》。12月27日,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参加1938学年度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自此,教授会成为西南联大学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行使其职能。可见,联大的教授会分为系和校两级,学院一级不设教授会,而实际上对校务发生作用的,主要是校教授会。依照《教授会组织大纲》,校一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常务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教授会主要负责审议下列事项:(一)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二)学生导育之方案;(三)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四)建议于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之事项;(五)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交议之事项。此外,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也是教授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上述规定及实践的情况看,教授会并非如有些著作所说的是一个单纯的咨询机构,只是负责听取学校常委的工作报告,向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出建议,而是被赋予了对一些事务包括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做出的决定,有时需要拿到教授会上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也应予以认可。三者的关系颇近乎于冯友兰所述合校之前清华大学三级会议的情形:“评议会好象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象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
纵观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和权限,我们不难看出,教授等学术人员的权益得到了制度保障和组织保证,教授会组织在学校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参议角色,在院系层面,教授会更是发挥着决策性作用。除三位常委为专职外,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均为教授兼任,更加保证了学术权力在学校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基本继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抗战前的权力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一步分离,权力重心集中于不同层次,学术权力向院系层面转移,行政权力则集中于学校上层领导机构。
三、梅贻琦先生在联大办学成功中的作用
谈到西南联大成功的管理模式,我们还必须得谈到梅贻琦先生,正是梅贻琦先生的治校理念,推进了联大办学的成功。
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的核心是教授组织,说穿了,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是由于“教授治校”而得以实现的。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体制的建立,可以溯源于清华的“三会”。梅贻琦执掌清华后,极力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创立了“三会”——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在梅贻琦任校长前的清华学校时期就已存在,梅贻琦的功绩是极力支持并巩固了教授治校的行政体制。西南联大成立时,教育部根据三校合并的特殊情况,规定设立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轮流主持校务。但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两位常委身兼他职,长期住在重庆,实际上主持校务的只有梅贻琦一位常委。西南联大在常委会之下,设“两会三处五学院”,其中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1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审议预算及决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大学各种规程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委及秘书主任为当然会员,主要职责是审议教学和研究事项及改进方案;学生导育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授予等。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原为建设处)为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为教学机构。陈岱荪认为:“教授会在联大,应该说,它所起的最高权力机构作用较近于清华的传统。联大没有评议会,却有一个名为校务委员会,而实则其组织方式和其所起的立法机构作用都和清华的评议会相同。联大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则是由三校校长联合组成的,实等于清华校务委员会作用的大学常务委员会。”当然,西南联大组织机构的职责只是“相当于”清华的组织机构,不能说西南联大沿袭了清华的体制,更不能确定梅贻琦把清华体制引进了西南联大,但西南联大的体制肯定与梅贻琦的大学理念有关是无疑的。梅贻琦大学体制观念的核心是教授治校,西南联大体制就是教授治校的体现。且不说“三处”的处长均为教授,更不说教授会全是教授,就是实际履行着“立法机构”作用的校务委员会,其成员都全部是教授。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重大决策,全都出自教授,西南联大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体制的确立,使联大内部争取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坚持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精神传统,能够经由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得以实行。
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显得很优越,还与梅贻琦的民主作风分不开。梅贻琦相当于西南联大的“校长”,但他遇事从来不自己独断,而是经过教授会或校务会集体决策。在教授会和校务会议上,他也很少长篇大论,总是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取多数人的观点归纳决议,片言定音。学生找他办事,他常常不主观独断,自行其是,而要征询主管人员的意见才予解决。他平常说话乃至作报告也往往不用主观、肯定、果决、武断的词语,而表现出谦逊、启发的态度和口吻。联系联大成立10年前,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可见他对教授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办学方略。
参考文献:
[1] 于化民. “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J].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2] 张正峰.试论1912--1949年大学教授在校务决策中的权力变化及原因分析——以政府颁布的法规为例[J].煤炭高等教育.2008年7月. 第26卷第4期.
[3] 戴显红,侯强.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及其历史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5期.
[4] 张君辉.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J].现代教育科学 2006年第5期.
[5] 黄和平.从民国教育法规看民国的大学自治[J].大学教育科学. 2006年第2期(总第96期).
[6] 李涛.教授治校_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回顾与反思[D].山西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