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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摘要：宋代是中国花文化成熟和繁荣的时代。宋代人人爱花，男子簪花更是盛极一时，成为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民俗景观和时代特色。今天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讲述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第一，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形成和兴盛；第二，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社会内涵。
关键词：簪花；社会风尚
一、 簪花习俗的形成与兴盛
宋代对重阳节的重视甚于前代。每到九月九日，官员放假，人们歇业，男女老幼，不分贵贱，都要登高望远，簪插菊花，饮茱萸酒、菊花酒，文墨之士还要赋诗作词，节日气氛十分浓郁。《乾淳岁时记》载：“都人九月九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以菊糕为馈。”皇宫也不例外，要举行庆祝活动，皇帝要给百官赐宴簪花。宋代沿袭了唐代的风俗，宋太宗在宫廷举办花宴，应景赋诗作词，也是君臣簪花。 “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而内依仿也”，宫廷对京城、京城对天下风俗有极大的引领作用。上文所述皇帝给臣僚赐花例子，或出于皇帝对臣子的宠爱，或出于对杰出之才的褒奖和器重，属于偶尔为之，但是臣子们视之为莫大荣幸，十分羡慕和向往，于是争相仿效，成为形成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驱动力之一。
宋代男子簪花的兴盛。春天百花次第开放，节日众多，甚至有专门赏花的“花朝节”，男子簪花也最为兴盛。人们在迎春活动中加入娱乐成分，京城官员要在立春日入宫向皇帝拜贺，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旛胜入贺。“洛阳牡丹甲天下”，“扬州芍药甲天下”，牡丹、芍药花开时节，洛阳、扬州之人纷纷赏花簪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清明时节杭州牡丹已经盛开，吉祥寺牡丹尤其闻名。苏东坡任职杭州期间，曾在吉祥寺牡丹盛开时游宴，席间五十三人，都是头戴牡丹花。
婚礼上新郎官簪花习俗亦形成于北宋。《水浒传》第五回中，桃花山二大王小霸王周通入赘桃花村刘太公家做女婿，成亲之日，周通“鬓旁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随同小喽啰们也是“巾边乱插着野花”，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司马光《书仪三·婚仪上》也记载了婚礼上新郎簪花的习俗。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之后，治国政策由对外转向对内，完善了很多典礼制度。当时规定：凡国有大庆则大宴，比如一些重要的节日、外国使节来访等。赐宴时皇帝为臣下赐花簪花，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自此男子簪花不再限于娱乐活动，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
宋代赦免或处死犯人时，为了向犯人宣示“天恩”，狱卒要簪花。《宋史·五行志》记，绍兴初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我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男子所簪花朵，首选时令鲜花，如菊花、荠花、牡丹、芍药、蔷薇、梅花、紫薇等。有时鲜花供应不足，还可用像生花（假花）来补充。
二、 簪花习俗的社会风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唐代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北方多战乱，而南方却相对稳定，再加上宋朝实行了鼓励经商的开明政策，使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如果仅从经济层面看宋朝，宋朝则是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宋朝的经济繁荣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等都有重大发展，航海业和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这种强大的经济条件为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更为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自先秦始，古人便开始根据不同的花的自然属性及其生理特点，而赋予某种人格，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经过战国屈原、晋代陶渊明、南朝何逊、唐代白居易、宋初周敦颐等无数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到宋代积累沉淀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各种花卉都被赋予以丰富的人文含义，对应着某种品德，寄予了人们的理想和情操，这就是花语。宋代崇道，尤以真宗、徽宗为甚，无怪乎推行簪花最为得力。 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中把莲花尊为“佛门圣花”。据《华严经》载，摩耶夫人也是因为看见巨莲而有感怀孕的，而释迦出生时落在莲花上。释迦牟尼成佛，常坐于莲花宝座上。“释氏以莲花喻性，盖以其植根于泥而能不染，发生清净殊妙，香、色非他草木之花可比，故以为喻。”所以花卉很早就成了必要的供养神佛和祖先的案供之物。佛教的花卉思想，使花卉带上了圣洁色彩，提高了花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辟邪趋吉心理。自远古起，人们就认为某些植物有着禳灾避祸、祛除不洁，带来吉祥的特别功能。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们视为“瑞花”、“瑞应”，能带来祥瑞，称“花瑞”。宋太宗时编撰的《太平广记》就汇集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宋代男子簪花，就寓以辟邪求吉、愿景等心理。
“以俗为美”的审美心理。《宋史·礼志》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幷御筵，其所赐花，并须戴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说明在北宋前期，簪花并不为士大夫广泛接受。司马光对男子簪花颇有微言，他认为簪花“殊失丈夫之礼貌”。所以当他中进士后不愿意带花，只是因为皇上所赐才不得不戴。苏轼在杭州与宾客和同僚们集体簪插牡丹，引来了众多市民的围观。这些都说明男子簪花在宋代的普及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正如司马光所说，花之美与男性气质并互不相容。但是这种风俗还是不可阻挡地普及开来了， 原因就在于宋人的审美观念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宋代是门阀士族彻底被荡除、庶族地主全面上升的时代，以贵族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大有市场。宋人试图找到一种方式和途径来反抗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禁锢情志的部分。男子簪花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和途径。人们纷纷以簪花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不受约束、与众不同、狂放不羁的胸性，显示自身的清高傲世情怀和俊爽绝俗之志。
京师少年以插花为时髦。《水浒传》浪子燕青“鬓畔常簪四季花”（第六十一回），就是标新立异之举。黄庭坚《题刀镊氏传后》说陈留市有刀镊工，“无室家，惟一女七岁。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醉饱，醉则簮花、吹长笛，肩女而归”；陆游《赠道流》一诗说会稽市街上一个卖药的道人“醉帽簪花舞，渔舟听雨眠”；“为爱名花抵死狂”、号“放翁”的陆游，凡逢节日或朋友聚会，都要簪花饮酒、高歌舞蹈。
重文轻武的治国思想。“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这是诗人杨万里的戏作，而我却从中看到一个被花海浸泡、淹没的大宋王朝。两宋的国情似乎确实有别于前后朝，那就是以文治国。这是大宋开国皇帝、出生于传统武将门庭的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方针。为了让后世子孙彻底贯彻他的精神，他还留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遗训，并将其刻在一块石碑上，藏于深宫密室。每当新帝即位时，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因此包括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遗训”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宫遭到蹂躏，这块石碑才被发现。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遗训只有两句，这是其中之一。或许他认为，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扛枪造反，所以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不管怎么说，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做主。宋人争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文人气氛如此之浓，所以很难不把一切事关风雅之事都发展到极致。这其中便包括把原本属于风情、爱好、习俗的男子戴花，演变成为一个国家的礼制。
说到簪花，除了鲜花，宋人还戴人造花。有一种是用琉璃即玻璃制成的，度宗时，宫中即流行簪戴琉璃花，世人争相仿效。有诗人便赋诗道：“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苏轼：《全宋文（第44册》[M].中华书局2005.
摘要：宋代是中国花文化成熟和繁荣的时代。宋代人人爱花，男子簪花更是盛极一时，成为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民俗景观和时代特色。今天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讲述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第一，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形成和兴盛；第二，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社会内涵。
关键词：簪花；社会风尚
一、 簪花习俗的形成与兴盛
宋代对重阳节的重视甚于前代。每到九月九日，官员放假，人们歇业，男女老幼，不分贵贱，都要登高望远，簪插菊花，饮茱萸酒、菊花酒，文墨之士还要赋诗作词，节日气氛十分浓郁。《乾淳岁时记》载：“都人九月九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以菊糕为馈。”皇宫也不例外，要举行庆祝活动，皇帝要给百官赐宴簪花。宋代沿袭了唐代的风俗，宋太宗在宫廷举办花宴，应景赋诗作词，也是君臣簪花。 “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而内依仿也”，宫廷对京城、京城对天下风俗有极大的引领作用。上文所述皇帝给臣僚赐花例子，或出于皇帝对臣子的宠爱，或出于对杰出之才的褒奖和器重，属于偶尔为之，但是臣子们视之为莫大荣幸，十分羡慕和向往，于是争相仿效，成为形成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驱动力之一。
宋代男子簪花的兴盛。春天百花次第开放，节日众多，甚至有专门赏花的“花朝节”，男子簪花也最为兴盛。人们在迎春活动中加入娱乐成分，京城官员要在立春日入宫向皇帝拜贺，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旛胜入贺。“洛阳牡丹甲天下”，“扬州芍药甲天下”，牡丹、芍药花开时节，洛阳、扬州之人纷纷赏花簪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清明时节杭州牡丹已经盛开，吉祥寺牡丹尤其闻名。苏东坡任职杭州期间，曾在吉祥寺牡丹盛开时游宴，席间五十三人，都是头戴牡丹花。
婚礼上新郎官簪花习俗亦形成于北宋。《水浒传》第五回中，桃花山二大王小霸王周通入赘桃花村刘太公家做女婿，成亲之日，周通“鬓旁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随同小喽啰们也是“巾边乱插着野花”，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司马光《书仪三·婚仪上》也记载了婚礼上新郎簪花的习俗。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之后，治国政策由对外转向对内，完善了很多典礼制度。当时规定：凡国有大庆则大宴，比如一些重要的节日、外国使节来访等。赐宴时皇帝为臣下赐花簪花，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自此男子簪花不再限于娱乐活动，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
宋代赦免或处死犯人时，为了向犯人宣示“天恩”，狱卒要簪花。《宋史·五行志》记，绍兴初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我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男子所簪花朵，首选时令鲜花，如菊花、荠花、牡丹、芍药、蔷薇、梅花、紫薇等。有时鲜花供应不足，还可用像生花（假花）来补充。
二、 簪花习俗的社会风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唐代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北方多战乱，而南方却相对稳定，再加上宋朝实行了鼓励经商的开明政策，使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如果仅从经济层面看宋朝，宋朝则是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宋朝的经济繁荣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等都有重大发展，航海业和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这种强大的经济条件为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更为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自先秦始，古人便开始根据不同的花的自然属性及其生理特点，而赋予某种人格，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经过战国屈原、晋代陶渊明、南朝何逊、唐代白居易、宋初周敦颐等无数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到宋代积累沉淀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各种花卉都被赋予以丰富的人文含义，对应着某种品德，寄予了人们的理想和情操，这就是花语。宋代崇道，尤以真宗、徽宗为甚，无怪乎推行簪花最为得力。 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中把莲花尊为“佛门圣花”。据《华严经》载，摩耶夫人也是因为看见巨莲而有感怀孕的，而释迦出生时落在莲花上。释迦牟尼成佛，常坐于莲花宝座上。“释氏以莲花喻性，盖以其植根于泥而能不染，发生清净殊妙，香、色非他草木之花可比，故以为喻。”所以花卉很早就成了必要的供养神佛和祖先的案供之物。佛教的花卉思想，使花卉带上了圣洁色彩，提高了花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辟邪趋吉心理。自远古起，人们就认为某些植物有着禳灾避祸、祛除不洁，带来吉祥的特别功能。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们视为“瑞花”、“瑞应”，能带来祥瑞，称“花瑞”。宋太宗时编撰的《太平广记》就汇集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宋代男子簪花，就寓以辟邪求吉、愿景等心理。
“以俗为美”的审美心理。《宋史·礼志》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幷御筵，其所赐花，并须戴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说明在北宋前期，簪花并不为士大夫广泛接受。司马光对男子簪花颇有微言，他认为簪花“殊失丈夫之礼貌”。所以当他中进士后不愿意带花，只是因为皇上所赐才不得不戴。苏轼在杭州与宾客和同僚们集体簪插牡丹，引来了众多市民的围观。这些都说明男子簪花在宋代的普及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正如司马光所说，花之美与男性气质并互不相容。但是这种风俗还是不可阻挡地普及开来了， 原因就在于宋人的审美观念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宋代是门阀士族彻底被荡除、庶族地主全面上升的时代，以贵族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大有市场。宋人试图找到一种方式和途径来反抗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禁锢情志的部分。男子簪花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和途径。人们纷纷以簪花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不受约束、与众不同、狂放不羁的胸性，显示自身的清高傲世情怀和俊爽绝俗之志。
京师少年以插花为时髦。《水浒传》浪子燕青“鬓畔常簪四季花”（第六十一回），就是标新立异之举。黄庭坚《题刀镊氏传后》说陈留市有刀镊工，“无室家，惟一女七岁。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醉饱，醉则簮花、吹长笛，肩女而归”；陆游《赠道流》一诗说会稽市街上一个卖药的道人“醉帽簪花舞，渔舟听雨眠”；“为爱名花抵死狂”、号“放翁”的陆游，凡逢节日或朋友聚会，都要簪花饮酒、高歌舞蹈。
重文轻武的治国思想。“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这是诗人杨万里的戏作，而我却从中看到一个被花海浸泡、淹没的大宋王朝。两宋的国情似乎确实有别于前后朝，那就是以文治国。这是大宋开国皇帝、出生于传统武将门庭的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方针。为了让后世子孙彻底贯彻他的精神，他还留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遗训，并将其刻在一块石碑上，藏于深宫密室。每当新帝即位时，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因此包括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遗训”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宫遭到蹂躏，这块石碑才被发现。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遗训只有两句，这是其中之一。或许他认为，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扛枪造反，所以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不管怎么说，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做主。宋人争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文人气氛如此之浓，所以很难不把一切事关风雅之事都发展到极致。这其中便包括把原本属于风情、爱好、习俗的男子戴花，演变成为一个国家的礼制。
说到簪花，除了鲜花，宋人还戴人造花。有一种是用琉璃即玻璃制成的，度宗时，宫中即流行簪戴琉璃花，世人争相仿效。有诗人便赋诗道：“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苏轼：《全宋文（第44册》[M].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