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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界定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概念和内涵开始，概括和分析了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探索和建设的三个历史阶段──“上下求索”阶段、“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和“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总结了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探索和建设的四个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坚持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目标、坚持“马中西”融合的路径、坚持反思与超越的理论自觉；提出了21世纪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历史展望。
关键词：中国核心价值； “高势位”建设阶段；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G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2－０００１－０６
国家核心价值必须“高势位”建设是国家建设的规律。我国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国家核心价值落后于时代的被动局面，致使中华民族遭遇了百年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拍案而起，立即开始了探索和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悲壮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建立起“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也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探索和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历史经验，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概念
国家核心价值是由国家建构并运用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主流与核心，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所谓“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是指与其它价值系统相比，不仅这种价值系统的知识层次高、范畴的位阶高，而且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也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所谓“高势”，主要指与其它价值观念系统相比，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高和水平高，从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势能。所谓“高位”主要指与其它价值系统相比，国家核心价值系统的知识层次高（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法治观等理论知识层次）和所使用的范畴的位阶高（如：它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与其它价值系统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相比，一般应是同位或上位概念和范畴），从而使它能够具有统摄其它价值系统所必须的逻辑位能。
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是国势盛衰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高势位”建设。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建设，然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关键在于所建构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和水平，在于它与同时代其它国家相比所建设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是否是“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
二、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探索和建设的历程
五千年中国核心价值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具有典型的“马鞍型”。中国核心价值大约在商周、春秋和汉唐时期出现第一个高峰。周（《易经》）、春秋时代（“诸子百家”）、汉唐（“儒学”和“儒释道”初步碰撞及融合），使中国核心价值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同时带动和支撑中华文明走向第一个高峰。此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国家核心价值及学术思想处于平行发展时期。至清朝（247年），赞赏保守，反对创新，文化趋于“内卷”，致使中国核心价值及学术跌入谷底，也使中华文明降落谷底。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以后，渐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使中国核心价值和学术思想走向第二个高峰，同时，也带动和支撑中华文明走向第二个高峰。
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高势位”探索和建设应当从1840年算起，开始于中国核心价值与中华文明的低潮和谷底，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下求索”阶段，也可称准备阶段。大约从1840—1921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先进的中国人拍案而起，慷慨悲歌，前赴后继，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林则徐、魏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学人，颠沛留离于海内外，向一切可能的“先生”求教。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商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维新”、“君主立宪”、“三民主义”等理论观念和政治主张，推动了民族意识觉醒，然而，并未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辛亥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阶段：第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大约从1921─1978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帝官封”勾结，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的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创造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也初步打下了国家“现代化”基础。这一阶段的理论开拓者大都是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革命者、党政军领袖人物和著名学者。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达等。他们围绕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艰难的历史课题，创造了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革命的战略策略、党的建设和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等在内的“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指引中华民族彻底地结束了民族生存危机，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第三阶段：第二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大约从1978年至今。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两大历史课题——“革命”和“现代化”，第一个问题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尚待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不仅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解决了当代世界的普遍性难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引领全国人民创造了30年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化解世界性的风险和危机，使中华民族迅速地实现现代化，稳健而高速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创造了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当代世界看都是“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
三、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探索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近二百年来，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经验极其丰富和深刻。初步概括出以下四条基本经验：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是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根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回应环境压力与挑战，解决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革命”与“现代化”的历程中创造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遇到的每一个重大难题、挑战和风险，都是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化解的。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是充分吸纳中国优秀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是被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超过它，更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代替它指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只要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那些历史因素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超越，因此，现在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幼维的想法，是根本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只有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真理，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创新理论。马克思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当今世界变幻多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日新月异，理论必须走在前面。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开阔新视野，提出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做出新概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了“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
2.坚持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目标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必须坚持“高势位”建设目标。对此，我国主要坚持了以下四种理论品格：
（１）国家核心价值具有民族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必须符合国情，完满地回答和解决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实践课题。国家核心价值的根本和首要任务就是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回答和解决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生存发展课题，为国家提供迎接挑战走向胜利的思想理论和对策。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国家核心价值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它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基本实践课题，引导其转危为安；在国家的和平发展中，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它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引导其持续高速发展，走向成功。国家核心价值解决本民族生存发展基本实践课题的能力和水平是判断其是否“高势位”的首要标准和根本标准。历史证明，一种国家核心价值既使建构得再圆融和精致，但只要它不能回答和解决国家面临的基本生存实践课题，只能使国家走向困顿和失败，也不是“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
（２）国家核心价值具有真理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应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首先，科学性。国家核心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能够深刻揭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引导国家和公民进行正确的选择。其次，合理性。国家核心价值自觉坚持合理性原则，处理国家和社会事物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恰当正好，反对和避免简单化、片面性和走极端。如：“方法的合理性”——反对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方法，坚持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辩证方法。“精神向度的合理性”——引导社会追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文精神与商品意识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等。“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坚持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统一，各种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的合理分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最后，人民性。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为少数人谋私利，把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３）国家核心价值具有时代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正确把握和涵容先进的时代精神，提倡和普及先进的理想、价值、品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类历史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依次走过了原始采集时代、农耕游牧时代、工业时代，正在进入信息时代。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与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做到与时俱进。一般而言，走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精神的国家核心价值是先进的，而违背时代精神的国家核心价值则是落后的。国家核心价值先进还是落后，往往是国家先进与落后、强大与衰落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国家核心价值尤需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品格。历史告诉我们：一种国家核心价值既使再圆融精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但假如落后于时代，也只能使国家落伍。
（４）国家核心价值具有包容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以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为基础，海纳百川，尽可能吸纳和涵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综合创新，融为一体，成为千百年来人类全部文明的继承、创新和延伸。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凡是善于包容和整合自身与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国家核心价值，必然厚重、科学、先进，能够引领国家克服万难，走向强大与繁荣；凡是封闭保守，拒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国家核心价值，难免贫乏、愚昧、落后，导致国家停滞和贫弱。包容性品格是“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一个基本标志。其主要表现是，能充分吸纳与包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精华，充分吸纳与包容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精华，充分吸纳与包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充分吸纳与包容古今中外国家核心价值建设的优秀理论与经验。
3.坚持“马中西”融合的路径选择
近二百年来，中国核心价值建设逐渐走出一条“马中西”融合的基本路径。可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重要知识借鉴”。“马”、“中”、“西”是当今世界影响巨大的三个巨型独立价值系统，都具有“终极性”、“特殊性”、“全整性”和“圆融性”，不可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或取消另一个。对于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而言，只有立足于这三个巨型价值系统基础之上，充分吸纳它们的优秀知识经验，才有可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优秀资源，都会造成知识经验基础的不完整，都达不到当今世界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的水平。主要表现在：
（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依据这不仅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而且有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原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先进的巨型价值理论系统，是唯一能够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主要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哲学超过它。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具有“恰适性”，也就是恰当、正好地满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需要，如同“久旱逢甘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由于其理论上的“三个不足”，提供不了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理论武器。这就是：传统儒家思想尚未完成现代转化；传统儒家思想中“民主与科学”资源不足；传统儒家思想中缺乏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提不出革命和建设的目标、道路、战略、策略和方法。而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回答了上面的一切，不能不使先进的中国人精神为之振奋、趋之若鹜、前赴后继。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巨型的思想理论系统，指导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仍然是思想前瞻、见解深刻、资源充足、游刃有余。还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已有近百年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具有某种深刻的“同缘性”，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如：“实践哲学”同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都属于“实践哲学”范畴。“结群原则”同缘：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集体主义”，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主张“家族本位”或“天下本位”，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均主张以群体为基础，实现群体与个体的和谐同一。“方法论”同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虽有差异，但同属于以“辩证的方法看世界”的思想体系，有相当多的相同点和相通性。还有许多深层的“同缘性”。当然，应当说明“同缘性”不等于“相同性”，“同缘性”指相似性、相近性和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传统民族心理的“同缘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在许多情况下，是“心”与“理”相通。虽然表述方式不同，思维逻辑有差异，但一经转义，就“似曾相识”、“一听就懂”，“一拍即合”。
（2）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型思想理论系统，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主要是：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文化，应当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核心价值的根基。它以民族价值信念、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语言和民族生活方式为基础，是系统性存在，是民族生存的根，也是民族的标识系统，只能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而不能脱离，更不能抛弃。抛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民族生存的根，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失落。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自成体系。它包含大量的具有人类性的思想理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只要以人的方式生存，就离不开它，并要永远与之对话，向它请教。如：“仁者爱人”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和合之道”，“中庸哲学”，自觉遵守“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等思想理论财富。它形成了世界两大文化系统之一的东方文化的核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要人类生存和发展，并企望美好的明天，就不应当离开它。最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待“现代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价值巨大，但其核心和主体毕竟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是当时中华知识精英应对当时环境压力和挑战的产物，如果要在今天普遍发挥作用，不仅语言要进行“现代转化”，其思想理论的意蕴尤其要进行“现代转化”，而“现代转化”的实质是凝练、重构和升华，这是一项极其伟大、浩繁和深刻的智慧工程，考验着每一个“中国头脑”。严格说来，这项智慧工程已经进行一个多世纪，取得了成绩，但尚未基本完成，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3）坚持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知识借鉴西方文化是一个巨型理论知识系统，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应当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重要知识借鉴。主要是：第一，西方文化包含大量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知识财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创造了巨量的知识和技术。追求知识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西方文化的一大优势。只要读一下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的“三大批判”（《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知道西方学者对知识的痴迷、梦想和投入。他将人的“判断力”分为两类——“规范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指出：“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范性的。”“但是，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而康德特别重视“反思性”判断力。这种对知识的彻底精神使西方发现的原理、原则、定律，领先于世，几乎写满了学校知识类教科书。其次，建立了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成为人类两大文化系统之一——西方文化。第二，两个极端鲜明的文化。由于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它的优势明显——创造了海量的知识和技术，创造和获得巨量财富，扩张到全世界。但同时，也带来严重弊病——长于“获取知识”，短于“获得生存价值”，引发对立、分裂、冲突、战争和灾难，使人类危机四伏，走向自我毁灭的边缘。第三，对西方文化应持科学态度。一般而言，文化系统大致有三个层次：知识层面、方法层面、价值信念层面。对知识和方法，可采取“拿来主义”，事实上也这样做了，成绩显著。而在价值信念层面，情况非常复杂和困难，但意义更为深刻，只能采取“批判地吸收”政策。近年来，也取得重要进展和成绩。总之，近二百年来，坚持“马中西”融合的基本路径，我国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４.坚持国家核心价值的理论自觉
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做到与时俱进，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这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首先，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具有滞后性。国家核心价值一经产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随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坚持理论自觉和开放，才能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其次，国家核心价值具有圆融性。一般而言，国家核心价值系统首尾相连、逻辑一贯，具有理论体系的圆融性和无矛盾性。这使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接受和融合体系外知识易于产生逻辑障碍，每整合和吸纳一种体系外知识，往往都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震动。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只有自觉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主动反省自身，整合体系内外理论知识，实现不断发展和超越。历史证明，凡是善于开放和理论自觉的国家核心价值往往能不断自我更新，跟上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发展生机勃勃；凡是不善于（甚至拒绝）开放和理论自觉的国家核心价值必然陷于僵化和停滞，落后于时代，甚至使国家落伍。开放和理论自觉的水平，是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成熟程度的标志。三十年来，中国的核心价值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理论自觉，做到反省超越和与时俱进，保持了国家核心价值的“高势位”。
四、21世纪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展望
面向21世纪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担当中国和人类价值建设的历史使命
综观五千年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世界形成了两大文明系统：一个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一个是以欧洲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近三百年来，中华传统文明出现严重“内卷”和停滞，遭遇了百年的痛苦经历，但同时开始了打破“内卷”，反省和超越的悲壮历程，今天已基本建立起“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中华民族也大踏步走向伟大的复兴。然而，西方文明在兴盛了几百年之后，也出现严重的“内卷”和停滞。著名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先生将其称为“欧洲文明危机”。 “内卷”就是停滞、徘徊、落伍，甚至“终结自己”。现在看，让西方某些陶醉于“终结历史”的人冲破文明“内卷”，尚难以估量时日。中国人冲破文明“内卷”，反省和超越自己进行了近二百年，肩负着不仅给自己也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创建“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和思想理论系统，让21世纪危机四伏的人类迈出新的一步。
2.国家核心价值建设必须解决的深层理论课题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并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生存发展的道路，必须进行长期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对话和交流，以便深入解决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相关理论课题。现在看，主要有以下十个重大课题：与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和制度建设的理论问题；国家的精神本位、内涵及解释框架问题；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内涵及解释框架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核心价值的更深层次理论逻辑及解释框架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和发展规律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文化的双向对话与正确选择规律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及大众化的理论、规律与方法问题；不同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建设的理论和经验问题；五千年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与教训问题等。
3.培养一批精通“马中西”的学术领军人物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并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生存发展的道路，是一项有着难以想象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伟大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了解甚至精通西方文化，也就是精通“马中西”价值理论的一流专家，这样的专家还应初通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那种只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种理论知识的专家，或者只通一门学科知识或一门学科知识中某一方向知识的专家，难当此重任。因此，要下功夫发现、培养、支持这样的专家，形成一支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以便完成这项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历史重任。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有培养出这样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才可能完成。
４.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
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建设和传播国家核心价值的理论“重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建设和传播国家核心价值的基本理论队伍。应提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家”。他们之中应能培养出一批精通“马中西”的学术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还应该比较通晓中外历史知识和某些相关学科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核心价值探索和建设中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正确的方法，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为建设和传播“高势位”的中国核心价值系统做出贡献。
5.坚持正确的学术研究方针和政策
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要实行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表现在：首先，坚持国家核心价值一元化指导与多样性社会思潮共存的方针。其次，要有包容的心态。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积极引导社会思潮。我们既要坚持“一元统领”、“协调有序”，又要坚持“兼容共生”、“和而不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引导社会思潮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最后，贯彻正确的方针。坚持“双百”方针，尊重创造，严格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同时，实行正确的学术研究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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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淑珍］
关键词：中国核心价值； “高势位”建设阶段；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G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2－０００１－０６
国家核心价值必须“高势位”建设是国家建设的规律。我国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国家核心价值落后于时代的被动局面，致使中华民族遭遇了百年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拍案而起，立即开始了探索和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悲壮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建立起“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也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探索和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历史经验，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概念
国家核心价值是由国家建构并运用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主流与核心，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所谓“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是指与其它价值系统相比，不仅这种价值系统的知识层次高、范畴的位阶高，而且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也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所谓“高势”，主要指与其它价值观念系统相比，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高和水平高，从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势能。所谓“高位”主要指与其它价值系统相比，国家核心价值系统的知识层次高（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法治观等理论知识层次）和所使用的范畴的位阶高（如：它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与其它价值系统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相比，一般应是同位或上位概念和范畴），从而使它能够具有统摄其它价值系统所必须的逻辑位能。
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是国势盛衰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高势位”建设。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建设，然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关键在于所建构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所内蕴的主体生存适应性、知识性、价值性、规律性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和水平，在于它与同时代其它国家相比所建设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是否是“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
二、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探索和建设的历程
五千年中国核心价值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具有典型的“马鞍型”。中国核心价值大约在商周、春秋和汉唐时期出现第一个高峰。周（《易经》）、春秋时代（“诸子百家”）、汉唐（“儒学”和“儒释道”初步碰撞及融合），使中国核心价值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同时带动和支撑中华文明走向第一个高峰。此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国家核心价值及学术思想处于平行发展时期。至清朝（247年），赞赏保守，反对创新，文化趋于“内卷”，致使中国核心价值及学术跌入谷底，也使中华文明降落谷底。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以后，渐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使中国核心价值和学术思想走向第二个高峰，同时，也带动和支撑中华文明走向第二个高峰。
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高势位”探索和建设应当从1840年算起，开始于中国核心价值与中华文明的低潮和谷底，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下求索”阶段，也可称准备阶段。大约从1840—1921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先进的中国人拍案而起，慷慨悲歌，前赴后继，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林则徐、魏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学人，颠沛留离于海内外，向一切可能的“先生”求教。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商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维新”、“君主立宪”、“三民主义”等理论观念和政治主张，推动了民族意识觉醒，然而，并未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辛亥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阶段：第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大约从1921─1978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帝官封”勾结，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的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创造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也初步打下了国家“现代化”基础。这一阶段的理论开拓者大都是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革命者、党政军领袖人物和著名学者。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达等。他们围绕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艰难的历史课题，创造了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革命的战略策略、党的建设和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等在内的“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指引中华民族彻底地结束了民族生存危机，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第三阶段：第二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大约从1978年至今。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两大历史课题——“革命”和“现代化”，第一个问题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尚待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不仅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解决了当代世界的普遍性难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引领全国人民创造了30年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化解世界性的风险和危机，使中华民族迅速地实现现代化，稳健而高速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创造了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当代世界看都是“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
三、近现代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探索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近二百年来，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经验极其丰富和深刻。初步概括出以下四条基本经验：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是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根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回应环境压力与挑战，解决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革命”与“现代化”的历程中创造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遇到的每一个重大难题、挑战和风险，都是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化解的。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是充分吸纳中国优秀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是被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超过它，更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代替它指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只要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那些历史因素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超越，因此，现在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幼维的想法，是根本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只有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真理，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创新理论。马克思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当今世界变幻多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日新月异，理论必须走在前面。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开阔新视野，提出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做出新概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了“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
2.坚持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目标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必须坚持“高势位”建设目标。对此，我国主要坚持了以下四种理论品格：
（１）国家核心价值具有民族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必须符合国情，完满地回答和解决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实践课题。国家核心价值的根本和首要任务就是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回答和解决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生存发展课题，为国家提供迎接挑战走向胜利的思想理论和对策。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国家核心价值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它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基本实践课题，引导其转危为安；在国家的和平发展中，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它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引导其持续高速发展，走向成功。国家核心价值解决本民族生存发展基本实践课题的能力和水平是判断其是否“高势位”的首要标准和根本标准。历史证明，一种国家核心价值既使建构得再圆融和精致，但只要它不能回答和解决国家面临的基本生存实践课题，只能使国家走向困顿和失败，也不是“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
（２）国家核心价值具有真理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应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首先，科学性。国家核心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能够深刻揭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引导国家和公民进行正确的选择。其次，合理性。国家核心价值自觉坚持合理性原则，处理国家和社会事物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恰当正好，反对和避免简单化、片面性和走极端。如：“方法的合理性”——反对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方法，坚持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辩证方法。“精神向度的合理性”——引导社会追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文精神与商品意识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等。“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坚持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统一，各种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的合理分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最后，人民性。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为少数人谋私利，把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３）国家核心价值具有时代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正确把握和涵容先进的时代精神，提倡和普及先进的理想、价值、品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类历史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依次走过了原始采集时代、农耕游牧时代、工业时代，正在进入信息时代。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与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做到与时俱进。一般而言，走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精神的国家核心价值是先进的，而违背时代精神的国家核心价值则是落后的。国家核心价值先进还是落后，往往是国家先进与落后、强大与衰落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国家核心价值尤需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品格。历史告诉我们：一种国家核心价值既使再圆融精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但假如落后于时代，也只能使国家落伍。
（４）国家核心价值具有包容性品格这要求，国家核心价值以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为基础，海纳百川，尽可能吸纳和涵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综合创新，融为一体，成为千百年来人类全部文明的继承、创新和延伸。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凡是善于包容和整合自身与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国家核心价值，必然厚重、科学、先进，能够引领国家克服万难，走向强大与繁荣；凡是封闭保守，拒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国家核心价值，难免贫乏、愚昧、落后，导致国家停滞和贫弱。包容性品格是“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的一个基本标志。其主要表现是，能充分吸纳与包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精华，充分吸纳与包容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精华，充分吸纳与包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充分吸纳与包容古今中外国家核心价值建设的优秀理论与经验。
3.坚持“马中西”融合的路径选择
近二百年来，中国核心价值建设逐渐走出一条“马中西”融合的基本路径。可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重要知识借鉴”。“马”、“中”、“西”是当今世界影响巨大的三个巨型独立价值系统，都具有“终极性”、“特殊性”、“全整性”和“圆融性”，不可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或取消另一个。对于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而言，只有立足于这三个巨型价值系统基础之上，充分吸纳它们的优秀知识经验，才有可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优秀资源，都会造成知识经验基础的不完整，都达不到当今世界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的水平。主要表现在：
（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依据这不仅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而且有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原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先进的巨型价值理论系统，是唯一能够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主要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哲学超过它。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具有“恰适性”，也就是恰当、正好地满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需要，如同“久旱逢甘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由于其理论上的“三个不足”，提供不了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理论武器。这就是：传统儒家思想尚未完成现代转化；传统儒家思想中“民主与科学”资源不足；传统儒家思想中缺乏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提不出革命和建设的目标、道路、战略、策略和方法。而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回答了上面的一切，不能不使先进的中国人精神为之振奋、趋之若鹜、前赴后继。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巨型的思想理论系统，指导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仍然是思想前瞻、见解深刻、资源充足、游刃有余。还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已有近百年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具有某种深刻的“同缘性”，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如：“实践哲学”同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都属于“实践哲学”范畴。“结群原则”同缘：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集体主义”，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主张“家族本位”或“天下本位”，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均主张以群体为基础，实现群体与个体的和谐同一。“方法论”同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虽有差异，但同属于以“辩证的方法看世界”的思想体系，有相当多的相同点和相通性。还有许多深层的“同缘性”。当然，应当说明“同缘性”不等于“相同性”，“同缘性”指相似性、相近性和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传统民族心理的“同缘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在许多情况下，是“心”与“理”相通。虽然表述方式不同，思维逻辑有差异，但一经转义，就“似曾相识”、“一听就懂”，“一拍即合”。
（2）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型思想理论系统，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主要是：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文化，应当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核心价值的根基。它以民族价值信念、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语言和民族生活方式为基础，是系统性存在，是民族生存的根，也是民族的标识系统，只能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而不能脱离，更不能抛弃。抛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民族生存的根，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失落。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自成体系。它包含大量的具有人类性的思想理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只要以人的方式生存，就离不开它，并要永远与之对话，向它请教。如：“仁者爱人”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和合之道”，“中庸哲学”，自觉遵守“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等思想理论财富。它形成了世界两大文化系统之一的东方文化的核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要人类生存和发展，并企望美好的明天，就不应当离开它。最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待“现代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价值巨大，但其核心和主体毕竟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是当时中华知识精英应对当时环境压力和挑战的产物，如果要在今天普遍发挥作用，不仅语言要进行“现代转化”，其思想理论的意蕴尤其要进行“现代转化”，而“现代转化”的实质是凝练、重构和升华，这是一项极其伟大、浩繁和深刻的智慧工程，考验着每一个“中国头脑”。严格说来，这项智慧工程已经进行一个多世纪，取得了成绩，但尚未基本完成，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3）坚持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知识借鉴西方文化是一个巨型理论知识系统，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应当以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重要知识借鉴。主要是：第一，西方文化包含大量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知识财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创造了巨量的知识和技术。追求知识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西方文化的一大优势。只要读一下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的“三大批判”（《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知道西方学者对知识的痴迷、梦想和投入。他将人的“判断力”分为两类——“规范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指出：“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范性的。”“但是，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而康德特别重视“反思性”判断力。这种对知识的彻底精神使西方发现的原理、原则、定律，领先于世，几乎写满了学校知识类教科书。其次，建立了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成为人类两大文化系统之一——西方文化。第二，两个极端鲜明的文化。由于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它的优势明显——创造了海量的知识和技术，创造和获得巨量财富，扩张到全世界。但同时，也带来严重弊病——长于“获取知识”，短于“获得生存价值”，引发对立、分裂、冲突、战争和灾难，使人类危机四伏，走向自我毁灭的边缘。第三，对西方文化应持科学态度。一般而言，文化系统大致有三个层次：知识层面、方法层面、价值信念层面。对知识和方法，可采取“拿来主义”，事实上也这样做了，成绩显著。而在价值信念层面，情况非常复杂和困难，但意义更为深刻，只能采取“批判地吸收”政策。近年来，也取得重要进展和成绩。总之，近二百年来，坚持“马中西”融合的基本路径，我国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４.坚持国家核心价值的理论自觉
国家核心价值必须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做到与时俱进，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这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首先，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具有滞后性。国家核心价值一经产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随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坚持理论自觉和开放，才能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其次，国家核心价值具有圆融性。一般而言，国家核心价值系统首尾相连、逻辑一贯，具有理论体系的圆融性和无矛盾性。这使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接受和融合体系外知识易于产生逻辑障碍，每整合和吸纳一种体系外知识，往往都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震动。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只有自觉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主动反省自身，整合体系内外理论知识，实现不断发展和超越。历史证明，凡是善于开放和理论自觉的国家核心价值往往能不断自我更新，跟上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发展生机勃勃；凡是不善于（甚至拒绝）开放和理论自觉的国家核心价值必然陷于僵化和停滞，落后于时代，甚至使国家落伍。开放和理论自觉的水平，是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成熟程度的标志。三十年来，中国的核心价值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理论自觉，做到反省超越和与时俱进，保持了国家核心价值的“高势位”。
四、21世纪中国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展望
面向21世纪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担当中国和人类价值建设的历史使命
综观五千年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世界形成了两大文明系统：一个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一个是以欧洲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近三百年来，中华传统文明出现严重“内卷”和停滞，遭遇了百年的痛苦经历，但同时开始了打破“内卷”，反省和超越的悲壮历程，今天已基本建立起“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中华民族也大踏步走向伟大的复兴。然而，西方文明在兴盛了几百年之后，也出现严重的“内卷”和停滞。著名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先生将其称为“欧洲文明危机”。 “内卷”就是停滞、徘徊、落伍，甚至“终结自己”。现在看，让西方某些陶醉于“终结历史”的人冲破文明“内卷”，尚难以估量时日。中国人冲破文明“内卷”，反省和超越自己进行了近二百年，肩负着不仅给自己也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创建“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和思想理论系统，让21世纪危机四伏的人类迈出新的一步。
2.国家核心价值建设必须解决的深层理论课题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并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生存发展的道路，必须进行长期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对话和交流，以便深入解决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相关理论课题。现在看，主要有以下十个重大课题：与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和制度建设的理论问题；国家的精神本位、内涵及解释框架问题；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内涵及解释框架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核心价值的更深层次理论逻辑及解释框架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和发展规律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文化的双向对话与正确选择规律问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及大众化的理论、规律与方法问题；不同国家核心价值系统建设的理论和经验问题；五千年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与教训问题等。
3.培养一批精通“马中西”的学术领军人物
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并给人类探索一条文明生存发展的道路，是一项有着难以想象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伟大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了解甚至精通西方文化，也就是精通“马中西”价值理论的一流专家，这样的专家还应初通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那种只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种理论知识的专家，或者只通一门学科知识或一门学科知识中某一方向知识的专家，难当此重任。因此，要下功夫发现、培养、支持这样的专家，形成一支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以便完成这项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历史重任。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有培养出这样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才可能完成。
４.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
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建设和传播国家核心价值的理论“重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建设和传播国家核心价值的基本理论队伍。应提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家”。他们之中应能培养出一批精通“马中西”的学术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还应该比较通晓中外历史知识和某些相关学科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核心价值探索和建设中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正确的方法，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为建设和传播“高势位”的中国核心价值系统做出贡献。
5.坚持正确的学术研究方针和政策
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要实行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表现在：首先，坚持国家核心价值一元化指导与多样性社会思潮共存的方针。其次，要有包容的心态。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积极引导社会思潮。我们既要坚持“一元统领”、“协调有序”，又要坚持“兼容共生”、“和而不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引导社会思潮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最后，贯彻正确的方针。坚持“双百”方针，尊重创造，严格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同时，实行正确的学术研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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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