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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党龄与共和国同岁，一生之中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身居高位，都仗义执言、勇于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用高亢的湖南口音高声喊出了这句宣告。当时，身处北京城郊清华园的一名大学生听到这句话，除了满怀豪情，还备感亲切，因为他是湖南长沙人，听到的是“乡音”。当月，这名大学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上，他作为新党员代表发言，表示坚定地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这名大学生党员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的党龄与共和国同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9年来，党员朱镕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磨难、探索、挫折和辉煌，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朱镕基曾这样介绍自己。
1947年，国内战局风云突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呈战略反攻之势。国统区，“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这场最早发生于南京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平学生的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1947年秋，19岁的朱镕基到清华大学报到后不久，就加入到“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去了。“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朱镕基曾这样感慨道。
1948年秋，为迎接解放，朱镕基和十来个湖南籍的同学自愿组合成一个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约定过“共产主义生活”。这些人当中，已经有郭道晖等3名地下党员，彼此心照不宣。其间，他们编印宣传进步思想的小报《晓露》，朱镕基负责撰稿和刻蜡纸。奉地下党组织命令，他们还曾在3天内突击印刷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00本，供全校师生学习。1948年冬，朱镕基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朱镕基作为班长和同学们一起出色完成了解放军进城后的宣传任务。同年暑假，朱镕基又随几名党员参加中学生“暑假学园”工作，负责文化补习，他的热情肯干、严格认真和组织能力，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铁骨铮铮的朱镕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朱镕基先后在东北工业部、国家计委工作，投身新中国建设。平静的日子，在1958年被打破。“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朱镕基曾回忆说。后来，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依然留在国家计委工作。直到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在1988年作为上海市长候选人时，他详细介绍了这段经历：“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朱镕基得到平反，他的党籍和职务也得以恢复。朱镕基后来说：“这种挫折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今后还要继续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1年4月，在《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首发式上，播放了一段朱镕基录制的英文致辞：“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
讲真话，是朱镕基鲜明的个性特点。
曾和朱镕基共事的孟桂之曾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年朱镕基的“出言不慎”，其实就是直言不讳。“朱镕基主要是因为一句话受到牵连。他说，国家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来是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那个节骨眼上就变得有问题了。”不过，朱镕基后来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作为市长候选人这样说：“我觉得作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接下来，他细数了自己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心情急躁，缺乏领导者涵养等缺点。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对此感慨万千：“作为市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不谈优点，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三条缺点，这是至真至诚。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
讲真话，是朱镕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当选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对敢于讲真话的人，即便意见不统一，犯了错误，朱镕基也是包容的。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来一位同志写的材料，指出当时的货币政策存在若干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则专门撰写了一份材料，认为该同志的意见“不符合事实”。朱镕基在批语中说：“不同意见总是有的，互相切磋、启迪思考有好处。今后，有不同意见或措辞尖锐的意见仍请转给我。”
朱镕基对自己直言不讳的性格，曾这样评价：“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确实应该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公仆，总要想办法多为老百姓办点事情。”“作为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当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疾苦。”朱镕基曾多次表述党员与人民的关系。
在上海任职期间，朱镕基有一次去菜市场参观，不少群众闻讯赶来，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于是朱镕基让她说出了问题，原来她家里厨房边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
1993年11月，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朱镕基第一时间认识到：“今年粮食是增产的，收购进度也接近去年，库存是充裕的，涨价如此之高是不正常的。”他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加紧粮食调运，抛售粮食，平抑粮价。
不久之后，他在专题会议上指出粮价暴涨的危害。“粮食价格的抬高会引起万物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是不是承受得了？”他进一步分析说：“不同地区的农民，情况也不一样。我到安徽滁县地区，这是个粮食主产区，对粮食涨价欢欣鼓舞，粮价越高他们越高兴。但是安徽省还有缺粮地区……靠从外面调粮吃……他们没有多少库存，买不到粮食，也买不起粮食，搞得不好，到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青黄不接，有饿死人的危险……即使是粮食主产县，也不平衡，县内还有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对粮食涨价也是怨声载道。”
一个“民”字，涵盖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朱镕基忧民所忧，忧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1993年，对各地拆迁发生的突出问题，朱镕基作出批示“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1995年，对全国铁路建设，朱镕基说“要考虑雪中送炭，不能光是锦上添花”，要将更多铁路修到边疆和落后地区。1998年，对三峡移民工作，他叮嘱“要使农村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忧民所忧，还要为人民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对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朱镕基强调要转变下岗职工观念。“一些下岗职工认为送报纸一类的活比较‘高尚’，可以干。我问去送外卖行不行？……服务行业的就业潜力很大，比如保姆、钟点工等等。不能认为做这种工作就低人一等，而应该看到这也同样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如今，时过境迁，相信很多人再读这段话，都会豁然开朗。
忧民所忧，让朱镕基“忧白了头”。2002年，有记者在招待会上对朱镕基说：“跟1998年你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你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朱镕基回答：“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4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
1998年当选总理后的那次记者会上，中外记者都为朱镕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态鼓掌。美国投资银行界的一位作家赞扬朱镕基勇于担当，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
这源于朱镕基青年时期心中埋下的种子。“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极。”朱镕基回忆清华时光时说。张奚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曾猛烈抨击反动当局：“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青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对朱镕基产生了深刻影响。走上领导岗位后，朱镕基对自己和其他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作风有着严苛要求，对腐败始终恨之入骨。这来自于他严格的自律。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上海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中说：“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不上电视也不行……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
1995年6月，朱镕基给中央领导干部上党课时说：“我管的这几个部门，问题相当厉害，每天都看到很多简报，反映银行、财政、税务系统的问题，一个人动不动就是贪污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也不少。现在好像不拿钱就不能办事。如果不把腐败问题看成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巨大毒瘤来清除的话，经济工作就搞不好，也搞不下去了……中央讲了，这个问题就得从严、从重地判处，有的就得依法枪毙。”
勇于担当，担当的是责任。2002年，朱镕基的眼睛“已经很不好”，医生要他动手术，但他没有动，因为他还要到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沿线看一看。在烈日炎炎之下，凡是他在1998年、1999年曾經去过的地方，2002年他又都去走了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如果在我卸任前夕，来一次大洪水把大堤冲垮了，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后，我放心了。”朱镕基在卸任总理前夕讲道。
2003年卸去总理职位后，朱镕基作为一名党员，参加了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见证党领导人民走向新的辉煌。而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老党员。
1999年4月9日，朱镕基在美国华盛顿会见了美籍华人教育家顾毓琇。顾老当时已97岁高龄，他曾创立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并担任过首任系主任。会见之后，顾毓琇对朱镕基说：“朱总理为国珍重。”朱镕基则随即向一旁的记者说：“我要按老师的教导来做……顾老送我十六字箴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纵观朱镕基的沧桑经历，智者、勇者、诚者、仁者，他都当之无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用高亢的湖南口音高声喊出了这句宣告。当时，身处北京城郊清华园的一名大学生听到这句话，除了满怀豪情，还备感亲切，因为他是湖南长沙人，听到的是“乡音”。当月，这名大学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上，他作为新党员代表发言，表示坚定地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这名大学生党员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的党龄与共和国同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9年来，党员朱镕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磨难、探索、挫折和辉煌，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赤子初心
“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朱镕基曾这样介绍自己。
1947年，国内战局风云突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呈战略反攻之势。国统区，“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这场最早发生于南京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平学生的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1947年秋，19岁的朱镕基到清华大学报到后不久，就加入到“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去了。“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朱镕基曾这样感慨道。
1948年秋，为迎接解放，朱镕基和十来个湖南籍的同学自愿组合成一个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约定过“共产主义生活”。这些人当中，已经有郭道晖等3名地下党员，彼此心照不宣。其间，他们编印宣传进步思想的小报《晓露》，朱镕基负责撰稿和刻蜡纸。奉地下党组织命令，他们还曾在3天内突击印刷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00本，供全校师生学习。1948年冬，朱镕基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朱镕基作为班长和同学们一起出色完成了解放军进城后的宣传任务。同年暑假，朱镕基又随几名党员参加中学生“暑假学园”工作，负责文化补习，他的热情肯干、严格认真和组织能力，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铁骨铮铮的朱镕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朱镕基先后在东北工业部、国家计委工作，投身新中国建设。平静的日子，在1958年被打破。“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朱镕基曾回忆说。后来，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依然留在国家计委工作。直到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在1988年作为上海市长候选人时，他详细介绍了这段经历：“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朱镕基得到平反，他的党籍和职务也得以恢复。朱镕基后来说：“这种挫折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今后还要继续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敢于直言
2011年4月，在《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首发式上，播放了一段朱镕基录制的英文致辞：“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
讲真话，是朱镕基鲜明的个性特点。
曾和朱镕基共事的孟桂之曾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年朱镕基的“出言不慎”，其实就是直言不讳。“朱镕基主要是因为一句话受到牵连。他说，国家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来是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那个节骨眼上就变得有问题了。”不过，朱镕基后来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作为市长候选人这样说：“我觉得作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接下来，他细数了自己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心情急躁，缺乏领导者涵养等缺点。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对此感慨万千：“作为市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不谈优点，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三条缺点，这是至真至诚。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
讲真话，是朱镕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当选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对敢于讲真话的人，即便意见不统一，犯了错误，朱镕基也是包容的。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来一位同志写的材料，指出当时的货币政策存在若干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则专门撰写了一份材料，认为该同志的意见“不符合事实”。朱镕基在批语中说：“不同意见总是有的，互相切磋、启迪思考有好处。今后，有不同意见或措辞尖锐的意见仍请转给我。”
朱镕基对自己直言不讳的性格，曾这样评价：“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
忧民所忧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确实应该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公仆，总要想办法多为老百姓办点事情。”“作为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当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疾苦。”朱镕基曾多次表述党员与人民的关系。
在上海任职期间，朱镕基有一次去菜市场参观，不少群众闻讯赶来，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于是朱镕基让她说出了问题，原来她家里厨房边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
1993年11月，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朱镕基第一时间认识到：“今年粮食是增产的，收购进度也接近去年，库存是充裕的，涨价如此之高是不正常的。”他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加紧粮食调运，抛售粮食，平抑粮价。
不久之后，他在专题会议上指出粮价暴涨的危害。“粮食价格的抬高会引起万物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是不是承受得了？”他进一步分析说：“不同地区的农民，情况也不一样。我到安徽滁县地区，这是个粮食主产区，对粮食涨价欢欣鼓舞，粮价越高他们越高兴。但是安徽省还有缺粮地区……靠从外面调粮吃……他们没有多少库存，买不到粮食，也买不起粮食，搞得不好，到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青黄不接，有饿死人的危险……即使是粮食主产县，也不平衡，县内还有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对粮食涨价也是怨声载道。”
一个“民”字，涵盖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朱镕基忧民所忧，忧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1993年，对各地拆迁发生的突出问题，朱镕基作出批示“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1995年，对全国铁路建设，朱镕基说“要考虑雪中送炭，不能光是锦上添花”，要将更多铁路修到边疆和落后地区。1998年，对三峡移民工作，他叮嘱“要使农村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忧民所忧，还要为人民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对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朱镕基强调要转变下岗职工观念。“一些下岗职工认为送报纸一类的活比较‘高尚’，可以干。我问去送外卖行不行？……服务行业的就业潜力很大，比如保姆、钟点工等等。不能认为做这种工作就低人一等，而应该看到这也同样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如今，时过境迁，相信很多人再读这段话，都会豁然开朗。
忧民所忧，让朱镕基“忧白了头”。2002年，有记者在招待会上对朱镕基说：“跟1998年你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你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朱镕基回答：“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4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
勇于担当
1998年当选总理后的那次记者会上，中外记者都为朱镕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态鼓掌。美国投资银行界的一位作家赞扬朱镕基勇于担当，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
这源于朱镕基青年时期心中埋下的种子。“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极。”朱镕基回忆清华时光时说。张奚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曾猛烈抨击反动当局：“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青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对朱镕基产生了深刻影响。走上领导岗位后，朱镕基对自己和其他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作风有着严苛要求，对腐败始终恨之入骨。这来自于他严格的自律。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上海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中说：“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不上电视也不行……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
1995年6月，朱镕基给中央领导干部上党课时说：“我管的这几个部门，问题相当厉害，每天都看到很多简报，反映银行、财政、税务系统的问题，一个人动不动就是贪污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也不少。现在好像不拿钱就不能办事。如果不把腐败问题看成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巨大毒瘤来清除的话，经济工作就搞不好，也搞不下去了……中央讲了，这个问题就得从严、从重地判处，有的就得依法枪毙。”
勇于担当，担当的是责任。2002年，朱镕基的眼睛“已经很不好”，医生要他动手术，但他没有动，因为他还要到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沿线看一看。在烈日炎炎之下，凡是他在1998年、1999年曾經去过的地方，2002年他又都去走了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如果在我卸任前夕，来一次大洪水把大堤冲垮了，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后，我放心了。”朱镕基在卸任总理前夕讲道。
2003年卸去总理职位后，朱镕基作为一名党员，参加了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见证党领导人民走向新的辉煌。而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老党员。
1999年4月9日，朱镕基在美国华盛顿会见了美籍华人教育家顾毓琇。顾老当时已97岁高龄，他曾创立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并担任过首任系主任。会见之后，顾毓琇对朱镕基说：“朱总理为国珍重。”朱镕基则随即向一旁的记者说：“我要按老师的教导来做……顾老送我十六字箴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纵观朱镕基的沧桑经历，智者、勇者、诚者、仁者，他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