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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摇滚教父”到台北文化局长，从小众文化到主流政府，从引领叛逆歌手、搞怪影剧人才到领导一群被认为保守、规矩的公务员，倪重华的跨界之大，在近60年的生命逻辑中却能找到答案：他一路走来做的事都比较另类，总能把另类变主流。
上任82天，人称“倪桑”的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倪重华马不停蹄，各处奔走。
“才两个月，感觉已经做了半年了。”59岁的他，在“公民咖啡馆”活动现场如此感叹。在台北市长柯文哲“百日维新”的誓言下，台北市府各局处无不跟着他“嗡嗡嗡”的节奏一起动起来：批财团、解争议、行新政，两个月间，新闻频率高到令人有时间错觉。
顶着一头银发，身穿英式西装和苏格兰绒裤的倪重华，提着化妆品附赠的小帆布包，这非主流官员的装扮，一进来便被称赞：“局长，你好有型，穿得像个机师。”倪重华笑了笑，幽默地拿一直被诟病的市长穿着开起了玩笑： “台北市若要走向设计之都，可能要先从改变市长的服装开始。”
一直走在流行文化尖端的倪重华，在台湾有“摇滚教父”之称，红遍两岸的音乐人林强、伍佰、张震岳都出自他之手，如今在大陆闯出一片天的导演陈国富、苏照彬也因他而被拉拔出头，北京知名摇滚歌手崔健等人亦是他引进台湾。
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摇滚教父”却在去年年末走入政坛，从引领叛逆歌手、搞怪影剧人才，到领导一群被认为保守、规矩的公务员，转变不可谓不大。若说医界出身的柯文哲是政治素人，倪重华也是白纸一张。
1999年才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除了首任局长龙应台是作家出身，其余接任者无不是学界人士，有文化姿态与知识分子本位，都是受市长邀请进入市府团队工作。
倪重华明显不同。他学历不高，尽管从电影、摄影起家，并成为流行音乐界的一号人物，却非属主流传统文化界。自恃甚高的艺文人士看待他的眼光是“非我族”，并直言其是商人，深怕小众文化被倪重华忽略。
原在流行音乐界占有一席地位，并不需要跳下来淌政治泥水的倪重华，却在接近花甲之年，在批评声中坐上了官员的位子。
“为什么要搞政治？”我问得直接。
“我不是搞政治，我是服务。”倪重华回得干脆。对他而言，涉足政治是为了改变社会，让孩子能看到希望。
48岁才当上父亲的倪重华，自嘲是“隔代教养”。当同世代的政治人物的孩子都已成年，他才开始面对当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倪重华老家旧公寓需要拉皮整治，担任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的他在处理这事情，“结果拖了六年，办了30多场公听会，竟然还无法完成。”这等行政效率令他咋舌。
再则是孩子上学后，他发现教育的弊病，惊觉考试已成为台湾划分阶级的工具，于是将孩子带离主流教育，改送他到华德福这种非主流学校。本以为没事了，却在一次与公立小学申请教室过程中，遇到挫折与刁难，他认为非得从教育着手改变不可。
“我的小孩还小，未来的路还长，但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得不让我思考总得做点什么来改变它。”接手台北市文化局的工作，对倪重华来说，便是一个起点。
如今烦恼孩子教育和未来的倪重华，过去也不是让父母省心的孩子。他的双亲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给儿子不虞匮乏的生长环境，还送他上私立学校，但倪重华却屡屡在考试上遭到挫败，“父亲看了成绩单说，七门功课有八门不及格，我说怎么会是八门呢？他说总成绩也不及格。”
“高中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上了高中，表现更差，连操行都出了问题，只好转学。他直言，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不免会彷徨迷惘：将来怎么办？
台湾田径大佬齐沛林，是给予倪重华人生第一个肯定的长辈。“我父亲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齐沛林是他的同学，因为他的建议，我到了日本读书。”齐沛林是台湾田径界大佬，曾代表台湾掌旗踏进奥运场馆。
倪重华父亲是“抗日青年”，而当时台湾年轻人多到美国留学，甚少人到日本学艺术。在齐沛林举荐下，倪重华获得了日本学习的机会。
在日本“大坂写真学校”读书的经历，替倪重华打开了视觉和新媒介的视野。198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经济最好、文化活力最奔放的时刻，黑泽明、三宅一生、坂本龙一等国际知名现代艺术家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倪重华浸淫在当时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培养了他独特的美学与流行触角。当他回到台湾，自然就将这样的前卫思潮也带进来。
他从电影摄影助理开始干起，曾担任王童《策马入林》的副导，但后来却误打误撞进入电视圈，与王伟忠一同在福隆担任电视制作人，作品包含当年实验性质很强，但却红透半边天的《周末派》。
这是台湾第一个开放观众入场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发型夸张到极致，每每掀起话题。在张小燕看来，“倪桑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是做这一行，很重要的一块。只要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就有兴趣。”
那时的倪重华没有白发，是个黑发少年，也是个愁眉苦脸的制作人。他应该算是某种文青，跟王伟忠那种眷村一路打出来的不同。王伟忠是显性的，倪重华则是内敛，一个是大嗓门OOXX，一个则是嘟嚷嘟嚷，两人个性截然不同。
倪重华比一般男人细心。跟主持人讲话非常注意timing。当张小燕心情好时，他问：“你头上要不要顶个月饼？” 张小燕会毫不犹豫回到：“好啊！”那年代很少人在头发上玩花样，张小燕自嘲说，“我应该是最早的‘卡卡’（女神卡卡）吧！”
与倪重华共事多年、同为电视制作人的王伟忠说，倪重华的包包里有各种小包包，每个小包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拿出来执行或膨胀，就成了大东西，“他不是市场导向，是个创意导向的人，而对的事往往是创意导向的。平心而论，他有些世界是我看不到的。”
“你看他一路走来做的事都比较另类，能把另类变主流，我觉得是厉害的。”在王伟忠心中，倪重华这个白羊座只有三分之一花在自己人生上，三分之二在管闲事，管社会与文化上的闲事。他大概也料不到，最后这个从日本回来很潮的小子，管闲事管成了个官。 在日本留学的经验，不只让倪重华接触流行文化，也让他认识了来自许多国家和地方的左派。“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刚好改革开放时期，许多‘黑五类’的后代有机会到国外读书，自然而然我们就认识了。”倪重华是那个时候知道崔健。当时海峡两岸交流大门还没打开，他们只能秘密分享大陆的讯息，而一首《一无所有》就这么在圈子里传开，每个人的卡带拷来拷去，就拷这首歌，“这首歌真是太厉害了。”
在往Live house观赏演唱会的车上，我问起了崔健、李泉等大陆摇滚乐手──这些人在台湾发片、被讨论，几乎靠倪重华打开了一扇窗，而台湾的流行乐、摇滚乐到大陆也多是倪重华引介。
“我从泰国打电话给崔健，一打就是一整年。”倪重华笑说，自己应该是第一个跟崔健说话的台湾人。当时台湾仍在戒严，倪重华趁着到国外工作机会，就打电话给崔健保持联系。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倪重华在秋天飞往北京，住在北京饭店。那晚，崔健骑着脚踏车来找他，而倪重华也带着当时滚石代理的国外摇滚专辑给崔健。崔健对他说：“倪先生，你这趟来的合作姿态很高。”倪重华丈二摸不着头脑：“我怎么会姿态高？”原来，是指合作意愿高的意思。
倪重华回台湾后，明确地跟当时滚石负责人三毛表示，大陆人才多，底子够，希望能与崔健在音乐上合作，“他的音乐重量很清楚，在中国摇滚乐刚萌芽之际站上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崔健也给予热情的回应，才刚写完《一块红布》，隔天便交给倪重华看：“这我昨天刚写的。”语气轻描淡写。
当时，大陆唱片工业才起步，透过倪重华，崔健慢慢理解音乐商业这回事。崔健描述他：“老倪给我的感觉是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但他是用音乐家的方式和我们打交道。”
倪重华是歌手李泉碰到的第一个在台湾做唱片的，“那时什么都不懂，唱片这行的信息，艺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如何经营，这些都是从倪桑这边才打开认识的窗子。”
倪重华经营唱片与音乐，是1987年成立真言社开始。
真言社名字起源是Mandala，曼陀罗之意。“1980年代，西藏文化与密宗开始在社会上被讨论，传到日本便叫真言宗。”倪重华对此产生兴趣，并成了日后他精神修为的方向，“我一直在寻找有灵魂的人。”
正因如此，本来在电视综艺节目大展身手的他，选择了离开，“那个年代的电视台仍被政府控制，较为保守，我在日本所学的东西无法任意施展，两年后便离开。”
成立真言社时，他决定先从办演唱会起步，摸索技术和销售，再来做唱片。而这一年，台湾解严，社会充满了爆发力与活力，亟待一个出口。
听西洋音乐长大的他对唱片产业与制作不熟，却从国外趋势中嗅闻到演唱会发展的可能性，成为台湾最早办音乐会的公司，从史提夫·汪达、梅艳芳到齐秦，都创佳绩。不料，公司开了一年，在齐豫、齐秦姐弟“天使与狼”演唱会举办前，台湾主要的演唱会场地失火。倪重华不得已，直接投入唱片界，做起了唱片，日后方成为摇滚之父。
林强是真言社第一个签约歌手。在民歌餐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林强，有许多人捧着合约上门，想将他打造成那时流行的台语歌手模样，他却独独钟情倪重华，“因为知道真言社办过演唱会。”
《向前走》这首让林强一炮而红的歌曲，是倪重华的主意，“小时候，我住在台北火车站后面，那个区域当时有许多职业介绍所，从中南部北上的人出了火车站后，就会在这带的廉价旅舍居住，找工作，也有些生意人来台北批货，都是聚集在这里。”
在台语歌曲中，火车站一直是离别的象征，但迈入1990年，台北车站全面兴建时，或许该有些不一样的气象，倪重华道：“将崭新的台北火车站当作起点，而非离别，对林强这样的新世代来说，火车站不再是告别家乡的悲情，而是来台北打拼的新希望。”
这首歌也从那时开始成了社会现象，年轻人寻找认同，本土意识开始抬头。尽管那时《向前走》和林强激起了文化讨论，但倪重华说，那时这专辑卖了五十万张，和其他动辄百万张的唱片比起来，不算大卖，也不算成功，但它就是改变了一些事。
倪重华旗下的歌手、音乐人，都是叛逆摇滚的年轻人，倪重华说，包括他在内，这群都是坏学生，没有一个是好好念书的，“可能从小在坏成绩里打滚，后来做真言社，总是对乖乖牌没感觉，反而对这些坏学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们这群坏学生，从没按照世俗的游戏规则，照着自己的能力，也闯出一番成绩，老实说，还挺有风格的。”
伍佰，在倪重华眼里，这个从嘉义乡下北上的年轻人，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只能义无反顾投入，没有退路。因此，他将伍佰打造成摇滚吉他手，在他之前，台湾只有一位，接下来就是伍佰了。
伍佰心中的倪重华是个大方、有趣、没架子的老板，“他总是跟我说，不要老是吃卤肉饭，要看看别的事。”因此总引领他见识许多事物，带着他做音乐，例如交给他试做林强与李宗盛合唱的《台北孤儿》。
“真言社是我的专业训练时期，我能当制作人都是倪桑给我机会。”伍佰表示，二十多年来，倪重华就像他的家人一样，他们都知道他是个洋派的人，倪重华自己却不承认，认为自己爱台湾。“这么多年来，倪桑有改变也没改变，还是喜欢找人吃饭，现在的他情感面多一点，看电影常常哭，从不说别人坏话，永远开阔大方。”除此之外，不论告诉倪重华什么挫折，他的反应都不是挫折，变成很好笑的事，“他总是能让你面对这些困难，轻松释怀。”
这种对挫折轻松以对的态度，在倪重华上任前后，更令人印象深刻。
去年底，柯文哲高票当选台北市长，打出“开放政府”的口号，首创其下几个部门首长都由民众自荐、他荐参加遴选，例如必须为劳工做事的劳工局，以及他自谦完全不懂的文化局。
文化局局长最后由文化媒体人张铁志、兰阳舞蹈团执行长李静慧与倪重华进入决选。当时，许多人臆测张铁志会胜出，但倪重华也有很大机会。 精神科医师、作家王浩威便直言：“虽然张铁志可能会当选，依他过去的思维和实践，肯定表现绝不逊于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历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但倪重华确实是这些年来，不论是文化人或企业人中，台湾少数对文化产业真的有世界格局、想象力的人。”
张铁志与倪重华两人同样有愤怒文青的音乐背景，但差了一个世代，一个写音乐评论，一个做流行音乐产业。作家杨索表示，“两人非常相像的一点是，他们的人脉深广，并且善于自我行销。倪重华主持的真言社创造出台湾流行音乐的新本土潮流，是林强、伍佰走红的推手。他也才刚交出参与策划的成绩单，新媒体《娱乐重击》有关科技与娱乐产业汇流的论坛。倪桑赢面很大，他也有实作能力。”
遴选角力大多在这两人身上拉拔，最后，柯文哲勾选了倪重华，引起部分遴选委员的反弹，集体前往柯文哲办公室抗议，称他“假遴选，真内定”。诗人鸿鸿在网上批评：“倪重华并非最高票。”除此之外，更直言其出身流行娱乐界，不懂文化。
在倪重华上任后，媒体追问这位新科局长如何面对这段挫折──特别是这些艺文人士将来都是必须合作的对象。倪重华只说：“会多做沟通。”身段极低。
正因为许多人不信任，倪重华上任时便做出了“百人请益”的宣示，逐一拜访，请教艺文界人士与专家，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与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还有当初最强烈反对他的诗人鸿鸿。
倪重华需要解决的，还不只是自身的纠纷，还有过去市府遗留下的问题。这几年，都市更新带来的争议让台北市政府头痛，伴随而来的古迹保存维护的争议，更是文化局的挑战与困境。不论面对哪个问题，倪崇华都鼓励众人换个角度思考，尝试新做法与方向：“应该换一套剧本看看。”
这天下午的行程，除了公民咖啡馆外，还有Live house的调解会议，以及古迹建筑物争议协调会。“不应该再拘泥于过去的问题中，必须要思考的是未来。”倪重华一整天都在强调这句话。即使站在议员、民众的对立面，倪重华也不感压力：“事物上立场不同，不是很正常的吗？”态度如此悠然，根本不像是政治素人。
一般认为摇滚乐是反抗主流，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倪重华也曾表示自己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他并非摇滚乐手与创作者，而是一个音乐推手。倪重华与政府接触甚多，他当过电影节评审，从龙应台当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就有合作，大抵是文化局业务也不陌生。
与倪重华相交多年的华谊兄弟监制陈国富形容他是个酿酒的人：“倪桑不是葡萄酒农，他也不喝红酒，甚至他自己也不喝，但它就是那个酿酒的人，知道该放哪个木桶，该放多久，在酒的生产过程中，他就是那个角色。”
“我一直以来都是做社会上没有的东西，只会思考没有的东西该怎么被创造出来？”从电影走到电视，再走到音乐，如今进了政府，倪重华的人生一直在转弯，但每个转弯处他都只有这个思考。
“当老板和当官有什么异同呢？”我问倪重华，他想了想：“没什么太大不同，但开公司当老板是利己，要赚钱要市场，但从政是利他，必须为民众着想，所以不会想到赔钱或利润。”
上任82天，人称“倪桑”的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倪重华马不停蹄，各处奔走。
“才两个月，感觉已经做了半年了。”59岁的他，在“公民咖啡馆”活动现场如此感叹。在台北市长柯文哲“百日维新”的誓言下，台北市府各局处无不跟着他“嗡嗡嗡”的节奏一起动起来：批财团、解争议、行新政，两个月间，新闻频率高到令人有时间错觉。
顶着一头银发，身穿英式西装和苏格兰绒裤的倪重华，提着化妆品附赠的小帆布包，这非主流官员的装扮，一进来便被称赞：“局长，你好有型，穿得像个机师。”倪重华笑了笑，幽默地拿一直被诟病的市长穿着开起了玩笑： “台北市若要走向设计之都，可能要先从改变市长的服装开始。”
一直走在流行文化尖端的倪重华，在台湾有“摇滚教父”之称，红遍两岸的音乐人林强、伍佰、张震岳都出自他之手，如今在大陆闯出一片天的导演陈国富、苏照彬也因他而被拉拔出头，北京知名摇滚歌手崔健等人亦是他引进台湾。
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摇滚教父”却在去年年末走入政坛，从引领叛逆歌手、搞怪影剧人才，到领导一群被认为保守、规矩的公务员，转变不可谓不大。若说医界出身的柯文哲是政治素人，倪重华也是白纸一张。
1999年才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除了首任局长龙应台是作家出身，其余接任者无不是学界人士，有文化姿态与知识分子本位，都是受市长邀请进入市府团队工作。
倪重华明显不同。他学历不高，尽管从电影、摄影起家，并成为流行音乐界的一号人物，却非属主流传统文化界。自恃甚高的艺文人士看待他的眼光是“非我族”，并直言其是商人，深怕小众文化被倪重华忽略。
原在流行音乐界占有一席地位，并不需要跳下来淌政治泥水的倪重华，却在接近花甲之年，在批评声中坐上了官员的位子。
“为什么要搞政治？”我问得直接。
“我不是搞政治，我是服务。”倪重华回得干脆。对他而言，涉足政治是为了改变社会，让孩子能看到希望。
48岁才当上父亲的倪重华，自嘲是“隔代教养”。当同世代的政治人物的孩子都已成年，他才开始面对当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倪重华老家旧公寓需要拉皮整治，担任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的他在处理这事情，“结果拖了六年，办了30多场公听会，竟然还无法完成。”这等行政效率令他咋舌。
再则是孩子上学后，他发现教育的弊病，惊觉考试已成为台湾划分阶级的工具，于是将孩子带离主流教育，改送他到华德福这种非主流学校。本以为没事了，却在一次与公立小学申请教室过程中，遇到挫折与刁难，他认为非得从教育着手改变不可。
“我的小孩还小，未来的路还长，但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得不让我思考总得做点什么来改变它。”接手台北市文化局的工作，对倪重华来说，便是一个起点。
从黑白到彩色
如今烦恼孩子教育和未来的倪重华，过去也不是让父母省心的孩子。他的双亲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给儿子不虞匮乏的生长环境，还送他上私立学校，但倪重华却屡屡在考试上遭到挫败，“父亲看了成绩单说，七门功课有八门不及格，我说怎么会是八门呢？他说总成绩也不及格。”
“高中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上了高中，表现更差，连操行都出了问题，只好转学。他直言，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不免会彷徨迷惘：将来怎么办？
台湾田径大佬齐沛林，是给予倪重华人生第一个肯定的长辈。“我父亲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齐沛林是他的同学，因为他的建议，我到了日本读书。”齐沛林是台湾田径界大佬，曾代表台湾掌旗踏进奥运场馆。
倪重华父亲是“抗日青年”，而当时台湾年轻人多到美国留学，甚少人到日本学艺术。在齐沛林举荐下，倪重华获得了日本学习的机会。
在日本“大坂写真学校”读书的经历，替倪重华打开了视觉和新媒介的视野。198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经济最好、文化活力最奔放的时刻，黑泽明、三宅一生、坂本龙一等国际知名现代艺术家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倪重华浸淫在当时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培养了他独特的美学与流行触角。当他回到台湾，自然就将这样的前卫思潮也带进来。
他从电影摄影助理开始干起，曾担任王童《策马入林》的副导，但后来却误打误撞进入电视圈，与王伟忠一同在福隆担任电视制作人，作品包含当年实验性质很强，但却红透半边天的《周末派》。
这是台湾第一个开放观众入场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发型夸张到极致，每每掀起话题。在张小燕看来，“倪桑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是做这一行，很重要的一块。只要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就有兴趣。”
那时的倪重华没有白发，是个黑发少年，也是个愁眉苦脸的制作人。他应该算是某种文青，跟王伟忠那种眷村一路打出来的不同。王伟忠是显性的，倪重华则是内敛，一个是大嗓门OOXX，一个则是嘟嚷嘟嚷，两人个性截然不同。
倪重华比一般男人细心。跟主持人讲话非常注意timing。当张小燕心情好时，他问：“你头上要不要顶个月饼？” 张小燕会毫不犹豫回到：“好啊！”那年代很少人在头发上玩花样，张小燕自嘲说，“我应该是最早的‘卡卡’（女神卡卡）吧！”
与倪重华共事多年、同为电视制作人的王伟忠说，倪重华的包包里有各种小包包，每个小包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拿出来执行或膨胀，就成了大东西，“他不是市场导向，是个创意导向的人，而对的事往往是创意导向的。平心而论，他有些世界是我看不到的。”
“你看他一路走来做的事都比较另类，能把另类变主流，我觉得是厉害的。”在王伟忠心中，倪重华这个白羊座只有三分之一花在自己人生上，三分之二在管闲事，管社会与文化上的闲事。他大概也料不到，最后这个从日本回来很潮的小子，管闲事管成了个官。 在日本留学的经验，不只让倪重华接触流行文化，也让他认识了来自许多国家和地方的左派。“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刚好改革开放时期，许多‘黑五类’的后代有机会到国外读书，自然而然我们就认识了。”倪重华是那个时候知道崔健。当时海峡两岸交流大门还没打开，他们只能秘密分享大陆的讯息，而一首《一无所有》就这么在圈子里传开，每个人的卡带拷来拷去，就拷这首歌，“这首歌真是太厉害了。”
在往Live house观赏演唱会的车上，我问起了崔健、李泉等大陆摇滚乐手──这些人在台湾发片、被讨论，几乎靠倪重华打开了一扇窗，而台湾的流行乐、摇滚乐到大陆也多是倪重华引介。
“我从泰国打电话给崔健，一打就是一整年。”倪重华笑说，自己应该是第一个跟崔健说话的台湾人。当时台湾仍在戒严，倪重华趁着到国外工作机会，就打电话给崔健保持联系。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倪重华在秋天飞往北京，住在北京饭店。那晚，崔健骑着脚踏车来找他，而倪重华也带着当时滚石代理的国外摇滚专辑给崔健。崔健对他说：“倪先生，你这趟来的合作姿态很高。”倪重华丈二摸不着头脑：“我怎么会姿态高？”原来，是指合作意愿高的意思。
倪重华回台湾后，明确地跟当时滚石负责人三毛表示，大陆人才多，底子够，希望能与崔健在音乐上合作，“他的音乐重量很清楚，在中国摇滚乐刚萌芽之际站上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崔健也给予热情的回应，才刚写完《一块红布》，隔天便交给倪重华看：“这我昨天刚写的。”语气轻描淡写。
当时，大陆唱片工业才起步，透过倪重华，崔健慢慢理解音乐商业这回事。崔健描述他：“老倪给我的感觉是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但他是用音乐家的方式和我们打交道。”
倪重华是歌手李泉碰到的第一个在台湾做唱片的，“那时什么都不懂，唱片这行的信息，艺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如何经营，这些都是从倪桑这边才打开认识的窗子。”
从电视到摇滚
倪重华经营唱片与音乐，是1987年成立真言社开始。
真言社名字起源是Mandala，曼陀罗之意。“1980年代，西藏文化与密宗开始在社会上被讨论，传到日本便叫真言宗。”倪重华对此产生兴趣，并成了日后他精神修为的方向，“我一直在寻找有灵魂的人。”
正因如此，本来在电视综艺节目大展身手的他，选择了离开，“那个年代的电视台仍被政府控制，较为保守，我在日本所学的东西无法任意施展，两年后便离开。”
成立真言社时，他决定先从办演唱会起步，摸索技术和销售，再来做唱片。而这一年，台湾解严，社会充满了爆发力与活力，亟待一个出口。
听西洋音乐长大的他对唱片产业与制作不熟，却从国外趋势中嗅闻到演唱会发展的可能性，成为台湾最早办音乐会的公司，从史提夫·汪达、梅艳芳到齐秦，都创佳绩。不料，公司开了一年，在齐豫、齐秦姐弟“天使与狼”演唱会举办前，台湾主要的演唱会场地失火。倪重华不得已，直接投入唱片界，做起了唱片，日后方成为摇滚之父。
林强是真言社第一个签约歌手。在民歌餐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林强，有许多人捧着合约上门，想将他打造成那时流行的台语歌手模样，他却独独钟情倪重华，“因为知道真言社办过演唱会。”
《向前走》这首让林强一炮而红的歌曲，是倪重华的主意，“小时候，我住在台北火车站后面，那个区域当时有许多职业介绍所，从中南部北上的人出了火车站后，就会在这带的廉价旅舍居住，找工作，也有些生意人来台北批货，都是聚集在这里。”
在台语歌曲中，火车站一直是离别的象征，但迈入1990年，台北车站全面兴建时，或许该有些不一样的气象，倪重华道：“将崭新的台北火车站当作起点，而非离别，对林强这样的新世代来说，火车站不再是告别家乡的悲情，而是来台北打拼的新希望。”
这首歌也从那时开始成了社会现象，年轻人寻找认同，本土意识开始抬头。尽管那时《向前走》和林强激起了文化讨论，但倪重华说，那时这专辑卖了五十万张，和其他动辄百万张的唱片比起来，不算大卖，也不算成功，但它就是改变了一些事。
倪重华旗下的歌手、音乐人，都是叛逆摇滚的年轻人，倪重华说，包括他在内，这群都是坏学生，没有一个是好好念书的，“可能从小在坏成绩里打滚，后来做真言社，总是对乖乖牌没感觉，反而对这些坏学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们这群坏学生，从没按照世俗的游戏规则，照着自己的能力，也闯出一番成绩，老实说，还挺有风格的。”
伍佰，在倪重华眼里，这个从嘉义乡下北上的年轻人，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只能义无反顾投入，没有退路。因此，他将伍佰打造成摇滚吉他手，在他之前，台湾只有一位，接下来就是伍佰了。
伍佰心中的倪重华是个大方、有趣、没架子的老板，“他总是跟我说，不要老是吃卤肉饭，要看看别的事。”因此总引领他见识许多事物，带着他做音乐，例如交给他试做林强与李宗盛合唱的《台北孤儿》。
“真言社是我的专业训练时期，我能当制作人都是倪桑给我机会。”伍佰表示，二十多年来，倪重华就像他的家人一样，他们都知道他是个洋派的人，倪重华自己却不承认，认为自己爱台湾。“这么多年来，倪桑有改变也没改变，还是喜欢找人吃饭，现在的他情感面多一点，看电影常常哭，从不说别人坏话，永远开阔大方。”除此之外，不论告诉倪重华什么挫折，他的反应都不是挫折，变成很好笑的事，“他总是能让你面对这些困难，轻松释怀。”
从教父到文化局长
这种对挫折轻松以对的态度，在倪重华上任前后，更令人印象深刻。
去年底，柯文哲高票当选台北市长，打出“开放政府”的口号，首创其下几个部门首长都由民众自荐、他荐参加遴选，例如必须为劳工做事的劳工局，以及他自谦完全不懂的文化局。
文化局局长最后由文化媒体人张铁志、兰阳舞蹈团执行长李静慧与倪重华进入决选。当时，许多人臆测张铁志会胜出，但倪重华也有很大机会。 精神科医师、作家王浩威便直言：“虽然张铁志可能会当选，依他过去的思维和实践，肯定表现绝不逊于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历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但倪重华确实是这些年来，不论是文化人或企业人中，台湾少数对文化产业真的有世界格局、想象力的人。”
张铁志与倪重华两人同样有愤怒文青的音乐背景，但差了一个世代，一个写音乐评论，一个做流行音乐产业。作家杨索表示，“两人非常相像的一点是，他们的人脉深广，并且善于自我行销。倪重华主持的真言社创造出台湾流行音乐的新本土潮流，是林强、伍佰走红的推手。他也才刚交出参与策划的成绩单，新媒体《娱乐重击》有关科技与娱乐产业汇流的论坛。倪桑赢面很大，他也有实作能力。”
遴选角力大多在这两人身上拉拔，最后，柯文哲勾选了倪重华，引起部分遴选委员的反弹，集体前往柯文哲办公室抗议，称他“假遴选，真内定”。诗人鸿鸿在网上批评：“倪重华并非最高票。”除此之外，更直言其出身流行娱乐界，不懂文化。
在倪重华上任后，媒体追问这位新科局长如何面对这段挫折──特别是这些艺文人士将来都是必须合作的对象。倪重华只说：“会多做沟通。”身段极低。
正因为许多人不信任，倪重华上任时便做出了“百人请益”的宣示，逐一拜访，请教艺文界人士与专家，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与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还有当初最强烈反对他的诗人鸿鸿。
倪重华需要解决的，还不只是自身的纠纷，还有过去市府遗留下的问题。这几年，都市更新带来的争议让台北市政府头痛，伴随而来的古迹保存维护的争议，更是文化局的挑战与困境。不论面对哪个问题，倪崇华都鼓励众人换个角度思考，尝试新做法与方向：“应该换一套剧本看看。”
这天下午的行程，除了公民咖啡馆外，还有Live house的调解会议，以及古迹建筑物争议协调会。“不应该再拘泥于过去的问题中，必须要思考的是未来。”倪重华一整天都在强调这句话。即使站在议员、民众的对立面，倪重华也不感压力：“事物上立场不同，不是很正常的吗？”态度如此悠然，根本不像是政治素人。
一般认为摇滚乐是反抗主流，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倪重华也曾表示自己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他并非摇滚乐手与创作者，而是一个音乐推手。倪重华与政府接触甚多，他当过电影节评审，从龙应台当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就有合作，大抵是文化局业务也不陌生。
与倪重华相交多年的华谊兄弟监制陈国富形容他是个酿酒的人：“倪桑不是葡萄酒农，他也不喝红酒，甚至他自己也不喝，但它就是那个酿酒的人，知道该放哪个木桶，该放多久，在酒的生产过程中，他就是那个角色。”
“我一直以来都是做社会上没有的东西，只会思考没有的东西该怎么被创造出来？”从电影走到电视，再走到音乐，如今进了政府，倪重华的人生一直在转弯，但每个转弯处他都只有这个思考。
“当老板和当官有什么异同呢？”我问倪重华，他想了想：“没什么太大不同，但开公司当老板是利己，要赚钱要市场，但从政是利他，必须为民众着想，所以不会想到赔钱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