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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在政治领袖家当了多年保姆的人,有一天,突然投书报社,八卦她在政治领袖家做保姆的故事,你会不会感兴趣?
2000年早春时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家的保姆,就在英国的《星期天邮报》上,以回忆录的形式,跟读者们说了说她在首相家做保姆的甜蜜往事。
布莱尔,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英国领袖。这个30岁就是“大律师”的牛津大学优等生,在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年出任英国首相。
时年44岁的布莱尔,不仅与丈母娘关系很好,也非常符合中国丈母娘的审美趣味:貌似潘安,玉树临风,文质彬彬,但不招蜂引蝶;思维敏捷,广闻博记,口才了得,却从不咄咄逼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广交朋友,绝不冷落老婆。
这样的女婿,丈母娘喜欢,普通英国人也喜欢。加上政治领袖无与伦比的曝光率,布莱尔的家长里短,自然很有卖点。
他家的老朋友,在他老婆还没有临产的时候,向报界卖掉了他家5月份就要添丁加口的消息,换来一大笔银子。
就在英国民众津津乐道,掰着手指头,数在职首相喜得贵子刷新英国纪录,究竟是140年,还是150年的时候,英国《星期日邮报》突然爆出猛料,披露了一个保姆眼中的首相生活。
这位保姆,在布莱尔竞选首相前后,在他们家服务了四年,并随他们一家搬进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见证了布莱尔从工党领袖到唐宁街10号男主人的全过程。离开布莱尔家庭之后,她在经纪人的“蛊惑”下,出版了她在布莱尔家担任保姆的回忆录。
不知为何,《星期日邮报》和她的经纪人达成了“默契”,将节选的部分书稿,拿到它们的版面上连载。头一天,就是首相家的秘密生活,以及首相对其他政治家的评头论足。口水味十足。
就在英国人翘首以盼,等着看第二篇连载文章的时候,布莱尔一家向《星期日邮报》大喊“NO”。
不仅布莱尔本人是律师出身,他的夫人也是一名律师,一对律师夫妇,对于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还是有些手段的,何况,他们还有自己的律师。
布莱尔没有动用首相的行政职权叫停《星期日邮报》,而是让他的私人律师,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向法庭申请了禁止令,要求禁止《星期日邮报》连载保姆的回忆录。
英国是个尊重新闻自由的国家,新闻法治化程度高,不会因为被报道者是首相,就甘拜下风;英国的法庭,信奉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会因为当事人是首相,就网开一面。
对于布莱尔来说,以个人名义申请法庭阻止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停止刊载文章,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想达到目的,不会比赢得首相大选更容易。
在法官看来,布莱尔私人律师在其递交的法律文书中,陈述的理由是充足的。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不是国家秘密,尽管《星期日邮报》第一天披露的内容,涉及到首相对内阁成员的政治家评价。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也不是造谣传谣,尽管《星期日邮报》刊载的文字,连保姆本人也斥之为“虚构”、“垃圾”。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是,这位保姆受雇他家的时候,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承诺其受雇期间,乃至于离职之后,均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不能披露他们合法的家庭隐私。
心有不甘的《星期日邮报》的编辑们,不敢藐视法庭,只能一边嘟嘟囔囔地强调回忆录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一边偃旗息鼓,更换版面,往事不再重提。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法官的裁决,不知道他们发布禁止令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英国的法官可能不会认为布莱尔的隐私权可以对抗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因为,民主国家中,政治人物的隐私权相对于普通民众的隐私权,要脆弱得多。
我想,支持法官发出禁止令的原因,可能在于法官对于那个保密协议的尊重,毕竟,英国是个契约意识浓郁的法治国家,那个被布莱尔夫妇视为亲密朋友的保姆,需要认真履行她的保密义务。
2000年早春时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家的保姆,就在英国的《星期天邮报》上,以回忆录的形式,跟读者们说了说她在首相家做保姆的甜蜜往事。
布莱尔,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英国领袖。这个30岁就是“大律师”的牛津大学优等生,在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年出任英国首相。
时年44岁的布莱尔,不仅与丈母娘关系很好,也非常符合中国丈母娘的审美趣味:貌似潘安,玉树临风,文质彬彬,但不招蜂引蝶;思维敏捷,广闻博记,口才了得,却从不咄咄逼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广交朋友,绝不冷落老婆。
这样的女婿,丈母娘喜欢,普通英国人也喜欢。加上政治领袖无与伦比的曝光率,布莱尔的家长里短,自然很有卖点。
他家的老朋友,在他老婆还没有临产的时候,向报界卖掉了他家5月份就要添丁加口的消息,换来一大笔银子。
就在英国民众津津乐道,掰着手指头,数在职首相喜得贵子刷新英国纪录,究竟是140年,还是150年的时候,英国《星期日邮报》突然爆出猛料,披露了一个保姆眼中的首相生活。
这位保姆,在布莱尔竞选首相前后,在他们家服务了四年,并随他们一家搬进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见证了布莱尔从工党领袖到唐宁街10号男主人的全过程。离开布莱尔家庭之后,她在经纪人的“蛊惑”下,出版了她在布莱尔家担任保姆的回忆录。
不知为何,《星期日邮报》和她的经纪人达成了“默契”,将节选的部分书稿,拿到它们的版面上连载。头一天,就是首相家的秘密生活,以及首相对其他政治家的评头论足。口水味十足。
就在英国人翘首以盼,等着看第二篇连载文章的时候,布莱尔一家向《星期日邮报》大喊“NO”。
不仅布莱尔本人是律师出身,他的夫人也是一名律师,一对律师夫妇,对于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还是有些手段的,何况,他们还有自己的律师。
布莱尔没有动用首相的行政职权叫停《星期日邮报》,而是让他的私人律师,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向法庭申请了禁止令,要求禁止《星期日邮报》连载保姆的回忆录。
英国是个尊重新闻自由的国家,新闻法治化程度高,不会因为被报道者是首相,就甘拜下风;英国的法庭,信奉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会因为当事人是首相,就网开一面。
对于布莱尔来说,以个人名义申请法庭阻止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停止刊载文章,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想达到目的,不会比赢得首相大选更容易。
在法官看来,布莱尔私人律师在其递交的法律文书中,陈述的理由是充足的。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不是国家秘密,尽管《星期日邮报》第一天披露的内容,涉及到首相对内阁成员的政治家评价。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也不是造谣传谣,尽管《星期日邮报》刊载的文字,连保姆本人也斥之为“虚构”、“垃圾”。
布莱尔陈述的理由是,这位保姆受雇他家的时候,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承诺其受雇期间,乃至于离职之后,均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不能披露他们合法的家庭隐私。
心有不甘的《星期日邮报》的编辑们,不敢藐视法庭,只能一边嘟嘟囔囔地强调回忆录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一边偃旗息鼓,更换版面,往事不再重提。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法官的裁决,不知道他们发布禁止令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英国的法官可能不会认为布莱尔的隐私权可以对抗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因为,民主国家中,政治人物的隐私权相对于普通民众的隐私权,要脆弱得多。
我想,支持法官发出禁止令的原因,可能在于法官对于那个保密协议的尊重,毕竟,英国是个契约意识浓郁的法治国家,那个被布莱尔夫妇视为亲密朋友的保姆,需要认真履行她的保密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