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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学院心理学家彼得·格雷的一段话,引我思索“游戏”:
现今的社会中,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家中看电视、玩电子游戏。
事实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培养组织能力的、不包含竞争的和无需在家长监督下进行的户外游戏,这种游戏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平等、合作精神。
抛弃这样的游戏的后果是自私行为大行其道,进而带来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崩溃。这都是一个忘记了如何游戏,却时刻牢记如何取代他人位置的社会的症状。
游戏和幽默不仅仅是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他们还能促进人类产生平等观念,加强共同参与意识。这些游戏在原始社会中帮助人类在狩猎和采集的过程中,营造出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平。
说游戏,就一定会想到德国剧作家、美学家席勒,他把“自由活动”的游戏分成两类:“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
自然的游戏,是感性生物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人的游戏。审美活动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席勒把审美自由活动称为审美的游戏。
科学是智慧的游戏。——费曼
费曼把科学研究当作自己最好玩的游戏。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星期当中,你有多少时间做物理?”
有人说,费曼“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私生活中,好像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场非常好玩的游戏”。
物理学家斯诺说,费曼“更像是著名的喜剧演员马克斯,突然扮演了一位大科学家”。
费曼是什么人?他是美国物理学家,生于1918年,卒于1988年。在世界级的杰出物理学家中,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
人们把“天才”一词用在20世纪两个物理学家身上,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就是费曼。世纪之交,英国一物理学杂志邀请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参与,评选出历史上十位杰出物理学家,费曼即名列其中: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卢瑟福、玻尔、迪拉克、薛定谔、海森堡、费曼。
席勒坚信:审美可以弥合人类的分类,游戏(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费曼终身享受科学——这智慧的游戏就是他终身的游戏,他是真正的人。
趣味游戏
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梁启超(《学问之趣味》1922)
《学问之趣味》是梁启超于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做的演讲。他的讲课和演讲,形象生动、情真意切、思想活跃,富有感人的说服力。
这篇演讲辞很短,不足3000字,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把如何产生“学问之兴趣”,讲得清楚、明白、可信,令学子们愿学着先生的样子,做一个趣味人生的实践者。
开门见山,梁启超就宣布:“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原文如此——注)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接着,他表示:“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这位博学不厌的学者,站立在讲台上对我们说:“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接着,梁启超回答“怎样才算‘趣味’”这个问题。他给“趣味”定了一个判据:“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认为,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只有学问、艺术、游戏、工作这四项。实际上,他说的能称为“趣味”的这四件事,对应于人类的四项天性:神圣的好奇(问学)、神圣的审美(艺术)、神圣的游戏与神圣的自由创造(工作)。学须始于问,我便在这里把“学问”改成了“问学”。
人生如旅程,情趣在路上。人生情趣,在问学、在审美、在游戏、在创造。问学、审美、创造,是人类的有意义的游戏。问学着、审美着、创造着、游戏着,我们体验着快乐,我们享受着幸福。
要满足传播学所说的受众“十求”——真、善、美、新、知、乐、和、安、慰、富,科普就至少要重视“七感”——奥秘感、惊异感、新鲜感、美感、亲近感、幽默感、实用感。
怎样才能体验问学的趣味?梁启超提供了四条道路,即: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而为;二,问学不息;三,深入研究;四,寻找共学朋友。梁启超所言,是他几十年问学经历的人生体验,是很实际、很普遍的经验。所有把问学、钻研、探索变成自己生活方式、日常习惯、第二自然的人,都尝到了“学问的趣味”的味道,都会同意梁启超的意见的。我国的教育家,多有提倡“情感教育”、“兴趣教育”者。他们同梁启超先生的观点能够发生共鸣。
人类从事文化活动,用得上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具体则无”;“有所为而为的人生”,便是“大体则有”了。中国古人强调兴趣学习,他们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第二十》),“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司马光)。
审美游戏
学习是生活中最有趣的和最伟大的游戏。所有的孩子生来就这样认为,并且将继续这样认为,直到我们使他们相信学习是非常艰难和讨厌的工作。有一些孩子则从来没有真正地遇到这个麻烦,并且终其一生,他都相信学习是唯一值得玩的有趣的游戏。我们给这样的人一个名字,我们叫他们天才。——格伦·多曼《教你的孩子学数学》
可见,学习是人类的一种游戏。
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牛顿(英国)
可见,“发现”是一种游戏。
数学很美,数学很有趣,数学很有竞争性,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玩的游戏。——符拉基米尔·弗沃特斯基(菲尔兹奖)
数学很好玩。——陈省身
可见,研究数学是一种游戏。
有人问弗莱明(1881—1955)爵士,你怎样看待科学研究?弗莱明说,我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做游戏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弗莱明相信,正是做游戏的人,“作出了”最初的发现;而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
弗莱明的话,让我想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位幽默的科学家,他认为:“如果不是以科学谋生的话,科学是非常奇妙的。”
可见,科学研究是一种游戏。
艺术可以是游戏,也可以不是游戏,还可以是兼具游戏性与谋生性的复合活动;同样,游戏可以是艺术,也可以不是艺术。——董虫草
可见,艺术也是一种游戏。
原来,人类有那么多游戏——“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人类需要游戏,也需要劳动。游戏与劳动,它们能够融合在一起么?
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董虫草
兼具游戏性与劳动性的活动可以同时创造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从而使主体的生命价值趋于最大值。对于具有谋生与游戏双重需要的正常人来说,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艺术活动同样如此。由于没有目的和价值上的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主体都会对这种活动尽心尽力,从而,兼具游戏性与劳动性的活动也是最有利于活动及其产物之艺术性的提高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的。——董虫草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发明”了“积极心理学”,他给人们开出了一个“幸福公式”:快乐 参与 意义=幸福。实际上,“快乐 参与”就是“游戏”,这样,塞利格曼的“幸福公式”可以简化为:游戏 意义=幸福。在“游戏”中“立德、立功、立言”,就获得了幸福。这是中西合璧的幸福观。
“游戏 意义”就是劳动。因此,劳动着,是幸福的。
走向高境,学习是游戏,思考是游戏,数学是游戏,科学是游戏,艺术是游戏,创造是游戏。走向高境,人生就是有意义的游戏——那是为人类建构意义,为祖国建构意义,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建构意义的游戏。只要游戏建构了积极意义,人生便是幸福的。
现今的社会中,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家中看电视、玩电子游戏。
事实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培养组织能力的、不包含竞争的和无需在家长监督下进行的户外游戏,这种游戏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平等、合作精神。
抛弃这样的游戏的后果是自私行为大行其道,进而带来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崩溃。这都是一个忘记了如何游戏,却时刻牢记如何取代他人位置的社会的症状。
游戏和幽默不仅仅是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他们还能促进人类产生平等观念,加强共同参与意识。这些游戏在原始社会中帮助人类在狩猎和采集的过程中,营造出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平。
说游戏,就一定会想到德国剧作家、美学家席勒,他把“自由活动”的游戏分成两类:“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
自然的游戏,是感性生物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人的游戏。审美活动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席勒把审美自由活动称为审美的游戏。
科学是智慧的游戏。——费曼
费曼把科学研究当作自己最好玩的游戏。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星期当中,你有多少时间做物理?”
有人说,费曼“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私生活中,好像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场非常好玩的游戏”。
物理学家斯诺说,费曼“更像是著名的喜剧演员马克斯,突然扮演了一位大科学家”。
费曼是什么人?他是美国物理学家,生于1918年,卒于1988年。在世界级的杰出物理学家中,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
人们把“天才”一词用在20世纪两个物理学家身上,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就是费曼。世纪之交,英国一物理学杂志邀请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参与,评选出历史上十位杰出物理学家,费曼即名列其中: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卢瑟福、玻尔、迪拉克、薛定谔、海森堡、费曼。
席勒坚信:审美可以弥合人类的分类,游戏(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费曼终身享受科学——这智慧的游戏就是他终身的游戏,他是真正的人。
趣味游戏
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梁启超(《学问之趣味》1922)
《学问之趣味》是梁启超于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做的演讲。他的讲课和演讲,形象生动、情真意切、思想活跃,富有感人的说服力。
这篇演讲辞很短,不足3000字,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把如何产生“学问之兴趣”,讲得清楚、明白、可信,令学子们愿学着先生的样子,做一个趣味人生的实践者。
开门见山,梁启超就宣布:“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原文如此——注)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接着,他表示:“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这位博学不厌的学者,站立在讲台上对我们说:“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接着,梁启超回答“怎样才算‘趣味’”这个问题。他给“趣味”定了一个判据:“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认为,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只有学问、艺术、游戏、工作这四项。实际上,他说的能称为“趣味”的这四件事,对应于人类的四项天性:神圣的好奇(问学)、神圣的审美(艺术)、神圣的游戏与神圣的自由创造(工作)。学须始于问,我便在这里把“学问”改成了“问学”。
人生如旅程,情趣在路上。人生情趣,在问学、在审美、在游戏、在创造。问学、审美、创造,是人类的有意义的游戏。问学着、审美着、创造着、游戏着,我们体验着快乐,我们享受着幸福。
要满足传播学所说的受众“十求”——真、善、美、新、知、乐、和、安、慰、富,科普就至少要重视“七感”——奥秘感、惊异感、新鲜感、美感、亲近感、幽默感、实用感。
怎样才能体验问学的趣味?梁启超提供了四条道路,即: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而为;二,问学不息;三,深入研究;四,寻找共学朋友。梁启超所言,是他几十年问学经历的人生体验,是很实际、很普遍的经验。所有把问学、钻研、探索变成自己生活方式、日常习惯、第二自然的人,都尝到了“学问的趣味”的味道,都会同意梁启超的意见的。我国的教育家,多有提倡“情感教育”、“兴趣教育”者。他们同梁启超先生的观点能够发生共鸣。
人类从事文化活动,用得上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具体则无”;“有所为而为的人生”,便是“大体则有”了。中国古人强调兴趣学习,他们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第二十》),“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司马光)。
审美游戏
学习是生活中最有趣的和最伟大的游戏。所有的孩子生来就这样认为,并且将继续这样认为,直到我们使他们相信学习是非常艰难和讨厌的工作。有一些孩子则从来没有真正地遇到这个麻烦,并且终其一生,他都相信学习是唯一值得玩的有趣的游戏。我们给这样的人一个名字,我们叫他们天才。——格伦·多曼《教你的孩子学数学》
可见,学习是人类的一种游戏。
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牛顿(英国)
可见,“发现”是一种游戏。
数学很美,数学很有趣,数学很有竞争性,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玩的游戏。——符拉基米尔·弗沃特斯基(菲尔兹奖)
数学很好玩。——陈省身
可见,研究数学是一种游戏。
有人问弗莱明(1881—1955)爵士,你怎样看待科学研究?弗莱明说,我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做游戏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弗莱明相信,正是做游戏的人,“作出了”最初的发现;而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
弗莱明的话,让我想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位幽默的科学家,他认为:“如果不是以科学谋生的话,科学是非常奇妙的。”
可见,科学研究是一种游戏。
艺术可以是游戏,也可以不是游戏,还可以是兼具游戏性与谋生性的复合活动;同样,游戏可以是艺术,也可以不是艺术。——董虫草
可见,艺术也是一种游戏。
原来,人类有那么多游戏——“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人类需要游戏,也需要劳动。游戏与劳动,它们能够融合在一起么?
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董虫草
兼具游戏性与劳动性的活动可以同时创造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从而使主体的生命价值趋于最大值。对于具有谋生与游戏双重需要的正常人来说,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艺术活动同样如此。由于没有目的和价值上的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主体都会对这种活动尽心尽力,从而,兼具游戏性与劳动性的活动也是最有利于活动及其产物之艺术性的提高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的。——董虫草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发明”了“积极心理学”,他给人们开出了一个“幸福公式”:快乐 参与 意义=幸福。实际上,“快乐 参与”就是“游戏”,这样,塞利格曼的“幸福公式”可以简化为:游戏 意义=幸福。在“游戏”中“立德、立功、立言”,就获得了幸福。这是中西合璧的幸福观。
“游戏 意义”就是劳动。因此,劳动着,是幸福的。
走向高境,学习是游戏,思考是游戏,数学是游戏,科学是游戏,艺术是游戏,创造是游戏。走向高境,人生就是有意义的游戏——那是为人类建构意义,为祖国建构意义,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建构意义的游戏。只要游戏建构了积极意义,人生便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