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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潘玉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其作品成功地将中国书画的线条融入西画的技法中，又将西画丰富的色彩应用于中国国画，独创出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为中西文化艺术的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突破传统艺术史视角的局限性，从性别理论角度切入，围绕自画像这一特殊题材中的女性意识作深入剖析。
【关键词】：潘玉良；自画像；女性意识
引言
众所周知，潘玉良出身青楼，不堪的往事使得她内心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巨大。生活的创伤使她比其他女性更敏感，更渴望凭借自己在绘画上的天赋与努力获得自由和尊严。纵观潘玉良的画作，不难发现她的肖像画占了绝大部分，其中的自画像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一直以“我”为题材，为自己画像，她的整个艺术表达最终融化在一张张规格不大却意味深长的自画像之中，显示了她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矢志不渝以及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
一、女性身份认同
潘玉良的一生传奇而复杂，身份多变。她的一生是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一生，是为了自由、艺术不懈奋斗的一生，从深层心理动机来说，也是她不断地表达自我意识，倾诉个体情感的一生。在题材上，她偏好女性人体画和自画像，她笔下的女性宁静典雅、姿态优美，散发着东方女性含蓄的精神气质，这体现出她作为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身份和尊严的重视。
潘玉良最有名的自画像是创作于1940的《黑衣自画像》。黑旗袍上添饰了中国古代传统纹样的云卷纹。画中玉良轻束中式古典发髻，露出双耳，眼神迷离而忧伤，右手倚桌，桌上放着娇艳欲滴的花朵，人面桃花相映，衬托出她内心的温柔婉约。白色的桌布与黑色旗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红艳的花朵和豆黄的背景相得益彰，整幅画面和谐统一。古典高雅的着装，端庄大气的姿态，眉宇间那一缕淡淡的忧愁，赋予了她一种神秘的美感，这无疑成就了一幅形神兼具的美图。
二、自我认同
如果说潘玉良女性意识中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仍部分地合于传统定义下的标准化“女性”，那么其女性意识中对“自我认同”则合于她自我定义的“女性”——执着追求，沉着坦然，直面自我，直面人生。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舆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整体，被禁锢在“三从四德”的条条框框里，没有任何自由，这不仅是潘玉良个人的悲哀，也是当时所有女性的悲哀。对于不堪回首的过往，潘玉良并没有选择掩饰逃避，而是勇敢地直面自我，直面人生。从她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出，她的眼神由最初的苦涩、清丽到后来的高傲、冷漠甚至有些怨愤。这种怨愤并不是对自己的怨愤，还包含了对造成自己不幸的封建社会和世俗大众的控诉。这种眉宇之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透露出来的不同气息正是她对不同时期的自我的认同。
潘玉良的一幅版画自画像将她怨愤的表情刻画的入木三分。画中她的发髻盘的十分高，颇有怒发冲冠之意。眉头紧锁出两道皱眉肌，颧骨高耸，嘴唇紧闭，眼神幽怨，冷漠无情地迎向观众的注视，西方绘画中女性娇羞的眼神一扫而空，传统中国文化中“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规范也被颠覆。在此，她试图重构一种女性目光，主动的男性观看者与被动的女性接受者之间的传统关系随之瓦解。画中的她显然一副控诉者的神态。她是在控诉这个世俗的黑暗面目，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情感。大特写的构图和有力的刻划线条使得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烈。她以自我为创作符号，迸发出冲破枷锁的强烈愿望，试图通过这怨愤的表情诉诸自己满腔的抱负和内心的不平，虽然出身卑微，但潘玉良始终坚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是可以通过努力拼搏重获的。
三、自我矛盾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典型人物，潘玉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对自我既认同又质疑，既抗争又宿命、既自信又自卑。在她身上，个人、社会、时代相互交织，各种矛盾体现的尤其尖锐。这其中最明显的矛盾就是外在表现出的男性化倾向与她本身的女性身份意识的冲突。
潘玉良性格中的“男性气质”十分明显，吴冠中曾描述：“潘玉良很豪爽，男性化，干脆痛快，讲义气，没有闺秀味道，性格很倔强。”好友苏雪林提到：“玉良在我们中间举止自成一格，就是她身体强壮，有点武功底子，若人家故意犯她，她会豪不容情地给人教训，我认为这是她的自卫之道。”[]潘玉良这种阳刚的性格使她的画作迥异于其他女画家——一扫阴柔纤弱之风，更加刚健有力。刘海粟就曾如此评价她的画作：“潘玉良的作品，内容健康，技法娴熟，笔力遒劲，而不失灵动之气，无女画家纤柔的缺陷，在同辈西画家中是第一流的人物。”
这种男性化个性的形成与她的成长境遇有著密切关联。从小家庭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寄人篱下的青楼生涯，在家中不被大夫人所容，在学校也备受冷嘲热讽，使她十分自卑，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只能选择用强势的男性外表来武装自己，并通过事业的成功来获取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以符合社会所设立的评判标准。她的倔强、自强、豪爽大度是与她的孤独、自卑、多愁善感并行的，即是说她的女性特质是和她的男性想象并存的，在她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两种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相互妥协。一方面，她渴慕男性在社会文明中占有的优势地位，这是对男权中心的妥协与认同。另一方面，她内心中的女性意识从未泯灭过，她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自省让她在两种身份间游移——既妥协又对抗。两性身份之间、个体和文明之间的挣扎矛盾由此而生。
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醉》在 2005 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以人民币 964 万元成交，创下了潘玉良绘画作品的市场最高价格。能以如此高价成交，是因为这幅自画像与她其他自画像的风格都截然不同。其他自画像画面色彩古朴，潘玉良大都正襟危坐，端庄矜持，力求表现自己内心期许中的理想形象，然而这幅作品色彩活泼鲜艳，大块面的橙色背景和绿色衣裳、蓝色裤子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颇似印象派画家梵高笔触奔放，色彩夺目的风格。画中人物形象也不再矜持优雅，而是显得有点粗鲁。画中玉良去除了端庄的伪装，取而代之以豪放洒脱的真实流露，她醉后微醺，左手撑头，右手抱腿，身着绿色对襟开衫，坦胸露乳，似有些不胜酒力，她的嘴唇不再紧闭而是微微上扬，表情似笑非笑若有所思，透着一丝无奈。何故无奈？这得联系潘玉良当时栖居巴黎的窘境。当时她生活拮据窘迫，加之对遥远祖国亲人的牵挂，使她只得借酒消愁，将满腔乡愁挥洒在画纸之上。从再现对象到表现自我的过渡，她不愿成为一种“景观”，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她逐渐摆脱了在父权秩序里符号化了的女性形象。这种看似矛盾的外在表现，显示了其欲寻求独立、自在的生存价值，传达着：我是独立的，我不再是被看对象，我不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主动、积极的思想。
四、潘玉良女性意识的影响
我们今天关注潘玉良的作品，除了她高超的画技，深刻的内涵，我想更应该注重她对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贡献。从她的作品中，我们能明显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悲惨遭遇，勇敢的面对最真实的自我，在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中与世俗偏见作顽强斗争，在当时中国女性意识浅薄的背景下，她的作品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其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以说，潘玉良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就像一盏启明灯，为后来的女画家指引了一条光亮大道，她们从几千年来抑制女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男性占主导的画坛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空。通过对她自画像中女性意识的阐述，我们加深了对女性意识在艺术实践与理论中的理解把握，便于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认识传统艺术史，从而以小见大的启迪当代女性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潘玉良；自画像；女性意识
引言
众所周知，潘玉良出身青楼，不堪的往事使得她内心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巨大。生活的创伤使她比其他女性更敏感，更渴望凭借自己在绘画上的天赋与努力获得自由和尊严。纵观潘玉良的画作，不难发现她的肖像画占了绝大部分，其中的自画像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一直以“我”为题材，为自己画像，她的整个艺术表达最终融化在一张张规格不大却意味深长的自画像之中，显示了她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矢志不渝以及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
一、女性身份认同
潘玉良的一生传奇而复杂，身份多变。她的一生是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一生，是为了自由、艺术不懈奋斗的一生，从深层心理动机来说，也是她不断地表达自我意识，倾诉个体情感的一生。在题材上，她偏好女性人体画和自画像，她笔下的女性宁静典雅、姿态优美，散发着东方女性含蓄的精神气质，这体现出她作为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身份和尊严的重视。
潘玉良最有名的自画像是创作于1940的《黑衣自画像》。黑旗袍上添饰了中国古代传统纹样的云卷纹。画中玉良轻束中式古典发髻，露出双耳，眼神迷离而忧伤，右手倚桌，桌上放着娇艳欲滴的花朵，人面桃花相映，衬托出她内心的温柔婉约。白色的桌布与黑色旗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红艳的花朵和豆黄的背景相得益彰，整幅画面和谐统一。古典高雅的着装，端庄大气的姿态，眉宇间那一缕淡淡的忧愁，赋予了她一种神秘的美感，这无疑成就了一幅形神兼具的美图。
二、自我认同
如果说潘玉良女性意识中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仍部分地合于传统定义下的标准化“女性”，那么其女性意识中对“自我认同”则合于她自我定义的“女性”——执着追求，沉着坦然，直面自我，直面人生。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舆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整体，被禁锢在“三从四德”的条条框框里，没有任何自由，这不仅是潘玉良个人的悲哀，也是当时所有女性的悲哀。对于不堪回首的过往，潘玉良并没有选择掩饰逃避，而是勇敢地直面自我，直面人生。从她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出，她的眼神由最初的苦涩、清丽到后来的高傲、冷漠甚至有些怨愤。这种怨愤并不是对自己的怨愤，还包含了对造成自己不幸的封建社会和世俗大众的控诉。这种眉宇之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透露出来的不同气息正是她对不同时期的自我的认同。
潘玉良的一幅版画自画像将她怨愤的表情刻画的入木三分。画中她的发髻盘的十分高，颇有怒发冲冠之意。眉头紧锁出两道皱眉肌，颧骨高耸，嘴唇紧闭，眼神幽怨，冷漠无情地迎向观众的注视，西方绘画中女性娇羞的眼神一扫而空，传统中国文化中“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规范也被颠覆。在此，她试图重构一种女性目光，主动的男性观看者与被动的女性接受者之间的传统关系随之瓦解。画中的她显然一副控诉者的神态。她是在控诉这个世俗的黑暗面目，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情感。大特写的构图和有力的刻划线条使得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烈。她以自我为创作符号，迸发出冲破枷锁的强烈愿望，试图通过这怨愤的表情诉诸自己满腔的抱负和内心的不平，虽然出身卑微，但潘玉良始终坚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是可以通过努力拼搏重获的。
三、自我矛盾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典型人物，潘玉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对自我既认同又质疑，既抗争又宿命、既自信又自卑。在她身上，个人、社会、时代相互交织，各种矛盾体现的尤其尖锐。这其中最明显的矛盾就是外在表现出的男性化倾向与她本身的女性身份意识的冲突。
潘玉良性格中的“男性气质”十分明显，吴冠中曾描述：“潘玉良很豪爽，男性化，干脆痛快，讲义气，没有闺秀味道，性格很倔强。”好友苏雪林提到：“玉良在我们中间举止自成一格，就是她身体强壮，有点武功底子，若人家故意犯她，她会豪不容情地给人教训，我认为这是她的自卫之道。”[]潘玉良这种阳刚的性格使她的画作迥异于其他女画家——一扫阴柔纤弱之风，更加刚健有力。刘海粟就曾如此评价她的画作：“潘玉良的作品，内容健康，技法娴熟，笔力遒劲，而不失灵动之气，无女画家纤柔的缺陷，在同辈西画家中是第一流的人物。”
这种男性化个性的形成与她的成长境遇有著密切关联。从小家庭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寄人篱下的青楼生涯，在家中不被大夫人所容，在学校也备受冷嘲热讽，使她十分自卑，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只能选择用强势的男性外表来武装自己，并通过事业的成功来获取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以符合社会所设立的评判标准。她的倔强、自强、豪爽大度是与她的孤独、自卑、多愁善感并行的，即是说她的女性特质是和她的男性想象并存的，在她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两种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相互妥协。一方面，她渴慕男性在社会文明中占有的优势地位，这是对男权中心的妥协与认同。另一方面，她内心中的女性意识从未泯灭过，她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自省让她在两种身份间游移——既妥协又对抗。两性身份之间、个体和文明之间的挣扎矛盾由此而生。
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醉》在 2005 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以人民币 964 万元成交，创下了潘玉良绘画作品的市场最高价格。能以如此高价成交，是因为这幅自画像与她其他自画像的风格都截然不同。其他自画像画面色彩古朴，潘玉良大都正襟危坐，端庄矜持，力求表现自己内心期许中的理想形象，然而这幅作品色彩活泼鲜艳，大块面的橙色背景和绿色衣裳、蓝色裤子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颇似印象派画家梵高笔触奔放，色彩夺目的风格。画中人物形象也不再矜持优雅，而是显得有点粗鲁。画中玉良去除了端庄的伪装，取而代之以豪放洒脱的真实流露，她醉后微醺，左手撑头，右手抱腿，身着绿色对襟开衫，坦胸露乳，似有些不胜酒力，她的嘴唇不再紧闭而是微微上扬，表情似笑非笑若有所思，透着一丝无奈。何故无奈？这得联系潘玉良当时栖居巴黎的窘境。当时她生活拮据窘迫，加之对遥远祖国亲人的牵挂，使她只得借酒消愁，将满腔乡愁挥洒在画纸之上。从再现对象到表现自我的过渡，她不愿成为一种“景观”，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她逐渐摆脱了在父权秩序里符号化了的女性形象。这种看似矛盾的外在表现，显示了其欲寻求独立、自在的生存价值，传达着：我是独立的，我不再是被看对象，我不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主动、积极的思想。
四、潘玉良女性意识的影响
我们今天关注潘玉良的作品，除了她高超的画技，深刻的内涵，我想更应该注重她对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贡献。从她的作品中，我们能明显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悲惨遭遇，勇敢的面对最真实的自我，在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中与世俗偏见作顽强斗争，在当时中国女性意识浅薄的背景下，她的作品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其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以说，潘玉良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就像一盏启明灯，为后来的女画家指引了一条光亮大道，她们从几千年来抑制女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男性占主导的画坛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空。通过对她自画像中女性意识的阐述，我们加深了对女性意识在艺术实践与理论中的理解把握，便于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认识传统艺术史，从而以小见大的启迪当代女性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