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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她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
这是冯艳的纪录片《秉爱》里的故事。
冯艳比张秉爱小一岁，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山形电影节，那时山形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电影节新增“亚洲新浪潮”，并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闪光的新人新作”，授予“小川绅介奖”，以推广亚洲纪录片。
2007年10月10日，冯艳拍摄、制作了12年的纪录片《秉爱》，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而在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秉爱》又获大奖，评委对其的评语是：“劳动妇女完整而生动的肖像，对土地、爱情等问题反映深刻，触及灵魂。”
而此前的云南展映中，《秉爱》就已经“艳惊四座”。著名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崔卫平说，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看到中国农民的觉醒
学经济出身的冯艳，以前从未想过拍纪录片。
早年怀着做一名学者的梦想，期盼着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冯艳来到日本求学。20年前的冯艳拥有的似乎是我们想象中留学生应有的那种生活，直到某一天，纪录片击倒了她。
与纪录片的不期而遇是在1993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随朋友同去的冯艳毫无抵抗力地折服在小川绅介的影像之下。如今，冯艳回忆起那次偶遇，仍觉得冥冥中命运对人生的某种“拨弄”，实为神奇。从此，经济学博士生冯艳，拿起摄像机，走上了纪录片之路。
而与“长江”结缘，是在1990年代。三峡工程隆隆启动，随着搬迁的开始，三峡周边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冯艳带着摄像机来到这里。一切都与想象中不一样。生于城市、长时间在国外求学的冯艳，原本以为农民离开生生世世生活过的土地，定会满怀悲伤。但事实却是，大多数人是欢喜的。
“原来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故土，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但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机离开这里，为了得到一些补偿款，有的人甚至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去。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我当时特别失望，就觉得中国的农民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爱惜土地。”
后来，她开始理解他们了。
“三峡工程计划已久，对于计划中将被淹没的区域，国家早就限制投资与开发，贫穷成了此地居民无法摆脱的命运。在漫长的贫穷后，终于可以离去，他们当然会感到喜悦。”带着摄像机在三峡“游荡”，冯艳经常被人当作记者。认识张秉爱，也是因为手中的摄像机。
“那天，我正在拍摄，突然有个男人来找我，说他们就要离开家乡了，很舍不得，问我能不能从江对面拍一个村子的全景给他。我说可以，他就把地址写在了一张烟盒纸上，给了我。这是张秉爱的丈夫。”后在去拍另外一户人家的路上，冯艳看到一个妇女提着猪食桶迎面走来，看到她就说：“你就是那个记者吧？走，到我家玩去！”这就是张秉爱。
“张秉爱特别大气的是，即使她不能理解我所说的全部，但她觉得既然信任我，就不介意把她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是什么人。其实和张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开口。”
这一等，就是7年。
在冯艳《秉爱》片子的开头部分，张秉爱还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健康少妇；而2002年，仅仅7年后的张秉爱，时光已在她脸上雕出了岁月的痕迹。家周围一片荒凉，邻人都已迁走，只有张秉爱还在坚持。她不愿意离开土地。
而这七年，冯艳也深深地理解了张秉爱。
“我能理解她那种感觉，她留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土地的眷恋。对张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既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但同时，惟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除了土地，她的一生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她要紧紧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
冯艳说，张秉爱也有过爱情，那是多年前同村的一个男孩，两人曾一起偷偷溜去看电影，却因为男孩子家太穷，张秉爱父亲坚决反对。20多年前父母做主，把张秉爱从山里嫁到了江边，只因为江边比较富裕，劳动的工分是山里的好多倍。张秉爱在婚前从未与丈夫单独相处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赌气嫁过来的”。
“很多农村妇女都有类似的经历，婚姻不一定基于爱情，但张秉爱的聪明就在于，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经常说：‘等我老了，一定要学文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这是一种意识，夸张点说，我从张秉爱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
纪录片改变了两个女人
历时近10年的拍摄，冯艳对张秉爱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秉爱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去年，冯艳把张秉爱接到北京来小住，让从小生长在乡村的她体验了一把大都市的生活。
在2008年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有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那时放映了纪录片《秉爱》。之前，主办方非常希望主人公张秉爱到时也能到场，与观众交流。张秉爱得知后特别高兴，因为她自己也一直想知道观众们的看法。
冯艳笑着说，出来了一趟的张秉爱，现在也有了些小小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变得比以前“小女人”了。张秉爱的个性非常“硬”，以前冯艳都经常跟她急。在家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张秉爱做主，但看了纪录片后，张秉爱也许是注意到了一些自己以前在忙碌的生活中从来没留意过的细节，亲口跟冯艳说：“其实你熊大哥（张秉爱丈夫）也挺不错的。”
2007年底，冯艳又来到三峡看望他们。来到张秉爱家附近的一个旅游景点，张秉爱主动提出请冯艳给她和丈夫拍一张合影，并在照相时主动拉起了丈夫的手，“弄得丈夫怪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冯艳很惊讶，因为在之前，当着自己的面，张秉爱和丈夫从来连手都不会碰一下。后来，张秉爱的女儿悄悄告诉冯艳：“妈妈去北京以后，看见城里人都拉着手，也试一把。”这次接到中德文化交流活动的邀请，张秉爱也是先告诉了丈夫，征得了他的同意，然后再打电话答应冯艳，甜蜜地说：“你熊大哥准我去。”电话这端的冯艳乐不可支。
纪录片改变了冯艳的生活，也改变了张秉爱。纪录，似乎已成为一种状态，像一泓江水一样，流淌在两人之间。
在拍摄张秉爱的同时，冯艳也记录下了和张秉爱同样是居住在长江边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听冯艳讲述她们的故事，那些女人们的人生也是充满了苦难和悲伤。社会的不公、突如其来的变故、亲人的离去，所有与命运无常相关的一切符号，都存在着。但是，最显著的，却是她们的坚韧，这也是这些长江边的女人们共同的特点。在这些与土地相关的故事里，冯艳让你看到中国农民承自土地的那种温暖的坚强和韧性，如脉搏一般有力地跳动着，支撑着他们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在他们的路上，有愤怒的呼喊，但更多的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的面对。
纪录已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对于冯艳，与长江结缘后十几年来的纪录片拍摄，改变了她的生活。在回国之前，冯艳曾为日本电视台做纪录片节目，和著名的NHK以及日本关西电视台都合作过。但一触碰三峡，其它的一切就放下了。
“拍摄农民，真的感觉很温暖。”冯艳回忆道，在三峡拍摄期间，自己就住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而且老乡分文不取。心里很想感谢他们，但是又不能给钱，于是冯艳就时常买些生活用品、柴米油盐回去送给老乡。老乡欣然收下，交情渐浓。
一开始，张秉爱并不是冯艳的主要拍摄对象。但是在村里朋友不多的张秉爱，很多事情憋在心里，无法倾诉，于是就爱找冯艳说话。有时冯艳在别人家拍摄时，张秉爱女儿过来找她：“我妈叫你过去。”冯艳就过去，原来是张秉爱想她了。冯艳拍摄张秉爱，也是一个融入张秉爱生活的过程。张秉爱一个人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冯艳就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并在张秉爱不经意间拍摄下许多故事。
对于结构的安排和剪辑，从没有学过导演的冯艳曾经很困惑。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让她打消了这疑惑。
“当张秉爱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在和干部交涉的空隙，不停地对着摄影机倾诉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她的所有决定，所有行为，都是以她个人的人生经验为依据的。在《秉爱》定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我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与此同时，在生活中，冯艳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零频道专业纪录片制作和制片人训练营”上，冯艳笑称，现在自己的主业是“孩子她妈”，拍纪录片是副业。
在家庭中，冯艳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送10岁的女儿上学，晚上要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父母年迈需要悉心照料，女儿放学回家需要辅导功课。往往只有女儿睡觉了，她才有大段时间真正能静下心来做纪录片。当我们对冯艳长期以来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早上7点又得起来送女儿上学的生活感到惊叹时，冯艳只是温和地笑着说：“习惯了就好。”从她的笑容里，你能读到一个忙碌而幸福的冯艳。
如今，冯艳正着手《长江边的女人们》的剪辑，准备把张秉爱和这些女人们的人生和命运，也加入到纪录片中来。而张秉爱一家，还有那些住在长江边的认识冯艳的人们，一旦有什么事，都会马上联系冯艳，新的拍摄素材也源源不断到来。
而冯艳也常常是本能地接近吸引自己的对象。她一直记着一件事：
“我刚刚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去了日本一个贫民窟。我见的第一个人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女人，她原来是一个护士，因为之前去中东援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遇到了日本赤军，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回国后还是被日本政府吊销了护照，后来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那个贫民窟。她看到我手上摄像机，就告诉我：‘你要慎用你手里的机器，用你的眼睛去看。’这句话一直响在我耳畔。”
对于冯艳，眼睛看到的地方就有纪录的可能。纪录，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状态。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
这是冯艳的纪录片《秉爱》里的故事。
冯艳比张秉爱小一岁，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山形电影节，那时山形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电影节新增“亚洲新浪潮”，并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闪光的新人新作”，授予“小川绅介奖”，以推广亚洲纪录片。
2007年10月10日，冯艳拍摄、制作了12年的纪录片《秉爱》，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而在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秉爱》又获大奖，评委对其的评语是：“劳动妇女完整而生动的肖像，对土地、爱情等问题反映深刻，触及灵魂。”
而此前的云南展映中，《秉爱》就已经“艳惊四座”。著名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崔卫平说，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看到中国农民的觉醒
学经济出身的冯艳，以前从未想过拍纪录片。
早年怀着做一名学者的梦想，期盼着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冯艳来到日本求学。20年前的冯艳拥有的似乎是我们想象中留学生应有的那种生活，直到某一天，纪录片击倒了她。
与纪录片的不期而遇是在1993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随朋友同去的冯艳毫无抵抗力地折服在小川绅介的影像之下。如今，冯艳回忆起那次偶遇，仍觉得冥冥中命运对人生的某种“拨弄”，实为神奇。从此，经济学博士生冯艳，拿起摄像机，走上了纪录片之路。
而与“长江”结缘，是在1990年代。三峡工程隆隆启动，随着搬迁的开始，三峡周边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冯艳带着摄像机来到这里。一切都与想象中不一样。生于城市、长时间在国外求学的冯艳，原本以为农民离开生生世世生活过的土地，定会满怀悲伤。但事实却是，大多数人是欢喜的。
“原来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故土，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但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机离开这里，为了得到一些补偿款，有的人甚至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去。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我当时特别失望，就觉得中国的农民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爱惜土地。”
后来，她开始理解他们了。
“三峡工程计划已久，对于计划中将被淹没的区域，国家早就限制投资与开发，贫穷成了此地居民无法摆脱的命运。在漫长的贫穷后，终于可以离去，他们当然会感到喜悦。”带着摄像机在三峡“游荡”，冯艳经常被人当作记者。认识张秉爱，也是因为手中的摄像机。
“那天，我正在拍摄，突然有个男人来找我，说他们就要离开家乡了，很舍不得，问我能不能从江对面拍一个村子的全景给他。我说可以，他就把地址写在了一张烟盒纸上，给了我。这是张秉爱的丈夫。”后在去拍另外一户人家的路上，冯艳看到一个妇女提着猪食桶迎面走来，看到她就说：“你就是那个记者吧？走，到我家玩去！”这就是张秉爱。
“张秉爱特别大气的是，即使她不能理解我所说的全部，但她觉得既然信任我，就不介意把她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是什么人。其实和张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开口。”
这一等，就是7年。
在冯艳《秉爱》片子的开头部分，张秉爱还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健康少妇；而2002年，仅仅7年后的张秉爱，时光已在她脸上雕出了岁月的痕迹。家周围一片荒凉，邻人都已迁走，只有张秉爱还在坚持。她不愿意离开土地。
而这七年，冯艳也深深地理解了张秉爱。
“我能理解她那种感觉，她留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土地的眷恋。对张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既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但同时，惟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除了土地，她的一生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她要紧紧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
冯艳说，张秉爱也有过爱情，那是多年前同村的一个男孩，两人曾一起偷偷溜去看电影，却因为男孩子家太穷，张秉爱父亲坚决反对。20多年前父母做主，把张秉爱从山里嫁到了江边，只因为江边比较富裕，劳动的工分是山里的好多倍。张秉爱在婚前从未与丈夫单独相处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赌气嫁过来的”。
“很多农村妇女都有类似的经历，婚姻不一定基于爱情，但张秉爱的聪明就在于，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经常说：‘等我老了，一定要学文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这是一种意识，夸张点说，我从张秉爱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
纪录片改变了两个女人
历时近10年的拍摄，冯艳对张秉爱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秉爱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去年，冯艳把张秉爱接到北京来小住，让从小生长在乡村的她体验了一把大都市的生活。
在2008年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有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那时放映了纪录片《秉爱》。之前，主办方非常希望主人公张秉爱到时也能到场，与观众交流。张秉爱得知后特别高兴，因为她自己也一直想知道观众们的看法。
冯艳笑着说，出来了一趟的张秉爱，现在也有了些小小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变得比以前“小女人”了。张秉爱的个性非常“硬”，以前冯艳都经常跟她急。在家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张秉爱做主，但看了纪录片后，张秉爱也许是注意到了一些自己以前在忙碌的生活中从来没留意过的细节，亲口跟冯艳说：“其实你熊大哥（张秉爱丈夫）也挺不错的。”
2007年底，冯艳又来到三峡看望他们。来到张秉爱家附近的一个旅游景点，张秉爱主动提出请冯艳给她和丈夫拍一张合影，并在照相时主动拉起了丈夫的手，“弄得丈夫怪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冯艳很惊讶，因为在之前，当着自己的面，张秉爱和丈夫从来连手都不会碰一下。后来，张秉爱的女儿悄悄告诉冯艳：“妈妈去北京以后，看见城里人都拉着手，也试一把。”这次接到中德文化交流活动的邀请，张秉爱也是先告诉了丈夫，征得了他的同意，然后再打电话答应冯艳，甜蜜地说：“你熊大哥准我去。”电话这端的冯艳乐不可支。
纪录片改变了冯艳的生活，也改变了张秉爱。纪录，似乎已成为一种状态，像一泓江水一样，流淌在两人之间。
在拍摄张秉爱的同时，冯艳也记录下了和张秉爱同样是居住在长江边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听冯艳讲述她们的故事，那些女人们的人生也是充满了苦难和悲伤。社会的不公、突如其来的变故、亲人的离去，所有与命运无常相关的一切符号，都存在着。但是，最显著的，却是她们的坚韧，这也是这些长江边的女人们共同的特点。在这些与土地相关的故事里，冯艳让你看到中国农民承自土地的那种温暖的坚强和韧性，如脉搏一般有力地跳动着，支撑着他们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在他们的路上，有愤怒的呼喊，但更多的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的面对。
纪录已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对于冯艳，与长江结缘后十几年来的纪录片拍摄，改变了她的生活。在回国之前，冯艳曾为日本电视台做纪录片节目，和著名的NHK以及日本关西电视台都合作过。但一触碰三峡，其它的一切就放下了。
“拍摄农民，真的感觉很温暖。”冯艳回忆道，在三峡拍摄期间，自己就住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而且老乡分文不取。心里很想感谢他们，但是又不能给钱，于是冯艳就时常买些生活用品、柴米油盐回去送给老乡。老乡欣然收下，交情渐浓。
一开始，张秉爱并不是冯艳的主要拍摄对象。但是在村里朋友不多的张秉爱，很多事情憋在心里，无法倾诉，于是就爱找冯艳说话。有时冯艳在别人家拍摄时，张秉爱女儿过来找她：“我妈叫你过去。”冯艳就过去，原来是张秉爱想她了。冯艳拍摄张秉爱，也是一个融入张秉爱生活的过程。张秉爱一个人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冯艳就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并在张秉爱不经意间拍摄下许多故事。
对于结构的安排和剪辑，从没有学过导演的冯艳曾经很困惑。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让她打消了这疑惑。
“当张秉爱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在和干部交涉的空隙，不停地对着摄影机倾诉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她的所有决定，所有行为，都是以她个人的人生经验为依据的。在《秉爱》定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我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与此同时，在生活中，冯艳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零频道专业纪录片制作和制片人训练营”上，冯艳笑称，现在自己的主业是“孩子她妈”，拍纪录片是副业。
在家庭中，冯艳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送10岁的女儿上学，晚上要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父母年迈需要悉心照料，女儿放学回家需要辅导功课。往往只有女儿睡觉了，她才有大段时间真正能静下心来做纪录片。当我们对冯艳长期以来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早上7点又得起来送女儿上学的生活感到惊叹时，冯艳只是温和地笑着说：“习惯了就好。”从她的笑容里，你能读到一个忙碌而幸福的冯艳。
如今，冯艳正着手《长江边的女人们》的剪辑，准备把张秉爱和这些女人们的人生和命运，也加入到纪录片中来。而张秉爱一家，还有那些住在长江边的认识冯艳的人们，一旦有什么事，都会马上联系冯艳，新的拍摄素材也源源不断到来。
而冯艳也常常是本能地接近吸引自己的对象。她一直记着一件事：
“我刚刚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去了日本一个贫民窟。我见的第一个人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女人，她原来是一个护士，因为之前去中东援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遇到了日本赤军，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回国后还是被日本政府吊销了护照，后来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那个贫民窟。她看到我手上摄像机，就告诉我：‘你要慎用你手里的机器，用你的眼睛去看。’这句话一直响在我耳畔。”
对于冯艳，眼睛看到的地方就有纪录的可能。纪录，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