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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方位词是用以表达空间概念与关系的词类，空间概念的掌握是幼儿认知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幼儿汉语方位词的习得、理解与表达，有助于探知幼儿的空间概念及其相关语言能力的发展规律。本文在对有关汉语方位词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幼儿汉语方位词习得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目前有关这一研究的困惑，讨论了幼儿汉语方位词习得研究的方向问题。
【关键词】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7/08-0061-05
一、汉语方位词的语言学研究及进展
1.汉语方位词的定义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用来表达空间概念的语法范畴被称为“方所”，包括方位和处所两大概念。方所的语言表达有一定的形式标志，其基本结构是“X 标”，如“天空上”“房子里”“拐角处”，其中“天空”“房子”“拐角”为X，而“上”“里”“处”为标，即方所标记。方所标是方所标记的语言形式，具有黏附性质（黏附于X之后构成不同意义的方所结构），分为方位标（如“上”“下”“左”“右”等）和命名标（如“寺”“街”“省”等）两大类。其中的方位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位词。方位词按音节可划分为单音方位词和双音方位词。单音方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内、中、东、西、南、北、间等，需要黏附在其他名词之后表示方位或位置。双音方位词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字类，如以上、以下、以前、以后等，可独立使用，其语义除了表达空间范畴，也能表达时间概念；另一类是“之”字类，如之上、之下、之前、之后。〔1〕本文不将方位词的时间义项纳入研究范围。
2.汉语方位词的分类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中从语义和功能的角度将方位词划分为名词的一个特殊小类；〔2〕而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均将方位词单独列为一类，且两位大家对于该分类的标准均未作出解释。〔3〕《现代汉语词典》对“方位词”的定义也是“名词的附类”。〔4〕
研究幼儿空间概念的表达，探究幼儿对空间方位的理解和辨认，可从作为名词小类的方位词着手。应当注意的是，仅从词类划分来说，英语方位词大多属于介词，例如on/under/over，相较于作为名词附类的汉语方位词来说，无论语言表达的形式结构还是语法功能都大相径庭，因此儿童汉语方位词的习得与英语方位词的习得截然不同。
3.汉语方位词的特点
储泽祥在《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中指出，方位标（方位词）是非定域处所的形式标志，其所构成的处所词语具有非专名性，且具有三个特点：语法组合临时性（同一方位标可与多个词组合且一般不增加词汇量）、泛指性（体现为多义性）、非人工性（一般不能做行为动词的结果宾语），详细分析如下。〔5〕
（1）语法特点：组合临时性，即同一个方位词可以与不同的X組合使用，而且一般不增加词汇量。例如“上”字，既可以黏附在“树”后，也可以黏附在“桌面”或“头”后，形成“树上”“桌面上”“头上”三个不同空间语义的表达。据此，我们对以往所建立的幼儿普通话语料库中的方位词进行了检索，发现北京幼儿在早期方位词表达中已经出现不同组合的表达形式，如“床上”“路上”“家里”“帽子里”等。由此可见，方位词的组合临时性使得幼儿在使用相关方位词时能够依靠此灵活性产出更多的表达形式。应当注意的是，相关的语法组合反映或引导了幼儿对同一事物或同一对事物关系的不同认知，如“在树上”这个表达在英文中为“in the tree”。这表明：在汉语儿童的初始认知中此表达更强调一棵树的上下直线空间关系，而在英语儿童的初始认知中则偏向于描述一棵树的立体三维空间关系。因此，英、汉语系儿童在使用同一种方位词的时候，所反映的概念掌握情况有可能是不同的，这值得儿童语言学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2）语义特点：泛指性及虚灵性。方位词的泛指性体现为多义性及虚灵性。其中多义性表现在同一语言结构中可能出现多个不同的义项，如储泽祥指出“名词 上”有四个义项：①指物体的顶部或者表面，如“山上”“脸上”；②指范围，如“书上”；③指方面，如“思想上”“口头上”；④用在表示年龄的词语后表示时间。这样同型多义的特点使得幼儿在理解和掌握方位词时会出现不同的语误现象，这些语误现象或可揭示幼儿在相关概念发展上的阶段差异。另外，方位词的虚灵性有三种表现：一是一般没有数量之分；二是不可定域（即不能加“满”或“全”定域）；三是可以虚化或引申，虚化的如“手头上”“幕后”等常常不表示实在的方所，引申的如“政治上”表示方面，“城市人口中”表示范围等。在我们以往所建的北京幼儿普通话语料库中暂时没有发现方位词虚化或引申的表达，可见幼儿对方位词的使用并无出现虚化或引申表达的现象，或者说并没有掌握这样的表达能力。
（3）语用特点：非人工性。该特点强调方位词是非实体的，在语用过程中一般不能作为行为动词的结果宾语。其语义用来表示实物的内外部形态或广延形态，是非人工性的。幼儿认识事物的过程通常是先从自身出发再到外部世界的，所以方位词的非人工性使得幼儿在使用方位词进行表达时会遇到一些阶段性难题，从而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语误现象。所以，研究幼儿方位词使用的语误现象，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其空间概念掌握和语言发展的奥秘。
二、幼儿汉语方位词习得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进展
1.有关汉语方位词的早期习得研究
国内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幼儿的空间概念发展的不多，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方位词的习得上，而对幼儿方位词的理解和产出研究又集中在对方位词习得顺序的探讨上。关于特定方位词习得顺序的问题，则聚焦于空间智慧发展、方位词语义理解难度、非语言策略、方位词的句法功能、语言输入频度等方面的讨论。
李尤在《英汉儿童空间方位词习得对比研究》中，以两名汉语儿童和两名英语儿童为研究对象，用意象图式对方位词进行概念分类，并对这四名儿童的方位词产出始现时间和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上”类和“里”类是汉语儿童最早习得的方位词，且出现频率最高，而英语儿童也较早习得on/up/over，in/inside，且on和in的使用频率最高；“左、右”类方位词的习得最晚，汉语幼儿到4岁零10个月时能分清自己的左右手，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左、右的空间意义，而英语幼儿则完全没有习得left和right。该研究还发现，幼儿方位词习得顺序及使用频率与其认知水平发展、语言输入、语言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6〕 孔令达和王祥荣在《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考察了汉语幼儿方位词的使用情况，并从空间智慧发展、方位词语义理解难度、非语言策略、方位词的句法功能、语言输入频度等五个方面解释了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序列产生的原因。〔7〕
熊丽双在《普通话早期儿童方位词习得个案研究》中，对一名幼儿习得方位词的情况进行了从1岁到5岁的个案追踪研究，同样是采用记录方位词始现时间的方法来统计各个方位词的习得顺序，并从语义、语法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探讨和解释该儿童方位词习得的规律。结果发现，语义难度、句法难度和认知难度与幼儿习得方位词的难度成正比，非语言策略和语言输入频率也会影响幼儿方位词的习得。〔8〕
此外，贾红霞在《普通话儿童方位词发展的个案研究》中还提到，不同民族语言中对空间关系的认识和空间概念的分类不同是造成不同民族语言儿童特定方位词习得顺序有所差别的原因。这表明幼儿空间方位词的习得还受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影响。〔9〕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皮亚杰空间概念关系理论，划分出了与不同发展阶段空间概念相对应的方位词，并从始现时间和产词频次两方面验证方位词习得顺序与皮亚杰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是否一致，得出的往往是两相符合的结果。但这与汉语空间方位词的实际语用情况相差甚远，因此，现有研究模式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幼儿空间方位词理解与表达的真实情况。
2.幼儿方位词习得与空间概念发展关系的研究
除上述有关方位词习得顺序的研究以外，目前国内对方位词的研究还有一个热点，即将方位词与幼儿认知发展相联系，从心理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幼儿的方位词习得问题。
Piaget和Inhelder（1956）将空间关系分为三种：拓扑（topological）空间概念（指空间上的附着、支撑和包含关系，相关方位词如on、off、in、inside）、投射（projective）空间概念（指空间中某物与其投射于平面上的影子所构成的空间范围，相关方位词如over、above、under、below、behind、in front of等）和欧几里得（euclidean）空间概念（指理解某物位置发生改变时其实际量度不变的知觉能力，相关方位词如across、through、between等）。〔10〕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外有关空间方位词（spatial locatives）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间方位词的习得顺序上，从而确定幼儿方位词习得所处的概念发展阶段。如Windmiller（1976）采用测试法，对幼儿的拓扑词、投射词和欧几里得词的理解和产出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幼儿空间概念发展阶段决定其空间词汇习得水平的结论。〔11〕
汉语幼儿空间方位词研究同样沿袭了皮亚杰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根据拓扑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对幼儿空间方位的心理表征或意象图式进行了研究。如王祥荣在《儿童语言中的“上”“下”类方位词》中，从垂直方位的心理表征能力的角度对儿童掌握“上”“下”类方位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从句法和语义的角度描述了其发展过程，进而讨论了儿童“上”“下”类方位词习得的机制和特点。〔12〕又如彭小红和李尤的《从意象图式看儿童早期方位词的习得》，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两名1～3岁汉语儿童的方位词习得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早期方位词的习得过程，得出了相关研究结果：幼儿方位词的习得遵循一定顺序，“上”类及“里”类方位词的习得要早于“下”类及“外”类方位词，且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方位词。他们认为，幼儿方位词的习得受其早期认知能力、方位词的语义理解难度、语言输入频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3〕
上述研究均强调空间概念发展与漢语方位词习得之间的关系。另外，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除了如上述研究那样从概念发展角度研究汉语空间方位词的习得以外，也有从方位词如何表达空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如，刘宁生在《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一文中，从探讨语言如何表达物体空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讨论汉语社会看待空间的特定方式，并联系认知过程说明汉语方位词表达特定意义的原因。该文将方位词按其参照系的不同划分为四类：（1）描述互为参照系的双方的位置关系的方位词，且侧重表达物体的相对位置和双方距离，如“附近”“旁边”“周围”“中间”“两旁”等；（2）以地球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东”“南”“西”“北”“上”“下”等；（3）以宇宙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里”“外”；（4）以人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前”“后”“左”“右”等。然而，在当前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的相关研究中尚未有人采用此参照系的划分方式来研究儿童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14〕
从空间概念发展或认知发展角度入手来研究方位词的习得，或尝试从方位词的表达来探讨儿童的空间概念发展，都是对儿童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探索。研究者们得出一些跨语言的结论，却忽略了语言的特殊性和不同语言系统对空间方位表达的差异性。例如，汉语方位词无论从语义或语法特定性上来说，均与英语方位词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简单套用英语理论对现代汉语方位词进行研究，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三、问题与困惑
综上所述，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若能结合儿童空间概念发展阶段性进行探讨，有利于通过儿童语言这一可视化的现象来探知其内在的空间概念和认知发展。然而，由于现有研究对汉语方位词的语言特定性考虑得不够充分，因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难免会漏掉很多细节，这些都是当前汉语方位词的早期习得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突破。
首先，从语言的功能或用法方面来说，多数研究忽略同一方位词所表达的不同义项，仅将同一字形的方位词分为一类进行考察，数据的“噪点”较高，容易忽视不同义项能反映不同概念发展水平的事实。如“上”类，在汉语表达中，“桌上”和“树上”及“天上”的义项均有所差异，所表达的空间关系概念也是不同的，但现有研究并未对此作出区分，而是笼统论述，划为一类来研究了。 其次，从语言的形态结构和语法来看，现有的汉语方位词研究对方位词的词类组合研究较少，没有详细区分每一词类的组合及其意义与功能，因此漏掉了很多儿童可能出现的方位词表达类型的机会。朱德熙指出，单音方位词具有黏着性，需要附着在其他词后才能产生意义，所以对不同方位词的语法组合进行探讨也势在必行，以期了解儿童对方位词掌握的情况。〔15〕
再次，汉语方位词的三个语言特定性，使其与所对应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与英语有所不同。而要走出空间概念发展阶段与方位词习得次序两相符合的困境，就应另辟蹊径，改从语义入手、以描述空间关系的参照系为依据来划分不同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的方位词，以探知以理解语义为基础的相应空间概念发展框架下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的情况。
最后，由于现有研究多数为个案研究，因此所反映的语言习得普遍性受到限制。最关键的突破，应是建立大样本幼儿汉语语料库，在日常真实生活的语言环境下，研究幼儿空间方位的表达和空间概念的掌握。语料库（corpus）是被科学组织起来的一套自然语言材料，心理语言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这些未经加工的材料进行研究，以得出实证结论。建立大规模的语料库，为科学地进行语言研究提供了基础，这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需要的。因此，自2010年以来，我们利用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的专项研究经费，尝试建立了幼儿普通话北京语料库、幼儿广东话香港语料库和新加坡语料库。我们将对这些语料库中的空间方位词使用情况进行心理语言学分析，以探讨幼儿方位词习得的规律。
参考文献：
〔1〕〔5〕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吕叔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李尤.英汉儿童空间方位词习得对比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2.
〔7〕孔令达，王祥荣.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J〕.中国语文，2002，（2）：111-117.
〔8〕熊麗双.普通话早期儿童方位词习得个案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
〔9〕贾红霞. 普通话儿童方位词发展的个案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0，（4）：514-525.
〔10〕PIAGET J， INHELDER B. The child’s concept of space 〔M〕.London：Routledge
【关键词】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7/08-0061-05
一、汉语方位词的语言学研究及进展
1.汉语方位词的定义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用来表达空间概念的语法范畴被称为“方所”，包括方位和处所两大概念。方所的语言表达有一定的形式标志，其基本结构是“X 标”，如“天空上”“房子里”“拐角处”，其中“天空”“房子”“拐角”为X，而“上”“里”“处”为标，即方所标记。方所标是方所标记的语言形式，具有黏附性质（黏附于X之后构成不同意义的方所结构），分为方位标（如“上”“下”“左”“右”等）和命名标（如“寺”“街”“省”等）两大类。其中的方位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位词。方位词按音节可划分为单音方位词和双音方位词。单音方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内、中、东、西、南、北、间等，需要黏附在其他名词之后表示方位或位置。双音方位词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字类，如以上、以下、以前、以后等，可独立使用，其语义除了表达空间范畴，也能表达时间概念；另一类是“之”字类，如之上、之下、之前、之后。〔1〕本文不将方位词的时间义项纳入研究范围。
2.汉语方位词的分类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中从语义和功能的角度将方位词划分为名词的一个特殊小类；〔2〕而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均将方位词单独列为一类，且两位大家对于该分类的标准均未作出解释。〔3〕《现代汉语词典》对“方位词”的定义也是“名词的附类”。〔4〕
研究幼儿空间概念的表达，探究幼儿对空间方位的理解和辨认，可从作为名词小类的方位词着手。应当注意的是，仅从词类划分来说，英语方位词大多属于介词，例如on/under/over，相较于作为名词附类的汉语方位词来说，无论语言表达的形式结构还是语法功能都大相径庭，因此儿童汉语方位词的习得与英语方位词的习得截然不同。
3.汉语方位词的特点
储泽祥在《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中指出，方位标（方位词）是非定域处所的形式标志，其所构成的处所词语具有非专名性，且具有三个特点：语法组合临时性（同一方位标可与多个词组合且一般不增加词汇量）、泛指性（体现为多义性）、非人工性（一般不能做行为动词的结果宾语），详细分析如下。〔5〕
（1）语法特点：组合临时性，即同一个方位词可以与不同的X組合使用，而且一般不增加词汇量。例如“上”字，既可以黏附在“树”后，也可以黏附在“桌面”或“头”后，形成“树上”“桌面上”“头上”三个不同空间语义的表达。据此，我们对以往所建立的幼儿普通话语料库中的方位词进行了检索，发现北京幼儿在早期方位词表达中已经出现不同组合的表达形式，如“床上”“路上”“家里”“帽子里”等。由此可见，方位词的组合临时性使得幼儿在使用相关方位词时能够依靠此灵活性产出更多的表达形式。应当注意的是，相关的语法组合反映或引导了幼儿对同一事物或同一对事物关系的不同认知，如“在树上”这个表达在英文中为“in the tree”。这表明：在汉语儿童的初始认知中此表达更强调一棵树的上下直线空间关系，而在英语儿童的初始认知中则偏向于描述一棵树的立体三维空间关系。因此，英、汉语系儿童在使用同一种方位词的时候，所反映的概念掌握情况有可能是不同的，这值得儿童语言学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2）语义特点：泛指性及虚灵性。方位词的泛指性体现为多义性及虚灵性。其中多义性表现在同一语言结构中可能出现多个不同的义项，如储泽祥指出“名词 上”有四个义项：①指物体的顶部或者表面，如“山上”“脸上”；②指范围，如“书上”；③指方面，如“思想上”“口头上”；④用在表示年龄的词语后表示时间。这样同型多义的特点使得幼儿在理解和掌握方位词时会出现不同的语误现象，这些语误现象或可揭示幼儿在相关概念发展上的阶段差异。另外，方位词的虚灵性有三种表现：一是一般没有数量之分；二是不可定域（即不能加“满”或“全”定域）；三是可以虚化或引申，虚化的如“手头上”“幕后”等常常不表示实在的方所，引申的如“政治上”表示方面，“城市人口中”表示范围等。在我们以往所建的北京幼儿普通话语料库中暂时没有发现方位词虚化或引申的表达，可见幼儿对方位词的使用并无出现虚化或引申表达的现象，或者说并没有掌握这样的表达能力。
（3）语用特点：非人工性。该特点强调方位词是非实体的，在语用过程中一般不能作为行为动词的结果宾语。其语义用来表示实物的内外部形态或广延形态，是非人工性的。幼儿认识事物的过程通常是先从自身出发再到外部世界的，所以方位词的非人工性使得幼儿在使用方位词进行表达时会遇到一些阶段性难题，从而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语误现象。所以，研究幼儿方位词使用的语误现象，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其空间概念掌握和语言发展的奥秘。
二、幼儿汉语方位词习得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进展
1.有关汉语方位词的早期习得研究
国内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幼儿的空间概念发展的不多，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方位词的习得上，而对幼儿方位词的理解和产出研究又集中在对方位词习得顺序的探讨上。关于特定方位词习得顺序的问题，则聚焦于空间智慧发展、方位词语义理解难度、非语言策略、方位词的句法功能、语言输入频度等方面的讨论。
李尤在《英汉儿童空间方位词习得对比研究》中，以两名汉语儿童和两名英语儿童为研究对象，用意象图式对方位词进行概念分类，并对这四名儿童的方位词产出始现时间和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上”类和“里”类是汉语儿童最早习得的方位词，且出现频率最高，而英语儿童也较早习得on/up/over，in/inside，且on和in的使用频率最高；“左、右”类方位词的习得最晚，汉语幼儿到4岁零10个月时能分清自己的左右手，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左、右的空间意义，而英语幼儿则完全没有习得left和right。该研究还发现，幼儿方位词习得顺序及使用频率与其认知水平发展、语言输入、语言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6〕 孔令达和王祥荣在《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考察了汉语幼儿方位词的使用情况，并从空间智慧发展、方位词语义理解难度、非语言策略、方位词的句法功能、语言输入频度等五个方面解释了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序列产生的原因。〔7〕
熊丽双在《普通话早期儿童方位词习得个案研究》中，对一名幼儿习得方位词的情况进行了从1岁到5岁的个案追踪研究，同样是采用记录方位词始现时间的方法来统计各个方位词的习得顺序，并从语义、语法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探讨和解释该儿童方位词习得的规律。结果发现，语义难度、句法难度和认知难度与幼儿习得方位词的难度成正比，非语言策略和语言输入频率也会影响幼儿方位词的习得。〔8〕
此外，贾红霞在《普通话儿童方位词发展的个案研究》中还提到，不同民族语言中对空间关系的认识和空间概念的分类不同是造成不同民族语言儿童特定方位词习得顺序有所差别的原因。这表明幼儿空间方位词的习得还受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影响。〔9〕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皮亚杰空间概念关系理论，划分出了与不同发展阶段空间概念相对应的方位词，并从始现时间和产词频次两方面验证方位词习得顺序与皮亚杰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是否一致，得出的往往是两相符合的结果。但这与汉语空间方位词的实际语用情况相差甚远，因此，现有研究模式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幼儿空间方位词理解与表达的真实情况。
2.幼儿方位词习得与空间概念发展关系的研究
除上述有关方位词习得顺序的研究以外，目前国内对方位词的研究还有一个热点，即将方位词与幼儿认知发展相联系，从心理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幼儿的方位词习得问题。
Piaget和Inhelder（1956）将空间关系分为三种：拓扑（topological）空间概念（指空间上的附着、支撑和包含关系，相关方位词如on、off、in、inside）、投射（projective）空间概念（指空间中某物与其投射于平面上的影子所构成的空间范围，相关方位词如over、above、under、below、behind、in front of等）和欧几里得（euclidean）空间概念（指理解某物位置发生改变时其实际量度不变的知觉能力，相关方位词如across、through、between等）。〔10〕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外有关空间方位词（spatial locatives）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间方位词的习得顺序上，从而确定幼儿方位词习得所处的概念发展阶段。如Windmiller（1976）采用测试法，对幼儿的拓扑词、投射词和欧几里得词的理解和产出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幼儿空间概念发展阶段决定其空间词汇习得水平的结论。〔11〕
汉语幼儿空间方位词研究同样沿袭了皮亚杰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根据拓扑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理论，对幼儿空间方位的心理表征或意象图式进行了研究。如王祥荣在《儿童语言中的“上”“下”类方位词》中，从垂直方位的心理表征能力的角度对儿童掌握“上”“下”类方位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从句法和语义的角度描述了其发展过程，进而讨论了儿童“上”“下”类方位词习得的机制和特点。〔12〕又如彭小红和李尤的《从意象图式看儿童早期方位词的习得》，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两名1～3岁汉语儿童的方位词习得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早期方位词的习得过程，得出了相关研究结果：幼儿方位词的习得遵循一定顺序，“上”类及“里”类方位词的习得要早于“下”类及“外”类方位词，且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方位词。他们认为，幼儿方位词的习得受其早期认知能力、方位词的语义理解难度、语言输入频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3〕
上述研究均强调空间概念发展与漢语方位词习得之间的关系。另外，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除了如上述研究那样从概念发展角度研究汉语空间方位词的习得以外，也有从方位词如何表达空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如，刘宁生在《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一文中，从探讨语言如何表达物体空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讨论汉语社会看待空间的特定方式，并联系认知过程说明汉语方位词表达特定意义的原因。该文将方位词按其参照系的不同划分为四类：（1）描述互为参照系的双方的位置关系的方位词，且侧重表达物体的相对位置和双方距离，如“附近”“旁边”“周围”“中间”“两旁”等；（2）以地球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东”“南”“西”“北”“上”“下”等；（3）以宇宙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里”“外”；（4）以人为参照系的方位词，如“前”“后”“左”“右”等。然而，在当前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的相关研究中尚未有人采用此参照系的划分方式来研究儿童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14〕
从空间概念发展或认知发展角度入手来研究方位词的习得，或尝试从方位词的表达来探讨儿童的空间概念发展，都是对儿童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探索。研究者们得出一些跨语言的结论，却忽略了语言的特殊性和不同语言系统对空间方位表达的差异性。例如，汉语方位词无论从语义或语法特定性上来说，均与英语方位词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简单套用英语理论对现代汉语方位词进行研究，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三、问题与困惑
综上所述，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若能结合儿童空间概念发展阶段性进行探讨，有利于通过儿童语言这一可视化的现象来探知其内在的空间概念和认知发展。然而，由于现有研究对汉语方位词的语言特定性考虑得不够充分，因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难免会漏掉很多细节，这些都是当前汉语方位词的早期习得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幼儿方位词习得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突破。
首先，从语言的功能或用法方面来说，多数研究忽略同一方位词所表达的不同义项，仅将同一字形的方位词分为一类进行考察，数据的“噪点”较高，容易忽视不同义项能反映不同概念发展水平的事实。如“上”类，在汉语表达中，“桌上”和“树上”及“天上”的义项均有所差异，所表达的空间关系概念也是不同的，但现有研究并未对此作出区分，而是笼统论述，划为一类来研究了。 其次，从语言的形态结构和语法来看，现有的汉语方位词研究对方位词的词类组合研究较少，没有详细区分每一词类的组合及其意义与功能，因此漏掉了很多儿童可能出现的方位词表达类型的机会。朱德熙指出，单音方位词具有黏着性，需要附着在其他词后才能产生意义，所以对不同方位词的语法组合进行探讨也势在必行，以期了解儿童对方位词掌握的情况。〔15〕
再次，汉语方位词的三个语言特定性，使其与所对应的空间概念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与英语有所不同。而要走出空间概念发展阶段与方位词习得次序两相符合的困境，就应另辟蹊径，改从语义入手、以描述空间关系的参照系为依据来划分不同空间概念发展阶段的方位词，以探知以理解语义为基础的相应空间概念发展框架下汉语儿童方位词习得的情况。
最后，由于现有研究多数为个案研究，因此所反映的语言习得普遍性受到限制。最关键的突破，应是建立大样本幼儿汉语语料库，在日常真实生活的语言环境下，研究幼儿空间方位的表达和空间概念的掌握。语料库（corpus）是被科学组织起来的一套自然语言材料，心理语言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这些未经加工的材料进行研究，以得出实证结论。建立大规模的语料库，为科学地进行语言研究提供了基础，这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需要的。因此，自2010年以来，我们利用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的专项研究经费，尝试建立了幼儿普通话北京语料库、幼儿广东话香港语料库和新加坡语料库。我们将对这些语料库中的空间方位词使用情况进行心理语言学分析，以探讨幼儿方位词习得的规律。
参考文献：
〔1〕〔5〕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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