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中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曾经在春节前漫游过乡村，男人宰杀年猪、糊春联，女人在厨房里炸年糕，许多人已经穿着新衣服走村串寨了。炮仗声时断时续，等待着更猛烈的爆发。一辆拖拉机在村口停下，又一群在外地做工的青年男女回到老家。他们跳下来，拎着大包小包，在故乡的泥巴地上使劲地跺几脚，各自回家。远远地有人在喊着谁的小名，儿童撒着欢跑过来了，一村的狗都猛烈地叫唤起来。河流上传来坚冰碎裂的声音，乌鸦和喜鹊精神抖擞地站在就要发芽的枝头，大地明媚，走向明朗……
　　大地微微暖气吹，春和景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于是父亲开始构思春联置办年货，母亲准备着新衣裳和压岁钱，祖母盼着孙子回家，游子们开始盘算路费了……
　　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每年春节都要创作一副春联，我还记得他坐在桌前反复修改对联草稿的样子。我父亲是个才子，风华正茂，好自我表现，总要自己创作春联，亲自书写。他在故乡多年研习书法，字写得很好。如果他的春联得到节日前来串门的亲戚朋友的夸奖，我们一家就很得意。
　　我记得每年春节前要做的大事就是搞卫生，那可不是随便抹抹洗洗，不仅家中所有的被单要全部洗过，并且还要粉刷墙壁揩擦门窗，给窗户换棉纸。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窗子是雕着梅花蝙蝠的格子窗，没有玻璃。这些事利用业余时间得干上一个星期。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洗衣物就是用木制的洗衣板，母亲是洗衣服的主将，她坐在堆满衣物的大铝盆前面，双手搓得通红，空气中弥漫着肥皂的气味。大院里红红绿绿地晾着，就像舞台的幕，我们在被单之间钻来钻去地闹着。刷墙每家都要搞，都要用石灰浆把墙刷上一遍。那时候做饭烧煤炭，一年下来，墙壁总是黄而发暗。公家支持刷墙，被算做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公家用砖头在大院里砌一个石灰池，派来工人，工人穿着黑色的水靴，把水往石灰堆上一倒，石灰就嘶嘶地冒起烟来，那场面就像化学试验。等石灰熟透，各家就一桶桶提回家，移开家具，用竹杆绑个刷子往墙上刷。这是非常痛苦的工作，皮肤会被石灰咬得红肿，还弄得满身都是白浆。刷一遍是不行的，得刷三遍，墙才会白起来。
　　房间一间间明亮雪白、焕然一新的时候，全家人心里都跟着亮堂了。这个工作使我对焕然一新、永不生锈的未来非常期待。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不用在春节前痛苦地刷墙的社会，现在的建筑材料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自己刷墙已经成为传说了。卫生打扫完毕，家里散发着衣物和石灰的新鲜气味。墙壁亮堂堂，就开始准备年饭。年饭很容易准备，那时候没有多少吃的。节日就是四大菜：红烧肉、宫保肉丁、香酥肉、回锅肉。这些菜需要许多配料，自己家里大多没有，很难做，都是公共食堂提供的，年夜饭也就省事了许多。但除夕的黄昏家里也还是洋溢着食物的香气，我们兄妹三人不时到厨房那里晃悠，瞅着母亲没看见，就偷一块什么吞下去，笑着跑掉。到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自然会在枕头下发现压岁钱，很少，也就够买两串炮仗，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大人的单位也搞点联欢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参加，猜谜语、打篮球、大合唱什么的。鼓励竞争，赢的人就有奖品，这种活动令孩子内心产生欲望，拼命想得到更多的奖票。我记得那时候昆明春节最大的联欢活动是省政府举办的，一张票可以进去一家人，当然都是干部。那里面活动的奖品有些是苏联进口的。我父亲在省政府工作，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一到春节都渴望能跟着我家的那张票混进去，但经常被发现，不知道那些守门的军人怎么看得出来，也许他们的穿着和神情与那些喜气洋洋大摇大摆往里走的干部家属太悬殊。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哥被挡在铁栅栏门外面，两手抓着栏杆，绝望地望着我，我给他的安慰是保证把我得到的奖品给他一半。那时候没有电视，春节就是搞卫生、吃年饭、联欢。除此就没什么事了，大街上红旗招展，贴着标语。
　　幸运的是那时候放炮仗还不禁止，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炮仗，一个一个地放，可不敢一串一串地放。从第一个放到最后一个，也可以放三四天。到第六天还有人放响一个，他就是英雄了。最后一个炮仗响过，春节就结束了。
　　（选自《读者》）
　　[赏析]
　　著名诗人于坚的《春至兮归我故乡》，表现的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文章如叙家常般娓娓道来，从故乡新年的贴春联、搞卫生、联欢、放炮仗等多个方面，反映出家乡的习俗以及“我”在家乡过年的乐趣。叙述的事件看似普通，但在年前的特定时间里，对于久别故乡的人们来说，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全文叙事真实，感情真挚，且深切表现出了作家的社会历史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