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国设计节”上，“设计助力科研成果转化”的论坛 ，吸引了来自北京市195家学会的秘书长和几十名国内外知名设计师。这两个貌似不相干的群体聚在一起，只为解决一个问题：组织专业团队，为实验室成果设计布局，变身成为产品生产的“路线图”。
　　这个“设计”过程艰辛而复杂，正如德国的合成氨技术，经历了一百年的革新，成就了三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和卡尔·博施以及格哈德·埃特尔都因发明或改进了合成氨的方法，分别获得
　　1918年、1931年和20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904年哈伯为了解决德国的肥料生产问题，开始了合成氨的研究，之后虽初步掌握了用氮气和氢气制取氨的技术，但离工业化生产要求还有相当大一段距离。1908年哈伯得到BASF董事长布伦克的支持，最终使氨的转化达到6%——8%。
　　然而，与实验室研究不同，中间实验研究耗资庞大而且各项技术难题更复杂，如果研究资金得不到保障，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效。负责中试研究的是BASF公司的博施，幸运的是，董事长布伦克力排众议，给博施的中试研究开了一张自由填写经费额度的空白支票，而且授权他可以自由抽调或招聘新人员。博施最终不仅设计并实现合成氨的工业化生产，而且还因在开发高温高压化学方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193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为BASF也赢得了莫大的荣誉！
　　虽然，合成氨的成功难以复制，但给科技界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产业化过程可能比实验室科研更艰难、更需要设计、更具创新。我认为，在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进程中，至少有三件事格外重要。
　　第一、 需要从政策体制法律制度方面，对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归属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在合成氨应用签署协议中，两个科学家和一个大企业之间，对知识产权的归属，以及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都自觉遵守，这是值得国人借鉴的。
　　第二、对于中试阶段的“孵化器”环节，美国有风投“热钱”的参与，日本有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在中国也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实效不明显。首先，政府不可能一直投入大量资金，况且政府的“免费皇粮”从根本上不能刺激创新，反而会滋长企业的依赖性，“孵化器”变相成为商业楼宇和写字楼。其次，银行的贷款制度和风险制度，都不可能为“身负巨大风险”的技术成果作担保。
　　但在科研基础和人力资源方面，北京称得上“世界高地”，中国50%的院士在北京，近1/4的硕士和博士授予单位坐落在北京，超过1/5额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落地在北京。科学思想、科研成果的高度集聚，科技人才的高度密集，使北京最有条件发挥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通过有效的“孵化器”功能，实现高科技产品和产业在北京落地。
　　美国芝加哥 的“孵化器”做得很好，运营模式也值得借鉴。它们多为非盈利机构，入驻企业都是小型、微型企业，租金很少且只用来“孵化器”的运维。企业按会员制模式定期被评估，入驻的和待入驻的企业是流动的，能进能出。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孵化器”始终充满竞争、活力、创意，成为企业的“血库”！
　　第三、政府和社团可以为“设计”中试环节提供媒介。“中国设计瑰谷”就是光华设计基金会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一个设计资源平台，目的只为引领科技类社会团体，把北京的科研成果、学科思想和科技人才凝聚在一起，通过设计达到新材料、新设备和新产品的应用，从而打造全国乃至世界设计人才聚集的高地和设计产业发展的高地。
　　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需要诸多要素，比如政策和环境、体制和机制等等，其中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设计人才培育是一个重要要素。设计是科研成果和科技产品之间“峡谷”的桥梁。目前，在北京科技创新体系中，就缺少这样一个“设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