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由南方某知名媒体新年特刊“被改”一事而引发的讨论非常热闹。事件发端于该媒体享有盛誉的“新年献辞”2013年稿件及其“送审”过程。据能够看到的消息，稿子本身说的是“中国梦”的话题，且核心主题说的是“宪政梦”，按发刊程序，重要稿件必须报审，也就在审改过程中的若干改动引起了内部不满，于是有人将这个过程通过微博披露了出来，从而沸沸扬扬的讨论全面展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事已经开始“沉淀”，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至少有两件事：一件是捋捋事件的重要环节和“关键词”，二是看看此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
　　先讨论事件本身。
　　第一，重要稿件送审。这个制度西方国家也有百年以上的有案可查的历史。读一读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我们就知道16-17世纪的英国王权对新闻审查是多么赤裸裸。到了当今世界，倒是真的很难看到白纸黑字的有关法律法令，但言论臣服于资本，那可是比比皆是的残酷现实，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恐怕只有像默多克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讲得更生动具体。他的新闻集团纵横于欧美大陆，声名远播于世界各地。他可以容忍手下的名主播、名记者的品行不端，也可以大手一挥打发掉一个新入行的小记者，其原因可能只是这个记者发了一条他老人家“不知道”的消息。
　　第二，关键词“新年献辞”。有幸读到过该媒体1998年以来的新年献辞，其中印象深刻的如1999年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2002年的《走在中国的大地上》、2004年《这梦想不休不止》、2006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等，读后真的令人荡气回肠，精神为之一振，且不说还有那种文字的美感以及文章行云流水般的韵律享受。比之万马齐喑的那个年代，千媒一面共同刊发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那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和情怀？
　　第三，關键词“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答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圆梦的路很长也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和宣示，这其实再正常不过，没必要纠缠于你我的表达差别以及方式方法。但有两条似乎非常重要：一是不要强词夺理舍我其谁，二是避免出现概念或常识错误。因为我们不但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而且也知道，不管是谁，说错话办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讨论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做清醒的人。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三条：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二是关门办不成大事，三是做人要厚道。这三条哪条都重要，但窃以为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为人方面出现负面评价，那做什么都会满盘皆输。而为人厚道的第一要义是清醒，这个清醒指的是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正在干什么、自己能干什么？一个人如此，那么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媒体呢？大概也是这样。有人说，影响力和能力成正比，其实影响力有时也与伤害力成正比，包括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和事的伤害。
　　第二，做明白的事。现代社会强调透明，除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之外，任何事情都应该放到众目睽睽下操作，那样触碰各种“底线”的可能性就小，决策者和执行者承担的风险也就小。再加上有现成的法律法令在那里，那么就少做些某人说了算的事，或者在立规矩的时候就不留这样的缝隙。试想，决策者无私利或者不为某些私利团体左右，集中注意力抓发展、抓百姓关心的事，那么立的规矩无论如何都是好的；执行者无私利或不被某些诱惑所左右且忠于职守，那么在操作中无论如何也差不到哪里去，即使有失误也会得到宽宥。
　　第三，珍惜话语权。通常来说，除了作为自然人的相关权力之外，所有权力都有被授予的程序，话语权也不例外。既然这种权力是被授予的，那么也就有被监督的必要。媒体作为话语权的高度体现者，是不是都懂得这个道理呢？可能不尽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由于媒体参与而使某一件事情发生根本改变的例子来说明媒体责任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但也可以举出许多不清醒、不明白的例子来说明媒体“帮倒忙”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危害。至于微博、微信等借助新型通讯手段而诞生的新媒体或自媒体，其价值当然不可忽视，但由于是新生事物，评估它们还应当再有一个过程。管理者也好、参与者也罢，都要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积极应对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让其“正能量”最大化。当前最重要的是，任何媒体都不要试图去裹胁他人，当然也不要被他人所裹胁，负责地而不是负气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总之，话语权是一项实在而高尚的权力，不管是否曾经经历过那个没有或失去话语权的年代，也不管是媒体还是个体，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珍惜并且用好它。作为个体，我们可以不要求有那么高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或者事关自身生存发展利益的困难问题面前，总该有些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的改革创新意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