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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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于2014年底开始着手本馆馆藏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对馆藏古籍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全面了解了本馆现存古籍的种类、数量、版本、存藏及破损情况等信息,并结合本馆实际情况,对未来古籍保护及利用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积极的思考。
  【关键词】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古籍普查;古籍保护;古籍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古籍是记载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成果的重要体现。由于绝大多数古籍均为纸质品,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受到诸如水灾、火灾、虫蛀、鼠噬、霉菌侵蚀等天灾及各种人为破坏,时至今日,大量古籍已遭损毁。即使是尚未损毁的古籍也存在家底不清、存藏环境恶劣以及保存方式不当等多种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如再不加快对我国现存古籍清理抢救的步伐,最终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计,古籍的清理与保护工作开展迫在眉睫。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由此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12年2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发布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自此,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展开。
  一、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与实施
  2007年5月25日,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由该中心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通过普查工作,全面了解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存藏状况、破损情况等,以便为日后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并通过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国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最终建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实现我国古籍资源的共建共享。此后,各省级古籍保护分中心相继成立,2007年9月,四川省图书馆在四川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批准下加挂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负责该地区的古籍普查登记与培训工作。
  2014年年底,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接到了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的通知,开始着手本馆馆藏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笔者在陆续完成对本馆古籍的彻底清理后,按照相关要求填写了由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布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表”,对本馆馆藏古籍的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等信息进行了著录,并对“古籍藏品情况、古籍保护环境、古籍保护人员情况、古籍编目设备、古籍编目情况,是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以及馆藏书目出版情况和古籍修复情况”进行了调查登记。
  二、本馆馆藏古籍的特色及存藏情况
  (一)馆藏古籍的种类、数量及特色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普查工作中考查的古籍主要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因此,本馆收藏的大量印刷于民国时期的线装书和经折装图书暂不纳入考量范围。调查大致情况如下:
  我馆共收藏古籍20种,分别是《琴瑟合谱》(缺卷下)《自远堂琴谱》《兴古斋琴谱补义首集》《兴古斋琴谱》《瘞云庵曲譜》《通志》《声律启蒙》《南北派大曲琵琶新谱》《南柯记全谱》《三略》《顾式琴学五书》《五知斋琴谱》《琴学入门》《饮冰室文集》(缺卷六)《纳书楹曲谱》《琴谱新声》《唐诗三百首旁训》《诗经》《诚一堂琴谱》《诚一堂琴谈》,共计133册,全部为清刻本。总的来说,我馆古籍虽然总量、种类均偏少,但较具侧重性,音乐特征明显,除《通志》《三略》《饮冰室文集》《唐诗三百首旁训》《诗经》与《声律启蒙》外,剩下的均为中国戏曲曲谱、琴学著作和琴谱,尤以琴谱为主,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我馆独具特色的文献资源,被我馆视为镇馆之宝。
  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因此收藏家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者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依据上述标准,本馆所存年代最早的《五知斋琴谱》(8卷、共6册),经鉴定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懷德堂刻本,就具备极高的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据本馆馆史记载,我馆还藏有《蓼怀堂琴谱》和《春草堂琴谱》,分别为清康熙刻本(1686年)和清乾隆刻本(1744年),但不知何故,均已遗失,实属可惜!由此也可凸显我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此外,我馆现藏年代相对较早的还有《自远堂琴谱》,为清嘉庆七年(1802)澄鉴堂刻本。
  (二)馆藏古籍破损情况及存藏环境
  由于古籍多为纸质材质,抛开鼠噬、虫蛀、霉变、水浸不说,在流传过程中,随时间流逝,自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酸化、絮化、老化、脆裂、粘连、断线、散页等破损现象。以我馆馆藏古籍为例,《瘗云庵琴谱》的絮化程度就非常严重,《诚一堂琴谱》《声律启蒙》《诗经》《唐诗三百首旁训》《兴古斋琴谱》《音学五书》以及《饮冰室文集》则存在不同程度的纸张发黄、脆化现象,在此次古籍普查过程中,书页一翻即碎的情况时有发生。
  2006年后,文化部就委托国家图书馆制定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对古籍的存藏环境进行了明文规定:如古籍特藏书库应设置独立的恒温恒湿中央空调系统或机组,保证书库温度控制在16℃~22℃,相对湿度在45%~60%;古籍特藏书库的空调通风系统应具备空气过滤和净化功能;照明或采光应消除或减轻紫外线对文献的危害。照明光源的紫外线含量应小于75μw/lm;应设置水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以及可靠的防盗设施和安全监控系统;应设置文献消毒用房和杀虫设备,用于文献入库前的消毒和杀虫处理等。虽然我们已于2007年6月搬至新馆,但古籍的存放条件和环境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迫于我馆古籍存量较少,学校及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不足,加上长期缺乏专项古籍保护资金投入等严峻形势,古籍存藏环境一直极为恶劣。直到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之时,我馆也没有专门的古籍特藏库室和专用书架,没有配套的防火防盗设备,没有利于古籍保存空气净化装置、灭菌杀虫消毒柜,甚至是连防虫樟木书柜和古籍函套都没有配备。我馆的古籍常年都与普通图书一起混放于教参阅览室的木质书柜中。书库内部仅配有普通的干粉灭火器和学校统一安装的烟感自动灭火装置。为防止古籍纸张因紫外线照射而进一步发黄变脆,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能在书柜的玻璃上张贴不透光的纸张起到一定的防紫外线效果,并通过在古籍表面铺垫一层薄薄的宣纸达到微乎其微的防尘目的。由此可见,虽然《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已经出台多年,但我馆古籍的存藏环境与条件,与上述要求之间的差距之大,实在是令人瞠目!   (三)馆藏古籍编目著录情况
  本馆所采用的编目软件为金盘NET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通过查询可知,本馆馆藏古籍基本都有编目数据(仅缺《瘞云庵曲譜》和《顾式琴学五书》),但数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数据不完备。仅能查到最基本的题名与作者信息,极少数古籍有册数信息,但没有详细著录古籍的卷次、卷数、章回、种数,没有著录责任人的诸如“撰、注、编、纂、辑、译”等主要责任方式,也没有分类号以及出版发行信息,更别提内容简介和记录来源信息了。其次,数据欠准确。连最重要的题名和责任者信息著录错误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兴古斋琴谱》就被错录为《与古斋琴谱》,在此不赘。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本馆古籍编目著录人员对古代文化知识和古琴谱不熟悉,篆字、繁体字、异形字辨识困难等。最后,著录格式不统一。由于此批古籍编目数据录入较早,基本集中在2004年10月,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古籍著录格式、规则和标准,加上著录人员不同,编目数据自然是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著录格式。
  总而言之,如果对照目前的古籍著录细则,我馆已编目的古籍数据可谓是问题多多,亟待审核与完善。
  三、对本馆古籍保护与利用举措的思考
  (一)结合本馆实际,改善古籍存藏环境,尝试多途径保护古籍
  众所周知,古籍存藏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古籍寿命的长短。笔者希望本馆领导能借普查契机,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古籍普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竭尽所能申请到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但笔者深知,要想一次性申请到足够的专项经费用以安装库房监控报警系统、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温湿度检测仪器、空气净化系统以及杀虫除霉设备等并不现实。因此,在没有申请到相应专项经费之前,应尽可能利用好现有条件,尽量保证古籍存放的库室处于恒温、恒湿、防火、防尘、防紫外线的环境中。具体操作方法如下:第一,由于我馆地处西南,气候常年潮湿,为防止书页出现粘黏无法翻阅的情况,我馆应保证中央空调的开启时间,尽量保障古籍存藏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恒温恒湿状态。第二,确保古籍存放的库室保持空气流通,以有效降低库房空气中霉菌孢子的浓度,防止古籍长霉。第三,对于已经长霉的古籍,较为常用的除霉方法有翻扫除霉、冷冻除霉、微波除霉、化学气体(甲醛、环氧乙烷或者磷化氢等)熏蒸除霉以及酒精除霉等。其中翻扫除霉、微波除霉以及化学药品熏蒸除霉我们不推荐,原因在于上述除霉方式或许会对已存在脆化现象的古籍造成二次损害,或者会对翻扫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冷冻除霉则是各大古籍存藏单位较常使用的除霉方式,一般是将古籍放入低温冷冻柜中冷冻3~7天,从而有效抑制霉菌孢子的生长繁殖,接下来再对古籍进行绝氧封存,即将古籍放入定制的塑料袋中,往袋中投放活性铁吸氧剂,吸收氧气并填充氮气,使霉菌缺少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最后再将古籍放入装具中,置入樟木书柜中加以保存。但上述除霉方法费用高昂,作为常年缺少古籍专项经费支撑的我馆,唯一较为可行的方式只能是采用蘸有无水酒精、氨水或者明矾水的棉签轻拭霉斑,达到杀死霉菌的目的,并在霉菌已基本清除的情況下,再将古籍放入古籍函套,并定期往古籍存放的书柜中投放樟脑丸。第四,紫外线也是导致古籍纸张发黄变脆的一大杀手,因此,如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应建立全封闭式的书库,安装双层真空玻璃和防紫外线灯。若无足够的经费,至少应尽可能降低古籍曝露于紫外线下的频率,或将照明用灯换为白炽灯。
  除了尽可能改善本馆古籍存藏坏境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尝试采用其他途径保存古籍。前面已提到,我馆属于古籍存量、珍本、善本数量都较少的馆舍,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起上级相关部门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关注,也难以申请到足够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但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古籍的存藏环境加以改善,古籍的损毁不可避免。因此,本馆领导可否向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提出申请,由省古籍保护中心统一协调安排,向常年不具备良好古籍存藏环境且难以在较短时间彻底改善存藏环境的馆舍提供古籍代管与保存服务。或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为那些存有大量亟待抢救的古籍,但又缺乏古籍修复人才,不具备古籍修复能力的馆舍提供与包括四川省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在内的古籍修复中心之间沟通联系的机会,为之提供无偿或有偿的古籍修复指导和文献修复服务。
  (二)培训交流相结合,全面学习古籍保护知识
  我馆一直没有专门的古籍工作人员,此次普查工作也是采用临时抽调的方式。包括笔者在内的兼职古籍从业人员自然不具备对古籍知识系统性学习的经历。然而古籍普查工作偏偏又是一项专业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备完备的古籍整理、古籍版本勘校、古籍保护常识、古籍修复等多种专业知识,否则古籍普查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与实施。因此,兼职古籍人员一方面应定期参加国家及各省市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短期古籍普查、古籍保护、以古籍版本鉴定及古籍修复等培训班,另一方面可通过自学的方式,勤于查阅《中国印刷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古籍版本鉴定》《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等书,时时登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研习其他馆舍上传的古籍数据实例;或者登陆“中国古籍保护网”“中华古籍网”,并关注诸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学社”“善本古籍”在内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古籍保护动态信息,学习古籍修复、保护、编目、版本鉴定、古籍破损定级、书影制作等各种古籍保护知识,有效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此外,古籍普查人员还应该具备古文字知识,了解古典文学,熟悉篆字等,否者难以识别藏章印记、款识题跋与封面牌记。
  相较而言,我馆古籍普查工作起步晚,经验匮乏,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具备完善古籍保护专业知识的普查人才实属不易,因此在对我馆古籍进行整理和著录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除了多学习古籍版本学、勘校学知识外,在实际的工作中,一旦遇到疑难问题,不妨将问题汇总记录下来,及时向从事古籍保护和整理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人员请教。另外,组织兼职古籍从业人员前往那些拥有丰富古籍馆藏、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起步较早且拥有大量古籍普查与保护经验的馆舍、单位观摩学习也非常必要。我馆就于2015年6月前往四川大学文理馆参观了其古籍修复室。四川大学作为与我院一街之隔的综合性大学,其作为CALIS的成员馆,早在2004年就参与了“高校古文献资源”的建设项目,参与制定了一套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以及古籍数字化加工标准,并开发了一套古籍著录及发布系统,已上传有大量的古籍书影。2009年,四川大学图书馆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4年“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四川大学分中心”授牌仪式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文理馆分馆举行,中心下设古籍特藏文献修复室,主要承担本馆古籍特藏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在川大相关古籍修复人员耐心细致的讲解下,我馆兼职古籍人员收获颇丰,借鉴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寻求到了热忱的指导与帮助。   (三)完善古籍编目数据,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加速古籍数字化进程
  笔者认为,我馆应抓住古籍普查这一契机,有计划、分阶段对本馆已编目的古籍数据进行审核与完善。此次编目应严格参照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和规范进行加工,按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四章的内容对古籍进行规范著录,并借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制的《古籍编目培训讲义·古籍机读编目手册》和国家图书馆编著的《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著录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古籍信息,包括文献题名、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写刻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版本类型、丛书名、批校题跋、索书号、分类号以及馆藏信息,最终将准确的古籍书目数据转换为机读可查询目录,方便有需求的读者对本馆古籍进行查询。同时,登录“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对我馆收藏的古籍进行登记,其中包括对古籍进行定级、定损,并将拍摄的书影加以扫描并上传。
  古籍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损毁便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然而当今技术水平有限,尚且无法彻底解决古籍的永久性保存问题。如果馆藏古籍像其他图书一样被允许阅览与外借,自然难逃损毁或遗失的命运。因此,大多数没有条件建立古籍阅览室和缺乏健全古籍保护措施的图书馆往往为了防止古籍因人为原因导致损坏,只好杜绝一切形式的参观与利用。但如果古籍一直沉睡于图书馆中不加以利用,其自身价值难以得到发挥。如何解决存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古籍数字化建设便是实现古籍资源再生性保护与利用最佳途径。古籍普查人员通过对馆藏古籍文献进行扫描、影印、缩微、复制,完成书影拍摄等数字化加工处理,建立完善的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和古籍联合目录,不仅能为国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后续古籍保护工作,加强古籍管理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读者将不再受到时空的局限,通过网络就能便利地浏览查阅详细的古籍信息,满足自身的利用需求。总之,加快古籍的数字化建设,不仅能为古籍提供展示和传播的平台,也有助于实现古籍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这也正是古籍普查工作开展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大量古籍都沉睡于故纸堆中,缺乏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从观念上增强人们的古籍保护意识。以我馆为例,首先,可以借助我馆网页和公众微信平台,定期推送古籍保护知识,竭诚邀请古籍保护专家到我馆开展古籍保护知识讲座,让学生及读者充分了解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和意义,学习古籍保护基础知识;其次,可通过举办本馆馆藏古籍保护成果展、馆藏珍贵特色古籍实物展等一系列展示活动,引起学校及有关部门对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重视,并提升公众对我馆古籍的关注度;第三,每年新生入校时,我馆都会组织一系列的新生培训活动,用以推广图书馆各类纸质及电子资源,因此,可借此机会组织新生前往图书馆参观古籍,与古籍近距离接触,加强沟通互动,主动宣传古籍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版本价值、艺术价值及文献价值,增进学生对古籍的了解,并激发他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结语
  借助此次全国范围内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开展之契机,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对自身馆藏古籍进行了一次彻底、全面的清查与整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完善馆藏古籍编目信息,完成“全国古籍普查平台”馆藏数据著录工作,充分发掘本馆馆藏古籍资源的利用价值,以满足数字化环境下对各类资源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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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郭爽(1983-),女,四川成都人,硕士,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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