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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关于中国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赶超西方的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意见双方都提出了好些论据。经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近10%的30年积累，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底，中国超过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财富》全球500强公司排名中，2005年中国企业有20家，2014年已经增加到95家。有很多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然而也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并且面临众多挑战。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十分显著，但两级分化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十分明显，这种差距存在于沿海和内陆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虽然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已经跑到了前面，但消费和服务业却仍然落后。中国若要全面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还需处理好一些重大的结构性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和全球商业环境一体化等。
在这个新专栏中，我们将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和中国的企业的赶超问题，并提出建议。历史上成功“赶超”国家的案例——如德国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国家政策、强大的国内经济产业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口业务十分重要。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出口已不是难事，也很难成为支撑一个国家长期快速发展的重点要素。如需赶超，国家应通过有效提升其软实力（比如在教育和国民消费方面）为企业和国民有效融入全球经济提供必要的条件。
国家“赶超”的观点来自众多从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功成长为发达国家/地区的案例，比如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上，一个国家的“赶超”是指本国能够有效缩小与先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方面差距的能力。回顾历史，能够成功“赶超”有多种因素，例如：1）美国通过设计运用基于大规模生产和物流的新系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成功赶超英国;2）德国采用新方式组织生产和研发，在19世纪实现了赶超;3）日本通过制造业的组织创新，例如及时生产系统来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4）新加坡和香港通过开辟自由市场、引入国外直接投资来实现本地区的赶超发展。这些例子表明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发展赶超，但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模式或道路才能完成它的赶超之旅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和支持技术转移的政策。很多研究也把中国的赶超归因于循序渐进发展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国有部门的创新为基础的，包括密切的金融管制、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以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控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转型， “北京共识”已与传统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对比。“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开放、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开放。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中，市场换技术战略、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战略、政府推动下的产业升级、以及新型的民主集中制都是中国赶超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些政策以及综合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才推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不过，有迹象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许已到达其作用的临界点。一个重大的挑战将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陷阱下，即便大量国家已经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闯过这个关口，实现全民人均高收入水平。南非和巴西都遇到了这个难题，至今还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其经济增长突然停滞，原因在于它们难以与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或创新驱动的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关于中国当前是否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变缓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再单纯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商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必须发展自己对外投资和开发先进技术的能力。然而培养这些能力是花费极大的，也十分复杂。此外，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水平中等收入后，个人追求及兴趣高于集体追求及兴趣，国民会对社会服务和自然环境予以更高的期求，而不会像以前在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那样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结合如今全球环境的特点，并以一些成功跨越或者未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例，我们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培养可靠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消费优势对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只有通过刺激他们购买国内企业生产的高质量的创新产品，本国企业才能为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求而努力寻求人才，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社会能力”的提高。但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刺激中产阶级在国内增加消费;二是如何重塑教育（这是提高社会能力的关键），以使中国的学生和未来的领导者更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关键在于中国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在提高国家社会能力和促进全球经济整合这两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推动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引擎。在国内，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可以“拉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促使它们不断创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以此来驱动进一步的国民消费，从而形成企业发展和大众消费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公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选拔薪酬合理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促进中国教育体系向均衡分配教育资源和尊重个人兴趣发展的方向升级发展。所以，中国企业在国家的赶超事业中起到枢纽作用，既受益于国家的赶超，同时也推动国家的赶超。
除此之外，国家经济增长的下一阶段还要求中国企业和组织更加全面地实施外向国际化战略（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在中国日益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起到前导作用。在这方面，人力资本和教育仍然是核心问题。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其根源基本都是领导和决策的错配。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很多在中国“围墙内花园”里取得成功的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当然，这些企业以及其他许多企业还会继续借力巨大的中国经济而繁荣下去，不过，我们认为为了进入国家赶超的下一阶段，中国仍需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且需要向那些已经成功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学习，例如成功立足欧洲的华为和成功立足美国的海信。它们的海外发展经历告诉我们，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文化适应对于公司赶超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更加强调教育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能力。未来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将以企业赶超的能力为重点来聚合解说国家赶超的奥秘。
（本文由王倩译）
在这个新专栏中，我们将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和中国的企业的赶超问题，并提出建议。历史上成功“赶超”国家的案例——如德国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国家政策、强大的国内经济产业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口业务十分重要。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出口已不是难事，也很难成为支撑一个国家长期快速发展的重点要素。如需赶超，国家应通过有效提升其软实力（比如在教育和国民消费方面）为企业和国民有效融入全球经济提供必要的条件。
国家“赶超”的观点来自众多从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功成长为发达国家/地区的案例，比如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上，一个国家的“赶超”是指本国能够有效缩小与先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方面差距的能力。回顾历史，能够成功“赶超”有多种因素，例如：1）美国通过设计运用基于大规模生产和物流的新系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成功赶超英国;2）德国采用新方式组织生产和研发，在19世纪实现了赶超;3）日本通过制造业的组织创新，例如及时生产系统来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4）新加坡和香港通过开辟自由市场、引入国外直接投资来实现本地区的赶超发展。这些例子表明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发展赶超，但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模式或道路才能完成它的赶超之旅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和支持技术转移的政策。很多研究也把中国的赶超归因于循序渐进发展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国有部门的创新为基础的，包括密切的金融管制、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以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控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转型， “北京共识”已与传统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对比。“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开放、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开放。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中，市场换技术战略、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战略、政府推动下的产业升级、以及新型的民主集中制都是中国赶超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些政策以及综合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才推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不过，有迹象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许已到达其作用的临界点。一个重大的挑战将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陷阱下，即便大量国家已经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闯过这个关口，实现全民人均高收入水平。南非和巴西都遇到了这个难题，至今还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其经济增长突然停滞，原因在于它们难以与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或创新驱动的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关于中国当前是否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变缓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再单纯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商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必须发展自己对外投资和开发先进技术的能力。然而培养这些能力是花费极大的，也十分复杂。此外，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水平中等收入后，个人追求及兴趣高于集体追求及兴趣，国民会对社会服务和自然环境予以更高的期求，而不会像以前在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那样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结合如今全球环境的特点，并以一些成功跨越或者未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例，我们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培养可靠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消费优势对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只有通过刺激他们购买国内企业生产的高质量的创新产品，本国企业才能为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求而努力寻求人才，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社会能力”的提高。但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刺激中产阶级在国内增加消费;二是如何重塑教育（这是提高社会能力的关键），以使中国的学生和未来的领导者更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关键在于中国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在提高国家社会能力和促进全球经济整合这两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推动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引擎。在国内，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可以“拉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促使它们不断创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以此来驱动进一步的国民消费，从而形成企业发展和大众消费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公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选拔薪酬合理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促进中国教育体系向均衡分配教育资源和尊重个人兴趣发展的方向升级发展。所以，中国企业在国家的赶超事业中起到枢纽作用，既受益于国家的赶超，同时也推动国家的赶超。
除此之外，国家经济增长的下一阶段还要求中国企业和组织更加全面地实施外向国际化战略（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在中国日益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起到前导作用。在这方面，人力资本和教育仍然是核心问题。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其根源基本都是领导和决策的错配。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很多在中国“围墙内花园”里取得成功的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当然，这些企业以及其他许多企业还会继续借力巨大的中国经济而繁荣下去，不过，我们认为为了进入国家赶超的下一阶段，中国仍需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且需要向那些已经成功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学习，例如成功立足欧洲的华为和成功立足美国的海信。它们的海外发展经历告诉我们，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文化适应对于公司赶超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更加强调教育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能力。未来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将以企业赶超的能力为重点来聚合解说国家赶超的奥秘。
（本文由王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