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家侯波的中篇小说《胡不归》（载《当代》2018年5期）之所以值得密切关注，因为他在主题题材的选取与人物事件的描写上，皆无不贴近当代农村现实生活，而且反映的是与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映射出作者对当代农村的熟悉与了解与其揭示生活的深广度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为值得解读的是作家侯波始终以一个现实生活的探索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之中，诚如昆德拉所说：“通过行动，人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在这一重复性世界中，通过行动，人與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胡不归》描述的是陕北地区世宁村的退休教师薛文宗赋闲在家，适逢村里选不出村长，不少公益事业无人过问与操办，就连有了广场也无人组织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以至60多亩的果园也荒废了下来，年迈多病的老支书也生出感慨：“一个人活着可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更多人哩。”退位的老支书一再用这些话劝说薛文宗，在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与激将下，薛文宗不仅抓好了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镇上的郭副书记惊奇地发现了他的组织能力，接连为村里解决了一连串的棘手难题，比如从新疆建设兵团返回老家的薛洪达连为在外做过高官的父亲的骨灰盒找一片安葬地都受到了阻拦，最终让薛文宗给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作者进而开掘薛文宗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办事才能，一是有相当的文化底蕴，曾由普通教师提拔为教务主任、副校长，仅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当上校长;二是他有良好的遗传基因，他的祖上薛耀堂早在县城赫赫有名，他曾“捐地在乡上修了一座学校”，后任县教育局长，薛文宗堪称出身于书香之家，薛文宗不仅有文品且有人品。他的祖上薛耀堂是闻名全县的“乡绅”，而今的薛文宗在老支书与众多镇干部眼中，如同出土文物一样弥足珍贵的“乡贤”。小说作者直击现实的乡村，“乡下人钱多了，可也变得自私了。”就连包村干部袁芙蓉称说由镇上出钱给村民打沼气池，都无人应承。只好请求薛文宗想办法、出点子。
　　小说作者以犀利的文笔直击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大家都没有个是非观，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文明道德，全都被忘记了，开会不来，来了乱吵，会后乱讲，这样下去可如何得了呢？”由此显示作者侯波对当代农村生活的体验与了解，下了多么扎实的硬功夫。许许多多的情节与细节不是一般长居城市的小说家所能写得出来的。作者侯波通过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不仅发现了像主人公薛文宗这样稀有的乡贤之难能可贵，而且独具慧眼，以一个小说家独具的“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米兰·昆德拉进而阐说：“确切地说，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小说家应该描绘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
　　小说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在以郭副书记为首的众多乡镇干部的动员与激励下，薛文宗激于情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办了一件又一件惠民利民的大好事，且任命他为代理村长，从此有职有权，连郭副书记都不得不对他竖起了大指拇，“像你这号人，在解放前，那是乡绅，村上的疑难杂症都要靠你们协调解决呢。你祖上可是响当当的……我现在也只能指望你了。”小说中的薛文宗的确才能非凡，他不仅一下子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60亩荒废地的问题，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爆发了十分激烈的矛盾冲突，以至于邀请老支书出面声泪俱下的痛说村史，不少人深受触动，却也有二楞子蛮不讲理的吵嚷辱骂，以至于撞倒了瘦弱多病的老支书，险些丧命，最终让薛文宗妥善化解。
　　《胡不归》标志着侯波在小说艺术上日臻成熟的是他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深刻地谛视到当今乡村建设的迫切性、复杂性与严重性。按照一般小说的固有章法，就连爱吵爱闹的秀兰的女儿婷婷因卖淫被抓后，都让代理村长薛文宗想方设法给释放回来了;柏油公路也修通了，薛洪达建设大陵园的梦想也将变成现实了，这个村子可谓由乱到治，出现团结和睦的新气象了，就此可以结尾。然而，在作者笔下峰回路转，异军突起，“大家都认为建祠堂是好事……”就连昔日的捣乱分子而今也成了修建的积极分子。小说描写在村民的一片欢呼声中祠堂大梁正在竖起来时，先前一直信任与钦佩薛文宗乐于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好事的镇干部郭副书记，包村干部袁芙蓉邀约县上土地局兰副局长，当喜庆的鞭炮刚放完，兰副局长们前来宣读的是《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将予头直端端地对准为整治村里乱相，肯于办实事的代理村长薛文宗。兰副局长措辞之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你薛文宗好大的胆子啊，不把法当法啊，前两天给你们说了让停，这不，就又偷偷地建开了，你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小说描绘的现实场景是上梁正当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刻，上面赶来的一伙人命令马上停下，否则抓人。怎奈上梁民工已是骑虎难下，包村干部袁芙蓉在兰副局长的指挥下，要他给大梁贴上封条，谁知惨剧发生了，大梁掉了下来，……梯子倒在了袁芙蓉身上，接着，大家就眼睁睁地看见掉下来的大梁砸在了梯子上面，众人发出了一阵阵的喊叫声。
　　这是谁也意想不到的惨痛结局。
　　用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理论学说作解读：“小说家应该描写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
　　谁说兰副局长执行土地法，严禁违法建筑有错呢？他命令包村干部袁芙蓉去给大梁贴封条原也是正当的执法。
　　可是静然思之，一个乱得一团糟，连镇党委郭副书记都一筹莫展的世宁村，居然让薛文宗一件又一件地给处理得好端端的，眼看出现了村民团结一心搞建设图发展的新局面，且发展到齐心协力建祠堂的新阶段，却因强拆的一纸公文造成了惨重的血案。个中的是非曲直、公理正义，谁又说得清呢？
　　读者可以从中提出的质疑定然包涵着县、镇干部处理问题过于草率与急躁，遂导致不该发生的事件发生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这些帽子戴在诸上执法人员头上实不为过。再往深处想，意外事件发生后薛文宗该当何罪？他这代理村长停职后，这个村又将出现怎样的乱局？这都是作家侯波留给广大读者的思考。故此，充分彰显了作者以少胜多，以有限写无限的艺术辩证法的灵活运用的能力。
　　毋庸讳言，小说也存在某些不足与缺失。诸如作者擅长于讲述娓娓动人的乡村故事的同时，却忽略了人物声情笑貌与性格心理的刻画，尤其少了些人物心灵情感世界的纵深探索与开掘。
　　因为作者醉心于讲故事，不少人物多系因事出场，顺手拈来讲上一段故事，随又弃置不顾，这样难于将人物写得生动形象，写得活灵活现。
　　在小说艺术上，予盾不只一次讲过，要因人生事，让故事情节跟随人物走。文学是人学，重在揭示人的思想个性与灵魂奥秘。
　　我想，凭着作者深厚的生活功底与其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一定能创作出更加文质兼美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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