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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洋奎村洋尾溪社隶属龙海，与漳浦长桥、南浦乡毗邻，四面环山，山高林密，静静地坐落在大麦尖的山坳下，一条小溪绕村而过，需要越过一座桥方能进入，地理位置特殊。在革命战争年代，洋尾溪社的祠堂曾是中共洋尾溪区委、洋尾溪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对当年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推进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987年3月该祠堂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2006年被列入龙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老家的旧屋就在这座祠堂的边上，与之相邻的还有一棵老龙眼树，树龄不详，也许与祠堂同时代或更早，若它们有知，老树对祠堂的了解会更深。
祠堂名为时思堂，建于明末时期，土木结构。站在时隔多年的院落，环视四周，它已失去原有气势恢宏，经历过风霜岁月的夯土墙、埕砖、屋瓦、木质梁柱等已破败不堪；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热闹场面当然也不复存在。苍凉、静谧的空间里，一抹红跃入眼眸，明艳动人，那一抹红来自祠堂屋梁上挂着的两盏红灯笼。每到过新年，挂上红红的灯笼，这是后辈对祖辈表达慎终追思的一种方式吧，给暗淡的祠堂增添年的味道、年的色彩。走近祠堂大厅虔诚地鞠上一躬。隐约记得爷爷、奶奶的牌位是供奉在靠右手边角落的那张案桌上，试图寻找看清具体位置终无果。儿时一到祭拜时节，总是跟随父母来这，帮忙端些供品，打打下手，跟着走来走去，举香叩拜，那时更关注供品。
也许，人生的第一场游戏便从这里开始；也许，精神上第一次惶恐来自这里；也许，生命中第一次离别的悲痛之情在这里发生。小时候有宗亲去世，灵柩会在祠堂放几天，亲人在那里守灵。百感交集是我对祠堂的感受，虽有些畏惧，却又可亲、可敬。
住在祖厝祠堂院落的不只我家一戶，还有三四户人家。我家住在祠堂左边，水竹伯家住在右边，我们两家的厨房门相对。水竹伯是种笋能手，一到绿笋出土时节，他都会特意留下几个甘甜且嫩的煮一餐美味的笋丝饭。他家锅盖未掀开，我在家的这头就能闻到那扑鼻的笋香，直咽口水，美滋滋地想着又有笋丝饭可以吃了。除白米饭，水竹伯只要煮别的，都会盛满一碗“特色餐”到我家，有时是锅边糊，有时是咸饭咸粥，味蕾早已遗忘那种味道，但一直记得邻里友爱，水竹伯对我家的照顾。
许多往事，有的容易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不再提起，有的却能长久地记录史册让后辈了解一段历史。比如祖厝祠堂外墙书写着那三条标语，时隔八十余年，谁能想到当时红三军在祠堂大厅开会的场景。听父辈人说，20世纪30年代，红三军就在这里建立活动据点，现遗存下的这三条标语于那时书写。由于年代已久，字迹模糊，有些墙体脱落，隐约可以读出用墨汁书写的标语内容：“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从小就看着这几个大字长大，刚会写字时，我常拿着破瓦片在空白墙面上跟着一笔一画书写。这些标语算是我人生第一个文字老师了。生活在和平年代里，这些标语变成寻常的存在。长大后，我对这些标语有了探究的欲望。
在倥偬岁月的革命时期，这些通俗易懂的标语不失为一个简捷有效的文化宣传手段，对壮大工农红军、创造群众路线、踊跃参加红军队伍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积极作用。1932年红军进漳前，闽南地区老百姓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之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村民不堪负担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因而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然而力量薄弱的村民起来反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需要靠一支对革命理想无比忠诚、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红色武装力量。
1931年，陶铸、邓子恢先后到小山城，组织发动龙岭、小山城、小龙溪及周边乡村农民抗捐抗税，建立农会组织和游击队，燃起了震撼闽南的“山城烽火”，初步形成靖和浦根据地的雏形。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罗明、王海萍等同志有关闽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后，做出了巩固和发展以龙溪圩、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向南靖、平和、漳浦、云霄、龙溪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的决定。毛泽东派邓子恢和王海萍一起到漳浦指导工作，红三团进驻漳浦期间，在开展标语、文艺宣传的同时，还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配合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分田斗争。在小山城、龙岭等地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更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扩大政治影响，红军直接发了200多支好枪给赤卫队，加强农民的武装力量。洋尾溪村与漳浦交界，附近的漳浦石榴镇的象牙庄、盘龙等村庄也发动群众打土豪、烧田契，进行分田斗争，大大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支持革命的热情。红三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斗争，拔掉了洋尾溪、龙岭、欧寮、白云、程溪等地的反动据点，枪决恶霸地主谢乞食（洋奎人），真是大快人心，激发起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信心。在当时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首童谣：“红根（军）来，白根（军）去，苦桃子（苦日子）不出世（不复返）。”红军给老百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人们对红军也期待与爱戴。
如今，居住在祠堂边的村民早已走出旧屋搬进新房过上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岁月流转，这三条历经岁月洗礼的红色标语，不曾淡去，它们是声声号角，是铮铮誓言，先辈们的抗争与努力换来了我们的和平年代。山高水长，我们永远铭记、珍惜。
老家的旧屋就在这座祠堂的边上，与之相邻的还有一棵老龙眼树，树龄不详，也许与祠堂同时代或更早，若它们有知，老树对祠堂的了解会更深。
祠堂名为时思堂，建于明末时期，土木结构。站在时隔多年的院落，环视四周，它已失去原有气势恢宏，经历过风霜岁月的夯土墙、埕砖、屋瓦、木质梁柱等已破败不堪；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热闹场面当然也不复存在。苍凉、静谧的空间里，一抹红跃入眼眸，明艳动人，那一抹红来自祠堂屋梁上挂着的两盏红灯笼。每到过新年，挂上红红的灯笼，这是后辈对祖辈表达慎终追思的一种方式吧，给暗淡的祠堂增添年的味道、年的色彩。走近祠堂大厅虔诚地鞠上一躬。隐约记得爷爷、奶奶的牌位是供奉在靠右手边角落的那张案桌上，试图寻找看清具体位置终无果。儿时一到祭拜时节，总是跟随父母来这，帮忙端些供品，打打下手，跟着走来走去，举香叩拜，那时更关注供品。
也许，人生的第一场游戏便从这里开始；也许，精神上第一次惶恐来自这里；也许，生命中第一次离别的悲痛之情在这里发生。小时候有宗亲去世，灵柩会在祠堂放几天，亲人在那里守灵。百感交集是我对祠堂的感受，虽有些畏惧，却又可亲、可敬。
住在祖厝祠堂院落的不只我家一戶，还有三四户人家。我家住在祠堂左边，水竹伯家住在右边，我们两家的厨房门相对。水竹伯是种笋能手，一到绿笋出土时节，他都会特意留下几个甘甜且嫩的煮一餐美味的笋丝饭。他家锅盖未掀开，我在家的这头就能闻到那扑鼻的笋香，直咽口水，美滋滋地想着又有笋丝饭可以吃了。除白米饭，水竹伯只要煮别的，都会盛满一碗“特色餐”到我家，有时是锅边糊，有时是咸饭咸粥，味蕾早已遗忘那种味道，但一直记得邻里友爱，水竹伯对我家的照顾。
许多往事，有的容易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不再提起，有的却能长久地记录史册让后辈了解一段历史。比如祖厝祠堂外墙书写着那三条标语，时隔八十余年，谁能想到当时红三军在祠堂大厅开会的场景。听父辈人说，20世纪30年代，红三军就在这里建立活动据点，现遗存下的这三条标语于那时书写。由于年代已久，字迹模糊，有些墙体脱落，隐约可以读出用墨汁书写的标语内容：“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从小就看着这几个大字长大，刚会写字时，我常拿着破瓦片在空白墙面上跟着一笔一画书写。这些标语算是我人生第一个文字老师了。生活在和平年代里，这些标语变成寻常的存在。长大后，我对这些标语有了探究的欲望。
在倥偬岁月的革命时期，这些通俗易懂的标语不失为一个简捷有效的文化宣传手段，对壮大工农红军、创造群众路线、踊跃参加红军队伍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积极作用。1932年红军进漳前，闽南地区老百姓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之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村民不堪负担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因而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然而力量薄弱的村民起来反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需要靠一支对革命理想无比忠诚、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红色武装力量。
1931年，陶铸、邓子恢先后到小山城，组织发动龙岭、小山城、小龙溪及周边乡村农民抗捐抗税，建立农会组织和游击队，燃起了震撼闽南的“山城烽火”，初步形成靖和浦根据地的雏形。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罗明、王海萍等同志有关闽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后，做出了巩固和发展以龙溪圩、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向南靖、平和、漳浦、云霄、龙溪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的决定。毛泽东派邓子恢和王海萍一起到漳浦指导工作，红三团进驻漳浦期间，在开展标语、文艺宣传的同时，还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配合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分田斗争。在小山城、龙岭等地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更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扩大政治影响，红军直接发了200多支好枪给赤卫队，加强农民的武装力量。洋尾溪村与漳浦交界，附近的漳浦石榴镇的象牙庄、盘龙等村庄也发动群众打土豪、烧田契，进行分田斗争，大大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支持革命的热情。红三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斗争，拔掉了洋尾溪、龙岭、欧寮、白云、程溪等地的反动据点，枪决恶霸地主谢乞食（洋奎人），真是大快人心，激发起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信心。在当时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首童谣：“红根（军）来，白根（军）去，苦桃子（苦日子）不出世（不复返）。”红军给老百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人们对红军也期待与爱戴。
如今，居住在祠堂边的村民早已走出旧屋搬进新房过上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岁月流转，这三条历经岁月洗礼的红色标语，不曾淡去，它们是声声号角，是铮铮誓言，先辈们的抗争与努力换来了我们的和平年代。山高水长，我们永远铭记、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