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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傅衣凌、张海鹏等人开始了对徽州商人的研究，因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的典型性成为解剖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样本，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州民间秩序等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步促进了徽学的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徽学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区域文化研究的学问。
近年来，如何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路径、发掘新史料，成为徽学研究的新课题。整理研究徽州家谱是新一轮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编修了大量的家谱，这些家谱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存2000余部。明清徽州家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典型的研究资料。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基层社会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明清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这一点是其它资料及其它研究途径无法替代的，因此徽州家谱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推动徽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支撑。
二
明清徽州家谱不仅记录了徽州社会的实态，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社会之中，通过发挥家谱的功能，担当起基层社会秩序重构重任，这是徽州家谱撰修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这表明徽州是一个高度宗族化、组织化的地方社会，这种组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重构而生的。徽州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家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千丁之族”是由谱系维持的，“千年之冢”是由家谱中的墓图固化的，这说明家谱承担着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重任。通过徽州家谱，可以对徽州社会以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徽州人口流动与分布。宋元以降，徽州人口一直保持着高流动性，有北方人口的迁入，有徽州人口的区域内流动，还有徽州人口的外迁。这种流动始终有序、理性地进行，究其原因，与家谱在其中起着规范、约束和引导作用具有相关性。
2.徽州宗族秩序的构建。宗族化是徽州基层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宗族化也标志着人群的组织化。家谱是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家谱通过谱系的构建，构筑了宗族的历史，同时也实现了宗族在时间维度上的有序化，保证了宗族内部人群尊卑有序；家谱利用统宗谱、支谱等形式，实现了宗族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在考虑血缘关系的前提下，更侧重从空间维度构建了宗族间的秩序。由众多有序的宗族，进而构筑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3.徽州社会分层。社会运行通畅程度与社会分层的合理与认同相关，家谱通过确立“亲亲”、“尊尊”的编写原则与方法，实现了宗族内部的分层；士绅集团利用家谱实现了对乡村绅权的构建，他们一方面利用家谱实现对族内低阶层族众的控制，同时也利用家谱区分不同宗族在社会中的层次，从而保证了士绅集团内部的有序化，也维持了基层社会内不同阶层的秩序。
4.徽州基层社会经济特征。经济的稳定是基层社会秩序建立的保障，徽州家谱利用有关族产规定，利用对祠田、墓产的保护，形成宗族的共同经济基础，保证了宗族内部的经济互助。家谱中关于宗族经济的记载，同时也是不同宗族间地产区分的依据，是不同宗族、不同村落避免纷争的依据。家谱中关于族产的记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重要的稳定作用，是基层社会经济秩序重构的基本依据之一。
5.徽州基层社会教化。良好的社会教化是基层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内容。徽州家谱始终保持着教化功能，对基层社会秩序形成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徽州家谱以朱子家礼为指导思想，保证了教化的权威性与长期性，即使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谱依然起到教化功能。家谱的“隐恶扬善”功能，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行为大加宣扬，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实现了对家族成员的引导，保证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族成员依然保持正确的行为。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则从强制角度加大了对宗族成员的约束，保证了社会教化的长期有效性。
6.徽州商人社会。徽州社会另一重要特征是徽商在人口比重中占大多数，成为名符其实的商人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变化。徽州家谱通过宣扬商业理论，提高了徽州人经商的信心；徽州家谱通过为商人立传，也满足了徽商名垂青史的需求；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联谊工具，为徽商商业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人际环境，这些都显示出徽州家谱对徽商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徽州商人社会的形成。
三
徽州家谱是认识徽州社会的基础史料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具体使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作为“家史”的“求真”与“溢真”特性。
章学诚指出“谱为一家之史”，即明确了家谱具备史学的性质，这一认识在明清徽州家谱编写中得到认同。因是“一家之史”，家谱便以“求真”为其出发点。在徽州家谱中主要体现为：一是徽州家谱中特别重视“谱辨”的撰写。明代徽州学者程敏政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精心作了11篇谱辨，详细辨析了徽州程氏世系源流。这一做法也引发了后世程氏家族对家谱的考证工作，在清代出现了《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和《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对程敏政的考辨工作进行了反思。这类工作在其它家谱中也较普遍，保证了家谱的真实性。二是徽州家谱多以始迁祖为家谱的可知祖先，避免了盲目的冒祖认宗。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说：“由迁祖而溯之，世泽之斩久矣，久则不可为典，于是乎祧之，恩不渎亲，义不凌节，礼之善经也”（《太函集》卷22《太玄吴氏宗谱序》），说明坚持以始迁祖为家谱始祖的合“礼”性。清代徽人章大泽则指出这一行为在徽州的普遍性，他说“吾郡诸望族恒以始居是邦者为太祖，由太祖而上远系难信者不悉详，由太祖而下远条虽数十百世不可紊，此一本之亲切而易明者。”（《柳川绩邑胡氏宗谱·章大泽序》）三是强调支谱编修，对统宗谱编撰采取谨慎态度。如汪道昆编撰《万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时考虑的就是“凡十六族丘墓相系，昭穆相承，谱牒相通，庆吊相及，亲矣近矣。其余非不亲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乱，或拥格，或散殊，旧谱或系而不名，或名不而竟，率仍其旧，罔出入以干宗盟”（《本宗谱序》），因此他所编的族谱也被称“汪氏十六族近族谱”，完全考虑的是可知的近支谱，而不盲目进行统宗谱的编撰。以上这些做法，有效保证了徽州家谱史料的“真实”性。
但作为家谱，徽州家谱也同样有“溢真”的特性。对徽州社会有深刻认识的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指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所指虽是明代家谱的通病，徽州家谱当然也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以《新安名族志》为例，该书记录徽州大姓93个，其中有一半均言出自河南，实际上经过考证，许多姓氏并不能确定清晰的迁徙路径，存在较多的疑问。另徽州家谱还多坚持“谱者史例也，谱为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者，为亲讳也”（《绩溪张氏宗谱·凡例》），这也掩盖了一些社会的真实要素。
因家谱“求真”与“溢真”并存，故在家谱使用中应坚持多种史料参互使用，以使家谱发挥最大史料价值。这一点王世贞说的比较辩证，他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缵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1《皇明名臣琬琰録小序》）此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汪效驷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傅衣凌、张海鹏等人开始了对徽州商人的研究，因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的典型性成为解剖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样本，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州民间秩序等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步促进了徽学的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徽学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区域文化研究的学问。
近年来，如何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路径、发掘新史料，成为徽学研究的新课题。整理研究徽州家谱是新一轮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编修了大量的家谱，这些家谱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存2000余部。明清徽州家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典型的研究资料。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基层社会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明清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这一点是其它资料及其它研究途径无法替代的，因此徽州家谱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推动徽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支撑。
二
明清徽州家谱不仅记录了徽州社会的实态，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社会之中，通过发挥家谱的功能，担当起基层社会秩序重构重任，这是徽州家谱撰修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这表明徽州是一个高度宗族化、组织化的地方社会，这种组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重构而生的。徽州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家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千丁之族”是由谱系维持的，“千年之冢”是由家谱中的墓图固化的，这说明家谱承担着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重任。通过徽州家谱，可以对徽州社会以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徽州人口流动与分布。宋元以降，徽州人口一直保持着高流动性，有北方人口的迁入，有徽州人口的区域内流动，还有徽州人口的外迁。这种流动始终有序、理性地进行，究其原因，与家谱在其中起着规范、约束和引导作用具有相关性。
2.徽州宗族秩序的构建。宗族化是徽州基层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宗族化也标志着人群的组织化。家谱是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家谱通过谱系的构建，构筑了宗族的历史，同时也实现了宗族在时间维度上的有序化，保证了宗族内部人群尊卑有序；家谱利用统宗谱、支谱等形式，实现了宗族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在考虑血缘关系的前提下，更侧重从空间维度构建了宗族间的秩序。由众多有序的宗族，进而构筑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3.徽州社会分层。社会运行通畅程度与社会分层的合理与认同相关，家谱通过确立“亲亲”、“尊尊”的编写原则与方法，实现了宗族内部的分层；士绅集团利用家谱实现了对乡村绅权的构建，他们一方面利用家谱实现对族内低阶层族众的控制，同时也利用家谱区分不同宗族在社会中的层次，从而保证了士绅集团内部的有序化，也维持了基层社会内不同阶层的秩序。
4.徽州基层社会经济特征。经济的稳定是基层社会秩序建立的保障，徽州家谱利用有关族产规定，利用对祠田、墓产的保护，形成宗族的共同经济基础，保证了宗族内部的经济互助。家谱中关于宗族经济的记载，同时也是不同宗族间地产区分的依据，是不同宗族、不同村落避免纷争的依据。家谱中关于族产的记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重要的稳定作用，是基层社会经济秩序重构的基本依据之一。
5.徽州基层社会教化。良好的社会教化是基层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内容。徽州家谱始终保持着教化功能，对基层社会秩序形成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徽州家谱以朱子家礼为指导思想，保证了教化的权威性与长期性，即使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谱依然起到教化功能。家谱的“隐恶扬善”功能，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行为大加宣扬，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实现了对家族成员的引导，保证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族成员依然保持正确的行为。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则从强制角度加大了对宗族成员的约束，保证了社会教化的长期有效性。
6.徽州商人社会。徽州社会另一重要特征是徽商在人口比重中占大多数，成为名符其实的商人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变化。徽州家谱通过宣扬商业理论，提高了徽州人经商的信心；徽州家谱通过为商人立传，也满足了徽商名垂青史的需求；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联谊工具，为徽商商业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人际环境，这些都显示出徽州家谱对徽商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徽州商人社会的形成。
三
徽州家谱是认识徽州社会的基础史料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具体使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作为“家史”的“求真”与“溢真”特性。
章学诚指出“谱为一家之史”，即明确了家谱具备史学的性质，这一认识在明清徽州家谱编写中得到认同。因是“一家之史”，家谱便以“求真”为其出发点。在徽州家谱中主要体现为：一是徽州家谱中特别重视“谱辨”的撰写。明代徽州学者程敏政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精心作了11篇谱辨，详细辨析了徽州程氏世系源流。这一做法也引发了后世程氏家族对家谱的考证工作，在清代出现了《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和《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对程敏政的考辨工作进行了反思。这类工作在其它家谱中也较普遍，保证了家谱的真实性。二是徽州家谱多以始迁祖为家谱的可知祖先，避免了盲目的冒祖认宗。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说：“由迁祖而溯之，世泽之斩久矣，久则不可为典，于是乎祧之，恩不渎亲，义不凌节，礼之善经也”（《太函集》卷22《太玄吴氏宗谱序》），说明坚持以始迁祖为家谱始祖的合“礼”性。清代徽人章大泽则指出这一行为在徽州的普遍性，他说“吾郡诸望族恒以始居是邦者为太祖，由太祖而上远系难信者不悉详，由太祖而下远条虽数十百世不可紊，此一本之亲切而易明者。”（《柳川绩邑胡氏宗谱·章大泽序》）三是强调支谱编修，对统宗谱编撰采取谨慎态度。如汪道昆编撰《万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时考虑的就是“凡十六族丘墓相系，昭穆相承，谱牒相通，庆吊相及，亲矣近矣。其余非不亲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乱，或拥格，或散殊，旧谱或系而不名，或名不而竟，率仍其旧，罔出入以干宗盟”（《本宗谱序》），因此他所编的族谱也被称“汪氏十六族近族谱”，完全考虑的是可知的近支谱，而不盲目进行统宗谱的编撰。以上这些做法，有效保证了徽州家谱史料的“真实”性。
但作为家谱，徽州家谱也同样有“溢真”的特性。对徽州社会有深刻认识的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指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所指虽是明代家谱的通病，徽州家谱当然也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以《新安名族志》为例，该书记录徽州大姓93个，其中有一半均言出自河南，实际上经过考证，许多姓氏并不能确定清晰的迁徙路径，存在较多的疑问。另徽州家谱还多坚持“谱者史例也，谱为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者，为亲讳也”（《绩溪张氏宗谱·凡例》），这也掩盖了一些社会的真实要素。
因家谱“求真”与“溢真”并存，故在家谱使用中应坚持多种史料参互使用，以使家谱发挥最大史料价值。这一点王世贞说的比较辩证，他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缵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1《皇明名臣琬琰録小序》）此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