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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越南战争，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1 K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103-04
越南抗美战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美国、越南、苏联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统计，美国论述和统计越战的书籍多达12000多种，有关的专著、小说、杂志、电影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近邻，攸关中国命运和生死存亡的战争，相对于美国而言，中文的专著要少得多。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对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国与美苏(俄)越等国关系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研究状况
在长达数年的中国援越抗美事件中，由于中国一直是秘而不宣，直到197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情况，因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一些档案资料的解密可供利用，使中国与这场战争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
(一)口述史与学术论文
1、以当事人口述史和回忆录的形式描写援越抗美历史事件
郑士勇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春秋》1996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111团4营的通讯员。王业传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江淮文史》1997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高炮66师618团4连任指导员，随部队出国执行抗美援越作战任务。蒋友钧的《难忘的援越抗美战争岁月》(《浙江档案》1998年8期)，作者1967年随师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收藏了一些特殊档案和实物。涂光群的《回忆援越抗美》(《湖北文史资料》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队从地方及部队抽调的文艺工作者，于1965年5月，随援越部队赴越南战地服务，作者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中国之间较量、对抗的战争，双方都秘而不宣。子衿的《抗美援越的台前幕后》(《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第10期)，作者当时是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张兰升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春秋》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67师608团二连任指导员，于1965年8月奉命到越南作战。马家祥的《援越抗美亲历记》(《春秋》2000年第5期)，马家祥口述，曹光华、桑乐泉整理。王克勤的《在援越抗美的日子里》(《文史精华》2001年12期)，作者1966年10月随援助越南的高射炮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王正咸《抗美援越旧事》(《党史天地》2003年第4、5、6期)，作者是上世纪60年代抗美援越的普通一兵，所述亲历亲见，有战场硝烟，亦含异国情调，生动感人。文庄(系中国原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用鲜血凝成的中越友谊——追忆我国援越抗美部队的英雄事迹》(《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8期)。邓元凤的《在抗美援越的日子里(上、下)(1967—1968)》(《天涯》2006年第2、3期)。唐那碧的《越南记忆》(《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作者于1966年9月参加援越抗美的出国锻炼。
2、从军事角度考察中国的援越抗美行动
黄明星的《援越作战琐忆》(《军事历史》1997年第4期)，指出，1967年秋，作者所在高炮部队直接入越参战，美军在侵越战争中使用了许多新式空袭武器，而作者所在援越部队装备简陋，却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充分发挥了旧式装备的威力，赢得了越南党和政府的高度好评。刘炳锋的《中美空军的第一次较量——援越抗美期间的中国人民空军》(《党史文汇》2001年第2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空军继抗美援朝后，与美国空军的第二次较量，再次以美国空军的失败而告终。金克的《“集火”近战显神威——我高炮部队援越抗美作战纪实》(《文史春秋》2002年第3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人越高炮部队作战的战况、战绩。孔宪东的《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百年潮》2003年第1期)，作者指出，1965年，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派空军高射部队人越轮流作战，与越南人民军防空部队紧密配合。文庄、黄华、高碧莲的《中国援越抗美支援部队出国40年回眸》(《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作者对中国援越抗美志愿部队光辉历程进行了回顾，指出中国志愿部队用生命和鲜血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叶介甫的《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写实》(《文史月刊》2006年第5期)，作者介绍了我空军高炮部队如何在作战辅助设备落后、作战防区群山叠嶂、峡谷陡峭等不利的条件下，英勇抗击美军的大规模的攻击。随着档案资料开放、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逐渐撩开神秘的面纱。曲爱国的《越南战争期间的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作者对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真相到底如何，中国是怎样作出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决策的，中国的支援部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在越南究竟负有什么使命，对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决策的形成和中国部队在越南工作、战斗的情况，作了一个综合叙述。邓礼峰的《援越抗美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3年8月结束的援越抗美的军事行动。
3、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越南战争
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和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近年来国内在越南战争的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作者对中国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作的考察，指出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曲星的《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性与策略差异》(《国际政治》2000年第3期)，作者指出，中越两国在抗美抗法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李丹慧的《中苏在援越抗美上的冲突与矛盾(上、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文章着重论述了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对其发生的背景、发展变化作了一个历史考察。沈志华、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文章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处于现实与理念的矛盾之中，现实要求中美实现和解，而理念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宫力的《援越抗美与中美关系》(《史志研究》2001年第4期)，文章着重考察了中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进行的大规模援助及其促动因素，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江英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 系》(参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5年7月至1973年8月派出支援部队32万人秘密进入越南，进行援越抗美作战，正是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李丹慧的《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200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文章指出，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肖宗志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文章着重论述了越南战争扩大化和美国最后不得不从越南脱身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越南战争直接导致并加深了中美间的持续对抗，而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李丹慧的《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文章指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始终把握住既定援越立场，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从而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李丹慧的《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关于协助越南防空作战问题的访谈录、档案文献与学者研究》(《国际政治》2000年第2期)，文章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空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叶江的《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参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文章指出，虽然越南和平谈判主要是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进行，但是其中的中国因素不应忽视，作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越南和平谈判期间的中国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吕桂霞的《“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文章指出，面对美国在“南大门”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维护越南独立和统一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开始了“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
4、对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的比较研究
李丹慧的《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文章着重考察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章百家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文章指出，由于中美双方的原因，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对抗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陈兼、赫斯伯格的《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吏林》2004第1期)，文章讨论了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的失败，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越战发生后，中美双方在制订战略时都将对方的可能反映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朝鲜战争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没有在越战重演，其“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刘卫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论中国在两次战争中不同的外交战略选择》(《文教资料》2006年21期)，文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虽然都是中国为着自己邻国与美为敌，前者主要是与美国的直接抗衡，而后者却重在通过援越间接抗美。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1964：越南战争升级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一文中提出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新论点，作者指出，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那样直接、强烈，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有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毛泽东将经济建设扭转为备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二)专著类
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王贤根的《援越抗美实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0)；郭明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解力夫的《越南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一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丹慧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该书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以开放的研究视角，把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尽可能地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发表看法，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苏、越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学者越战研究的一部力作。吕桂霞的《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该书以越南战争(1961—1973)为背景，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冷热度为主线，勾画了中美之间从对抗走到缓和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我们正确处理和更好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国外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国外领先于国内，其中美国是研究最深入的国家。由于缺乏中国、越南、苏联等方面的资料，对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美国学者尤金·K·劳森所著《中越冲突》一书(1984年由纽约Praeger出版社付梓)，该书是将中越关系置于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去考察，提供了70年代后期中越冲突的历史背景，但是作者对中越友谊、中越的一致性之处论述较少，对于矛盾分歧则重墨渲染，用力甚多，并且由于涉及中越关系内幕的不少资料尚未公开，因此作者只能勾勒出中越分歧的大致轮廓。
美国华裔学者翟强教授的《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即是利用中国新解密、刊布的若干档案材料，结合美国的档案以 及越南、苏联的史料写成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与越战关系的学术著作。翟强认为：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呈现两重性——既合作又遏制，一方面，中国与胡志明领导的劳动党密切合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协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打败了美国的进攻，支持越南劳动党寻求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时时却在力图遏制越南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倾向。因此，翟强得出结论说：中国与越南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翟著在论述中越关系恶化的问题时，论述了中越两国自身的因素、中苏关系的因素，甚至也谈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中美改善关系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上没有论述苏越关系的因素，这使中越关系的发展逻辑出现了某种断裂。另外，翟强的《北京与越南的和平谈话，1965—1968》(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Working Paper N0，18)，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陆续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对中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中国反对越南和平谈判与毛泽东想建立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有很大联系，而且也想限制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并且也想利用越战为他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获得国内的支持有关。
美国华裔学者陈兼的《毛的中国与冷战》，作者不仅对中国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进行了剖析，而且也对1964—1969年中国对越南支持的国内外背景以及“同志加兄弟”式的同盟难以维持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作者在对这一大批原始资料加以整理印证的同时，还参考了美国的有关文献资料以及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大量文件和东欧国家的有关文件。在全书结尾处，作者一反西方学术书籍罗列参考书的惯例，而是将参考的原始资料和研究专著按章节组织成一篇长文，并加以简明扼要的评述，这样就极大方便了其他学者对相关资料的研究利用。
2000年1月10—12日，以亚洲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学者，与会的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这些“智库”级中国学者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的越南政策，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中国社科院的李丹慧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展趋势也是良好的，但尚存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比如，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如何影响在越战中中国的对越决策，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对中越关系的恶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越历史问题上的龃龉如何对当时中越关系关系产生影响。因此，要加大资料挖掘、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力度，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与越南战争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1 K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103-04
越南抗美战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美国、越南、苏联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统计，美国论述和统计越战的书籍多达12000多种，有关的专著、小说、杂志、电影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近邻，攸关中国命运和生死存亡的战争，相对于美国而言，中文的专著要少得多。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对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国与美苏(俄)越等国关系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研究状况
在长达数年的中国援越抗美事件中，由于中国一直是秘而不宣，直到197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情况，因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一些档案资料的解密可供利用，使中国与这场战争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
(一)口述史与学术论文
1、以当事人口述史和回忆录的形式描写援越抗美历史事件
郑士勇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春秋》1996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111团4营的通讯员。王业传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江淮文史》1997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高炮66师618团4连任指导员，随部队出国执行抗美援越作战任务。蒋友钧的《难忘的援越抗美战争岁月》(《浙江档案》1998年8期)，作者1967年随师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收藏了一些特殊档案和实物。涂光群的《回忆援越抗美》(《湖北文史资料》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队从地方及部队抽调的文艺工作者，于1965年5月，随援越部队赴越南战地服务，作者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中国之间较量、对抗的战争，双方都秘而不宣。子衿的《抗美援越的台前幕后》(《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第10期)，作者当时是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张兰升的《抗美援越亲历记》(《春秋》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67师608团二连任指导员，于1965年8月奉命到越南作战。马家祥的《援越抗美亲历记》(《春秋》2000年第5期)，马家祥口述，曹光华、桑乐泉整理。王克勤的《在援越抗美的日子里》(《文史精华》2001年12期)，作者1966年10月随援助越南的高射炮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王正咸《抗美援越旧事》(《党史天地》2003年第4、5、6期)，作者是上世纪60年代抗美援越的普通一兵，所述亲历亲见，有战场硝烟，亦含异国情调，生动感人。文庄(系中国原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用鲜血凝成的中越友谊——追忆我国援越抗美部队的英雄事迹》(《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8期)。邓元凤的《在抗美援越的日子里(上、下)(1967—1968)》(《天涯》2006年第2、3期)。唐那碧的《越南记忆》(《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作者于1966年9月参加援越抗美的出国锻炼。
2、从军事角度考察中国的援越抗美行动
黄明星的《援越作战琐忆》(《军事历史》1997年第4期)，指出，1967年秋，作者所在高炮部队直接入越参战，美军在侵越战争中使用了许多新式空袭武器，而作者所在援越部队装备简陋，却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充分发挥了旧式装备的威力，赢得了越南党和政府的高度好评。刘炳锋的《中美空军的第一次较量——援越抗美期间的中国人民空军》(《党史文汇》2001年第2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空军继抗美援朝后，与美国空军的第二次较量，再次以美国空军的失败而告终。金克的《“集火”近战显神威——我高炮部队援越抗美作战纪实》(《文史春秋》2002年第3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人越高炮部队作战的战况、战绩。孔宪东的《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百年潮》2003年第1期)，作者指出，1965年，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派空军高射部队人越轮流作战，与越南人民军防空部队紧密配合。文庄、黄华、高碧莲的《中国援越抗美支援部队出国40年回眸》(《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作者对中国援越抗美志愿部队光辉历程进行了回顾，指出中国志愿部队用生命和鲜血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叶介甫的《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写实》(《文史月刊》2006年第5期)，作者介绍了我空军高炮部队如何在作战辅助设备落后、作战防区群山叠嶂、峡谷陡峭等不利的条件下，英勇抗击美军的大规模的攻击。随着档案资料开放、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逐渐撩开神秘的面纱。曲爱国的《越南战争期间的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作者对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真相到底如何，中国是怎样作出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决策的，中国的支援部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在越南究竟负有什么使命，对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决策的形成和中国部队在越南工作、战斗的情况，作了一个综合叙述。邓礼峰的《援越抗美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作者详细介绍了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3年8月结束的援越抗美的军事行动。
3、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越南战争
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和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近年来国内在越南战争的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作者对中国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作的考察，指出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曲星的《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性与策略差异》(《国际政治》2000年第3期)，作者指出，中越两国在抗美抗法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李丹慧的《中苏在援越抗美上的冲突与矛盾(上、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文章着重论述了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对其发生的背景、发展变化作了一个历史考察。沈志华、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文章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处于现实与理念的矛盾之中，现实要求中美实现和解，而理念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宫力的《援越抗美与中美关系》(《史志研究》2001年第4期)，文章着重考察了中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进行的大规模援助及其促动因素，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江英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 系》(参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5年7月至1973年8月派出支援部队32万人秘密进入越南，进行援越抗美作战，正是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李丹慧的《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200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文章指出，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肖宗志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文章着重论述了越南战争扩大化和美国最后不得不从越南脱身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越南战争直接导致并加深了中美间的持续对抗，而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李丹慧的《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文章指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始终把握住既定援越立场，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从而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李丹慧的《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关于协助越南防空作战问题的访谈录、档案文献与学者研究》(《国际政治》2000年第2期)，文章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空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叶江的《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参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文章指出，虽然越南和平谈判主要是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进行，但是其中的中国因素不应忽视，作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越南和平谈判期间的中国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吕桂霞的《“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文章指出，面对美国在“南大门”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维护越南独立和统一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开始了“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
4、对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的比较研究
李丹慧的《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文章着重考察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章百家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文章指出，由于中美双方的原因，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对抗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陈兼、赫斯伯格的《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吏林》2004第1期)，文章讨论了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的失败，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越战发生后，中美双方在制订战略时都将对方的可能反映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朝鲜战争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没有在越战重演，其“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刘卫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论中国在两次战争中不同的外交战略选择》(《文教资料》2006年21期)，文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虽然都是中国为着自己邻国与美为敌，前者主要是与美国的直接抗衡，而后者却重在通过援越间接抗美。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1964：越南战争升级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一文中提出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新论点，作者指出，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那样直接、强烈，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有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毛泽东将经济建设扭转为备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二)专著类
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王贤根的《援越抗美实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0)；郭明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解力夫的《越南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一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丹慧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该书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以开放的研究视角，把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尽可能地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发表看法，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苏、越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学者越战研究的一部力作。吕桂霞的《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该书以越南战争(1961—1973)为背景，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冷热度为主线，勾画了中美之间从对抗走到缓和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我们正确处理和更好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国外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国外领先于国内，其中美国是研究最深入的国家。由于缺乏中国、越南、苏联等方面的资料，对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美国学者尤金·K·劳森所著《中越冲突》一书(1984年由纽约Praeger出版社付梓)，该书是将中越关系置于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去考察，提供了70年代后期中越冲突的历史背景，但是作者对中越友谊、中越的一致性之处论述较少，对于矛盾分歧则重墨渲染，用力甚多，并且由于涉及中越关系内幕的不少资料尚未公开，因此作者只能勾勒出中越分歧的大致轮廓。
美国华裔学者翟强教授的《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即是利用中国新解密、刊布的若干档案材料，结合美国的档案以 及越南、苏联的史料写成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与越战关系的学术著作。翟强认为：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呈现两重性——既合作又遏制，一方面，中国与胡志明领导的劳动党密切合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协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打败了美国的进攻，支持越南劳动党寻求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时时却在力图遏制越南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倾向。因此，翟强得出结论说：中国与越南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翟著在论述中越关系恶化的问题时，论述了中越两国自身的因素、中苏关系的因素，甚至也谈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中美改善关系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上没有论述苏越关系的因素，这使中越关系的发展逻辑出现了某种断裂。另外，翟强的《北京与越南的和平谈话，1965—1968》(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Working Paper N0，18)，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陆续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对中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中国反对越南和平谈判与毛泽东想建立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有很大联系，而且也想限制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并且也想利用越战为他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获得国内的支持有关。
美国华裔学者陈兼的《毛的中国与冷战》，作者不仅对中国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进行了剖析，而且也对1964—1969年中国对越南支持的国内外背景以及“同志加兄弟”式的同盟难以维持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作者在对这一大批原始资料加以整理印证的同时，还参考了美国的有关文献资料以及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大量文件和东欧国家的有关文件。在全书结尾处，作者一反西方学术书籍罗列参考书的惯例，而是将参考的原始资料和研究专著按章节组织成一篇长文，并加以简明扼要的评述，这样就极大方便了其他学者对相关资料的研究利用。
2000年1月10—12日，以亚洲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学者，与会的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这些“智库”级中国学者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的越南政策，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中国社科院的李丹慧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展趋势也是良好的，但尚存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比如，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如何影响在越战中中国的对越决策，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对中越关系的恶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越历史问题上的龃龉如何对当时中越关系关系产生影响。因此，要加大资料挖掘、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力度，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与越南战争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