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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中原国家蔑称秦国为西戎……
秦穆公登上西域霸主的高地，秦国仍不被中原国家从蛮夷行列除名……
秦孝公要求参加中原诸国的会盟，被拒……
被人鄙视和抗拒鄙视，是一种动力……
这动力能量超常，迸发出来时，就不止是血性，更是血腥……
智慧是血腥的，谋略是血腥的，治国理政是血腥的，战争攻伐更是血腥的……
战国天下不适应这种血腥，而当适应与不适应进行磨合时，血腥便是赢家，华夏一统便是必然……
秦国“变法”图强
秦国，是春秋时的西域强国，站上过春秋霸主的舞台。
但是，秦国一直被中原国家瞧不起，认为是蛮族部落。直到历史走到战国时的公元前362年，中原各国召集的会盟，仍把秦国排斥在外。
秦国占据黄河和崤山西边的大片土地，而东南边，便是齐、韩、赵、魏、燕、楚六个强国，及无数个小封国。魏国为了防拒秦国，从陕西华县沿洛河到陕西绥德，修筑了一条长城；而楚国占据的自汉中经重庆到湖南沅陵的大片土地，又把秦国挤压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也就是说，直到战国中期，秦国仍看不到雄霸天下的出路。
秦国的历史，在秦孝公嬴渠梁手里改写了。
严格说，是战国的历史改写了。
嬴渠梁是秦献公的儿子，他披上秦孝公君袍时，只有二十一岁。
秦孝公改写历史的举措，只有一招，即招募人才。他如是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公开征聘贤才的范围，包括秦国的，还包括天下的。换句话说，即当时战国天下的贤才，秦国都聘以重任，不仅可以当高官，而且封食邑，待遇十分优厚。
可以想象，战国天下兴起的士者阶层，求的就是高官厚禄，秦国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对他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当时各国的贤才都往秦孝公的招贤令下聚集，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治国理政人才，就是商鞅。
甚至也可以说，改写秦国历史，继而改写战国历史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公子，也叫卫鞅。他笃信法家学说，对法律有很深入的研究，是法家学派巨子。他见到秦孝公后，先谈帝道，即尧舜禹这些先贤的部落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再谈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等的邦国之道，包括君臣父子这一套，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最后谈到霸道，即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实行集权统治的强国之道，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神采飞扬。
是的，秦孝公是个明白人，世道变了，不行霸道出不了头。
秦孝公授商鞅左庶长官阶，支持商鞅变法。
商鞅推出了几大方面的变法：
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相互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鼓励告密，凡举报犯罪的，与疆场上杀敌同一功勋，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与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
建立军功的，受上赏；
不诉诸官府而自相斗殴的，依情节轻重处罚；
在各自岗位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以及耕种纺织，有超额生产的，免除其赋税；
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
皇亲国戚，如不在战场上立功，一律排除在皇亲国戚之外；
爵位官级，分上下尊卑等级，按规定顺序升迁，并在田庄、姬妾、衣服样式上区分出来；
对国家有功勋的，赐其荣耀，无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便金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在这诸多方面的改革举措中，最切中要害的，是论军功，不论血统。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所有贵族，爵位世袭统统归零，按军功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皇亲国戚和贵族，爵位、俸禄没份了，充其量只是个富人。而有军功的，布衣庶民包括不是秦国的人都可以按顺序升迁，获得爵位、俸禄，進入秦国的领导层和决策层。
而爵位再高，也不过封侯，虽有封地，但无产权，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只能收租税，而不能理民事。
这可是伤筋动骨的大变法，是前无古人的大变法，是重新构建国家集权统治的大变法。
在这套改革举措推出之前，秦孝公、商鞅，和另一位大臣甘龙有过一次讨论。
商鞅：“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甘龙：“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商鞅：“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秦孝公：“善。”
君臣三人讨论的核心是，要搞一项重要的改革，普通人开始不支持，等到成果出来了才支持；而高贵者不随波逐流，建不世之功的人，绝不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普通人习惯于惯性，专业学者限于专业局限，所以不能跟他们讨论政纲国策，先知先觉者创立政纲国策，后知后觉的人执行；贤者改变现状，庸者抱着现状死也不放。
秦孝公的抱负是建不世之功，当然期望通过改革而改变现状，所以支持商鞅这套大刀阔斧的改革。
抵制并反制这套改革的，必然是两股势力，一股是皇亲国戚和世袭贵族，因为这套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抵制并反制是发自内心的。必须看到，这股势力是商鞅最难对付的。另一股是民众的惯性，习惯了祖传的那一套做法，如今要改掉习惯，适应新法，也会形成抵制。但从根本上看，这套改革是对民众有利的，因而适应一段以后便习惯了。
分析看，商鞅最担心的，是皇亲国戚、贵族与民众的反抗合流，要是那样的话，力量太强大，无法阻挡，改革便会夭折。
怎么办？商鞅经过谋划，想了一招。
变法令颁布后，民众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实行。于是，商鞅在秦国首都栎阳的南市，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告示说，谁要是把它移到北门，给二百两黄金的报酬。告示贴出后，围观的群众很多，但没有人去碰它，觉得这点事给二百两黄金，太离谱了，靠不住。商鞅又贴出告示，给一千两。人们更觉得离谱了，这怎么可能呢？有好事之徒，觉得移个木头不费多大劲，不给钱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真兑现了，不就捡了大便宜吗！于是，他就把这根木头移到了北门。木头往那儿一竖，商鞅就付给他一千两黄金。 这下炸锅了，消息迅速传遍秦国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觉得商鞅这个人说话算数，颁布的新法能够实行。
但抵制和反制变法的大有人在，暗流汹涌。各地民众到首都栎阳控诉新法弊端的络绎不绝，民怨愈积愈大，舆论一片哗然。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太子嬴驷触犯新法，瞬间把全国民众的目光，聚焦到了看商鞅如何依法处置上。
如不依法处置，推行了一年的新法，便会半途而废，政府的公信力便会日落三丈。怎么办？
商鞅是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意志力刚强，实行新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如是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子贾。”太子是储君，不能上刑，那就对太子的师傅嬴虔，实施劓刑（割掉鼻子），对皇家教师公孙贾，实施黥刑（脸上刺字）。
嬴虔的鼻子一割，公孙贾脸上的字一刺，秦国上下震撼，控诉新法弊端的人，一夜之间全国哑口，依仗财富、权势而对新法行险侥幸的人，一夜之间全部规矩起来了。史载：“明日，秦人皆趋令。”又载：“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才是秦孝公所期待达到的治国目标。
强大起来的秦国，历史作了如下记载：
公元前358年，秦国在陕西东部，击败韩国军队；
公元前354年，秦国在陕西澄湖，击败魏国军队；
公元前352年，秦国以商鞅为将，率军攻击魏国，转年，占领魏国的固阳；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咸阳筑城建殿，秦国首都从栎阳迁到咸阳。
就在这一年，商鞅再颁新法：
“严禁父母兄弟姐妹儿媳同睡一室。”商鞅的这条新法，是文明的，进步的！中国北方冬天寒冷，靠火炕取暖，一家人包括父母、姐弟、儿媳、孙儿全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有些人家穷，烧不起第二个炕，或情有可原。而一些富裕人家，有条件改善居住条件，仍挤在一个炕上，成了一种弊俗。商鞅的新法，无疑是革除这种弊俗的进步！
“把若干村落集结成一县，设县令、县丞。”这是郡县制的起源，食邑变郡邑，土地就是国君的。从此，秦国不再有食邑，只有县邑，全国设三十一个县，由县令和县丞负责管理。
“废除井田制，铲除阡陌。”
“制定新的度量衡，统一全国斗、斛、丈、尺。”
以上变法不难看出，商鞅是大手笔在作秦帝国的大构造。
如此，大范围、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又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世俗的反抗可想而知。尤其是基层的保甲制和连坐法，实际是鼓励人们相互监督，相互告发。如此一来，邻里之间，相互有仇的、有怨的、有争的，甚至嫉妒的、眼红的，等等，都成了告发的事由，一时间，冤案、错案、陷害案满天飞，多少人受刑甚至人头落地都数不过来了。据说，商鞅在渭水之滨，一天就处决了七百余人，杀得“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
民间如此，官僚层呢？特别是皇亲国戚和贵族们呢？他们对商鞅的痛恨，是刻骨铭心的！只是秦孝公支持商鞅，支持变法，他们暂时不敢出手，而是在等待时机。
公元前343年，周国国王姬扁，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长。此时的周国，已不是周天子时的王朝，也不是春秋时的所谓“共主”，已经沦落成末流小国，国土面积也就巴掌大，且一分为二了。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仍给强大的秦国册封为西部盟长，是可笑之举。但秦孝公没有不高兴，管用不管用不说，至少是天下的一种认可吧。
公元前340年，商鞅为秦国谋了个大局。商鞅的这个谋划公私兼顾，既有秦国的利益，也有他自己的复仇。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它位于险要的山岭之西，西面与秦国接壤，有黄河天险阻隔，东面独占崤山以东，魏国强盛时向西侵秦，衰弱时靠东方广漠无隘的平原支撑。这些年魏国衰弱，秦国正可跨过黄河，击溃魏国，并凭借山险形式，把东方广大封国揽入秦国版图。
秦孝公怦然心动，令商鞅向魏国进攻。
魏国迎战，令公子魏卬统军。
两军已进入战斗位置，商鞅便派人给魏卬送去一封信，说昔日我在魏国时，我们是好朋友，今天我们成了敌对的两军统帅。我虽是奉国君之命前来作战，但我内心并不想打仗，而是想跟你见面谈谈，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纷争，然后举杯痛饮，各自班师。
魏卬认为商鞅说得合情合理，顾念朋友情谊，亲自出席和平谈判。二人一见，甚是欢喜，把酒言欢，不亦乐乎。酒席散后，魏卬准备返营，商鞅突然变脸，把魏卬抓起来，同时下令，对魏军发起进攻。没有统帅的魏军，在秦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溃不成军。
魏国国君魏罃肺都气炸了，但作为战败之君，不得不把打碎的牙咽到肚里，派使節前往秦国，献出黄河西岸、陕西东部的大片土地，请求和解。这样一来，魏国的首都安邑直接面对秦国，不得不迁到大梁。
魏罃恨仇万分，说我恨不用公叔痤之言！
公叔痤跟魏罃说了什么呢？
商鞅最早在魏国供职，虽是个一般职员，但他显露出来的气度、才华，被丞相公叔痤欣赏，便打算向魏国国君魏罃推荐。恰在这时，公叔痤害病卧床，魏罃前去探望，见公叔痤奄奄一息，便问：万一你不幸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商量？
公叔痤说：我的随从官商鞅，年纪虽轻，却胸有奇才，盼望您能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
魏罃听了惊愕万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一个他不认识，职位又低的年轻人呢？魏罃觉得是公叔痤病糊涂了，不予接受。
公叔痤望着魏罃惊愕的眼睛，接着说：如不用他，就立即杀掉他，千万别让他跑到别国去，那将是魏国的祸患！
魏罃又是惊愕万分，支吾几句便起身告辞。
魏罃出了相府后，对左右随从说：丞相病入膏肓了，一会教我用商鞅当丞相，一会又教我把商鞅杀掉，语无伦次了。
公叔痤便把商鞅找来，说：对不起，我是国家丞相，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所以先劝国君用你，不用就杀你，现在我告诉你，快逃吧！ 商鞅公听了公叔痤的话，逃到了秦国，在秦国变法图强，尽情地施展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才华。但有一个人的话他没听，最终遭五马分尸。
商鞅在秦国为相十年，功勋卓著，但积怨很深。庶民百姓怨他，也只能怨怨而已，而皇亲国戚和贵族怨他，就不是怨怨而已了，他们处心积虑，等待有机会发泄的那一天，把商鞅干掉。
商鞅自己没有看清，但他的好友赵良看清了，特地赶来劝他。
此时的商鞅，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春风得意。他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比百里奚如何？
赵良答：百里奚为相六七年，向东攻郑国取得胜利，晋国三任国君，都由他选任，并使楚国免于灾难；他身为相国，虽疲惫也不坐车，虽炎热酷暑，车上也没有遮盖；他到各地视察，从没有侍从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百里奚去世，秦国人失声痛哭，孩子停止歌唱，农妇停止杵米。而你掌握权柄之后，欺凌贵族，残害人民，割嬴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干的都是失人之事。况且你每每出门，一大串马车在后压阵，雄壮武士在左右护卫，侍卫全副武装，箭在弦，刀出鞘，吏道奔驰。古语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干的都是恃力之事。一旦秦孝公死了，秦国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你，恐怕不能想象！
商鞅听了淡然一笑，不以为然。
五个月后，赵良所说兑现。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被割掉鼻子八年没有出门的嬴虔出门来了，他带领其党羽，检举商鞅谋反。嬴驷接到举报，即签发逮捕令。商鞅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得脱掉相袍，赶快逃命。
商鞅打算逃到最近的魏国，魏国拒绝入境，只好在秦国边境找店住下。店老板不知他就是商鞅，叫他出示证件，商鞅没有，住店不成。店老板还特地跟商鞅讲了一番“商君之法”，叫“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说的是，商君规定，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证件，没有就不能收留，如违法收留，而客人如是罪人，那么，罪人判什么罪，受什么罚，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商鞅感叹“作茧自缚”，原来他制定新法是对付他人的，如今结结实实地砸到了自己头上。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商鞅集结其党徒，党徒又组织当地的民众，进行顽抗。秦国派大军围剿，生擒商鞅，立即处死。不过瘾，不解恨，又把商鞅用五辆马车分别捆着头和四肢，然后使劲抽打马，把商鞅的尸体瞬间拉扯成五块。
商鞅的尸体被车裂成五块，但他的眼睛肯定不会闭上！因为他在秦国的变法，大写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图强！
商鞅虽然死了，但实施了十多年的法令，并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废弃。人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守法的惯性，尤其是军队士卒，已经在商鞅的法令规定范围，享受着杀敌建功的各种优厚待遇，即便再恨商鞅变法的秦国君臣，也舍不得废弃商鞅留给他们的这一强秦之策！
“石牛便金”之诈
公元前316年，远在今成都、重庆的蜀、巴两国打起来了，两国都派出使节，到秦国来搬援兵。
蜀国位于今成都一带，是西南古国，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文明程度也较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等，就足以证明蜀国的文明程度。蜀国雄霸西南，被誉为“戎狄之长”。
巴国位于今重庆嘉陵江一带，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朴实，军队勇猛强悍，是西南重要的蛮夷国家。
巴、蜀是在西南最有实力的两个国家，但谁也不服谁，常常为一点儿小事发起攻伐。这次又打起来的原因，是蜀王的弟弟苴侯，与巴国的国王交上朋友了。哥哥认为这是弟弟勾结外敌，于是发兵讨伐，追到巴国，两国打起来了，打得很激烈。打着打着便都派出使节，到秦国来搬援兵。
这给了秦国一个机会。但与这个机会同时来的，是韩国军队向秦国开来了。
秦惠文王立即召集张仪、司马错等人商议。
张仪不同意出兵巴、蜀，他给秦惠文王的建议是：秦国先与魏、楚结盟，尔后发兵黄河、洛水、伊水，站在太行山顶上控制韩国。在此基础上，让魏国切断南阳的通道，让楚国发兵挟制郑国，秦国则发兵攻打新城和宜阳，趁机把仗打到周王室辖区，把存放在周王室的九鼎搬到秦国来。张仪特地强调：要追求名声，就到朝廷；要追求利益，就到市场。三川之地和周朝国都，犹如市场和朝廷，秦国的军队要往这个方向开，而不是开到穷乡僻壤的巴、蜀去。
张仪绘制的秦国称霸路线图，显系一厢情愿，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司马错则建议发兵巴、蜀。他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较深，不似张仪那般急功近利。他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开疆拓土；要使军队强大，一定要使百姓富足；要想称霸天下，一定要广施仁德。周朝虽已衰微，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把九鼎从周朝搬到秦国来，犯了天大的忌讳，各国都会谴责秦国，且可能联手攻秦。如果是这样，九鼎得不到，还会背负天下骂名。
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意见，发兵巴、蜀。
其实，秦国早就对巴、蜀垂涎三尺。巴、蜀是秦国向外拓展的西南通道，巴、蜀之道一打通，犹如给楚国的后背插上一刀，楚国从此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了。尤其是，巴、蜀是“天府之国”，是天下最富庶的一个大粮仓，对秦国征伐中原各诸侯国的战争，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撑。从地理态势看，巴、蜀囊括进来，秦国据西河、殽山之险，控长江上游，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窥视天下的视野才更开阔，更宏大。
但是，发兵西南，谈何容易！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難》，用“难于上青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等诗句，把今天人们的想象带到公元前316年时，蜀道之难就不知要难多少倍了。似猿猴那般攀援都难过蜀道，秦国大军连同战车如何过得？
其实，秦国早就使诈，打通了攻蜀之路。
这诈，便是“石牛便金”。
据传，秦国造了五头石牛，叫作“石便金”，说这些石牛每天都拉出黄金粪便。这种低级诈骗，中原国家无一例外都不相信，而蜀国国王信，他悄悄派人打探，并流露出想得到这些石牛的愿望。秦国则称，如蜀国与秦国交好，便把这五头“便金”牛送给蜀国。蜀王大喜过望，迅速派使节赶往秦国，看到秦国有百余人守护这五头石牛，这些石牛每天都“便金”，蜀国使节还得到金锭，蜀王于是一心与秦国交好，并向秦惠文王提出，迎请五头石牛。 但每头石牛都很重，人抬是抬不走的，得用马车拉。
蜀王下令，在蜀国的崇山峻岭，打通一条能过马车的道路。
目的達到，秦惠文王很痛快，把五头“便金”的石牛，无偿送给了蜀国。蜀国则派人赶着马车，把石牛拉走了。
石牛到达蜀国以后，不再“便金”了。秦国给出的解释，是水土不服。
秦国大军剑指巴、蜀，走的就是这条拉石牛走的路，秦人把它叫作“金牛道”。
坦率地说，“金牛道”只是钻在崇山峻岭的山野小道。从今陕西的勉县向西南行，越过七盘岭，从四川入境，经朝天驿、剑门关，一路上处处是险隘，凭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蜀国稍有防备，派兵把守，秦军是难以过去的。而此时的蜀王，一心想的是与巴国开战，压根儿没想秦国会从背后插上一刀。当听说秦国大军已经抵达蜀国后，蜀王赶紧从巴国率军回撤，在葭萌一带构筑营垒接战。秦军将领是赫赫有名的司马错，他率领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秦军士兵个个如狼似虎。两军一交手，蜀军大败，蜀王也被杀了，蜀国尽入秦国版图，“戎狄之长”的蜀国就这样灭亡了。
灭了蜀国之后，秦军又扑向巴国，把巴国收入秦国版图。秦国于是分设蜀郡、巴郡，并动员关中上万户人家，移民迁居巴、蜀。从此，巴、蜀的面貌大为改观，土地得到开发，人口密度增加，“天府之国”成了秦国的粮仓，也成了秦国攻伐六国、一统天下的后方保障基地。
接下来的历史演变，是值得称道的！
南方雨水多，“天府之国”的蜀国，更是雨多晴少，且常因水而丰，因水而患，其中岷江水患最为突出。为彻底根治岷江水患，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找到隐居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一纸诏书，任命他为蜀郡郡守。李冰“知天文，识地理”“识察水脉”，他上任后，带着儿子二郎，到岷江实地考察，本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开始了华夏历史上浩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设。这一工程的核心设计是，将岷江水分出一条来，穿过玉垒山，将水引入成都平原灌溉农田。玉垒山在未发明火药之前的穿凿，是极其艰难的，李冰父子的办法是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用这种原始的土办法，愣是在玉垒山凿出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凿山分离出来的石堆，叫作“离堆”。“宝瓶口”打通后，因江东地势较高，水分流进去的很少，为此，李冰父子又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分水堰的前端像一条鱼的头部，故称作“鱼嘴”。为保证分水堰分流至“宝瓶口”的水，保持足够的流量，不因水充沛时涝，水少时旱，李冰父子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宝瓶口”的一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用于溢洪。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到江外，有效防止了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代表作。都江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史记》写道：“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溢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是的，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超过三万亩的农田得到灌溉。涝时，泄洪于外江，旱时，导水于内江，使巴蜀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今天，都江堰仍然屹立在岷江。奔腾向前的江水，穿越两千多年时光，证明都江堰仍然年轻力壮，它还将润泽天府，造福万民！
芈八子的秦国时代
芈姓，是楚国的国姓，王室成员姓芈。
秦惠文王称王时，楚怀王为表示祝贺，将芈八子嫁到秦国，给秦惠文王当妃子。芈八子异父同母的弟弟魏冉，和同父异母弟弟芈戎等一干王族成员一并入秦。
秦国后宫嫔妃分八个等级：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可见芈八子初嫁至秦时，地位不高。但她为秦惠文王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嬴稷，即在秦王位置上执政长达五十六年之久的秦昭襄王。
按照传统惯例，芈八子的儿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但芈八子就能把这种“不能”变成“能”！
公元前318年，楚国牵头，联合魏、韩、赵等五国攻秦，秦、楚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逆转，芈八子在秦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加之秦惠文王嫡妻担心芈八子的儿子抢夺王位，千方百计对芈八子进行打压。秦惠文王一死，秦惠文后的儿子秦武王继位，立马将芈八子的长子嬴稷送到燕国当人质，从秦王朝的核心区域支走。
芈八子不敢提反对意见，她甚至乐意叫嬴稷到燕国去当人质，认为这对锻炼提高嬴稷的国际视野和应变才能，不能不说是件好事。再说呢，那个时候的芈八子只能蛰伏，用蛰伏来韬光养晦，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翻身的时机。
秦武王是秦国历史上极有个性的君主，他身高体壮，浑身是力气，喜欢跟人比试，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力大无比之人，有乌获、任鄙、孟说等等，这些人都能赤手捶死老虎豹子。秦武王把他们招到身边，封高官，享厚禄，经常与他们进行角力比试。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与孟说进行举“龙文赤鼎”比赛，不幸折断胫骨，不久便气绝身亡。
巧的是，秦武王没有子嗣。
这便是芈八子韬光养晦等来的机遇！
围绕谁接任秦国国王，王室正统集团与外戚集团结成了死对头。王室正统方扛旗的，是秦惠文王嫡妻惠文后，主要骨干是秦武王的王后，和秦武王的弟弟公子壮；外戚方扛旗的，当然是芈八子，主要骨干是她的异父同母弟弟魏冉。
按常规看，王室正统集团占优，芈八子的外戚集团斗不过。但芈八子极有心计，着手谋划也极早，她凭着秦惠文王对她的宠幸，早早地把魏冉推到了统兵打仗的位置，并多次取得战功，在秦国积累了极高的人望。不仅如此，芈八子还派人贿赂拉拢韩、赵两国国君，得到他们的幕后支持。
双方先是打嘴仗，王室正统集团力推公子壮；外戚集团力推嬴稷。嘴仗打了两年，打不出结果，就改为打武仗。
关键时刻，秦惠文王的异母弟，手握秦国兵权的樗里疾，突然选择了沉默，即王室正统方与外戚集团方，哪方也不帮。 这种谁也不帮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站队，即站到了外戚集团方。
因为芈八子异父同母的弟弟魏冉，早就在秦国掌握了一定的兵權，且数度统兵打仗，打出了一定的声望。而在王室正统集团与外戚集团的这场君位之争中，取胜的唯一仰仗，是樗里疾站出来，带领军队与芈八子和魏冉斗，且只要斗起来，必胜无疑。可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樗里疾谁也不帮，实际是对外戚集团获胜的大帮。手里捏着军队的魏冉，与手里没有军队的王室集团一开战，魏冉便把胜利的旗帜举起来了。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樗里疾为什么突然保持沉默，这就给了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外戚集团给了他巨大的贿赂？比如，外戚集团给了他事成之后的巨大利益许诺？比如，芈八子用女色把他拉下了水？等等，芈八子在运作自己的美色上，手段是极其高超的，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屡试屡成。传说她为了牢牢地把自己的异父同母弟弟魏冉控制住，就对他使用过自己的美色。樗里疾用沉默表明的倒戈，说不定就是芈八子把美色这一招用上了。
外戚集团在秦国君位之争的胜利成果，即是把芈八子与秦惠文王生的儿子嬴稷扶上了君位，即秦国著名的秦昭襄王。
儿子嬴稷登上王位后，芈八子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封自己为宣太后。这个太后开启垂帘听政的先河长达三十六年。当然，跟随她出嫁到秦国的七亲八姑，个个封侯授爵，其中魏冉出任丞相，继续掌管秦国的兵权。
芈八子垂帘听政的头三年，是与秦国王室血统势力做斗争的三年。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秦武王的王后，以及缘于秦武王血统的贵族势力，在已经立了嬴稷为秦昭襄王后，又把公子壮拥立为秦王，号称“季君”，继续与以芈八子为首的外戚势力做斗争。双方你来我往，打来打去，最后在垂帘听政的芈八子指挥下，被手握重兵、重权的魏冉，将他们悉数诛杀。
从此，秦国进入较长的稳定期，使得其可以从国内的事务中腾出手来，问鼎中原，与战国六雄争锋。
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联合攻秦，而秦国的后院也起火。
点燃这把火的，是位于甘肃、陕西和宁夏一带的义渠国。
《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戎、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说的是，秦国周边全是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虽生产力极其落后，但作战打仗极其凶猛。西周末年，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就是犬戎干的，使得周平王不得不迁都洛邑。
秦国被中原国家视为西戎，但秦国插手中原的事务早，加之帮助周王朝剿灭戎、狄有功，周平王东迁洛邑时，封秦襄公为诸侯，与中原诸国平起平坐。但中原国家始终没有放下对秦国的歧视、偏见。
早在秦穆公时期，就率军进攻过义渠国，《史记》载：这次征伐，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秦国站上了西戎霸主的历史舞台。
秦国当然不甘心于做西戎霸主，它的目标是中原称霸。为稳定自己的后院，秦国早在公元前444年，发兵十万，向西至西海固草原，南至泾水，北控宁夏河套，占地达十万平方公里的义渠国，发起了猛攻。秦国大胜，义渠国称臣。但不过二十年，义渠国卷土重来，打到了秦国的渭南，掠去了秦国大片国土。一百多年后，秦国再次向义渠国发兵，再次把义渠国打得俯首称臣。满以为后院稳定了，不成想，在赵、韩、燕、楚、魏联合攻秦时，义渠国又变脸，向秦国背后插了一刀。秦国为解除腹背受敌之忧，特地以“锦绣千匹，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而义渠王不买账，反而趁势进攻，一战斩获秦军数万。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只好缓和与东方诸国的关系，暂停了向中原进发的步伐，回过头来审视与自己较劲了数百年的义渠国。
审视得出的共识是，后方不稳，无法东征。公元前314年，秦国调集二十万大军，向义渠国发起全面进攻，一举攻克其二十多座城池，把义渠国基本上打残了。义渠国休养生息了十年，仍缓不过劲来，遂派出使节，与秦国修好。
此时义渠国打的还是老主意，借与秦国修好之机，进一步休养生息，积蓄能量，适时翻脸反扑。而秦国疲于应对东方六国的征伐，正需要与义渠国的修好，来稳定自己的后方。
但义渠王一脚踏进咸阳，见到垂帘听政的芈八子宣太后之后，两国的算盘都重打了，历史也因此重写了。
为人妇、为人母的宣太后虽一大把年纪，但仍美貌倾城，风流百度。义渠王见到后，忘了自己来秦国是干什么的，立马拜倒在宣太后的裙下，不能自拔。宣太后本是楚国王室女子，生性敢爱敢恨，且不顾世人如何评价。在义渠王的百般追慕下，坦然投怀送抱，一头扎进了与义渠王如胶似漆的欢愉之中。从此以后，宣太后还隔着帘子管管秦国的大事，给儿子秦昭襄王指指点点。而义渠王则完全沉浸在与宣太后的男欢女爱之中，娃娃生了一个又一个，把义渠国的国事完全抛在了脑后。
这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秦国的后方稳定了三十年，使得秦国集中力量对中原六国攻伐了三十年。战国天下的局势，完全掌控在秦国手里，崛起的战国七雄，唯有赵国还残存了一点抗衡秦国的实力。
三十年之后，义渠王风烛残年了，没有利用价值了，义渠国也被秦国剿灭了，宣太后的目的达到后，便毫不留情地把义渠王杀死在甘泉宫中。她与义渠王生的两个孩子，历史没有记载她杀与没杀，从此杳无音信。
儿子嬴稷在秦王的座椅上坐了三十六年后，宣太后收起了听政的垂帘，把权力交给了他。算来宣太后也是风烛残年之人，但她仍不甘寂寞，仍寻求感情上的补充。
《战国策·秦策》载：人老珠黄的宣太后，在杀死义渠王之后，为填补后宫的空虚，喜欢上了一个名叫魏丑夫的男宠，病得快要告别人世时，还提出要魏丑夫为她殉葬。魏丑夫对她动的不是真感情，而是摄于她太后的淫威不得不从。但要他做她的殉葬，魏丑夫极不情愿。于是，魏丑夫疏通关系，请大臣庸芮前去做宣太后的工作。
庸芮对躺在床上等死的宣太后说：人死后，是否真的会下地狱，或且上天堂？是否人的魂魄能够不散失？ 宣太后保持了一份清醒，回答说：照本宫看，或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灵魂一说，人死如灯灭，尘归尘，土归土。
庸芮于是说：假若人死后没有知觉，太后您叫魏丑夫殉葬，不是白白牺牲了心上人的性命？假若人死后有知觉，那您想想，先王秦惠文王死后几十年，你先是与义渠王生子，后又与魏丑夫风流，如今还要带着魏丑夫下地狱，这不就惹出大麻烦了吗！
宣太后临闭眼前说了一句：你说的有道理。
宣太后死了，她给战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她桀骜不驯、信马由缰，不受世俗的约束，却在为儿子争夺君位的权谋争斗中，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敏锐和灵活；她把自己的色相在权谋争斗中运用到极致，俘获了秦惠文王的感情，与自己的弟弟厮混，为义渠王生娃，身边还有许多男宠，却没有坠入情海不浮出水面，而是把自己的色相当作手段，为政权、为秦国谋求千秋大业。正是在她由芈八子变身为宣太后的过程中，秦国的历史改写了，战国的历史改写了，泱泱华夏的历史也改写了。
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楚国王室一路走来的她，是华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
战神白起的血腥
白起，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将。
也是，战国时期最血腥的战将。
但凡名将，没有不沾染血腥的。那是因为，在刀光剑影的杀伐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流血不可避免。但，白起不完全是在你死我活的杀伐中做出选择，故他与其他战将不同，他选择的是血腥，是不该的选择！
是他，将战国之前的春秋、东周、西周，乃至商、夏之前各朝各代战果记载的“斩”，改为“坑”。“斩”，显然是对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选择记载，也是战争规律的体现。而“坑”，就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所表明的场景，不是战斗进行中，而是战斗结束后，是战后对俘获的敌方军人，挖坑活埋。
这完全是不该的选项，是背离人道精神的残忍！
但也得看到，这是在战国的世道下，秦国一统天下难以避免的血腥！
白起，芈姓，楚国王室白公胜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王室女子嫁到秦国时，随同来到秦国的。但在秦国，白起没有享受楚国王室后裔的待遇，据司马迁《史记》载：“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襄王。”郿人，即陕西眉县人。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刀笔之下，白起是个庶民，他作为战国时期的名将，是从基层升迁上来的。
秦国具有让普通民众向贵族攀升的政治构架，这一构架，是商鞅设置的。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军功赏爵。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一倾田、一处宅、一个仆人。斩获的首级越多，所获爵位越高。
白起十六岁从军，十年后，也就是秦昭襄王十三年，就获得“左庶长”爵位。秦军爵位分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也就是说，二十六岁的白起，经过十年战火的熏陶，已经成为秦军领导层最年轻的一个将领。
当然，二十级军功爵位，才到十级，白起是不满足的，他的雄心壮志是更高、更快。于是，在白起的爵位达到十级后，便开始寻找政治上的靠山，并且很快被宣太后、魏冉纳入视野。
宣太后联手魏冉，虽然在君位之争中把儿子嬴稷扶上了秦王的位置，且用三年时间，将惠文后、武王后为首的嬴姓贵族势力击溃了，但毕竟根基不牢，党羽不众，急需培植自己的势力。白起，芈姓，出身楚国王室血统，又在秦国为将，自然是培植目标。
据说，宣太后最初对白起有些小视，原因是魏冉介绍白起时，说他冷血，果断，不懂政治，缺乏心机，使得宣太后觉得白起成不了大器。而掌握秦国军权的魏冉，恰恰认为白起正是他要培植的对象，并力排众议，给了白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抢占新城。
韩国新城，即今河南的伊川，位于当时韩、楚两国的交界处，也是秦国东进的最佳通道。秦国控制新城，不仅可以切断韩、楚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迫使韩国转而向秦国交好。而此时的楚国已是日暮西山，国力极其衰弱，韩、魏、赵三国联合秦国，打算一举把楚国瓜分掉。面对这种局势，楚国率先出手，派军队驻守新城，以阻止四国的联手進犯。
公元前294年，白起也出手了。出手之前，白起对局势做了个分析，看清了韩国对联合攻楚的摇摆，也看清了魏、赵两国的犹豫。于是白起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提升士气，许诺给作战勇敢的加官晋爵；一件是，让人给新城的守军放风，说秦军的作战风格是，割下敌人的头去领取军功；一件是，向新城军民散播谣言，说秦军一到，魏、赵会调转枪头，向韩军进行夹击。
真真假假的放风、谣言在新城传开后，军心涣散像大雾一样弥散开来。白起趁着这种弥漫，率不足一万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新城，一举拿下。
这一仗打下来，战国天下都知道秦国又出了一个令各国都发怵的战将。白起直升两级，封为“左更”，与秦国大名鼎鼎的司马错大将平级。
转年，公元前293年，白起再次在战场上扬威。
秦国占领新城后，魏国的都城大梁，直接暴露在秦军的刀锋之下。为解除这一威胁，魏国与韩国联合，发兵指向新城。
这一次，魏、韩是做足了准备的，下了必须把新城拿下的决心。魏国派出的统兵大将是公孙喜，韩国派出的大将是暴鸢。这是两个久经沙场的名将，都创造过名扬天下的光辉战例。且这两位将军多有合作，曾联手攻入楚国的方城，特别是在垂沙之战中，几乎让楚国的精锐损失殆尽。加之韩国有号称“材士”的弓弩步兵，“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魏国还存有吴起训练“魏武卒”的遗风，士兵耐力超强，虽身披重甲，却能健步如飞。韩、魏两国总共出动了二十四万大军。
反观白起，秦国只给了他十万兵力，且不是秦国的主力，多是临时征发的。关键是，秦军官兵对这个年轻的统兵将领白起缺乏信任。
白起的战略谋划是一着险棋，即把战场从秦国占领区，转移到韩、魏占领区，实现中央突破，把韩、魏联军打开，尔后各个击破。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抢占韩、魏门户伊阙。伊阙作为韩、魏的门户，自然是重兵把守。伊阙的地势十分险要，两山对峙，伊水还流经其间。白起要抢占伊阙，难度非常之大。 但白起决心一定，便着手实施。
他先是给魏将公孙喜写了一封信，极尽卑辞奉承，希望魏军中立，让他率军与韩军作战，许诺获得的战利品与魏国平分。
这连普通士兵都看得出来，白起使的是反间计，何况久经沙场的战将公孙喜呢！公孙喜看后，哼了一声，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不仅公孙喜在笑，白起手下的官兵也在笑。
可没等人们的笑容收敛，白起将写给公孙喜的第二封信又送去了。信中不仅深表对魏军配合的感谢，而且泄露秦军攻击韩军的具体时间，请求秦、韩两军打起来时，魏军不要插手，事后给魏军好处。
跟随白起作战的将领，对白起嗤之以鼻，认为这太小儿科了。倒是魏将公孙喜拿到信后心生疑虑，这白起耍的是哪一招？想干什么呢？
白起想干什么，只有白起知道。因为打一开始，白起就不是离间老成沉稳的魏将公孙喜，而是离间脾气暴躁的韩将暴鸢。他给公孙喜写第一封信，暴鸢就已得到了风声；给公孙喜写的第二封信，很快到了暴鸢手里。
暴鸢非常愤怒，决心甩开魏军，自己单干。因为他信心满满，只要弓箭手在伊阙两山把弓拉满，白起的秦军就甭想踏进这里一步。
而白起呢，他的谋略并没有把暴鸢激怒而打住，而是在泄露给魏将公孙喜发起攻击韩军的时间点上，果然把军队开到伊阙。这一来，暴鸢更证实了自己的愤怒，公孙喜也完全弄懵了。
令这两位老将军没想到的是，秦军开到伊阙后，没有任何实际进攻的动作，只是摆开了阵势，不似箭在弦上，倒像搞演习。
谁也不知道，白起磨磨蹭蹭在等什么。
一看这阵势，魏军统帅公孙喜不等韩军统帅暴鸢招呼了，率军前去协助韩军。在公孙喜看来，这是个战机，正面有韩军顶着，他从侧面斜插过去，可以形成两线夹击，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白起等的就是公孙喜率军前来。
半夜时分，公孙喜率领的魏军赶到了，白起发起的进攻也打响了，他不是打韩军，而是利用夜色，向魏军发起进攻。刚刚赶来尚未摆开阵势的魏军，一个个正气喘吁吁时，秦军排山倒海杀过来了。魏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公孙喜只好率军且战且退，向韩军驻守的营地退去。
此时的韩军统帅暴鸢，隔岸观火，谁也不帮，站到了秦军和魏军的中间。他要看看白起连续给公孙喜写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暴鸢糊里糊涂没看清个所以然时，魏军像潮水般溃败下来，涌进暴鸢统领的韩军营垒，韩军、魏军相互交叉，乱成一团，部署好的阵势也被冲得七零八落。
而在这时，白起放下魏军不打了，突然调转枪头，杀向韩军，杀得韩军落花流水，形不成任何抵抗和对攻。
直到这时，公孙喜、暴鸢两员老将，才看清自己上当了，只好收拾起剩下的十余万人马，向偃师方向退去。白起哪里肯放过，他下令军队脱掉笨重的铠甲，丢弃所有的粮草辎重，只持刀剑，拼命追击。前面是只顾逃命的魏、韩军队，后面是杀红了眼追来的秦军，追着追着，天降大雨，倾盆而下。秦军士兵脱去衣服，光着膀子在滂沱大雨中猛追，不少跑得慢的魏、韩士兵，被秦军斩杀。暴鸢和公孙喜只好叫军队也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在大雨中奔跑逃命。
天不帮韩、魏啊！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待韩、魏逃兵跑到伊水时，河水暴涨，汹涌奔腾。没有退路了，逃命的韩、魏士兵，被持刀挥剑的秦军逼进伊水，咆哮的河水翻卷着他们的尸体，瞬间冲卷得无影无踪。
这一仗，白起率军杀敌二十四万，还将五座城池收入秦国囊中。
跟随白起作战的官兵，没有人再怀疑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了。秦国在白起的手里，终于打通了数百年来也没有打通的入主中原的函谷关通道，也开辟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道路。
这之后，白起作为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用连战连捷，为自己贴上了战国天下第一名将的标签。
《史记》载：“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其中的昭王三十四年攻魏，一口气吞并魏国大小城池六十一座。
連续攻伐掠取，把韩、魏彻底打衰了，不仅主动与秦国签订屈辱条约，而且还奉献给秦国大片土地。韩国奉献出武遂一带的二百里土地，魏国奉献出河东一带的四百里土地。至此，河西之地尽归秦国。
此时放眼战国天下，东方六国中，只有齐国和赵国还有抗衡秦国的能力。而从军事力量看，赵国强于齐国。
那好，白起就拿赵国开刀。因为赵国有名扬天下的战将廉颇、赵奢，与这样的名将作战，才能凸显他白起的军事才华。
但秦昭襄王没有让白起去攻打赵国，而是叫他去攻打楚国。因为楚国占了大片的江南富庶之地，号称有百万兵甲。楚国人的蛮性，常常不按规矩出牌，你今天跟它结盟，它明天就可能毁约；你今年把它打痛了、打伤了，不用到明年，它的伤口就痊愈了，一夜之间又能征发数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秦国若是攻打赵国，楚国一看有机可乘，必定会斜插一刀。因此，不把楚国摆平，不能对赵国动手。
秦昭襄王问白起：大败楚军，需要秦军多少精锐？
白起答：七万。
理由呢？
白起答：楚人之俗，轻剽颛急，战时勇于攻取而拙于守御，只需学昔日之伍子胥，选精取锐，长驱直入，数战则可破郢矣。
白起于是带七万精兵，顺汉水而南下，直接深入楚国腹地。此役白起的七万大军，不带粮草辎重，一路进发，一路掠抢，还动员沿途的民众，为他的军队运送粮草。更绝的是，南方水多桥多，白起规定，只要秦军经过的桥梁，过后便拆桥毁船，自断归路。以此告诉他带领的官兵，只能以战胜敌人而求生还，否则，就有去无回！
就这样，深入楚地的七万秦军，且打且走，长驱直入，迅速攻占邓地及几座城池后，抵达楚国陪都鄢都城下。
鄢都离楚国郢都只有二百余里，是拱卫国都的北大门。鄢都一丢，国都不保。因此楚顷襄王下令汉水流域的守军，全部回援鄢都，坚决把秦军顶住。楚顷襄王看清了，秦军没带辎重粮草，虽能从民间掠夺一些，但十天半月之后，再掠也没得掠了，这时秦国援兵不到，白起必亡无疑。 白起也认清了这一点，但一时也没想出应对之策。眼看一天一天过去了，白起还是想不出办法。秦军军心开始浮动，白起内心焦急，但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情急之下，白起跳进汉江，在水里游起泳来。游着游着，白起的灵感上来了，他急忙上岸，把几个心腹干将召来，让他们速带几千人，到离鄢都西北数十里的蛮河武镇筑坝拦河，同时在汉江支流东西方向，筑一条水渠。
坝筑成渠修好后，白起在夜里下令决口灌水。随着鄢都城西一声巨响，刹那间河水倾城而入。第二天天亮再看鄢都，一片汪洋，水面浮着一片尸体。
楚国的精锐之军，几乎被白起的这一水攻消灭殆尽。楚顷襄王一看大事不妙，带领臣僚和部分军队放弃郢都，把国都迁到楚国东北的陈国故地。
白起率军进入楚国郢都，这可是当时华夏手工业最发达的都城。在这里补充粮草辎重，就堆积如山了。于是，白起乘胜追击，兵分三路向楚国的腹地发起进攻。一路向南打到了洞庭湖，一路向西打到了夷陵，一路向东打到了竟陵。凡打过的地方，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楚国辽阔富庶的土地，任由白起大军驰骋。
夷陵，位于湖北宜昌东南，这里是楚人的宗庙，埋葬着楚人的祖先。白起一脚踏进夷陵，没有想起自己的祖先也葬于此地，而想的是，如何彻底断掉楚人的气数，叫楚人从此再不能东山再起。说白了，就是挖楚人的祖坟，毁掉楚人再次中兴的风水。
但在白起毁楚人宗庙之前，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宣太后。她姓芈，楚王室的公主，她的祖先就安葬供奉在这里，毁她的祖宗，她同意吗？
历史在这里埋下了一个天大的伏笔，这伏笔是：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伏笔是需要日月运行、天地运转的！此时的白起，就连宣太后也预测不到日月将如何运行，天地将如何运转。于是，宣太后和白起，凭着自己所能预见的大局走势，点起一把火，把楚人的祖陵燒成断壁残垣，夷为平地。
在熊熊大火燃烧的光亮中，白起授封为“武安君”。
楚国被彻底打残之后，秦国便拿战国天下最后一个强敌赵国开刀了。
当时的战国天下，楚国被秦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魏国、韩国被打得割地求饶，齐国作为秦国的战略棋子，此时正与秦国交好，唯有赵国、燕国既不与秦国结盟，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正面战争。燕国人口少、兵力弱，在秦昭襄王眼里可以忽略不计。而赵国就不同了，它久居中原富庶之地，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在秦国收拾其他国家时，赵国非常谨慎，不与他国结盟抗秦，因而也就避免了国力、军力的损失。
作为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白起他几乎与天下战将都交过手，且都打赢了，唯独没有与赵国的战将，像廉颇、赵奢，包括讲军事理论一套一套的赵括交过手。赵括嘛，白起几乎不看在眼里，他那套纸上谈兵的嘴上功夫，在白起注重实际的战法中，是绝对占不了上风的。至于廉颇、赵奢，才是他白起最想在战场上见面的对手。
在和廉颇交手之前，秦军已经拿下了韩国的上党，打通了进攻赵国的门户。
公元前260年，历史上的秦、赵大战，在长平正式打响。
大战打响后的两个关键点，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第一个关键点：赵国撤廉颇，换赵括。白起率军面对廉颇，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机会。廉颇本身就是保守型战将，一上来几经交手之后，便深筑营垒，严防死守，不再出战，且任白起如何挑唆谩骂，就是不接招。面对这种战局，白起又玩起了离间计，他四处放风，说廉颇被打成缩头乌龟了，不敢再战了；还说秦军怕的不是廉颇，而是怕赵括。此时赵奢已经去世，赵孝成王听了信以为真，加之廉颇闭垒不战，没有给他传回胜利捷报，于是把廉颇换成了赵括。这一换，长平战场秦、赵两军的对峙胶着状态改变了，战局的走势，步入白起的谋划圈套。
第二个关键点：秦昭襄王亲自到战场督战，赵孝成王连援兵都没有派来。秦、赵两军的大决战，各自精兵都派上了战场。比较看，秦军劳师远征，兵员补充和粮草供给更困难，赵军则要便利得多。关键时刻，明智的秦昭襄王把国内事务全交给丞相范雎，自己则跑到秦国新占领的上党南部招兵买马，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赐爵一级，全部带到长平战场。这些新征调的士兵，没有作为主力投入战场，而是负责营造壁垒，参与大部队对赵军的包围，包括插入长平与邯郸之间，掠取赵军粮草，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辅战作用。反观赵孝成王，他在王宫焦虑万分的，不是战场态势的变化，以及如何做好赵军的后援，而是盼着送来赵军的胜利捷报。秦、赵两国君王的不同作为，也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
作为赵军统帅的赵括，虽然被历史戴上了一顶“纸上谈兵”的帽子，但还原到历史，特别是还原长平战场，赵括还是令白起敬畏的。
赵括先是向白起的秦军发起进攻，没有占到优势后，便迅速退守丹河谷，重新筑垒，保存实力，寻找突围机会。就在这当口，在上党地区与秦军作战的赵军败下阵来，而秦昭襄王亲自征发的后援部队赶到了长平，赵军从长平至邯郸的粮草补给线被秦军切断，四十五万赵军，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一极其严峻的战场态势，赵括看清了，但他没有惊慌，而是冷静分析判断，发现秦军南北防线有些薄弱，是唯一可以发起突破的方向。于是，在与秦军对峙几天以后，赵括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军向秦军的南北防线，连续发起了四十六天的拼死突围。赵括突破秦军一个营垒，白起就再加修一个营垒；白起夺回一个营垒，赵括就进攻另一个营垒，战场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到处是倒下的尸体，到处是断壁残垣。
要知道，赵括是在弹尽粮绝、活着的士兵吃死去士兵尸体的惨烈情况下，与白起进行战场对决的。四十六天下来，赵军有二十五万士兵倒在血泊中，秦军也有二十万士兵魂断黄泉。
仗打到这个份上，赵括也没有放下武器，率军投降，而是作最后的殊死搏斗。他将剩下的赵军分成四队，自率一队，置生死于度外，呼啦啦向秦军冲去。面对如此顽强的赵军，不要说白起手下的将领，就连白起都深感胆寒。恰在这时，秦国又一拨从上党赶来增援的军队到了，一支利箭把赵括从战车上射得摔落在地，长平之战才停止相互搏杀。 然而，战场的搏杀停下来之后，另一场惨绝人寰的坑杀上演了。
长平、上党两个战场上，被秦军俘获的四十万赵军，摆到了秦昭襄王和白起的面前。秦昭襄王虽杀伐果断，但他不愿背负杀四十万俘虏的千古骂名，于是，他不跟白起打招呼，便驱车返回了秦国，把四十万俘虏的处置难题，留给了白起。
跟随白起作战的将军王龁、王翦，以及司马错的儿子司马梗，看到黑压压一片四十万俘虏，也都心惊肉跳。而此时的白起，反倒十分冷静，他双手沾满无数鲜血，似乎不在乎再杀多少人，也不在乎背负千古骂名。
白起下令，从俘虏中找出二百四十个不满十四岁的俘虏，其余的分成十个大营，由不同的军队分别看管，以接受秦军选拔为骗局，把他们骗到阳谷的一个山涧。当四十万大军挤进山涧时，两边山上早就堆满的石头，如狂风暴雨般砸下，偶尔从滚石中爬上来的，又被扔了回去重砸。顷刻之间，赵国的四十万俘虏，全部被砸成肉酱，葬身涧底。
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白起让二百四十个赵军娃娃兵看完后，再放他们回赵国，
据传，第二天阳谷山涧的上空，晴天霹雳，突然降下瓢泼大雨……
据传，从此之后，阳谷山涧只要夜幕降临，瘆人的哭泣和哀号便此起彼伏……
据传，从此之后，阳谷山涧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野兽，连凶狠的狼都见不到……
长平之战后，白起从军为将的辉煌，由此宣告结束……
白起，这个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名将，就这样被钉在千夫所指的可耻柱上，不仅被历史学家痛骂不绝，也被普通民众咒骂至今……
范雎的宽阔与狭隘
创立“远交近攻”大战略的，是范雎。
这一著名战略的核心要点是：秦国与远在东方的齐国交好，重创就近的韩、魏两国，再伺机攻打楚、赵；待韩、魏、赵、楚被打得对秦依附后，再以五國之力，集中攻齐；齐国被打得无还手之力后，再就近灭韩、灭魏，尔后把赵、楚、齐、燕等被打得无招架之功的国家一并灭掉，秦国一统天下。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实行“远交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范雎要说的是，齐国离秦国很远，派军队去攻打，人少了，打不过齐国，人多了，打下齐国还占不住。如此就不如与齐国交好，拿身边的韩国、魏国开刀，打下一寸就得一寸，打下一尺就得一尺。
“远交近攻”的实质，是秦国分别拿六国开刀，打谁，谁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打到最后，才拿与之交好的齐国开刀。
范雎制定的“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踏平六国、一统天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远交近攻”战略，胸怀天下，高屋建瓴，是秦国一统天下唯一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制定这一战略的范雎，其胸怀是多么开阔，其视野是多么宏大。
范雎，魏国人，想侍奉魏王，但因家贫拿不出钱来打通关系，就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当差。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从出使。在齐国待了几个月后，齐王听说范雎很有口才，便着人赏赐他黄金，还有食物。须贾得知后大怒，以为是范雎出卖魏国的秘密换得的好处，下令范雎把黄金退还，只留点食物。回国后，须贾把这事报告给魏国丞相魏齐，魏齐非常愤怒，下令鞭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落了他的牙齿。范雎被打得昏死过去，被人用草席裹着，扔进厕所。魏齐还不放过，又叫宾客轮流往草席上撒尿。范雎被尿刺激，苏醒过来，对看守说，你要是把我弄出去，以后我一定报答你。看守乘魏齐喝得大醉，向他报告，请求把范雎当死尸扔掉。由此，范雎得以逃脱。
范雎逃回家后，妻子悉心照料，她与范雎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深知他的才华，故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继续攀登仕途。
与范雎交好的市民郑安平，帮助隐瞒范雎逃回家的消息，还叫范雎更名张禄，在生活上多有支助。
范雎看清了，战国天下，唯有去秦国才有发展的广阔空间。
恰巧秦国使节王稽来到魏国，范雎便与郑安平扮作奴仆，利用夜幕的掩护，溜到公馆拜见王稽。王稽深感好奇，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令人端来酒菜，边吃边聊。范雎一张嘴，便将战国的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还特地就秦国该如何发展，大谈了一番自己的看法。王稽虽不是大才大智之人，但范雎所讲的，他还是深受触动和启发。于是他决定，把范雎带回秦国，推荐给秦昭襄王。
当时的秦国，对天下有识之士有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真有本事的，还是没本事混饭吃的，都往秦国赶。而实际掌控秦国的宣太后和丞相魏冉，不怎么看中这些所谓的谋士，他们看中的是自己的嫡系、党羽，担心真正的谋士被秦昭襄王重用以后，削弱自己的权力，因而他们对进入秦国的谋士多有防范。
对于这个问题，范雎在进入秦国的路上就感受到了。
一天，王稽等人行至秦国的湖县，远远望见前方尘土飞扬，一队车骑急驶而来。范雎马上意识到，来人派头很大。因为秦国的法律规定，地位低下的人，不可快马奔驰。于是范雎藏匿于车厢之中，想实际观察一下来者究竟是何人，是个什么做派。
疾驰而来的是秦国当朝丞相穰侯魏冉，王稽急忙下车拜迎。魏冉也下车，与王稽相互寒暄，并问王稽是否带来所谓的能人异士，王稽自是不敢说范雎就藏在车里，魏冉也没有上车盘查。
继续赶路时，范雎下车从小路行走，并约定前方见面地点。他料定，魏冉必派人来再查。没走多远，身后马蹄声响起，疾驰过来一队人马，奉丞相之命前来搜查，没发现可疑之人，也就离去。王稽则在前方，把范雎拉上车向咸阳驶去。
几乎与所有的能人异士一样，范雎虽然到了咸阳，但要面见秦昭襄王，是非常困难的。王稽出使复命，见到了秦昭襄王，也向他推荐了张禄（范雎的化名），但秦昭襄王心不在焉，对张禄毫无兴趣，只是吩咐给张禄安排一个住处。
没辙，只好等。这一等，便是一年。这期间，范雎想过诸多面见秦昭襄王的办法，都未能奏效。比如，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魏国的张禄求见，他犹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华横溢，智谋出众，能辅佐秦国完成千秋大业，特来求见秦王。话传进去以后，秦昭襄王仍不予召见。 范雎无奈，只好继续等。倒是在等的日子里，范雎对秦国的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秦国的大权，没有掌握在秦昭襄王手里，而是掌握在他的母亲宣太后和他的舅舅魏冉手里。宣太后的几个亲戚，魏丞相、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并称秦国的“四贵”，不仅掌握秦国的政权，而且控制秦国的财富。秦昭襄王戴着秦王的帽子三十多年，应该早就想把大权揽到手里，可能也是觉得斗不过宣太后和“四贵”，才忍气吞声把自己蛰伏起来。范雎分析，秦昭襄王绝不会甘心，只要抓住机遇，他定然把大权从宣太后和“四贵”手里夺回来。
由此，范雎制定面见秦昭襄王的策略是：激将法！
恰在这时，咸阳大街贴出告示，说秦国即将攻击齐国的纲、寿两地。这一攻击方向，是与范雎谋划的“远交近攻”战略相悖的。齐国远在东边，中间隔着魏、赵两国，秦国跨魏、赵去攻齐，岂不是自找受多国夹击的麻烦吗？再细一打听，范雎才看清问题的本质。原来颁布的这一谕令，并非秦昭襄王的主意，而是丞相魏冉绕过秦王的自作主张。因为齐国的纲、寿两地，与魏冉的陶山封邑相邻，攻打纲、寿，是魏冉为了扩大自己的封邑。
抓住这个机会，范雎还以化名张禄向秦昭襄王上书，火力全开，矛头直指“四贵”。他写道：秦昭襄王是大树的主干，宣太后和“四贵”则是枝叶，枝繁干弱则不能树起君王的统治地位；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原因在于，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生死，明主可以预知国家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最后范雎特地强调，有些话信上不便说，希望秦王见他，让他一述衷肠。
当然，这是范雎故意卖关子，留了一些治国兴邦的悬念，以促使秦昭襄王尽快召见他。
秦昭襄王看了范雎的上书后，大为震撼，范雎所言，正是他的隐疾。于是，让王稽代为传命，召张禄火速入宫。
《史记》载：“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史记》所载的这个细节，足见范雎晋见秦昭襄王，是做好了充足准备的！已知是秦昭襄王召见，又看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秦昭襄王从对面走来，范雎却故意走进永巷。宦官上前呵斥范雎，说大王到了，你还不回避！范雎则反唇相讥，说秦国只听说有宣太后和魏冉，何曾听说还有个大王？
当面激将，直戳秦昭襄王内心深处的隐疾。
在与秦昭襄王的交谈中，范雎故弄玄虚，欲言又止，在彻底获得秦昭襄王的信任后，才把自己分析战国天下形势，思谋秦国兴旺发达的谋略和盘托出。
范雎说：“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
秦昭襄王问：如何近攻魏？
范雎说：“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
史载，秦昭襄王听从范雎的建议，“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如何近攻韩呢？
范雎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
收买韩国，它听吗？
范雎说：“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
范雎被秦昭襄王拜为客卿，谋兵事，言听计从。
客卿，绝非范雎的人生目标。秦王对范雎的言听计从，因受宣太后、魏丞相的掣肘也多有限制。因而范雎在客卿位置上谋划的，是扳倒宣太后和“四贵”，为自己登上丞相之位扫清障碍。
范雎对秦昭襄王如是说：“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清。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范雎所言，从如何才是君王，以及宣太后专权擅行，“四贵”肆无忌惮的角度，直指秦昭襄王表面是秦王，其实不是秦王，不掌握实权。
《战国策》载，范雎在这次游说中，给秦昭襄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恒思那个地方有个强悍的少年，要求和具有强大神力的神丛打赌。这个少年说，我抛下一个棋子，正面朝上你赢，反面朝上我赢。如我赢了，你把神力借我用三天，你赢了，我任由你处置。结果这个少年赢了，神丛把神力借给了他。三天后，神丛要这个少年归还神力，少年不给。五天后，神丛开始枯萎，七天后，神丛便死了。范雎讲这个故事想说什么，秦昭襄王无疑听懂了。
范雎接着说：“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征適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
范雎的这段话，则是集中攻击魏冉。毕竟宣太后是秦昭襄王的亲妈，此时算来已是一大把年纪了，故范雎的攻击避开了宣太后。
最后，范雎所说的则是这次谈话的要害、症结。他说：“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昭襄王不能不“大惧”了。于是使出霹雳手段，“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
秦昭襄王这顶王冠，戴了四十一年后，在范雎的操弄下，终于实至名归。 范雎坐上秦国丞相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伐魏国。从“远交近攻”的角度分析，范雎的这一决策出于公心。因为秦国要东出函谷关，荡平六国，首当其冲的拦路虎，就是魏国，魏国不拿下，东路出关受阻。但从范雎的内心分析，这一决策出于私心。他在魏国受到奇耻大辱，如今他是秦国丞相，既要拿魏国开刀来一雪前耻，又要以此向秦昭襄王一表忠心。
魏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恐慌；但听说秦国新任丞相叫张禄，原是魏国人，又似乎看到希望。于是派大夫须贾前去秦国，打算用丰厚的贿赂，做通丞相张禄的工作，进而觐见秦王，两国重新修好。
范雎听说魏国派来的使节是须贾，内心感慨无限，沉寂下来之后，构思并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戏是这么演的：
范雎脱掉丞相服，换上一套破衣烂衫，从丞相府溜出来，来到须贾住的馆驿，没等通报，便走到须贾面前。
须贾见到范雎，大惊失色，他以为范雎早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再看范雎的衣着，以为他不成大器。但在咸阳见到故人，须贾仍感到亲切，故而问范雎怎么活下来的，问范雎在秦国做什么活计，令人给范雎端上饭菜，看范雎衣着单薄，还特地把自己的缯袍给范雎披上。
范雎则将落魄的下人演得很逼真。他本不饿，但须贾把饭菜端上来，他狼吞虎咽，吃得直打饱嗝；须贾把缯袍披在范雎身上，范雎也不推辞；问他在咸阳靠什么为生，范雎说打工糊口……
须贾并不期望眼前这个落魄的范雎能帮他什么忙，但其掩饰不住的内心焦虑，还是把要见丞相张禄，当闲话给范雎说了。
范雎听说须贾想见丞相张禄，便主动应承下来，说自己和张禄有交情，能引导须贾去拜见。
面对衣着寒酸的范雎口出如此狂言，须贾内心是不信的。但身处咸阳，人生地不熟，眼下又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好歹信他一回。
在约定时间，范雎赶着车来了，车是丞相专用车，范雎亲自驾车，拉着去见张禄。
车在丞相府停下后，范雎叫须贾候着，自己走进丞相府去通报。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须贾便走到门卫打听。门卫告诉须贾，衣着褴褛进去的那个人，就是大秦丞相张禄。
须贾一听，如晴天霹雳，脑子顿时一片空白。稍微回过神来，想跑，但转念一想，在咸阳这块地界上，能跑到哪里去？只好脱袍解带，跪在丞相府外，并托门卫前去禀报：罪人须贾，跪拜求见。
进得丞相府去，只见两边的刀斧手威风凛凛，范雎高坐于堂。须贾跪地磕头，嘴里连称有罪。
范雎历数了须贾三罪：“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范雎之所以没有处死须贾，则是“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
须贾免于一死，离开秦国前，向范雎告别。范雎则把各国使节都请来宴饮，把须贾安排在仆人席上，给客人上大鱼大肉，给须贾上了一盘马料，旁边站着两个人，用筷子夹着草料和黑豆往他嘴里塞。范雎叫须贾给魏王捎信：“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至此，范雎一手导演并参与演出的这场精彩大戏，落下帷幕。
范雎算报了被辱的大仇，但这仇报的，没有一点君子风度，更不可能把他与制定“远交近攻”战略的人联系起来，倒使人能把他与一些没文化的痞子、恶棍联系起来，没胸怀，很狭隘！
范雎的这种狭隘，还表现在阻挠白起攻取邯郸的建功上。
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彻底把赵国打残了。秦昭襄王采纳白起的建议，令他率军直取邯郸，吞并赵国。
赵国刚刚经历了长平惨败，又面临秦军前来围攻邯郸，朝野上下恐慌万分，人人都不知有今天还有没有明天。
在这种恐慌万分的气氛中，苏秦的弟弟苏代站出来。他也是个游说家，对秦国的君臣关系，特别是丞相范雎与战将白起的微妙关系，看得十分清楚。白起是个典型的军人，对秦国忠心耿耿，只知道为秦国打胜仗，夺土地。而范雎就不同了，他在帮助谋划秦国利益的同时，更想着自己的利益权势。因而苏代信心满满，带着赵国给他的大量珍宝，面见范雎。
苏代就是趁着秦国将相不和的间隙，前去做离间工作的。他把大把的珍宝往范雎跟前一推，开门见山就说：长平一战，白起建功至伟，如今趁势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国就可称帝，白起也就封为三公。而你范雎，就位处白起之下。
核心的就这几句话，把范雎彻底说动了。于是，范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搬出一套又一套成立和不成立的理由，说服秦昭襄王，下令白起从邯郸撤兵。
撤兵的条件，是赵国割让六座城池，与秦国修好。
白起從邯郸撤回后，丞相范雎便想方设法阻止他继续在战场上建功。
一转脸，赵国就撕毁合约，六座城池不给秦国了，而是给了齐国，请齐国给予救援。秦国于是再次发兵，包围邯郸，统兵大将则把白起排除在外。
而此时的战国天下，各国都痛恨秦国，深知赵国一亡，就是“唇亡”，牙齿能不寒吗？于是，赵国的毛遂跟随平原君出使楚国，搬来了楚国的八万大军；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魏国也出动了十万大军，很快突破了秦军设在邯郸外围的防线，秦国不断增派的四十万大军，竟然全线溃败。尤其是范雎举荐提拔的将军郑安平，率两万被围秦军投降了邯郸。
范雎看出了自己面临的危机，对秦昭襄王说，不是秦军攻不下邯郸，而是不想攻下邯郸。秦军用这种方式，声援他们心中的战神白起。
秦军这不是逼宫吗！秦昭襄王非常恼火，直下诏令，命白起为主将，前去邯郸战场指挥。
白起暗地里跟范雎较劲，他知道对自己的诸多诋毁、谗言，都出自范雎。秦昭襄王如果信任范雎，自己无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都会被踢出秦国的核心层。因而他接到秦昭襄王的诏令后，自称有病，拒不受命。
秦昭襄王大怒，强求白起：即使躺在担架上，也要受命赴邯。
而白起的态度是，宁愿脑袋被砍，也不做一个屈辱的将领。 秦昭襄王劝不动白起，拂袖而去，随即下了一个诏书：白起武安君的爵位废除，贬为士卒，流放到西北苦寒之地。
白起称病不走，他还在等着秦昭襄王回心转意。
秦昭襄王下令：抬也要把白起抬走。
此时的白起，已经深知秦昭襄王彻底抛弃了自己，只好收拾行装上路。
白起在前面走，从咸阳派出的人马从后面追，追上以后，送上一把秦昭襄王赐给他的宝剑，令他自尽。
其实，与其说是秦昭襄王赐予白起自尽的宝剑，倒不如说是范雎赐予。因为在白起离开咸阳之后，范雎便给秦昭襄王进言，说白起对他的处置不服，说白起生病是装的，说白起一定会投奔别的国家，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秦昭襄王在范雎的劝谏下，赐白起死。
白起在把宝剑架到脖子上时，说了一段检视良心的话，他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死前的白起，好歹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番检视。
而范雎呢？他具有几乎所有战国时期的人，都不具有的战略视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使得秦国征讨杀伐，屡打胜仗，日益强大。可以说，他是秦国荡平战国天下、一统六国的奠基者。可范雎的人性、良知，与他的大视野、大胸怀是分裂的，岁月磨不平他对恩怨的介怀，大局解不开他对功利的追逐，就因为苏代对未来预测的假设，说他的地位将在白起之下，便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到了阻挠白起的建功上，进而用到了将白起置死上。
范雎，是人格分裂呢？还是目光的一时短路？
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
古谚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吕不韦，河南濮阳人，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在赵国国都邯郸做生意，结识秦国派驻赵国做人质的嬴异人。嬴异人是秦昭襄王后宫二十多个孙子中，夏姬所生的，地位卑微，正是在白起率军对赵国进行攻击时，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秦国供给嬴异人的费用很少，没有金钱支撑他在赵国的交往，因而赵国的达官显贵，几乎没有人跟他交往。吕不韦结识他时，他穷困潦倒。
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就是从嬴异人开始。
结识嬴异人后，他向父亲请教了三个问题：
问：种地有几倍的利润？
答：十倍。
问：贩卖珠宝玉佩呢？
答：那很高，起码一百倍。
问：如果扶持一个人做国家的君主呢？
父親倒吸了一口凉气，答：千万倍，甚至难以估计。
吕不韦的父亲肯定也是个商人，很懂经营行情，但对经营一个人做国君这样的大买卖，实在是不敢想，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吕不韦则从向父亲的讨教中，坚定了信心。
他经营嬴异人的第一步，是让他成为太子的太子。
这一步经营得很遥远，吕不韦算是看清了。
公元前267年，秦昭襄王的太子嬴悼死了。两年后立第二个儿子安国君嬴柱为太子。安国君的正室是华阳夫人，她深受宠爱，却没有为安国君生出儿子来，所以安国君没有立太子，只能到时在后宫的二十多个儿子中，选定一个作为太子。嬴异人就是他这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因为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所以他的地位很低，被派往赵国做人质。
让嬴异人成为安国君的太子，吕不韦瞄向了华阳夫人。
当然，选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是有讲究的。华阳夫人有权把别人的儿子要过来做儿子，但后宫地位高的，要她的儿子，必有一争，你没有儿子，正好我的儿子可以补上太子的位置，我干吗要给你呢！地位低的，不敢争，争也没用，还巴不得把儿子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嬴异人正是地位低的人选，他的母亲夏姬，巴不得把儿子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
华阳夫人芈姓，楚国王室的公主，宣太后芈八子之弟芈戎的族女。芈八子就在秦国王室上演过几乎不可能而成为可能的精彩故事，且在秦昭襄王时期，利用打造的芈姓外戚势力，主政秦国数十年，使得秦国在战国七雄中，不断崛起，越战越强。历史演变到华阳夫人后，楚国王室的芈姓族人又在秦国上演了一出精彩故事。
吕不韦先是拿出大把的金钱，为嬴异人装点门面，出门坐豪车，请客很奢华，出手很大方，赵国的达官显贵纷纷登门拜见，嬴异人的名声很快在赵国传开了，而且传到了其他国家，把他传成了一个贤人。
接着吕不韦带着大把的金钱珠宝到咸阳，贿赂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很识相，他怀里虽然揣着大把金钱珠宝，如直接去贿赂华阳夫人，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她可不缺金钱珠宝，她缺的只是儿子。华阳夫人的姐姐就不同了，她虽然也不缺金钱珠宝，但再多也是不嫌多的。再说姐姐进妹妹的后宫大门，是想进就能进的。
吕不韦用金钱珠宝把华阳夫人姐姐的环节打通后，吕不韦要说的话，便通过华阳夫人姐姐的嘴出来了：靠自己的美貌得到宠爱，一旦美貌衰退，宠爱也就消失；夫人得到的宠爱已到极致，但可惜没有儿子，如果不从庶子中培养一位贤才，确定为嫡子，万一有那么一天，色衰爱弛，再去说就来不及了；庶子群中，嬴异人最有才干，他自知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嫡子根本没有他的份儿；夫人如果特别垂爱他，使他本没有国家而忽然有了国家，夫人本没有儿子而忽然有了儿子，则夫人的宠爱，将在秦国永存。
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吕不韦打发嬴异人与她见了一面。嬴异人是穿着楚人的服装去的，给了楚国王室出来的华阳夫人第一眼好感，华阳夫人高兴地说：我是楚国人，你当然是我儿子。嬴异人再遵照吕不韦的叮嘱，说了一通如何日夜思念华阳夫人的话，说得虽极其肉麻和言不由衷，但华阳夫人爱听。于是，华阳夫人流着泪对安国君说：我不幸未能为您生一个儿子，愿收嬴异人做我的儿子，有了儿子，我就可以托付终身了。安国君也听到不少对嬴异人的赞誉，华阳夫人一哭，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当场剖开玉石，交给她作为信符。安国君还赏赐给嬴异人很多金银财宝，聘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还将嬴异人更名为嬴子楚。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一步，大获成功，使得嬴异人这个在二十多位王孙中地位卑微的庶王孙，陡地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的太子，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二步，是叫嬴异人最喜欢的女人，怀上自己的孩子。
嬴异人立为太子后，非常感激吕不韦，许诺接替秦王后，“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可是秦国的半壁江山啊！什么商人、做什么买卖能赚取一国的半壁江山呢！在巨大无比的利益许诺面前，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进入了更深层次的谋划。
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时，娶了个邯郸美女，叫赵姬。吕不韦成了嬴异人的老师后，经常召嬴异人到府上喝酒。坊间的传说是，开始嬴异人到吕不韦府上喝酒，吕不韦不让赵姬露面，待赵姬怀孕了，才招呼赵姬出来斟酒。也许是赵姬实在是太漂亮了，也许是嬴异人本就是个淫色之辈，还也许是酒喝得半醉起了作用，嬴异人一见赵姬，顿时色眼放光，神魂颠倒，当即提出叫吕不韦赠给他。吕不韦则假装生气，教导嬴异人不能夺老师之爱。他二人一个真要，一个假不给地闹腾一番后，吕不韦最终把赵姬赠给了嬴异人。
公元前258年，赵国国都邯郸被秦军包围。嬴异人成为秦国太子的太子后，也就成了赵国与秦国谈判的重要筹码，不肯放他回国了。这可急坏了吕不韦，他经营秦国的步骤，如果不能把嬴异人营救出去，他的经营前功尽弃不说，后面的经营也就画上句号了。于是，他散尽家财，贿赂邯郸的守城将士。他说的是：自己不是赵国人，全家来到邯郸做生意，却遇到秦、赵这么持久的战事，只好打道回府，生意不做了，钱也不要了。
吕不韦说得合情合理，守城官兵收了吕不韦的钱，放他一家出城，家人中包括打扮成随从的嬴异人。出得城去，吕不韦领着“一家人”直奔秦军营垒，向秦军将领王龁说清情况后，乘着豪华马车，在军队的护送下，来到了秦国国都咸阳，赵姬暂住邯郸娘家，之后才来到咸阳。
一年后，赵姬生一子，叫嬴政，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
公元前251年，秦国执政近半个世纪的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嬴柱继位，称秦孝文王。
刚刚接替秦王的嬴柱，会见完宾客，处理了一些事务，回到寝宫便一睡不醒，死了。
嬴异人顺理成章地接替君位，称秦庄襄王。拜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
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持秦国国事。
吕不韦怎么也料想不到，秦国的君位更替得这么快，且很快更替到他与赵姬所生的儿子头上。
这似乎是唯有上天，才能帮助吕不韦做到的事！
其實，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二步，走得极具冒险性！他把赵姬的肚子搞大以后，献给嬴异人，他怎会知道赵姬肚里怀的是个男婴呢？若生下来是个女娃呢？他充其量只能在嬴异人作为秦王时，戴一顶丞相的帽子，之后对秦国的经营也就画上句号了。
但不得不说，即便如此，吕不韦作为商人，也是谋得了天大的利益！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三步，是在丞相的位置上，让秦国这架机器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
吕不韦作丞相十三年，特别是秦王政年少不主政的十年间，秦国的国家机器完全由他掌控，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的大政方针，虽以秦王政的名义颁布，但都无一例外出自他的意志和操控。他延续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架，不断发起对六国的攻伐，进一步削弱了六国抗衡秦国的实力；他亲自率军消灭了东周，使得这个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把“天子共主”的符号彻底抹去了；他延续商鞅的法治方略，同时大量招纳天下儒士，逐步把儒家的治国理念，提升到秦国的内政治理层面，极大地扩展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在经济上，吕不韦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他说：“凡民自七尺以上者属诸三官，农攻栗，工攻器，贾攻货。”他本身是商人，对工商业情有独钟，因而在丞相的位置上推行力度很大，秦国的工商业“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他大力推行工商政策的结果，为秦国最终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
可以说，这是吕不韦经营秦国最得意、最风光的一步。在这一步，他对权力的掌控和享受，达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四步，是第三步的延续，其着落点，在于提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治国纲领。
中国人崇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留名”，当然是留好名声。而“留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论，编成著作传世。可以说，吕不韦经商从河南濮阳走出来，至此什么人生目标都实现了，且他实现人生目标的高度，是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生的更高追求，就只剩下“留名”了。
必须承认，吕不韦在他经营秦国的前三步中，高度重视了自身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已经具备编写重大理论著述的目光和能力。
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召集天下名士，编纂了《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门下的食客数千人之多，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让这些人对“布咸阳市门”的《吕氏春秋》挑毛病，无疑能将其修改得完美无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下名士共同编纂的《吕氏春秋》，是先秦著作中结构体系最完备的著作，也是收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丰富的著作，还是文字最考究、引经据典最准确的著作，是当时天下学者名流学识、智慧的结晶。作为主编的吕不韦，居功至伟。
《吕氏春秋》是中华民族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是集儒、墨、道、法、兵、卦等诸子百家先进思想文化、天文、农业、科技于一体的知识宝库。
该书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九野及二十八星宿的名称，这可是天文学上的伟大创举。我们的祖先没有在记载星宿的名称上止步，而是把每月太阳、月亮所在的位置、星星所在的位置，和与之相应的节气、物候特征等对应起来，以此告诉人们，太阳、月亮、星星在什么位置，便处于什么节气，该耕种或收获什么作物。炎黄祖先把彗星、天棓星、天竹星、天英星、有斗星、有宾星等九种星列为妖星，认为这些妖星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位置出现时，人世间就会出现种种怪异，如牛马开口说话，猪狗相互交配，马长犄角等。该书警告君主，出现这样的怪异时，君主要检讨自己，爱民恤民，积德行善，只有这样，灾祸的惩罚才可避免。 该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我国音乐旋律的起源，特别是乐律的六律、六吕，以及计算的三分损益法，为炎黄子孙研究古代音乐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种植农作物的实践经验，并对耕种和供养做出了明确规定。即每个农夫种地产粮要供养九人，但种下等田的，供養五个人，饲养的家畜包括在一个农夫的劳动之内，折合计算。该书就如何使用土地的问题，包括土质改造、灌溉、除草、耕作等十个方面的具体细节，提出了明确要求。该书还对稻、黍、麻、豆、麦等主要农作物，什么季节种，怎么种，怎么施肥浇水，怎么除草杀虫等，讲得十分详尽。包括庄稼种好了，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吃了对人体有什么好处等等，都详尽作了介绍。
当然，治国理政的方略，是《吕氏春秋》的主旋律，民本思想是该书高举的旗帜，认为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在坚持民本思想的同时，《吕氏春秋》还倡导以德治国，其“劝学”篇鼓励人们加强学习，认识圣贤是“疾学”而成的，那些品德低下的人，是因为“生于不学”。至于儒家倡导的诚信和孝道，《吕氏春秋》更是不惜笔墨。它把诚信作为天道运行规律看待，认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认定讲诚信，就能与天意相通。该书把孝道作为治国之本，把孝说成“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纪”，视孝为“民之本教”，执守孝道，能使“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认为一个人的罪过，“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总之，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墨家的兼爱、节用、尚法等理论，在《吕氏春秋》的治国方略中交相辉映。
《吕氏春秋》中的民本思想、治国理念，不仅在秦国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缔造中得到遵循，而且在此后的历朝历代的治国理政中多有遵循。这更说明，因为《吕氏春秋》是中华民族先秦时期的经典，吕不韦也因此扬名万世。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四步走完后，快要走到他人生的终点了。
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人、任何事无一例外要受到历史规律的衡量和检测，而衡量和检测的标准，无一例外要回到人的品德上去。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就明确提出：人民的言行举止，可以上感天，下动地，决定君主的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那么道是什么呢？道就是天。天是什么呢？天就是治国理政、教化天下的儒学。“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轨迹，恰恰应验了道德的报应。
秦庄襄王嬴异人去世后，赵姬年纪轻轻地成了太后。按照王室的规矩，再年轻的太后，既不能嫁人了，也不能再与其他男人上床了。这一规矩本身就是道德的要求。但赵姬做不到，断不了与吕不韦厮混，这似乎可以理解。毕竟她曾与吕不韦是夫妻，老感情难以割舍。还因为秦王政是个孩子，尚未掌控政权，也不懂男女之间的性爱，对他也还好隐瞒。但随着秦王政一天天长大，吕不韦害怕了，估计赵姬也不会不怕。于是，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男人，拔掉胡须，装成宦官，送到了赵姬的太后宫，自己则从太后宫拔出腿来。假若事情由吕不韦所谋划的那样，嫪毐在太后宫让赵姬的性生活得到满足，不惹出什么事端来，这事就算摆平了，皆大欢喜。
可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吕不韦的谋划。
嫪毐在太后宫，与赵姬一连生了两个儿子，这已经是大出其格了！更出格的是，嫪毐谋划待秦王政百年之后，让他的儿子接替秦王之位。为此，嫪毐自称“假父”，到处笼络培植党羽，他门下养的食客，竟然也达千人以上。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前举行加冠之礼时，嫪毐打算先下手为强，盗取了秦王的玉玺，调动了数千县卒、宫卫士卒，发起对蕲年宫的进攻，企图杀死秦王政，直接抢班夺权。
嫪毐的这一阴谋，早就有人报告了秦王政，因而当嫪毐向蕲年宫进攻的命令一下，秦王政平乱的军队就出现了。秦王政还亲自下令：参加此次平乱的军士，凡立下战功的均拜爵厚赏，即使是宦官，只要参战的也拜爵一级。结果是，嫪毐叛军很快被击溃，只剩嫪毐带几十个死党仓皇逃窜。秦王政一纸诏令，通告全国，生擒、杀死嫪毐者，重赏！不出数日，嫪毐及其死党全数被剿，嫪毐遭车裂，其三族被诛，连同他与赵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一并诛杀。
吕不韦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了，相位被免，贬谪到河南。一年后，秦王政给吕不韦写信，谴责他的同时，令他离开河南，前往蜀中。
贬到河南，又贬到蜀中，不用多想，下一步就不是贬了，而是诛。聪明的吕不韦选择了饮毒酒自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应验了这句中国人的古谚。所不同的是，他的手笔大，谋算深，步骤远，因而他能从经营起步，进而由商人变为政治家，在政治家掌权的最高平台上，继续经营国计民生的大利益，为自己谋求物质利益之外的更高利益，即千古留名的大利！
吕不韦的经商之道告诉我们：商人必须懂政治，巨商必须是政治家！
李斯的强秦之谏
李斯，河南上蔡人，当时属楚国。年轻时，李斯做一名小吏。司马迁写道：李斯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矣！’”司马迁所写的是李斯对两只老鼠的观察，一只蜗居于茅厕，吃的是肮脏恶臭的粪便，还时刻心惊胆战，害怕被上茅厕的人和犬发现。另一只则居住在粮仓之中，安逸舒适，天天饱食，还无人打扰。李斯认为，所谓贤智之人与不肖之人，就和老鼠一样，就看你所处在什么地方了。可见李斯为小吏时，其思考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就有过人之处。
李斯不甘于做一名小吏打发一生，于是投奔到荀卿门下，学帝王之术。 荀卿是齐国稷下学宫中脱颖而出的大儒，他一改孔孟之道空谈政治理想的弊端，从时局出发，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如何治国理政、平定天下的帝王之术，成了荀卿研究和教授的主要课题。
学成之后，李斯打算赴秦谋求发展。荀卿先前也去过秦国，他的主张秦国并不采纳，因而他問李斯，为什么要去秦国？李斯答：“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李斯说的是，游说之士很受秦国重视，这正是说客发挥作用的好机会。如果地位低下而不去争取，就像抓住了鹿却白白盯着它的肉一样，又有什么用呢！
说白了，李斯看清了秦国吞并天下的大势，他想去为自己出人头地争取机会。
李斯到达咸阳后，投奔在吕不韦的门下，因为才华与众不同，很受吕不韦欣赏，任他为侍卫郎官。侍卫郎官便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李斯建议秦王政抓住六国衰弱的机会，抓紧对六国攻伐掠取，直打得六国再也无力合纵了，秦国才能吞并天下称帝。
李思这番话，秦王政中听，一张嘴给他戴了顶长史的官帽。
李斯于是进一步给秦王政出主意，建议秦王政暗地里派出谋士，实际是间谍，带上大把的黄金珠宝，到各国去游说。凡是能用金钱珠宝贿赂的重要权臣，就用金钱珠宝将其拿下；不接受贿赂的，随后派刺客去暗杀；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旦把混乱制造出来了，接着便派精锐之师前去攻打。
李斯给秦王政出的这些招数，都是见不得光的阴招！秦王政采纳之后，大获成功。李斯于是又得到提升，拜为客卿，专门负责研究秦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策略。
当秦国按照李斯的谋划，大踏步实施一统天下的具体行动时，有一个韩国人来到秦国，延缓并阻止了秦国的步伐。
这个人叫郑国，著名的水利科学家。
郑国是韩国派来的。
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步骤是，首先拿韩国开刀，彻底打通横扫魏、赵两国的通道。韩国在一片惊恐气氛之中，想出一招，派水利科学家郑国，以术士身份入秦，以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事业为由，损耗秦国的财力，使得秦国无力东征。
郑国在当时名誉天下，一到秦国，便受到秦王政接见。郑国则直入主题，建议秦王政引泾水与渭水汇合，再往东修渠注北洛水，灌溉关中平原。泾水起源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县，流经宁夏、甘肃、陕西三省区，与在今陕西高陵县陈家滩的渭河相汇，然后往东修渠注北洛，是一项巨大无比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这项工程完工后，关中平原便是陕西的江南了。
秦王政欣然采纳郑国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主持修渠的指挥官。
但全长三百余里的引水工程，将耗费秦国的巨大财力！
郑国是肩负韩国“疲秦”使命到秦国来搞“破坏”的。但水利科学家的良知，使得他又不能不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两难选择面前，郑国做了两面选择，一面选择损耗秦国的财力，一面选择把工程修好。
秦国派往韩国的间谍，迅速打探到这是韩国的阴谋。秦王政大怒之余，下了逐客令，即在秦国谋得官职的外国人，一律驱逐出秦国。
李斯来自楚国，虽贵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
于是，李斯向秦王政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写道：“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真不愧为思想大家、文字大师，短短文字，把秦国春秋时的穆公、战国时的孝公、惠王、昭王四代明君，招揽天下智者、贤士，参与治国理政、攻伐掠取，从而使得秦国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历史情况，写得清清楚楚，给秦王政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秦国发展壮大历史课。
李斯接着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李斯写的是，秦王政身上佩戴的珠宝，把玩的夜明珠，随身佩的宝剑，出门乘的宝马等，无一例外，都不产自秦国，而产自其他国家，不是很受用吗？接着写道，如果他国的东西都弃之不用，全都用秦国产的，那么美丽的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精巧的犀牛角、象牙制品只能丢弃，后宫中郑、魏的美女都得赶走，马棚就不能养駃騠宝马，江南的金锡就不能做秦国的器物，西蜀的丹青就得退还，艳丽的赵国女子就不能立在君王之侧，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玑的耳饰，王妃都应该丢掉。果真如此的话，秦国人心情会舒畅、生活会舒适吗？
再讲了上述一番很现实的道理后，李斯收笔，做出上书的结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政读了李斯的上书后，心胸大畅，深受启发，他当机立断，取消逐客令，并派人把走在半路的李斯接回来，从此更加注重招揽天下贤才，重用列国客卿。一时间，战国天下大批各怀绝技、饱读诗书、擅长谋略的人才，又一次纷纷前往秦国，汇聚在秦王政的旗帜之下。
李斯则凭这篇《谏逐客书》，受到秦王政重用，提升为主管秦国刑法律令的廷尉。在这个平台上，李斯为秦帝国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架、运转，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李斯也得两说，他虽然主管秦国的刑罚律令，可对正宗的法学巨子韩非，不是崇敬拜学，而是直接陷杀。 公元前233年，秦国再攻赵国，连陷赵国的宜安、平阳、武城，把与赵国接壤的韩国吓坏了。韩国马上割地，献上国王的印信，请求降格为秦国的附庸国，并派韩非到秦国拜谒。
韩非是韩国的王子，战国天下的法学巨子，著有《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难》等传世佳作。眼看着韩国的日益衰弱，韩非忧心如焚，多次向韩王提出兴国强兵建议，都不被采纳。韩非在给韩王的上书中，劝谏其拒绝“五蠹”，即舞文弄墨的文人、翻云覆雨的政客、仗义疏财的游侠、欺上压下的左右亲信、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奸商，把心思用在招贤任能上来，用在培养人才上来。
秦王政非常欣赏韩非的贤能，读到《孤愤》《五蠹》之后，说：“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因而听说韩非使秦，打算立即召见。
但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
韩非到达咸阳后，欣赏韩非的秦王政没有召见他，他也没有请求秦王政召见，而是给秦王政写了一份“卖国上书”。
“卖国上书”写的是，韩非向秦国贡献破坏合纵联盟的具体方案。据说韩非信誓旦旦写道：秦国用此方案，如不能教赵国投降、韩国灭亡、楚国和魏国屈服、齐国和燕国归顺，秦国的霸王之名不能建立，天下国君不来秦朝觐，就把我韩非杀了，用以作为对秦王不忠诚的警戒。
韓非口吃，是写得比说得好。但他可是名誉战国天下的法学巨匠，在他的著作中，深怀忧国忧民情怀，对韩国不用贤才，而用“五蠹”这些败类，深感焦虑，怎么会一到咸阳，便抛弃自己的学术主张、政治主张，拜倒在秦王政的脚下投降呢！
疑点是，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包括《战国策》，都没有韩非“卖国上书”的原文！
倒是司马迁、司马光都写道，李斯出面了，他对秦王政说：韩非是韩国的王子，他不可能忘情韩国而为秦国效力。但如果放他回韩国，凭他的才能，就一定是秦国的后患，不如用法律除掉他。秦王政同意，逮捕韩非。李斯则派人送去毒药，令韩非自杀。
但秦王政很快后悔了，急忙派人去赦免韩非，晚了一步，韩非喝了李斯送去的毒药，已经死了。
李斯陷害韩非的动作，如此之快，如此之麻利，令人生疑！
不知历史如何定论，难道这也是李斯的强秦之策？
王翦灿烂的生命之花开在田园
白起之后，王翦是战国天下第一将。
秦国兼并天下，横扫八方的过程中，王氏、蒙氏两个家族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王氏王翦、王贲父子，蒙氏蒙骜、蒙恬、蒙武祖孙三代，个个居功至伟，威名远扬。司马迁如此评价：“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与秦国抗衡的六个强国，除韩国外，其余五国都是在王氏父子的帅旗下相继攻灭的。
公元前228年，王翦挂帅，发起对赵国的最后进攻。赵王迁兵败投降，他的哥哥赵嘉逃向北方，在代郡集结十余万残军，并打出重新创立合纵联盟的旗号，共同抗秦。只是天下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响应。
历史走到公元前225年，在与秦国的对垒面前，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是楚国，一个是齐国。楚国是因为在秦国征伐中原的赵、魏、韩、燕时无暇顾及南方而得以休养生息，元气有所恢复。齐国则因为长期与秦国结盟，秦国出于战略考虑，需要用结盟暂时稳住齐国而避免战争的消耗。相比较而言，楚国是秦国一统天下最难啃的一块儿硬骨，它地域广，人口多，土地丰腴，战争动员能力强。加之少数民族众多，山林水泽的作战能力很强。因此，秦国对楚国作战的胜算，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困难和挑战很多。
派谁为帅去攻打楚国，秦王政颇费了一番心思。王翦智勇兼备，身经百战，无疑是最佳人选。但他已经是功高震主了，再叫他立下灭楚大功，将来恐怕难以掌控。于是，秦王政在放弃王翦的同时，想到了年轻将领李信。李信也是在战争中迅速出人头地的一个优秀将领，他刚刚在襄平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战国天下的资望飙升。因此，秦王政决定派李信为帅，去攻打楚国。
但在公布这一决定之前，秦王政分别召见王翦、李信，听他俩的看法，实际是对他俩进行比较。
秦王政问王翦：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攻灭楚国？
王翦答：六十万。
秦王政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攻灭楚国？
李信答：二十万。
秦王政观察发现，王翦的回答毫不犹豫，李信的回答信心十足。于是，选择李信统兵，攻打楚国。
王翦则告老还乡，回到老家频阳，过着田园生活。卸掉朝廷命官的包袱，过着早上听着小鸟叫醒起床，洒扫庭除，扛着锄头下地，傍晚赶着太阳下山回家的农民日子，是那样的轻松、惬意。除了白天、傍晚对自己有所召唤，甚至有所约束外，身心抖落得轻轻松松，只要抬眼望去，在风中摇曳的小草、鲜花便收入眼帘。从硝烟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王翦，从来没有想过，在乡野田园，人的生命之花，竟然像小草、鲜花那样如此灿烂。
率军进入楚国的李信，采取惯常的分割包围战法，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攻克了楚国设在原陈国的都城，而后采取阶梯式推进的方式，一波一波向楚国纵深进攻。楚军则针对李信的进攻方式，分别隐藏在河网、丘陵之中，悄然尾随秦军，三天三夜后，抓住战机，突然向秦军发起猛攻，一举将秦军全线击溃，七名都尉被杀，李信狼狈逃回秦国。
秦王政则在李信败逃回来的同时，驱车来到了王翦的老家频阳。见面没有客套，单刀直入，请王翦出山，昭示万万不可推辞。
王翦也不说不出山，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脑子也不好使，手脚也不灵便了。继而又说，没有六十万大军，是不能攻灭楚国的。
秦王政满口答应，并说，等战事结束后，搬过来和王翦住在一起。
王翦挂帅出征，秦王政亲临霸上，为王翦践行。喝完酒，祭拜完天地祖宗，王翦并不翻身上马，而是缠着秦王政要田宅。他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顾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秦王政听了，哈哈大笑，满口答应。
王翦这才上得马去，率军进发。
司马迁载：“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意思是，王翦率军出了函谷关，还一连派出五拨使节，给秦王政写信，提出要这要那。
跟随王翦的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意思是：您从秦王那里要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怎么没完没了呢？
王翦这才说出实情。秦王政把六十万大军交给他王翦，几乎把秦国的主力全交给了他。而王翦又是当时天下首屈一指的名将，由此，他手握六十万大军，东出可以平天下，西进则可以灭秦国。秦王政心里不放心，曾说等战事结束后，搬过来和王翦住在一起，是笼络王翦而说的。这更说明秦王政对王翦统六十万秦军不放心。而出征前找秦王政要田宅，走在路上反复给秦王政写信，要这要那，便可消除秦王政的疑虑。事情明摆着，王翦表现得越贪，秦王政越放心，因为王翦要什么，秦王政都给得起，也舍得给，唯独秦国的江山，秦王政屁股下的龙椅，是万万不能给的！
王翦要来的封赏，没有往家搬，而是分给了跟随他出征的将领。
公元前232年，王翦统领的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到了楚国，他没有下令军队马上进攻，而是严令军队高筑营垒，护好粮草和粮道。秦军守垒不出，楚军则挑战、谩骂不止。司马迁道：“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因为长时间坚守营垒不出，楚军误认为秦军主力已经转移，急忙向東撤离。王翦抓住这一战机，率军出击，打了一连串的歼灭战。“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
从春秋走到战国的楚国，在王翦手里消亡了。
王翦是攻打杀伐的名将，却懂得政治上的进退取舍。尤其是他告老还乡的那段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但家乡泥土的芬芳，小鸟的鸣叫，百花的怒放，使得他深深领悟了一个道理：灿烂的生命之花，其实是开在田园的！
把九鼎搬到咸阳
《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说的是，夏禹在建立夏朝之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九鼎，象征九州。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扬州、梁州、荆州（史上也有称青州、梁州不在九州之列，而说幽州、营州的）。
九鼎是象征国家权力或天子权力的传国之宝，商代以此显示身份和贵贱，通常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天子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用九鼎大礼。
历史走到东周时，强大的诸侯国便对九鼎有欲望了。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搞完军事演习后，就打听过九鼎的事。走到战国后，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各国特别是强国对九鼎的欲望开始膨胀。但囿于传统观念的约束，哪个国家露出要九鼎的心思，便会遭到天下各国的一致讨伐，因而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一直存放在周王室的宫殿之中。
周王室虽然守着九鼎，但几乎没有任何号召力了。依附在周王室身边的各大宗族，名义上世代享有周天子授予的爵位，实际远比不上各国贵族的富有，甚至连商人都比不了。至周赧王时，周王室只有三十多个城池，人口不足三万户，且分东西二周分而治之，东周公管一半，西周公管一半，周赧王被彻底架空了。
此时的战国天下，除秦国外，其余各国都彻底泯灭了获得九鼎的欲望。雄心勃勃的秦昭襄王，则对获得九鼎的欲望空前高涨。但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等待时机。
公元前249年，机会来了。
在此之前，魏国的信陵君召集燕、赵、韩、楚联军，打败过秦军对魏国的进攻。这极大地激发了楚国春申君的斗志，他决定联合六国，再来一次合纵攻秦，彻底把秦国打垮。叫谁来牵头呢？春申君想起了周赧王，于是派出使节，对周赧王打气，说他是天下共主，只要他振臂一呼，天下各国莫不响应。
几乎已经被天下遗忘的周赧王，万万没想到竟然有人把他当天下“共主”看，激动万分，当即表示站出来扛旗，而且做东西二周公的工作，凑六千兵马，随联军参战。
这六千兵马如何保障、供给？周赧王拿不出钱来，但他盘算的是，六国参战，甭说兵马倾巢而出，就是出一半，秦国也必败无疑。打败了秦国，分赃还债富富有余。于是他向各宗族借钱，还向东西周二公立下字据，晓以重利。
有钱了，六千人马也凑齐了，只等六国联军出兵了。此时的周赧王，已经找到东周先祖“天下共主”的感觉了。可他没有看清，此时的天下已今非昔比了。秦国虽然战败，但底气犹存，天下各国莫之能比。赵国、魏国元气大伤，齐国正与秦国称兄道弟，韩国正忙于面对秦军进攻而自保。这些国家叫得很响，动作很慢，只是表示一下，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剩下赵、燕二国，一看这架势，也都把头缩回去了。最终加上周赧王的六千兵马，总共凑了不到五万人马。当秦国十万大军往函谷关一摆开，春申君第一个逃走了，燕国的军队跟着开溜，最后周赧王的六千人马，也作鸟兽散去。
周赧王灰头土脸一回去，便被各宗族的大老包围了，他们手里拿着契约，找他要账，吓得周赧王躲在宫里不敢出来。人们把宫殿围起来，敲门砸墙，喊声骂声一浪比一浪高，又吓得周赧王爬上后宫的一个高台，由此写就了“债台高筑”的成语。
更令周赧王忧心的是，秦军已经攻克韩国的阳城，正旌旗猎猎向周王朝开来了。已经没有任何路可走了，只好率三十六城池的三万户居民，集体向秦国投降。
当周赧王双腿跪地，向秦昭襄王磕头谢罪时，这个立国近九百年的王朝，便从中国史册上抹去了。
秦昭襄王需要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周赧王向他跪地谢罪，但他更需要的是象征天子王权的九鼎。乾坤运转，已经到了由他来掌控九鼎了。于是，秦昭襄王大手一挥：把九鼎搬到咸阳来！
九鼎搬到咸阳以后的历史，便是秦国攻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
公元前230年，韩国在韩王的带领下，率残部向秦国投降，立国一百四十年的韩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5年，秦军截黄河水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垣崩塌，魏王率众投降，立国一百四十五年的魏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3年，秦军生擒楚王芈负刍，立国五百一十九年的楚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生擒燕王姬喜，立国一百一十一年的燕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击赵国的代郡，生擒赵王赵嘉，立国一百零五年的赵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击齐国，齐国军民无一人抵抗，齐王率众投降，立国一百三十八年的齐国，从此消亡。
秦国书写这段历史的，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帝，秦始皇。
“皇”和“帝”二字结合起来，第一次用在了始皇帝嬴政头上。华夏历史上三皇（伏羲天皇、神农地皇、燧人人皇）、五帝（黄帝姬轩辕、姬颛顼、帝喾姬夋、唐尧伊祁放勋、虞舜姚重华）的全部光辉，聚焦到了秦始皇大帝一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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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登上西域霸主的高地，秦国仍不被中原国家从蛮夷行列除名……
秦孝公要求参加中原诸国的会盟，被拒……
被人鄙视和抗拒鄙视，是一种动力……
这动力能量超常，迸发出来时，就不止是血性，更是血腥……
智慧是血腥的，谋略是血腥的，治国理政是血腥的，战争攻伐更是血腥的……
战国天下不适应这种血腥，而当适应与不适应进行磨合时，血腥便是赢家，华夏一统便是必然……
秦国“变法”图强
秦国，是春秋时的西域强国，站上过春秋霸主的舞台。
但是，秦国一直被中原国家瞧不起，认为是蛮族部落。直到历史走到战国时的公元前362年，中原各国召集的会盟，仍把秦国排斥在外。
秦国占据黄河和崤山西边的大片土地，而东南边，便是齐、韩、赵、魏、燕、楚六个强国，及无数个小封国。魏国为了防拒秦国，从陕西华县沿洛河到陕西绥德，修筑了一条长城；而楚国占据的自汉中经重庆到湖南沅陵的大片土地，又把秦国挤压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也就是说，直到战国中期，秦国仍看不到雄霸天下的出路。
秦国的历史，在秦孝公嬴渠梁手里改写了。
严格说，是战国的历史改写了。
嬴渠梁是秦献公的儿子，他披上秦孝公君袍时，只有二十一岁。
秦孝公改写历史的举措，只有一招，即招募人才。他如是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公开征聘贤才的范围，包括秦国的，还包括天下的。换句话说，即当时战国天下的贤才，秦国都聘以重任，不仅可以当高官，而且封食邑，待遇十分优厚。
可以想象，战国天下兴起的士者阶层，求的就是高官厚禄，秦国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对他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当时各国的贤才都往秦孝公的招贤令下聚集，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治国理政人才，就是商鞅。
甚至也可以说，改写秦国历史，继而改写战国历史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公子，也叫卫鞅。他笃信法家学说，对法律有很深入的研究，是法家学派巨子。他见到秦孝公后，先谈帝道，即尧舜禹这些先贤的部落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再谈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等的邦国之道，包括君臣父子这一套，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最后谈到霸道，即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实行集权统治的强国之道，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神采飞扬。
是的，秦孝公是个明白人，世道变了，不行霸道出不了头。
秦孝公授商鞅左庶长官阶，支持商鞅变法。
商鞅推出了几大方面的变法：
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相互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鼓励告密，凡举报犯罪的，与疆场上杀敌同一功勋，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与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
建立军功的，受上赏；
不诉诸官府而自相斗殴的，依情节轻重处罚；
在各自岗位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以及耕种纺织，有超额生产的，免除其赋税；
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
皇亲国戚，如不在战场上立功，一律排除在皇亲国戚之外；
爵位官级，分上下尊卑等级，按规定顺序升迁，并在田庄、姬妾、衣服样式上区分出来；
对国家有功勋的，赐其荣耀，无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便金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在这诸多方面的改革举措中，最切中要害的，是论军功，不论血统。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所有贵族，爵位世袭统统归零，按军功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皇亲国戚和贵族，爵位、俸禄没份了，充其量只是个富人。而有军功的，布衣庶民包括不是秦国的人都可以按顺序升迁，获得爵位、俸禄，進入秦国的领导层和决策层。
而爵位再高，也不过封侯，虽有封地，但无产权，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只能收租税，而不能理民事。
这可是伤筋动骨的大变法，是前无古人的大变法，是重新构建国家集权统治的大变法。
在这套改革举措推出之前，秦孝公、商鞅，和另一位大臣甘龙有过一次讨论。
商鞅：“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甘龙：“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商鞅：“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秦孝公：“善。”
君臣三人讨论的核心是，要搞一项重要的改革，普通人开始不支持，等到成果出来了才支持；而高贵者不随波逐流，建不世之功的人，绝不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普通人习惯于惯性，专业学者限于专业局限，所以不能跟他们讨论政纲国策，先知先觉者创立政纲国策，后知后觉的人执行；贤者改变现状，庸者抱着现状死也不放。
秦孝公的抱负是建不世之功，当然期望通过改革而改变现状，所以支持商鞅这套大刀阔斧的改革。
抵制并反制这套改革的，必然是两股势力，一股是皇亲国戚和世袭贵族，因为这套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抵制并反制是发自内心的。必须看到，这股势力是商鞅最难对付的。另一股是民众的惯性，习惯了祖传的那一套做法，如今要改掉习惯，适应新法，也会形成抵制。但从根本上看，这套改革是对民众有利的，因而适应一段以后便习惯了。
分析看，商鞅最担心的，是皇亲国戚、贵族与民众的反抗合流，要是那样的话，力量太强大，无法阻挡，改革便会夭折。
怎么办？商鞅经过谋划，想了一招。
变法令颁布后，民众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实行。于是，商鞅在秦国首都栎阳的南市，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告示说，谁要是把它移到北门，给二百两黄金的报酬。告示贴出后，围观的群众很多，但没有人去碰它，觉得这点事给二百两黄金，太离谱了，靠不住。商鞅又贴出告示，给一千两。人们更觉得离谱了，这怎么可能呢？有好事之徒，觉得移个木头不费多大劲，不给钱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真兑现了，不就捡了大便宜吗！于是，他就把这根木头移到了北门。木头往那儿一竖，商鞅就付给他一千两黄金。 这下炸锅了，消息迅速传遍秦国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觉得商鞅这个人说话算数，颁布的新法能够实行。
但抵制和反制变法的大有人在，暗流汹涌。各地民众到首都栎阳控诉新法弊端的络绎不绝，民怨愈积愈大，舆论一片哗然。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太子嬴驷触犯新法，瞬间把全国民众的目光，聚焦到了看商鞅如何依法处置上。
如不依法处置，推行了一年的新法，便会半途而废，政府的公信力便会日落三丈。怎么办？
商鞅是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意志力刚强，实行新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如是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子贾。”太子是储君，不能上刑，那就对太子的师傅嬴虔，实施劓刑（割掉鼻子），对皇家教师公孙贾，实施黥刑（脸上刺字）。
嬴虔的鼻子一割，公孙贾脸上的字一刺，秦国上下震撼，控诉新法弊端的人，一夜之间全国哑口，依仗财富、权势而对新法行险侥幸的人，一夜之间全部规矩起来了。史载：“明日，秦人皆趋令。”又载：“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才是秦孝公所期待达到的治国目标。
强大起来的秦国，历史作了如下记载：
公元前358年，秦国在陕西东部，击败韩国军队；
公元前354年，秦国在陕西澄湖，击败魏国军队；
公元前352年，秦国以商鞅为将，率军攻击魏国，转年，占领魏国的固阳；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咸阳筑城建殿，秦国首都从栎阳迁到咸阳。
就在这一年，商鞅再颁新法：
“严禁父母兄弟姐妹儿媳同睡一室。”商鞅的这条新法，是文明的，进步的！中国北方冬天寒冷，靠火炕取暖，一家人包括父母、姐弟、儿媳、孙儿全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有些人家穷，烧不起第二个炕，或情有可原。而一些富裕人家，有条件改善居住条件，仍挤在一个炕上，成了一种弊俗。商鞅的新法，无疑是革除这种弊俗的进步！
“把若干村落集结成一县，设县令、县丞。”这是郡县制的起源，食邑变郡邑，土地就是国君的。从此，秦国不再有食邑，只有县邑，全国设三十一个县，由县令和县丞负责管理。
“废除井田制，铲除阡陌。”
“制定新的度量衡，统一全国斗、斛、丈、尺。”
以上变法不难看出，商鞅是大手笔在作秦帝国的大构造。
如此，大范围、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又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世俗的反抗可想而知。尤其是基层的保甲制和连坐法，实际是鼓励人们相互监督，相互告发。如此一来，邻里之间，相互有仇的、有怨的、有争的，甚至嫉妒的、眼红的，等等，都成了告发的事由，一时间，冤案、错案、陷害案满天飞，多少人受刑甚至人头落地都数不过来了。据说，商鞅在渭水之滨，一天就处决了七百余人，杀得“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
民间如此，官僚层呢？特别是皇亲国戚和贵族们呢？他们对商鞅的痛恨，是刻骨铭心的！只是秦孝公支持商鞅，支持变法，他们暂时不敢出手，而是在等待时机。
公元前343年，周国国王姬扁，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长。此时的周国，已不是周天子时的王朝，也不是春秋时的所谓“共主”，已经沦落成末流小国，国土面积也就巴掌大，且一分为二了。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仍给强大的秦国册封为西部盟长，是可笑之举。但秦孝公没有不高兴，管用不管用不说，至少是天下的一种认可吧。
公元前340年，商鞅为秦国谋了个大局。商鞅的这个谋划公私兼顾，既有秦国的利益，也有他自己的复仇。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它位于险要的山岭之西，西面与秦国接壤，有黄河天险阻隔，东面独占崤山以东，魏国强盛时向西侵秦，衰弱时靠东方广漠无隘的平原支撑。这些年魏国衰弱，秦国正可跨过黄河，击溃魏国，并凭借山险形式，把东方广大封国揽入秦国版图。
秦孝公怦然心动，令商鞅向魏国进攻。
魏国迎战，令公子魏卬统军。
两军已进入战斗位置，商鞅便派人给魏卬送去一封信，说昔日我在魏国时，我们是好朋友，今天我们成了敌对的两军统帅。我虽是奉国君之命前来作战，但我内心并不想打仗，而是想跟你见面谈谈，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纷争，然后举杯痛饮，各自班师。
魏卬认为商鞅说得合情合理，顾念朋友情谊，亲自出席和平谈判。二人一见，甚是欢喜，把酒言欢，不亦乐乎。酒席散后，魏卬准备返营，商鞅突然变脸，把魏卬抓起来，同时下令，对魏军发起进攻。没有统帅的魏军，在秦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溃不成军。
魏国国君魏罃肺都气炸了，但作为战败之君，不得不把打碎的牙咽到肚里，派使節前往秦国，献出黄河西岸、陕西东部的大片土地，请求和解。这样一来，魏国的首都安邑直接面对秦国，不得不迁到大梁。
魏罃恨仇万分，说我恨不用公叔痤之言！
公叔痤跟魏罃说了什么呢？
商鞅最早在魏国供职，虽是个一般职员，但他显露出来的气度、才华，被丞相公叔痤欣赏，便打算向魏国国君魏罃推荐。恰在这时，公叔痤害病卧床，魏罃前去探望，见公叔痤奄奄一息，便问：万一你不幸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商量？
公叔痤说：我的随从官商鞅，年纪虽轻，却胸有奇才，盼望您能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
魏罃听了惊愕万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一个他不认识，职位又低的年轻人呢？魏罃觉得是公叔痤病糊涂了，不予接受。
公叔痤望着魏罃惊愕的眼睛，接着说：如不用他，就立即杀掉他，千万别让他跑到别国去，那将是魏国的祸患！
魏罃又是惊愕万分，支吾几句便起身告辞。
魏罃出了相府后，对左右随从说：丞相病入膏肓了，一会教我用商鞅当丞相，一会又教我把商鞅杀掉，语无伦次了。
公叔痤便把商鞅找来，说：对不起，我是国家丞相，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所以先劝国君用你，不用就杀你，现在我告诉你，快逃吧！ 商鞅公听了公叔痤的话，逃到了秦国，在秦国变法图强，尽情地施展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才华。但有一个人的话他没听，最终遭五马分尸。
商鞅在秦国为相十年，功勋卓著，但积怨很深。庶民百姓怨他，也只能怨怨而已，而皇亲国戚和贵族怨他，就不是怨怨而已了，他们处心积虑，等待有机会发泄的那一天，把商鞅干掉。
商鞅自己没有看清，但他的好友赵良看清了，特地赶来劝他。
此时的商鞅，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春风得意。他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比百里奚如何？
赵良答：百里奚为相六七年，向东攻郑国取得胜利，晋国三任国君，都由他选任，并使楚国免于灾难；他身为相国，虽疲惫也不坐车，虽炎热酷暑，车上也没有遮盖；他到各地视察，从没有侍从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百里奚去世，秦国人失声痛哭，孩子停止歌唱，农妇停止杵米。而你掌握权柄之后，欺凌贵族，残害人民，割嬴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干的都是失人之事。况且你每每出门，一大串马车在后压阵，雄壮武士在左右护卫，侍卫全副武装，箭在弦，刀出鞘，吏道奔驰。古语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干的都是恃力之事。一旦秦孝公死了，秦国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你，恐怕不能想象！
商鞅听了淡然一笑，不以为然。
五个月后，赵良所说兑现。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被割掉鼻子八年没有出门的嬴虔出门来了，他带领其党羽，检举商鞅谋反。嬴驷接到举报，即签发逮捕令。商鞅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得脱掉相袍，赶快逃命。
商鞅打算逃到最近的魏国，魏国拒绝入境，只好在秦国边境找店住下。店老板不知他就是商鞅，叫他出示证件，商鞅没有，住店不成。店老板还特地跟商鞅讲了一番“商君之法”，叫“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说的是，商君规定，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证件，没有就不能收留，如违法收留，而客人如是罪人，那么，罪人判什么罪，受什么罚，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商鞅感叹“作茧自缚”，原来他制定新法是对付他人的，如今结结实实地砸到了自己头上。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商鞅集结其党徒，党徒又组织当地的民众，进行顽抗。秦国派大军围剿，生擒商鞅，立即处死。不过瘾，不解恨，又把商鞅用五辆马车分别捆着头和四肢，然后使劲抽打马，把商鞅的尸体瞬间拉扯成五块。
商鞅的尸体被车裂成五块，但他的眼睛肯定不会闭上！因为他在秦国的变法，大写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图强！
商鞅虽然死了，但实施了十多年的法令，并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废弃。人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守法的惯性，尤其是军队士卒，已经在商鞅的法令规定范围，享受着杀敌建功的各种优厚待遇，即便再恨商鞅变法的秦国君臣，也舍不得废弃商鞅留给他们的这一强秦之策！
“石牛便金”之诈
公元前316年，远在今成都、重庆的蜀、巴两国打起来了，两国都派出使节，到秦国来搬援兵。
蜀国位于今成都一带，是西南古国，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文明程度也较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等，就足以证明蜀国的文明程度。蜀国雄霸西南，被誉为“戎狄之长”。
巴国位于今重庆嘉陵江一带，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朴实，军队勇猛强悍，是西南重要的蛮夷国家。
巴、蜀是在西南最有实力的两个国家，但谁也不服谁，常常为一点儿小事发起攻伐。这次又打起来的原因，是蜀王的弟弟苴侯，与巴国的国王交上朋友了。哥哥认为这是弟弟勾结外敌，于是发兵讨伐，追到巴国，两国打起来了，打得很激烈。打着打着便都派出使节，到秦国来搬援兵。
这给了秦国一个机会。但与这个机会同时来的，是韩国军队向秦国开来了。
秦惠文王立即召集张仪、司马错等人商议。
张仪不同意出兵巴、蜀，他给秦惠文王的建议是：秦国先与魏、楚结盟，尔后发兵黄河、洛水、伊水，站在太行山顶上控制韩国。在此基础上，让魏国切断南阳的通道，让楚国发兵挟制郑国，秦国则发兵攻打新城和宜阳，趁机把仗打到周王室辖区，把存放在周王室的九鼎搬到秦国来。张仪特地强调：要追求名声，就到朝廷；要追求利益，就到市场。三川之地和周朝国都，犹如市场和朝廷，秦国的军队要往这个方向开，而不是开到穷乡僻壤的巴、蜀去。
张仪绘制的秦国称霸路线图，显系一厢情愿，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司马错则建议发兵巴、蜀。他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较深，不似张仪那般急功近利。他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开疆拓土；要使军队强大，一定要使百姓富足；要想称霸天下，一定要广施仁德。周朝虽已衰微，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把九鼎从周朝搬到秦国来，犯了天大的忌讳，各国都会谴责秦国，且可能联手攻秦。如果是这样，九鼎得不到，还会背负天下骂名。
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意见，发兵巴、蜀。
其实，秦国早就对巴、蜀垂涎三尺。巴、蜀是秦国向外拓展的西南通道，巴、蜀之道一打通，犹如给楚国的后背插上一刀，楚国从此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了。尤其是，巴、蜀是“天府之国”，是天下最富庶的一个大粮仓，对秦国征伐中原各诸侯国的战争，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撑。从地理态势看，巴、蜀囊括进来，秦国据西河、殽山之险，控长江上游，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窥视天下的视野才更开阔，更宏大。
但是，发兵西南，谈何容易！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難》，用“难于上青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等诗句，把今天人们的想象带到公元前316年时，蜀道之难就不知要难多少倍了。似猿猴那般攀援都难过蜀道，秦国大军连同战车如何过得？
其实，秦国早就使诈，打通了攻蜀之路。
这诈，便是“石牛便金”。
据传，秦国造了五头石牛，叫作“石便金”，说这些石牛每天都拉出黄金粪便。这种低级诈骗，中原国家无一例外都不相信，而蜀国国王信，他悄悄派人打探，并流露出想得到这些石牛的愿望。秦国则称，如蜀国与秦国交好，便把这五头“便金”牛送给蜀国。蜀王大喜过望，迅速派使节赶往秦国，看到秦国有百余人守护这五头石牛，这些石牛每天都“便金”，蜀国使节还得到金锭，蜀王于是一心与秦国交好，并向秦惠文王提出，迎请五头石牛。 但每头石牛都很重，人抬是抬不走的，得用马车拉。
蜀王下令，在蜀国的崇山峻岭，打通一条能过马车的道路。
目的達到，秦惠文王很痛快，把五头“便金”的石牛，无偿送给了蜀国。蜀国则派人赶着马车，把石牛拉走了。
石牛到达蜀国以后，不再“便金”了。秦国给出的解释，是水土不服。
秦国大军剑指巴、蜀，走的就是这条拉石牛走的路，秦人把它叫作“金牛道”。
坦率地说，“金牛道”只是钻在崇山峻岭的山野小道。从今陕西的勉县向西南行，越过七盘岭，从四川入境，经朝天驿、剑门关，一路上处处是险隘，凭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蜀国稍有防备，派兵把守，秦军是难以过去的。而此时的蜀王，一心想的是与巴国开战，压根儿没想秦国会从背后插上一刀。当听说秦国大军已经抵达蜀国后，蜀王赶紧从巴国率军回撤，在葭萌一带构筑营垒接战。秦军将领是赫赫有名的司马错，他率领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秦军士兵个个如狼似虎。两军一交手，蜀军大败，蜀王也被杀了，蜀国尽入秦国版图，“戎狄之长”的蜀国就这样灭亡了。
灭了蜀国之后，秦军又扑向巴国，把巴国收入秦国版图。秦国于是分设蜀郡、巴郡，并动员关中上万户人家，移民迁居巴、蜀。从此，巴、蜀的面貌大为改观，土地得到开发，人口密度增加，“天府之国”成了秦国的粮仓，也成了秦国攻伐六国、一统天下的后方保障基地。
接下来的历史演变，是值得称道的！
南方雨水多，“天府之国”的蜀国，更是雨多晴少，且常因水而丰，因水而患，其中岷江水患最为突出。为彻底根治岷江水患，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找到隐居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一纸诏书，任命他为蜀郡郡守。李冰“知天文，识地理”“识察水脉”，他上任后，带着儿子二郎，到岷江实地考察，本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开始了华夏历史上浩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设。这一工程的核心设计是，将岷江水分出一条来，穿过玉垒山，将水引入成都平原灌溉农田。玉垒山在未发明火药之前的穿凿，是极其艰难的，李冰父子的办法是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用这种原始的土办法，愣是在玉垒山凿出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凿山分离出来的石堆，叫作“离堆”。“宝瓶口”打通后，因江东地势较高，水分流进去的很少，为此，李冰父子又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分水堰的前端像一条鱼的头部，故称作“鱼嘴”。为保证分水堰分流至“宝瓶口”的水，保持足够的流量，不因水充沛时涝，水少时旱，李冰父子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宝瓶口”的一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用于溢洪。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到江外，有效防止了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代表作。都江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史记》写道：“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溢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是的，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超过三万亩的农田得到灌溉。涝时，泄洪于外江，旱时，导水于内江，使巴蜀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今天，都江堰仍然屹立在岷江。奔腾向前的江水，穿越两千多年时光，证明都江堰仍然年轻力壮，它还将润泽天府，造福万民！
芈八子的秦国时代
芈姓，是楚国的国姓，王室成员姓芈。
秦惠文王称王时，楚怀王为表示祝贺，将芈八子嫁到秦国，给秦惠文王当妃子。芈八子异父同母的弟弟魏冉，和同父异母弟弟芈戎等一干王族成员一并入秦。
秦国后宫嫔妃分八个等级：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可见芈八子初嫁至秦时，地位不高。但她为秦惠文王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嬴稷，即在秦王位置上执政长达五十六年之久的秦昭襄王。
按照传统惯例，芈八子的儿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但芈八子就能把这种“不能”变成“能”！
公元前318年，楚国牵头，联合魏、韩、赵等五国攻秦，秦、楚两国的友好关系，因此逆转，芈八子在秦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加之秦惠文王嫡妻担心芈八子的儿子抢夺王位，千方百计对芈八子进行打压。秦惠文王一死，秦惠文后的儿子秦武王继位，立马将芈八子的长子嬴稷送到燕国当人质，从秦王朝的核心区域支走。
芈八子不敢提反对意见，她甚至乐意叫嬴稷到燕国去当人质，认为这对锻炼提高嬴稷的国际视野和应变才能，不能不说是件好事。再说呢，那个时候的芈八子只能蛰伏，用蛰伏来韬光养晦，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翻身的时机。
秦武王是秦国历史上极有个性的君主，他身高体壮，浑身是力气，喜欢跟人比试，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力大无比之人，有乌获、任鄙、孟说等等，这些人都能赤手捶死老虎豹子。秦武王把他们招到身边，封高官，享厚禄，经常与他们进行角力比试。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与孟说进行举“龙文赤鼎”比赛，不幸折断胫骨，不久便气绝身亡。
巧的是，秦武王没有子嗣。
这便是芈八子韬光养晦等来的机遇！
围绕谁接任秦国国王，王室正统集团与外戚集团结成了死对头。王室正统方扛旗的，是秦惠文王嫡妻惠文后，主要骨干是秦武王的王后，和秦武王的弟弟公子壮；外戚方扛旗的，当然是芈八子，主要骨干是她的异父同母弟弟魏冉。
按常规看，王室正统集团占优，芈八子的外戚集团斗不过。但芈八子极有心计，着手谋划也极早，她凭着秦惠文王对她的宠幸，早早地把魏冉推到了统兵打仗的位置，并多次取得战功，在秦国积累了极高的人望。不仅如此，芈八子还派人贿赂拉拢韩、赵两国国君，得到他们的幕后支持。
双方先是打嘴仗，王室正统集团力推公子壮；外戚集团力推嬴稷。嘴仗打了两年，打不出结果，就改为打武仗。
关键时刻，秦惠文王的异母弟，手握秦国兵权的樗里疾，突然选择了沉默，即王室正统方与外戚集团方，哪方也不帮。 这种谁也不帮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站队，即站到了外戚集团方。
因为芈八子异父同母的弟弟魏冉，早就在秦国掌握了一定的兵權，且数度统兵打仗，打出了一定的声望。而在王室正统集团与外戚集团的这场君位之争中，取胜的唯一仰仗，是樗里疾站出来，带领军队与芈八子和魏冉斗，且只要斗起来，必胜无疑。可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樗里疾谁也不帮，实际是对外戚集团获胜的大帮。手里捏着军队的魏冉，与手里没有军队的王室集团一开战，魏冉便把胜利的旗帜举起来了。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樗里疾为什么突然保持沉默，这就给了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外戚集团给了他巨大的贿赂？比如，外戚集团给了他事成之后的巨大利益许诺？比如，芈八子用女色把他拉下了水？等等，芈八子在运作自己的美色上，手段是极其高超的，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屡试屡成。传说她为了牢牢地把自己的异父同母弟弟魏冉控制住，就对他使用过自己的美色。樗里疾用沉默表明的倒戈，说不定就是芈八子把美色这一招用上了。
外戚集团在秦国君位之争的胜利成果，即是把芈八子与秦惠文王生的儿子嬴稷扶上了君位，即秦国著名的秦昭襄王。
儿子嬴稷登上王位后，芈八子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封自己为宣太后。这个太后开启垂帘听政的先河长达三十六年。当然，跟随她出嫁到秦国的七亲八姑，个个封侯授爵，其中魏冉出任丞相，继续掌管秦国的兵权。
芈八子垂帘听政的头三年，是与秦国王室血统势力做斗争的三年。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秦武王的王后，以及缘于秦武王血统的贵族势力，在已经立了嬴稷为秦昭襄王后，又把公子壮拥立为秦王，号称“季君”，继续与以芈八子为首的外戚势力做斗争。双方你来我往，打来打去，最后在垂帘听政的芈八子指挥下，被手握重兵、重权的魏冉，将他们悉数诛杀。
从此，秦国进入较长的稳定期，使得其可以从国内的事务中腾出手来，问鼎中原，与战国六雄争锋。
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联合攻秦，而秦国的后院也起火。
点燃这把火的，是位于甘肃、陕西和宁夏一带的义渠国。
《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戎、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说的是，秦国周边全是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虽生产力极其落后，但作战打仗极其凶猛。西周末年，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就是犬戎干的，使得周平王不得不迁都洛邑。
秦国被中原国家视为西戎，但秦国插手中原的事务早，加之帮助周王朝剿灭戎、狄有功，周平王东迁洛邑时，封秦襄公为诸侯，与中原诸国平起平坐。但中原国家始终没有放下对秦国的歧视、偏见。
早在秦穆公时期，就率军进攻过义渠国，《史记》载：这次征伐，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秦国站上了西戎霸主的历史舞台。
秦国当然不甘心于做西戎霸主，它的目标是中原称霸。为稳定自己的后院，秦国早在公元前444年，发兵十万，向西至西海固草原，南至泾水，北控宁夏河套，占地达十万平方公里的义渠国，发起了猛攻。秦国大胜，义渠国称臣。但不过二十年，义渠国卷土重来，打到了秦国的渭南，掠去了秦国大片国土。一百多年后，秦国再次向义渠国发兵，再次把义渠国打得俯首称臣。满以为后院稳定了，不成想，在赵、韩、燕、楚、魏联合攻秦时，义渠国又变脸，向秦国背后插了一刀。秦国为解除腹背受敌之忧，特地以“锦绣千匹，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而义渠王不买账，反而趁势进攻，一战斩获秦军数万。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只好缓和与东方诸国的关系，暂停了向中原进发的步伐，回过头来审视与自己较劲了数百年的义渠国。
审视得出的共识是，后方不稳，无法东征。公元前314年，秦国调集二十万大军，向义渠国发起全面进攻，一举攻克其二十多座城池，把义渠国基本上打残了。义渠国休养生息了十年，仍缓不过劲来，遂派出使节，与秦国修好。
此时义渠国打的还是老主意，借与秦国修好之机，进一步休养生息，积蓄能量，适时翻脸反扑。而秦国疲于应对东方六国的征伐，正需要与义渠国的修好，来稳定自己的后方。
但义渠王一脚踏进咸阳，见到垂帘听政的芈八子宣太后之后，两国的算盘都重打了，历史也因此重写了。
为人妇、为人母的宣太后虽一大把年纪，但仍美貌倾城，风流百度。义渠王见到后，忘了自己来秦国是干什么的，立马拜倒在宣太后的裙下，不能自拔。宣太后本是楚国王室女子，生性敢爱敢恨，且不顾世人如何评价。在义渠王的百般追慕下，坦然投怀送抱，一头扎进了与义渠王如胶似漆的欢愉之中。从此以后，宣太后还隔着帘子管管秦国的大事，给儿子秦昭襄王指指点点。而义渠王则完全沉浸在与宣太后的男欢女爱之中，娃娃生了一个又一个，把义渠国的国事完全抛在了脑后。
这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秦国的后方稳定了三十年，使得秦国集中力量对中原六国攻伐了三十年。战国天下的局势，完全掌控在秦国手里，崛起的战国七雄，唯有赵国还残存了一点抗衡秦国的实力。
三十年之后，义渠王风烛残年了，没有利用价值了，义渠国也被秦国剿灭了，宣太后的目的达到后，便毫不留情地把义渠王杀死在甘泉宫中。她与义渠王生的两个孩子，历史没有记载她杀与没杀，从此杳无音信。
儿子嬴稷在秦王的座椅上坐了三十六年后，宣太后收起了听政的垂帘，把权力交给了他。算来宣太后也是风烛残年之人，但她仍不甘寂寞，仍寻求感情上的补充。
《战国策·秦策》载：人老珠黄的宣太后，在杀死义渠王之后，为填补后宫的空虚，喜欢上了一个名叫魏丑夫的男宠，病得快要告别人世时，还提出要魏丑夫为她殉葬。魏丑夫对她动的不是真感情，而是摄于她太后的淫威不得不从。但要他做她的殉葬，魏丑夫极不情愿。于是，魏丑夫疏通关系，请大臣庸芮前去做宣太后的工作。
庸芮对躺在床上等死的宣太后说：人死后，是否真的会下地狱，或且上天堂？是否人的魂魄能够不散失？ 宣太后保持了一份清醒，回答说：照本宫看，或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灵魂一说，人死如灯灭，尘归尘，土归土。
庸芮于是说：假若人死后没有知觉，太后您叫魏丑夫殉葬，不是白白牺牲了心上人的性命？假若人死后有知觉，那您想想，先王秦惠文王死后几十年，你先是与义渠王生子，后又与魏丑夫风流，如今还要带着魏丑夫下地狱，这不就惹出大麻烦了吗！
宣太后临闭眼前说了一句：你说的有道理。
宣太后死了，她给战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她桀骜不驯、信马由缰，不受世俗的约束，却在为儿子争夺君位的权谋争斗中，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敏锐和灵活；她把自己的色相在权谋争斗中运用到极致，俘获了秦惠文王的感情，与自己的弟弟厮混，为义渠王生娃，身边还有许多男宠，却没有坠入情海不浮出水面，而是把自己的色相当作手段，为政权、为秦国谋求千秋大业。正是在她由芈八子变身为宣太后的过程中，秦国的历史改写了，战国的历史改写了，泱泱华夏的历史也改写了。
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楚国王室一路走来的她，是华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
战神白起的血腥
白起，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将。
也是，战国时期最血腥的战将。
但凡名将，没有不沾染血腥的。那是因为，在刀光剑影的杀伐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流血不可避免。但，白起不完全是在你死我活的杀伐中做出选择，故他与其他战将不同，他选择的是血腥，是不该的选择！
是他，将战国之前的春秋、东周、西周，乃至商、夏之前各朝各代战果记载的“斩”，改为“坑”。“斩”，显然是对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选择记载，也是战争规律的体现。而“坑”，就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所表明的场景，不是战斗进行中，而是战斗结束后，是战后对俘获的敌方军人，挖坑活埋。
这完全是不该的选项，是背离人道精神的残忍！
但也得看到，这是在战国的世道下，秦国一统天下难以避免的血腥！
白起，芈姓，楚国王室白公胜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王室女子嫁到秦国时，随同来到秦国的。但在秦国，白起没有享受楚国王室后裔的待遇，据司马迁《史记》载：“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襄王。”郿人，即陕西眉县人。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刀笔之下，白起是个庶民，他作为战国时期的名将，是从基层升迁上来的。
秦国具有让普通民众向贵族攀升的政治构架，这一构架，是商鞅设置的。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军功赏爵。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一倾田、一处宅、一个仆人。斩获的首级越多，所获爵位越高。
白起十六岁从军，十年后，也就是秦昭襄王十三年，就获得“左庶长”爵位。秦军爵位分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也就是说，二十六岁的白起，经过十年战火的熏陶，已经成为秦军领导层最年轻的一个将领。
当然，二十级军功爵位，才到十级，白起是不满足的，他的雄心壮志是更高、更快。于是，在白起的爵位达到十级后，便开始寻找政治上的靠山，并且很快被宣太后、魏冉纳入视野。
宣太后联手魏冉，虽然在君位之争中把儿子嬴稷扶上了秦王的位置，且用三年时间，将惠文后、武王后为首的嬴姓贵族势力击溃了，但毕竟根基不牢，党羽不众，急需培植自己的势力。白起，芈姓，出身楚国王室血统，又在秦国为将，自然是培植目标。
据说，宣太后最初对白起有些小视，原因是魏冉介绍白起时，说他冷血，果断，不懂政治，缺乏心机，使得宣太后觉得白起成不了大器。而掌握秦国军权的魏冉，恰恰认为白起正是他要培植的对象，并力排众议，给了白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抢占新城。
韩国新城，即今河南的伊川，位于当时韩、楚两国的交界处，也是秦国东进的最佳通道。秦国控制新城，不仅可以切断韩、楚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迫使韩国转而向秦国交好。而此时的楚国已是日暮西山，国力极其衰弱，韩、魏、赵三国联合秦国，打算一举把楚国瓜分掉。面对这种局势，楚国率先出手，派军队驻守新城，以阻止四国的联手進犯。
公元前294年，白起也出手了。出手之前，白起对局势做了个分析，看清了韩国对联合攻楚的摇摆，也看清了魏、赵两国的犹豫。于是白起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提升士气，许诺给作战勇敢的加官晋爵；一件是，让人给新城的守军放风，说秦军的作战风格是，割下敌人的头去领取军功；一件是，向新城军民散播谣言，说秦军一到，魏、赵会调转枪头，向韩军进行夹击。
真真假假的放风、谣言在新城传开后，军心涣散像大雾一样弥散开来。白起趁着这种弥漫，率不足一万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新城，一举拿下。
这一仗打下来，战国天下都知道秦国又出了一个令各国都发怵的战将。白起直升两级，封为“左更”，与秦国大名鼎鼎的司马错大将平级。
转年，公元前293年，白起再次在战场上扬威。
秦国占领新城后，魏国的都城大梁，直接暴露在秦军的刀锋之下。为解除这一威胁，魏国与韩国联合，发兵指向新城。
这一次，魏、韩是做足了准备的，下了必须把新城拿下的决心。魏国派出的统兵大将是公孙喜，韩国派出的大将是暴鸢。这是两个久经沙场的名将，都创造过名扬天下的光辉战例。且这两位将军多有合作，曾联手攻入楚国的方城，特别是在垂沙之战中，几乎让楚国的精锐损失殆尽。加之韩国有号称“材士”的弓弩步兵，“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魏国还存有吴起训练“魏武卒”的遗风，士兵耐力超强，虽身披重甲，却能健步如飞。韩、魏两国总共出动了二十四万大军。
反观白起，秦国只给了他十万兵力，且不是秦国的主力，多是临时征发的。关键是，秦军官兵对这个年轻的统兵将领白起缺乏信任。
白起的战略谋划是一着险棋，即把战场从秦国占领区，转移到韩、魏占领区，实现中央突破，把韩、魏联军打开，尔后各个击破。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抢占韩、魏门户伊阙。伊阙作为韩、魏的门户，自然是重兵把守。伊阙的地势十分险要，两山对峙，伊水还流经其间。白起要抢占伊阙，难度非常之大。 但白起决心一定，便着手实施。
他先是给魏将公孙喜写了一封信，极尽卑辞奉承，希望魏军中立，让他率军与韩军作战，许诺获得的战利品与魏国平分。
这连普通士兵都看得出来，白起使的是反间计，何况久经沙场的战将公孙喜呢！公孙喜看后，哼了一声，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不仅公孙喜在笑，白起手下的官兵也在笑。
可没等人们的笑容收敛，白起将写给公孙喜的第二封信又送去了。信中不仅深表对魏军配合的感谢，而且泄露秦军攻击韩军的具体时间，请求秦、韩两军打起来时，魏军不要插手，事后给魏军好处。
跟随白起作战的将领，对白起嗤之以鼻，认为这太小儿科了。倒是魏将公孙喜拿到信后心生疑虑，这白起耍的是哪一招？想干什么呢？
白起想干什么，只有白起知道。因为打一开始，白起就不是离间老成沉稳的魏将公孙喜，而是离间脾气暴躁的韩将暴鸢。他给公孙喜写第一封信，暴鸢就已得到了风声；给公孙喜写的第二封信，很快到了暴鸢手里。
暴鸢非常愤怒，决心甩开魏军，自己单干。因为他信心满满，只要弓箭手在伊阙两山把弓拉满，白起的秦军就甭想踏进这里一步。
而白起呢，他的谋略并没有把暴鸢激怒而打住，而是在泄露给魏将公孙喜发起攻击韩军的时间点上，果然把军队开到伊阙。这一来，暴鸢更证实了自己的愤怒，公孙喜也完全弄懵了。
令这两位老将军没想到的是，秦军开到伊阙后，没有任何实际进攻的动作，只是摆开了阵势，不似箭在弦上，倒像搞演习。
谁也不知道，白起磨磨蹭蹭在等什么。
一看这阵势，魏军统帅公孙喜不等韩军统帅暴鸢招呼了，率军前去协助韩军。在公孙喜看来，这是个战机，正面有韩军顶着，他从侧面斜插过去，可以形成两线夹击，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白起等的就是公孙喜率军前来。
半夜时分，公孙喜率领的魏军赶到了，白起发起的进攻也打响了，他不是打韩军，而是利用夜色，向魏军发起进攻。刚刚赶来尚未摆开阵势的魏军，一个个正气喘吁吁时，秦军排山倒海杀过来了。魏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公孙喜只好率军且战且退，向韩军驻守的营地退去。
此时的韩军统帅暴鸢，隔岸观火，谁也不帮，站到了秦军和魏军的中间。他要看看白起连续给公孙喜写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暴鸢糊里糊涂没看清个所以然时，魏军像潮水般溃败下来，涌进暴鸢统领的韩军营垒，韩军、魏军相互交叉，乱成一团，部署好的阵势也被冲得七零八落。
而在这时，白起放下魏军不打了，突然调转枪头，杀向韩军，杀得韩军落花流水，形不成任何抵抗和对攻。
直到这时，公孙喜、暴鸢两员老将，才看清自己上当了，只好收拾起剩下的十余万人马，向偃师方向退去。白起哪里肯放过，他下令军队脱掉笨重的铠甲，丢弃所有的粮草辎重，只持刀剑，拼命追击。前面是只顾逃命的魏、韩军队，后面是杀红了眼追来的秦军，追着追着，天降大雨，倾盆而下。秦军士兵脱去衣服，光着膀子在滂沱大雨中猛追，不少跑得慢的魏、韩士兵，被秦军斩杀。暴鸢和公孙喜只好叫军队也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在大雨中奔跑逃命。
天不帮韩、魏啊！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待韩、魏逃兵跑到伊水时，河水暴涨，汹涌奔腾。没有退路了，逃命的韩、魏士兵，被持刀挥剑的秦军逼进伊水，咆哮的河水翻卷着他们的尸体，瞬间冲卷得无影无踪。
这一仗，白起率军杀敌二十四万，还将五座城池收入秦国囊中。
跟随白起作战的官兵，没有人再怀疑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了。秦国在白起的手里，终于打通了数百年来也没有打通的入主中原的函谷关通道，也开辟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道路。
这之后，白起作为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用连战连捷，为自己贴上了战国天下第一名将的标签。
《史记》载：“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其中的昭王三十四年攻魏，一口气吞并魏国大小城池六十一座。
連续攻伐掠取，把韩、魏彻底打衰了，不仅主动与秦国签订屈辱条约，而且还奉献给秦国大片土地。韩国奉献出武遂一带的二百里土地，魏国奉献出河东一带的四百里土地。至此，河西之地尽归秦国。
此时放眼战国天下，东方六国中，只有齐国和赵国还有抗衡秦国的能力。而从军事力量看，赵国强于齐国。
那好，白起就拿赵国开刀。因为赵国有名扬天下的战将廉颇、赵奢，与这样的名将作战，才能凸显他白起的军事才华。
但秦昭襄王没有让白起去攻打赵国，而是叫他去攻打楚国。因为楚国占了大片的江南富庶之地，号称有百万兵甲。楚国人的蛮性，常常不按规矩出牌，你今天跟它结盟，它明天就可能毁约；你今年把它打痛了、打伤了，不用到明年，它的伤口就痊愈了，一夜之间又能征发数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秦国若是攻打赵国，楚国一看有机可乘，必定会斜插一刀。因此，不把楚国摆平，不能对赵国动手。
秦昭襄王问白起：大败楚军，需要秦军多少精锐？
白起答：七万。
理由呢？
白起答：楚人之俗，轻剽颛急，战时勇于攻取而拙于守御，只需学昔日之伍子胥，选精取锐，长驱直入，数战则可破郢矣。
白起于是带七万精兵，顺汉水而南下，直接深入楚国腹地。此役白起的七万大军，不带粮草辎重，一路进发，一路掠抢，还动员沿途的民众，为他的军队运送粮草。更绝的是，南方水多桥多，白起规定，只要秦军经过的桥梁，过后便拆桥毁船，自断归路。以此告诉他带领的官兵，只能以战胜敌人而求生还，否则，就有去无回！
就这样，深入楚地的七万秦军，且打且走，长驱直入，迅速攻占邓地及几座城池后，抵达楚国陪都鄢都城下。
鄢都离楚国郢都只有二百余里，是拱卫国都的北大门。鄢都一丢，国都不保。因此楚顷襄王下令汉水流域的守军，全部回援鄢都，坚决把秦军顶住。楚顷襄王看清了，秦军没带辎重粮草，虽能从民间掠夺一些，但十天半月之后，再掠也没得掠了，这时秦国援兵不到，白起必亡无疑。 白起也认清了这一点，但一时也没想出应对之策。眼看一天一天过去了，白起还是想不出办法。秦军军心开始浮动，白起内心焦急，但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情急之下，白起跳进汉江，在水里游起泳来。游着游着，白起的灵感上来了，他急忙上岸，把几个心腹干将召来，让他们速带几千人，到离鄢都西北数十里的蛮河武镇筑坝拦河，同时在汉江支流东西方向，筑一条水渠。
坝筑成渠修好后，白起在夜里下令决口灌水。随着鄢都城西一声巨响，刹那间河水倾城而入。第二天天亮再看鄢都，一片汪洋，水面浮着一片尸体。
楚国的精锐之军，几乎被白起的这一水攻消灭殆尽。楚顷襄王一看大事不妙，带领臣僚和部分军队放弃郢都，把国都迁到楚国东北的陈国故地。
白起率军进入楚国郢都，这可是当时华夏手工业最发达的都城。在这里补充粮草辎重，就堆积如山了。于是，白起乘胜追击，兵分三路向楚国的腹地发起进攻。一路向南打到了洞庭湖，一路向西打到了夷陵，一路向东打到了竟陵。凡打过的地方，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楚国辽阔富庶的土地，任由白起大军驰骋。
夷陵，位于湖北宜昌东南，这里是楚人的宗庙，埋葬着楚人的祖先。白起一脚踏进夷陵，没有想起自己的祖先也葬于此地，而想的是，如何彻底断掉楚人的气数，叫楚人从此再不能东山再起。说白了，就是挖楚人的祖坟，毁掉楚人再次中兴的风水。
但在白起毁楚人宗庙之前，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宣太后。她姓芈，楚王室的公主，她的祖先就安葬供奉在这里，毁她的祖宗，她同意吗？
历史在这里埋下了一个天大的伏笔，这伏笔是：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伏笔是需要日月运行、天地运转的！此时的白起，就连宣太后也预测不到日月将如何运行，天地将如何运转。于是，宣太后和白起，凭着自己所能预见的大局走势，点起一把火，把楚人的祖陵燒成断壁残垣，夷为平地。
在熊熊大火燃烧的光亮中，白起授封为“武安君”。
楚国被彻底打残之后，秦国便拿战国天下最后一个强敌赵国开刀了。
当时的战国天下，楚国被秦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魏国、韩国被打得割地求饶，齐国作为秦国的战略棋子，此时正与秦国交好，唯有赵国、燕国既不与秦国结盟，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正面战争。燕国人口少、兵力弱，在秦昭襄王眼里可以忽略不计。而赵国就不同了，它久居中原富庶之地，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在秦国收拾其他国家时，赵国非常谨慎，不与他国结盟抗秦，因而也就避免了国力、军力的损失。
作为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白起他几乎与天下战将都交过手，且都打赢了，唯独没有与赵国的战将，像廉颇、赵奢，包括讲军事理论一套一套的赵括交过手。赵括嘛，白起几乎不看在眼里，他那套纸上谈兵的嘴上功夫，在白起注重实际的战法中，是绝对占不了上风的。至于廉颇、赵奢，才是他白起最想在战场上见面的对手。
在和廉颇交手之前，秦军已经拿下了韩国的上党，打通了进攻赵国的门户。
公元前260年，历史上的秦、赵大战，在长平正式打响。
大战打响后的两个关键点，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第一个关键点：赵国撤廉颇，换赵括。白起率军面对廉颇，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机会。廉颇本身就是保守型战将，一上来几经交手之后，便深筑营垒，严防死守，不再出战，且任白起如何挑唆谩骂，就是不接招。面对这种战局，白起又玩起了离间计，他四处放风，说廉颇被打成缩头乌龟了，不敢再战了；还说秦军怕的不是廉颇，而是怕赵括。此时赵奢已经去世，赵孝成王听了信以为真，加之廉颇闭垒不战，没有给他传回胜利捷报，于是把廉颇换成了赵括。这一换，长平战场秦、赵两军的对峙胶着状态改变了，战局的走势，步入白起的谋划圈套。
第二个关键点：秦昭襄王亲自到战场督战，赵孝成王连援兵都没有派来。秦、赵两军的大决战，各自精兵都派上了战场。比较看，秦军劳师远征，兵员补充和粮草供给更困难，赵军则要便利得多。关键时刻，明智的秦昭襄王把国内事务全交给丞相范雎，自己则跑到秦国新占领的上党南部招兵买马，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赐爵一级，全部带到长平战场。这些新征调的士兵，没有作为主力投入战场，而是负责营造壁垒，参与大部队对赵军的包围，包括插入长平与邯郸之间，掠取赵军粮草，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辅战作用。反观赵孝成王，他在王宫焦虑万分的，不是战场态势的变化，以及如何做好赵军的后援，而是盼着送来赵军的胜利捷报。秦、赵两国君王的不同作为，也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
作为赵军统帅的赵括，虽然被历史戴上了一顶“纸上谈兵”的帽子，但还原到历史，特别是还原长平战场，赵括还是令白起敬畏的。
赵括先是向白起的秦军发起进攻，没有占到优势后，便迅速退守丹河谷，重新筑垒，保存实力，寻找突围机会。就在这当口，在上党地区与秦军作战的赵军败下阵来，而秦昭襄王亲自征发的后援部队赶到了长平，赵军从长平至邯郸的粮草补给线被秦军切断，四十五万赵军，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一极其严峻的战场态势，赵括看清了，但他没有惊慌，而是冷静分析判断，发现秦军南北防线有些薄弱，是唯一可以发起突破的方向。于是，在与秦军对峙几天以后，赵括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军向秦军的南北防线，连续发起了四十六天的拼死突围。赵括突破秦军一个营垒，白起就再加修一个营垒；白起夺回一个营垒，赵括就进攻另一个营垒，战场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到处是倒下的尸体，到处是断壁残垣。
要知道，赵括是在弹尽粮绝、活着的士兵吃死去士兵尸体的惨烈情况下，与白起进行战场对决的。四十六天下来，赵军有二十五万士兵倒在血泊中，秦军也有二十万士兵魂断黄泉。
仗打到这个份上，赵括也没有放下武器，率军投降，而是作最后的殊死搏斗。他将剩下的赵军分成四队，自率一队，置生死于度外，呼啦啦向秦军冲去。面对如此顽强的赵军，不要说白起手下的将领，就连白起都深感胆寒。恰在这时，秦国又一拨从上党赶来增援的军队到了，一支利箭把赵括从战车上射得摔落在地，长平之战才停止相互搏杀。 然而，战场的搏杀停下来之后，另一场惨绝人寰的坑杀上演了。
长平、上党两个战场上，被秦军俘获的四十万赵军，摆到了秦昭襄王和白起的面前。秦昭襄王虽杀伐果断，但他不愿背负杀四十万俘虏的千古骂名，于是，他不跟白起打招呼，便驱车返回了秦国，把四十万俘虏的处置难题，留给了白起。
跟随白起作战的将军王龁、王翦，以及司马错的儿子司马梗，看到黑压压一片四十万俘虏，也都心惊肉跳。而此时的白起，反倒十分冷静，他双手沾满无数鲜血，似乎不在乎再杀多少人，也不在乎背负千古骂名。
白起下令，从俘虏中找出二百四十个不满十四岁的俘虏，其余的分成十个大营，由不同的军队分别看管，以接受秦军选拔为骗局，把他们骗到阳谷的一个山涧。当四十万大军挤进山涧时，两边山上早就堆满的石头，如狂风暴雨般砸下，偶尔从滚石中爬上来的，又被扔了回去重砸。顷刻之间，赵国的四十万俘虏，全部被砸成肉酱，葬身涧底。
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白起让二百四十个赵军娃娃兵看完后，再放他们回赵国，
据传，第二天阳谷山涧的上空，晴天霹雳，突然降下瓢泼大雨……
据传，从此之后，阳谷山涧只要夜幕降临，瘆人的哭泣和哀号便此起彼伏……
据传，从此之后，阳谷山涧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野兽，连凶狠的狼都见不到……
长平之战后，白起从军为将的辉煌，由此宣告结束……
白起，这个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名将，就这样被钉在千夫所指的可耻柱上，不仅被历史学家痛骂不绝，也被普通民众咒骂至今……
范雎的宽阔与狭隘
创立“远交近攻”大战略的，是范雎。
这一著名战略的核心要点是：秦国与远在东方的齐国交好，重创就近的韩、魏两国，再伺机攻打楚、赵；待韩、魏、赵、楚被打得对秦依附后，再以五國之力，集中攻齐；齐国被打得无还手之力后，再就近灭韩、灭魏，尔后把赵、楚、齐、燕等被打得无招架之功的国家一并灭掉，秦国一统天下。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实行“远交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范雎要说的是，齐国离秦国很远，派军队去攻打，人少了，打不过齐国，人多了，打下齐国还占不住。如此就不如与齐国交好，拿身边的韩国、魏国开刀，打下一寸就得一寸，打下一尺就得一尺。
“远交近攻”的实质，是秦国分别拿六国开刀，打谁，谁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打到最后，才拿与之交好的齐国开刀。
范雎制定的“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踏平六国、一统天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远交近攻”战略，胸怀天下，高屋建瓴，是秦国一统天下唯一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制定这一战略的范雎，其胸怀是多么开阔，其视野是多么宏大。
范雎，魏国人，想侍奉魏王，但因家贫拿不出钱来打通关系，就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当差。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从出使。在齐国待了几个月后，齐王听说范雎很有口才，便着人赏赐他黄金，还有食物。须贾得知后大怒，以为是范雎出卖魏国的秘密换得的好处，下令范雎把黄金退还，只留点食物。回国后，须贾把这事报告给魏国丞相魏齐，魏齐非常愤怒，下令鞭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落了他的牙齿。范雎被打得昏死过去，被人用草席裹着，扔进厕所。魏齐还不放过，又叫宾客轮流往草席上撒尿。范雎被尿刺激，苏醒过来，对看守说，你要是把我弄出去，以后我一定报答你。看守乘魏齐喝得大醉，向他报告，请求把范雎当死尸扔掉。由此，范雎得以逃脱。
范雎逃回家后，妻子悉心照料，她与范雎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深知他的才华，故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继续攀登仕途。
与范雎交好的市民郑安平，帮助隐瞒范雎逃回家的消息，还叫范雎更名张禄，在生活上多有支助。
范雎看清了，战国天下，唯有去秦国才有发展的广阔空间。
恰巧秦国使节王稽来到魏国，范雎便与郑安平扮作奴仆，利用夜幕的掩护，溜到公馆拜见王稽。王稽深感好奇，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令人端来酒菜，边吃边聊。范雎一张嘴，便将战国的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还特地就秦国该如何发展，大谈了一番自己的看法。王稽虽不是大才大智之人，但范雎所讲的，他还是深受触动和启发。于是他决定，把范雎带回秦国，推荐给秦昭襄王。
当时的秦国，对天下有识之士有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真有本事的，还是没本事混饭吃的，都往秦国赶。而实际掌控秦国的宣太后和丞相魏冉，不怎么看中这些所谓的谋士，他们看中的是自己的嫡系、党羽，担心真正的谋士被秦昭襄王重用以后，削弱自己的权力，因而他们对进入秦国的谋士多有防范。
对于这个问题，范雎在进入秦国的路上就感受到了。
一天，王稽等人行至秦国的湖县，远远望见前方尘土飞扬，一队车骑急驶而来。范雎马上意识到，来人派头很大。因为秦国的法律规定，地位低下的人，不可快马奔驰。于是范雎藏匿于车厢之中，想实际观察一下来者究竟是何人，是个什么做派。
疾驰而来的是秦国当朝丞相穰侯魏冉，王稽急忙下车拜迎。魏冉也下车，与王稽相互寒暄，并问王稽是否带来所谓的能人异士，王稽自是不敢说范雎就藏在车里，魏冉也没有上车盘查。
继续赶路时，范雎下车从小路行走，并约定前方见面地点。他料定，魏冉必派人来再查。没走多远，身后马蹄声响起，疾驰过来一队人马，奉丞相之命前来搜查，没发现可疑之人，也就离去。王稽则在前方，把范雎拉上车向咸阳驶去。
几乎与所有的能人异士一样，范雎虽然到了咸阳，但要面见秦昭襄王，是非常困难的。王稽出使复命，见到了秦昭襄王，也向他推荐了张禄（范雎的化名），但秦昭襄王心不在焉，对张禄毫无兴趣，只是吩咐给张禄安排一个住处。
没辙，只好等。这一等，便是一年。这期间，范雎想过诸多面见秦昭襄王的办法，都未能奏效。比如，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魏国的张禄求见，他犹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华横溢，智谋出众，能辅佐秦国完成千秋大业，特来求见秦王。话传进去以后，秦昭襄王仍不予召见。 范雎无奈，只好继续等。倒是在等的日子里，范雎对秦国的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秦国的大权，没有掌握在秦昭襄王手里，而是掌握在他的母亲宣太后和他的舅舅魏冉手里。宣太后的几个亲戚，魏丞相、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并称秦国的“四贵”，不仅掌握秦国的政权，而且控制秦国的财富。秦昭襄王戴着秦王的帽子三十多年，应该早就想把大权揽到手里，可能也是觉得斗不过宣太后和“四贵”，才忍气吞声把自己蛰伏起来。范雎分析，秦昭襄王绝不会甘心，只要抓住机遇，他定然把大权从宣太后和“四贵”手里夺回来。
由此，范雎制定面见秦昭襄王的策略是：激将法！
恰在这时，咸阳大街贴出告示，说秦国即将攻击齐国的纲、寿两地。这一攻击方向，是与范雎谋划的“远交近攻”战略相悖的。齐国远在东边，中间隔着魏、赵两国，秦国跨魏、赵去攻齐，岂不是自找受多国夹击的麻烦吗？再细一打听，范雎才看清问题的本质。原来颁布的这一谕令，并非秦昭襄王的主意，而是丞相魏冉绕过秦王的自作主张。因为齐国的纲、寿两地，与魏冉的陶山封邑相邻，攻打纲、寿，是魏冉为了扩大自己的封邑。
抓住这个机会，范雎还以化名张禄向秦昭襄王上书，火力全开，矛头直指“四贵”。他写道：秦昭襄王是大树的主干，宣太后和“四贵”则是枝叶，枝繁干弱则不能树起君王的统治地位；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原因在于，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生死，明主可以预知国家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最后范雎特地强调，有些话信上不便说，希望秦王见他，让他一述衷肠。
当然，这是范雎故意卖关子，留了一些治国兴邦的悬念，以促使秦昭襄王尽快召见他。
秦昭襄王看了范雎的上书后，大为震撼，范雎所言，正是他的隐疾。于是，让王稽代为传命，召张禄火速入宫。
《史记》载：“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史记》所载的这个细节，足见范雎晋见秦昭襄王，是做好了充足准备的！已知是秦昭襄王召见，又看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秦昭襄王从对面走来，范雎却故意走进永巷。宦官上前呵斥范雎，说大王到了，你还不回避！范雎则反唇相讥，说秦国只听说有宣太后和魏冉，何曾听说还有个大王？
当面激将，直戳秦昭襄王内心深处的隐疾。
在与秦昭襄王的交谈中，范雎故弄玄虚，欲言又止，在彻底获得秦昭襄王的信任后，才把自己分析战国天下形势，思谋秦国兴旺发达的谋略和盘托出。
范雎说：“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
秦昭襄王问：如何近攻魏？
范雎说：“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
史载，秦昭襄王听从范雎的建议，“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如何近攻韩呢？
范雎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
收买韩国，它听吗？
范雎说：“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
范雎被秦昭襄王拜为客卿，谋兵事，言听计从。
客卿，绝非范雎的人生目标。秦王对范雎的言听计从，因受宣太后、魏丞相的掣肘也多有限制。因而范雎在客卿位置上谋划的，是扳倒宣太后和“四贵”，为自己登上丞相之位扫清障碍。
范雎对秦昭襄王如是说：“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清。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范雎所言，从如何才是君王，以及宣太后专权擅行，“四贵”肆无忌惮的角度，直指秦昭襄王表面是秦王，其实不是秦王，不掌握实权。
《战国策》载，范雎在这次游说中，给秦昭襄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恒思那个地方有个强悍的少年，要求和具有强大神力的神丛打赌。这个少年说，我抛下一个棋子，正面朝上你赢，反面朝上我赢。如我赢了，你把神力借我用三天，你赢了，我任由你处置。结果这个少年赢了，神丛把神力借给了他。三天后，神丛要这个少年归还神力，少年不给。五天后，神丛开始枯萎，七天后，神丛便死了。范雎讲这个故事想说什么，秦昭襄王无疑听懂了。
范雎接着说：“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征適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
范雎的这段话，则是集中攻击魏冉。毕竟宣太后是秦昭襄王的亲妈，此时算来已是一大把年纪了，故范雎的攻击避开了宣太后。
最后，范雎所说的则是这次谈话的要害、症结。他说：“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昭襄王不能不“大惧”了。于是使出霹雳手段，“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
秦昭襄王这顶王冠，戴了四十一年后，在范雎的操弄下，终于实至名归。 范雎坐上秦国丞相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伐魏国。从“远交近攻”的角度分析，范雎的这一决策出于公心。因为秦国要东出函谷关，荡平六国，首当其冲的拦路虎，就是魏国，魏国不拿下，东路出关受阻。但从范雎的内心分析，这一决策出于私心。他在魏国受到奇耻大辱，如今他是秦国丞相，既要拿魏国开刀来一雪前耻，又要以此向秦昭襄王一表忠心。
魏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恐慌；但听说秦国新任丞相叫张禄，原是魏国人，又似乎看到希望。于是派大夫须贾前去秦国，打算用丰厚的贿赂，做通丞相张禄的工作，进而觐见秦王，两国重新修好。
范雎听说魏国派来的使节是须贾，内心感慨无限，沉寂下来之后，构思并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戏是这么演的：
范雎脱掉丞相服，换上一套破衣烂衫，从丞相府溜出来，来到须贾住的馆驿，没等通报，便走到须贾面前。
须贾见到范雎，大惊失色，他以为范雎早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再看范雎的衣着，以为他不成大器。但在咸阳见到故人，须贾仍感到亲切，故而问范雎怎么活下来的，问范雎在秦国做什么活计，令人给范雎端上饭菜，看范雎衣着单薄，还特地把自己的缯袍给范雎披上。
范雎则将落魄的下人演得很逼真。他本不饿，但须贾把饭菜端上来，他狼吞虎咽，吃得直打饱嗝；须贾把缯袍披在范雎身上，范雎也不推辞；问他在咸阳靠什么为生，范雎说打工糊口……
须贾并不期望眼前这个落魄的范雎能帮他什么忙，但其掩饰不住的内心焦虑，还是把要见丞相张禄，当闲话给范雎说了。
范雎听说须贾想见丞相张禄，便主动应承下来，说自己和张禄有交情，能引导须贾去拜见。
面对衣着寒酸的范雎口出如此狂言，须贾内心是不信的。但身处咸阳，人生地不熟，眼下又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好歹信他一回。
在约定时间，范雎赶着车来了，车是丞相专用车，范雎亲自驾车，拉着去见张禄。
车在丞相府停下后，范雎叫须贾候着，自己走进丞相府去通报。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须贾便走到门卫打听。门卫告诉须贾，衣着褴褛进去的那个人，就是大秦丞相张禄。
须贾一听，如晴天霹雳，脑子顿时一片空白。稍微回过神来，想跑，但转念一想，在咸阳这块地界上，能跑到哪里去？只好脱袍解带，跪在丞相府外，并托门卫前去禀报：罪人须贾，跪拜求见。
进得丞相府去，只见两边的刀斧手威风凛凛，范雎高坐于堂。须贾跪地磕头，嘴里连称有罪。
范雎历数了须贾三罪：“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范雎之所以没有处死须贾，则是“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
须贾免于一死，离开秦国前，向范雎告别。范雎则把各国使节都请来宴饮，把须贾安排在仆人席上，给客人上大鱼大肉，给须贾上了一盘马料，旁边站着两个人，用筷子夹着草料和黑豆往他嘴里塞。范雎叫须贾给魏王捎信：“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至此，范雎一手导演并参与演出的这场精彩大戏，落下帷幕。
范雎算报了被辱的大仇，但这仇报的，没有一点君子风度，更不可能把他与制定“远交近攻”战略的人联系起来，倒使人能把他与一些没文化的痞子、恶棍联系起来，没胸怀，很狭隘！
范雎的这种狭隘，还表现在阻挠白起攻取邯郸的建功上。
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彻底把赵国打残了。秦昭襄王采纳白起的建议，令他率军直取邯郸，吞并赵国。
赵国刚刚经历了长平惨败，又面临秦军前来围攻邯郸，朝野上下恐慌万分，人人都不知有今天还有没有明天。
在这种恐慌万分的气氛中，苏秦的弟弟苏代站出来。他也是个游说家，对秦国的君臣关系，特别是丞相范雎与战将白起的微妙关系，看得十分清楚。白起是个典型的军人，对秦国忠心耿耿，只知道为秦国打胜仗，夺土地。而范雎就不同了，他在帮助谋划秦国利益的同时，更想着自己的利益权势。因而苏代信心满满，带着赵国给他的大量珍宝，面见范雎。
苏代就是趁着秦国将相不和的间隙，前去做离间工作的。他把大把的珍宝往范雎跟前一推，开门见山就说：长平一战，白起建功至伟，如今趁势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国就可称帝，白起也就封为三公。而你范雎，就位处白起之下。
核心的就这几句话，把范雎彻底说动了。于是，范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搬出一套又一套成立和不成立的理由，说服秦昭襄王，下令白起从邯郸撤兵。
撤兵的条件，是赵国割让六座城池，与秦国修好。
白起從邯郸撤回后，丞相范雎便想方设法阻止他继续在战场上建功。
一转脸，赵国就撕毁合约，六座城池不给秦国了，而是给了齐国，请齐国给予救援。秦国于是再次发兵，包围邯郸，统兵大将则把白起排除在外。
而此时的战国天下，各国都痛恨秦国，深知赵国一亡，就是“唇亡”，牙齿能不寒吗？于是，赵国的毛遂跟随平原君出使楚国，搬来了楚国的八万大军；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魏国也出动了十万大军，很快突破了秦军设在邯郸外围的防线，秦国不断增派的四十万大军，竟然全线溃败。尤其是范雎举荐提拔的将军郑安平，率两万被围秦军投降了邯郸。
范雎看出了自己面临的危机，对秦昭襄王说，不是秦军攻不下邯郸，而是不想攻下邯郸。秦军用这种方式，声援他们心中的战神白起。
秦军这不是逼宫吗！秦昭襄王非常恼火，直下诏令，命白起为主将，前去邯郸战场指挥。
白起暗地里跟范雎较劲，他知道对自己的诸多诋毁、谗言，都出自范雎。秦昭襄王如果信任范雎，自己无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都会被踢出秦国的核心层。因而他接到秦昭襄王的诏令后，自称有病，拒不受命。
秦昭襄王大怒，强求白起：即使躺在担架上，也要受命赴邯。
而白起的态度是，宁愿脑袋被砍，也不做一个屈辱的将领。 秦昭襄王劝不动白起，拂袖而去，随即下了一个诏书：白起武安君的爵位废除，贬为士卒，流放到西北苦寒之地。
白起称病不走，他还在等着秦昭襄王回心转意。
秦昭襄王下令：抬也要把白起抬走。
此时的白起，已经深知秦昭襄王彻底抛弃了自己，只好收拾行装上路。
白起在前面走，从咸阳派出的人马从后面追，追上以后，送上一把秦昭襄王赐给他的宝剑，令他自尽。
其实，与其说是秦昭襄王赐予白起自尽的宝剑，倒不如说是范雎赐予。因为在白起离开咸阳之后，范雎便给秦昭襄王进言，说白起对他的处置不服，说白起生病是装的，说白起一定会投奔别的国家，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秦昭襄王在范雎的劝谏下，赐白起死。
白起在把宝剑架到脖子上时，说了一段检视良心的话，他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死前的白起，好歹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番检视。
而范雎呢？他具有几乎所有战国时期的人，都不具有的战略视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使得秦国征讨杀伐，屡打胜仗，日益强大。可以说，他是秦国荡平战国天下、一统六国的奠基者。可范雎的人性、良知，与他的大视野、大胸怀是分裂的，岁月磨不平他对恩怨的介怀，大局解不开他对功利的追逐，就因为苏代对未来预测的假设，说他的地位将在白起之下，便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到了阻挠白起的建功上，进而用到了将白起置死上。
范雎，是人格分裂呢？还是目光的一时短路？
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
古谚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吕不韦，河南濮阳人，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在赵国国都邯郸做生意，结识秦国派驻赵国做人质的嬴异人。嬴异人是秦昭襄王后宫二十多个孙子中，夏姬所生的，地位卑微，正是在白起率军对赵国进行攻击时，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秦国供给嬴异人的费用很少，没有金钱支撑他在赵国的交往，因而赵国的达官显贵，几乎没有人跟他交往。吕不韦结识他时，他穷困潦倒。
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就是从嬴异人开始。
结识嬴异人后，他向父亲请教了三个问题：
问：种地有几倍的利润？
答：十倍。
问：贩卖珠宝玉佩呢？
答：那很高，起码一百倍。
问：如果扶持一个人做国家的君主呢？
父親倒吸了一口凉气，答：千万倍，甚至难以估计。
吕不韦的父亲肯定也是个商人，很懂经营行情，但对经营一个人做国君这样的大买卖，实在是不敢想，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吕不韦则从向父亲的讨教中，坚定了信心。
他经营嬴异人的第一步，是让他成为太子的太子。
这一步经营得很遥远，吕不韦算是看清了。
公元前267年，秦昭襄王的太子嬴悼死了。两年后立第二个儿子安国君嬴柱为太子。安国君的正室是华阳夫人，她深受宠爱，却没有为安国君生出儿子来，所以安国君没有立太子，只能到时在后宫的二十多个儿子中，选定一个作为太子。嬴异人就是他这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因为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所以他的地位很低，被派往赵国做人质。
让嬴异人成为安国君的太子，吕不韦瞄向了华阳夫人。
当然，选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是有讲究的。华阳夫人有权把别人的儿子要过来做儿子，但后宫地位高的，要她的儿子，必有一争，你没有儿子，正好我的儿子可以补上太子的位置，我干吗要给你呢！地位低的，不敢争，争也没用，还巴不得把儿子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嬴异人正是地位低的人选，他的母亲夏姬，巴不得把儿子送给华阳夫人做儿子。
华阳夫人芈姓，楚国王室的公主，宣太后芈八子之弟芈戎的族女。芈八子就在秦国王室上演过几乎不可能而成为可能的精彩故事，且在秦昭襄王时期，利用打造的芈姓外戚势力，主政秦国数十年，使得秦国在战国七雄中，不断崛起，越战越强。历史演变到华阳夫人后，楚国王室的芈姓族人又在秦国上演了一出精彩故事。
吕不韦先是拿出大把的金钱，为嬴异人装点门面，出门坐豪车，请客很奢华，出手很大方，赵国的达官显贵纷纷登门拜见，嬴异人的名声很快在赵国传开了，而且传到了其他国家，把他传成了一个贤人。
接着吕不韦带着大把的金钱珠宝到咸阳，贿赂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很识相，他怀里虽然揣着大把金钱珠宝，如直接去贿赂华阳夫人，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她可不缺金钱珠宝，她缺的只是儿子。华阳夫人的姐姐就不同了，她虽然也不缺金钱珠宝，但再多也是不嫌多的。再说姐姐进妹妹的后宫大门，是想进就能进的。
吕不韦用金钱珠宝把华阳夫人姐姐的环节打通后，吕不韦要说的话，便通过华阳夫人姐姐的嘴出来了：靠自己的美貌得到宠爱，一旦美貌衰退，宠爱也就消失；夫人得到的宠爱已到极致，但可惜没有儿子，如果不从庶子中培养一位贤才，确定为嫡子，万一有那么一天，色衰爱弛，再去说就来不及了；庶子群中，嬴异人最有才干，他自知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嫡子根本没有他的份儿；夫人如果特别垂爱他，使他本没有国家而忽然有了国家，夫人本没有儿子而忽然有了儿子，则夫人的宠爱，将在秦国永存。
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吕不韦打发嬴异人与她见了一面。嬴异人是穿着楚人的服装去的，给了楚国王室出来的华阳夫人第一眼好感，华阳夫人高兴地说：我是楚国人，你当然是我儿子。嬴异人再遵照吕不韦的叮嘱，说了一通如何日夜思念华阳夫人的话，说得虽极其肉麻和言不由衷，但华阳夫人爱听。于是，华阳夫人流着泪对安国君说：我不幸未能为您生一个儿子，愿收嬴异人做我的儿子，有了儿子，我就可以托付终身了。安国君也听到不少对嬴异人的赞誉，华阳夫人一哭，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当场剖开玉石，交给她作为信符。安国君还赏赐给嬴异人很多金银财宝，聘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还将嬴异人更名为嬴子楚。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一步，大获成功，使得嬴异人这个在二十多位王孙中地位卑微的庶王孙，陡地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的太子，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二步，是叫嬴异人最喜欢的女人，怀上自己的孩子。
嬴异人立为太子后，非常感激吕不韦，许诺接替秦王后，“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可是秦国的半壁江山啊！什么商人、做什么买卖能赚取一国的半壁江山呢！在巨大无比的利益许诺面前，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进入了更深层次的谋划。
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时，娶了个邯郸美女，叫赵姬。吕不韦成了嬴异人的老师后，经常召嬴异人到府上喝酒。坊间的传说是，开始嬴异人到吕不韦府上喝酒，吕不韦不让赵姬露面，待赵姬怀孕了，才招呼赵姬出来斟酒。也许是赵姬实在是太漂亮了，也许是嬴异人本就是个淫色之辈，还也许是酒喝得半醉起了作用，嬴异人一见赵姬，顿时色眼放光，神魂颠倒，当即提出叫吕不韦赠给他。吕不韦则假装生气，教导嬴异人不能夺老师之爱。他二人一个真要，一个假不给地闹腾一番后，吕不韦最终把赵姬赠给了嬴异人。
公元前258年，赵国国都邯郸被秦军包围。嬴异人成为秦国太子的太子后，也就成了赵国与秦国谈判的重要筹码，不肯放他回国了。这可急坏了吕不韦，他经营秦国的步骤，如果不能把嬴异人营救出去，他的经营前功尽弃不说，后面的经营也就画上句号了。于是，他散尽家财，贿赂邯郸的守城将士。他说的是：自己不是赵国人，全家来到邯郸做生意，却遇到秦、赵这么持久的战事，只好打道回府，生意不做了，钱也不要了。
吕不韦说得合情合理，守城官兵收了吕不韦的钱，放他一家出城，家人中包括打扮成随从的嬴异人。出得城去，吕不韦领着“一家人”直奔秦军营垒，向秦军将领王龁说清情况后，乘着豪华马车，在军队的护送下，来到了秦国国都咸阳，赵姬暂住邯郸娘家，之后才来到咸阳。
一年后，赵姬生一子，叫嬴政，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
公元前251年，秦国执政近半个世纪的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嬴柱继位，称秦孝文王。
刚刚接替秦王的嬴柱，会见完宾客，处理了一些事务，回到寝宫便一睡不醒，死了。
嬴异人顺理成章地接替君位，称秦庄襄王。拜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
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持秦国国事。
吕不韦怎么也料想不到，秦国的君位更替得这么快，且很快更替到他与赵姬所生的儿子头上。
这似乎是唯有上天，才能帮助吕不韦做到的事！
其實，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二步，走得极具冒险性！他把赵姬的肚子搞大以后，献给嬴异人，他怎会知道赵姬肚里怀的是个男婴呢？若生下来是个女娃呢？他充其量只能在嬴异人作为秦王时，戴一顶丞相的帽子，之后对秦国的经营也就画上句号了。
但不得不说，即便如此，吕不韦作为商人，也是谋得了天大的利益！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三步，是在丞相的位置上，让秦国这架机器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
吕不韦作丞相十三年，特别是秦王政年少不主政的十年间，秦国的国家机器完全由他掌控，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的大政方针，虽以秦王政的名义颁布，但都无一例外出自他的意志和操控。他延续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架，不断发起对六国的攻伐，进一步削弱了六国抗衡秦国的实力；他亲自率军消灭了东周，使得这个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把“天子共主”的符号彻底抹去了；他延续商鞅的法治方略，同时大量招纳天下儒士，逐步把儒家的治国理念，提升到秦国的内政治理层面，极大地扩展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在经济上，吕不韦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他说：“凡民自七尺以上者属诸三官，农攻栗，工攻器，贾攻货。”他本身是商人，对工商业情有独钟，因而在丞相的位置上推行力度很大，秦国的工商业“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他大力推行工商政策的结果，为秦国最终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
可以说，这是吕不韦经营秦国最得意、最风光的一步。在这一步，他对权力的掌控和享受，达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四步，是第三步的延续，其着落点，在于提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治国纲领。
中国人崇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留名”，当然是留好名声。而“留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论，编成著作传世。可以说，吕不韦经商从河南濮阳走出来，至此什么人生目标都实现了，且他实现人生目标的高度，是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生的更高追求，就只剩下“留名”了。
必须承认，吕不韦在他经营秦国的前三步中，高度重视了自身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已经具备编写重大理论著述的目光和能力。
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召集天下名士，编纂了《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门下的食客数千人之多，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让这些人对“布咸阳市门”的《吕氏春秋》挑毛病，无疑能将其修改得完美无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下名士共同编纂的《吕氏春秋》，是先秦著作中结构体系最完备的著作，也是收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丰富的著作，还是文字最考究、引经据典最准确的著作，是当时天下学者名流学识、智慧的结晶。作为主编的吕不韦，居功至伟。
《吕氏春秋》是中华民族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是集儒、墨、道、法、兵、卦等诸子百家先进思想文化、天文、农业、科技于一体的知识宝库。
该书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九野及二十八星宿的名称，这可是天文学上的伟大创举。我们的祖先没有在记载星宿的名称上止步，而是把每月太阳、月亮所在的位置、星星所在的位置，和与之相应的节气、物候特征等对应起来，以此告诉人们，太阳、月亮、星星在什么位置，便处于什么节气，该耕种或收获什么作物。炎黄祖先把彗星、天棓星、天竹星、天英星、有斗星、有宾星等九种星列为妖星，认为这些妖星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位置出现时，人世间就会出现种种怪异，如牛马开口说话，猪狗相互交配，马长犄角等。该书警告君主，出现这样的怪异时，君主要检讨自己，爱民恤民，积德行善，只有这样，灾祸的惩罚才可避免。 该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我国音乐旋律的起源，特别是乐律的六律、六吕，以及计算的三分损益法，为炎黄子孙研究古代音乐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种植农作物的实践经验，并对耕种和供养做出了明确规定。即每个农夫种地产粮要供养九人，但种下等田的，供養五个人，饲养的家畜包括在一个农夫的劳动之内，折合计算。该书就如何使用土地的问题，包括土质改造、灌溉、除草、耕作等十个方面的具体细节，提出了明确要求。该书还对稻、黍、麻、豆、麦等主要农作物，什么季节种，怎么种，怎么施肥浇水，怎么除草杀虫等，讲得十分详尽。包括庄稼种好了，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吃了对人体有什么好处等等，都详尽作了介绍。
当然，治国理政的方略，是《吕氏春秋》的主旋律，民本思想是该书高举的旗帜，认为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在坚持民本思想的同时，《吕氏春秋》还倡导以德治国，其“劝学”篇鼓励人们加强学习，认识圣贤是“疾学”而成的，那些品德低下的人，是因为“生于不学”。至于儒家倡导的诚信和孝道，《吕氏春秋》更是不惜笔墨。它把诚信作为天道运行规律看待，认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认定讲诚信，就能与天意相通。该书把孝道作为治国之本，把孝说成“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纪”，视孝为“民之本教”，执守孝道，能使“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认为一个人的罪过，“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总之，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墨家的兼爱、节用、尚法等理论，在《吕氏春秋》的治国方略中交相辉映。
《吕氏春秋》中的民本思想、治国理念，不仅在秦国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缔造中得到遵循，而且在此后的历朝历代的治国理政中多有遵循。这更说明，因为《吕氏春秋》是中华民族先秦时期的经典，吕不韦也因此扬名万世。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第四步走完后，快要走到他人生的终点了。
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人、任何事无一例外要受到历史规律的衡量和检测，而衡量和检测的标准，无一例外要回到人的品德上去。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就明确提出：人民的言行举止，可以上感天，下动地，决定君主的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那么道是什么呢？道就是天。天是什么呢？天就是治国理政、教化天下的儒学。“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吕不韦经营秦国的轨迹，恰恰应验了道德的报应。
秦庄襄王嬴异人去世后，赵姬年纪轻轻地成了太后。按照王室的规矩，再年轻的太后，既不能嫁人了，也不能再与其他男人上床了。这一规矩本身就是道德的要求。但赵姬做不到，断不了与吕不韦厮混，这似乎可以理解。毕竟她曾与吕不韦是夫妻，老感情难以割舍。还因为秦王政是个孩子，尚未掌控政权，也不懂男女之间的性爱，对他也还好隐瞒。但随着秦王政一天天长大，吕不韦害怕了，估计赵姬也不会不怕。于是，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男人，拔掉胡须，装成宦官，送到了赵姬的太后宫，自己则从太后宫拔出腿来。假若事情由吕不韦所谋划的那样，嫪毐在太后宫让赵姬的性生活得到满足，不惹出什么事端来，这事就算摆平了，皆大欢喜。
可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吕不韦的谋划。
嫪毐在太后宫，与赵姬一连生了两个儿子，这已经是大出其格了！更出格的是，嫪毐谋划待秦王政百年之后，让他的儿子接替秦王之位。为此，嫪毐自称“假父”，到处笼络培植党羽，他门下养的食客，竟然也达千人以上。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前举行加冠之礼时，嫪毐打算先下手为强，盗取了秦王的玉玺，调动了数千县卒、宫卫士卒，发起对蕲年宫的进攻，企图杀死秦王政，直接抢班夺权。
嫪毐的这一阴谋，早就有人报告了秦王政，因而当嫪毐向蕲年宫进攻的命令一下，秦王政平乱的军队就出现了。秦王政还亲自下令：参加此次平乱的军士，凡立下战功的均拜爵厚赏，即使是宦官，只要参战的也拜爵一级。结果是，嫪毐叛军很快被击溃，只剩嫪毐带几十个死党仓皇逃窜。秦王政一纸诏令，通告全国，生擒、杀死嫪毐者，重赏！不出数日，嫪毐及其死党全数被剿，嫪毐遭车裂，其三族被诛，连同他与赵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一并诛杀。
吕不韦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了，相位被免，贬谪到河南。一年后，秦王政给吕不韦写信，谴责他的同时，令他离开河南，前往蜀中。
贬到河南，又贬到蜀中，不用多想，下一步就不是贬了，而是诛。聪明的吕不韦选择了饮毒酒自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吕不韦对秦国的经营，应验了这句中国人的古谚。所不同的是，他的手笔大，谋算深，步骤远，因而他能从经营起步，进而由商人变为政治家，在政治家掌权的最高平台上，继续经营国计民生的大利益，为自己谋求物质利益之外的更高利益，即千古留名的大利！
吕不韦的经商之道告诉我们：商人必须懂政治，巨商必须是政治家！
李斯的强秦之谏
李斯，河南上蔡人，当时属楚国。年轻时，李斯做一名小吏。司马迁写道：李斯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矣！’”司马迁所写的是李斯对两只老鼠的观察，一只蜗居于茅厕，吃的是肮脏恶臭的粪便，还时刻心惊胆战，害怕被上茅厕的人和犬发现。另一只则居住在粮仓之中，安逸舒适，天天饱食，还无人打扰。李斯认为，所谓贤智之人与不肖之人，就和老鼠一样，就看你所处在什么地方了。可见李斯为小吏时，其思考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就有过人之处。
李斯不甘于做一名小吏打发一生，于是投奔到荀卿门下，学帝王之术。 荀卿是齐国稷下学宫中脱颖而出的大儒，他一改孔孟之道空谈政治理想的弊端，从时局出发，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如何治国理政、平定天下的帝王之术，成了荀卿研究和教授的主要课题。
学成之后，李斯打算赴秦谋求发展。荀卿先前也去过秦国，他的主张秦国并不采纳，因而他問李斯，为什么要去秦国？李斯答：“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李斯说的是，游说之士很受秦国重视，这正是说客发挥作用的好机会。如果地位低下而不去争取，就像抓住了鹿却白白盯着它的肉一样，又有什么用呢！
说白了，李斯看清了秦国吞并天下的大势，他想去为自己出人头地争取机会。
李斯到达咸阳后，投奔在吕不韦的门下，因为才华与众不同，很受吕不韦欣赏，任他为侍卫郎官。侍卫郎官便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李斯建议秦王政抓住六国衰弱的机会，抓紧对六国攻伐掠取，直打得六国再也无力合纵了，秦国才能吞并天下称帝。
李思这番话，秦王政中听，一张嘴给他戴了顶长史的官帽。
李斯于是进一步给秦王政出主意，建议秦王政暗地里派出谋士，实际是间谍，带上大把的黄金珠宝，到各国去游说。凡是能用金钱珠宝贿赂的重要权臣，就用金钱珠宝将其拿下；不接受贿赂的，随后派刺客去暗杀；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旦把混乱制造出来了，接着便派精锐之师前去攻打。
李斯给秦王政出的这些招数，都是见不得光的阴招！秦王政采纳之后，大获成功。李斯于是又得到提升，拜为客卿，专门负责研究秦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策略。
当秦国按照李斯的谋划，大踏步实施一统天下的具体行动时，有一个韩国人来到秦国，延缓并阻止了秦国的步伐。
这个人叫郑国，著名的水利科学家。
郑国是韩国派来的。
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步骤是，首先拿韩国开刀，彻底打通横扫魏、赵两国的通道。韩国在一片惊恐气氛之中，想出一招，派水利科学家郑国，以术士身份入秦，以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事业为由，损耗秦国的财力，使得秦国无力东征。
郑国在当时名誉天下，一到秦国，便受到秦王政接见。郑国则直入主题，建议秦王政引泾水与渭水汇合，再往东修渠注北洛水，灌溉关中平原。泾水起源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县，流经宁夏、甘肃、陕西三省区，与在今陕西高陵县陈家滩的渭河相汇，然后往东修渠注北洛，是一项巨大无比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这项工程完工后，关中平原便是陕西的江南了。
秦王政欣然采纳郑国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主持修渠的指挥官。
但全长三百余里的引水工程，将耗费秦国的巨大财力！
郑国是肩负韩国“疲秦”使命到秦国来搞“破坏”的。但水利科学家的良知，使得他又不能不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两难选择面前，郑国做了两面选择，一面选择损耗秦国的财力，一面选择把工程修好。
秦国派往韩国的间谍，迅速打探到这是韩国的阴谋。秦王政大怒之余，下了逐客令，即在秦国谋得官职的外国人，一律驱逐出秦国。
李斯来自楚国，虽贵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
于是，李斯向秦王政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写道：“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真不愧为思想大家、文字大师，短短文字，把秦国春秋时的穆公、战国时的孝公、惠王、昭王四代明君，招揽天下智者、贤士，参与治国理政、攻伐掠取，从而使得秦国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历史情况，写得清清楚楚，给秦王政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秦国发展壮大历史课。
李斯接着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李斯写的是，秦王政身上佩戴的珠宝，把玩的夜明珠，随身佩的宝剑，出门乘的宝马等，无一例外，都不产自秦国，而产自其他国家，不是很受用吗？接着写道，如果他国的东西都弃之不用，全都用秦国产的，那么美丽的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精巧的犀牛角、象牙制品只能丢弃，后宫中郑、魏的美女都得赶走，马棚就不能养駃騠宝马，江南的金锡就不能做秦国的器物，西蜀的丹青就得退还，艳丽的赵国女子就不能立在君王之侧，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玑的耳饰，王妃都应该丢掉。果真如此的话，秦国人心情会舒畅、生活会舒适吗？
再讲了上述一番很现实的道理后，李斯收笔，做出上书的结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政读了李斯的上书后，心胸大畅，深受启发，他当机立断，取消逐客令，并派人把走在半路的李斯接回来，从此更加注重招揽天下贤才，重用列国客卿。一时间，战国天下大批各怀绝技、饱读诗书、擅长谋略的人才，又一次纷纷前往秦国，汇聚在秦王政的旗帜之下。
李斯则凭这篇《谏逐客书》，受到秦王政重用，提升为主管秦国刑法律令的廷尉。在这个平台上，李斯为秦帝国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架、运转，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李斯也得两说，他虽然主管秦国的刑罚律令，可对正宗的法学巨子韩非，不是崇敬拜学，而是直接陷杀。 公元前233年，秦国再攻赵国，连陷赵国的宜安、平阳、武城，把与赵国接壤的韩国吓坏了。韩国马上割地，献上国王的印信，请求降格为秦国的附庸国，并派韩非到秦国拜谒。
韩非是韩国的王子，战国天下的法学巨子，著有《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难》等传世佳作。眼看着韩国的日益衰弱，韩非忧心如焚，多次向韩王提出兴国强兵建议，都不被采纳。韩非在给韩王的上书中，劝谏其拒绝“五蠹”，即舞文弄墨的文人、翻云覆雨的政客、仗义疏财的游侠、欺上压下的左右亲信、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奸商，把心思用在招贤任能上来，用在培养人才上来。
秦王政非常欣赏韩非的贤能，读到《孤愤》《五蠹》之后，说：“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因而听说韩非使秦，打算立即召见。
但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
韩非到达咸阳后，欣赏韩非的秦王政没有召见他，他也没有请求秦王政召见，而是给秦王政写了一份“卖国上书”。
“卖国上书”写的是，韩非向秦国贡献破坏合纵联盟的具体方案。据说韩非信誓旦旦写道：秦国用此方案，如不能教赵国投降、韩国灭亡、楚国和魏国屈服、齐国和燕国归顺，秦国的霸王之名不能建立，天下国君不来秦朝觐，就把我韩非杀了，用以作为对秦王不忠诚的警戒。
韓非口吃，是写得比说得好。但他可是名誉战国天下的法学巨匠，在他的著作中，深怀忧国忧民情怀，对韩国不用贤才，而用“五蠹”这些败类，深感焦虑，怎么会一到咸阳，便抛弃自己的学术主张、政治主张，拜倒在秦王政的脚下投降呢！
疑点是，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包括《战国策》，都没有韩非“卖国上书”的原文！
倒是司马迁、司马光都写道，李斯出面了，他对秦王政说：韩非是韩国的王子，他不可能忘情韩国而为秦国效力。但如果放他回韩国，凭他的才能，就一定是秦国的后患，不如用法律除掉他。秦王政同意，逮捕韩非。李斯则派人送去毒药，令韩非自杀。
但秦王政很快后悔了，急忙派人去赦免韩非，晚了一步，韩非喝了李斯送去的毒药，已经死了。
李斯陷害韩非的动作，如此之快，如此之麻利，令人生疑！
不知历史如何定论，难道这也是李斯的强秦之策？
王翦灿烂的生命之花开在田园
白起之后，王翦是战国天下第一将。
秦国兼并天下，横扫八方的过程中，王氏、蒙氏两个家族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王氏王翦、王贲父子，蒙氏蒙骜、蒙恬、蒙武祖孙三代，个个居功至伟，威名远扬。司马迁如此评价：“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与秦国抗衡的六个强国，除韩国外，其余五国都是在王氏父子的帅旗下相继攻灭的。
公元前228年，王翦挂帅，发起对赵国的最后进攻。赵王迁兵败投降，他的哥哥赵嘉逃向北方，在代郡集结十余万残军，并打出重新创立合纵联盟的旗号，共同抗秦。只是天下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响应。
历史走到公元前225年，在与秦国的对垒面前，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是楚国，一个是齐国。楚国是因为在秦国征伐中原的赵、魏、韩、燕时无暇顾及南方而得以休养生息，元气有所恢复。齐国则因为长期与秦国结盟，秦国出于战略考虑，需要用结盟暂时稳住齐国而避免战争的消耗。相比较而言，楚国是秦国一统天下最难啃的一块儿硬骨，它地域广，人口多，土地丰腴，战争动员能力强。加之少数民族众多，山林水泽的作战能力很强。因此，秦国对楚国作战的胜算，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困难和挑战很多。
派谁为帅去攻打楚国，秦王政颇费了一番心思。王翦智勇兼备，身经百战，无疑是最佳人选。但他已经是功高震主了，再叫他立下灭楚大功，将来恐怕难以掌控。于是，秦王政在放弃王翦的同时，想到了年轻将领李信。李信也是在战争中迅速出人头地的一个优秀将领，他刚刚在襄平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战国天下的资望飙升。因此，秦王政决定派李信为帅，去攻打楚国。
但在公布这一决定之前，秦王政分别召见王翦、李信，听他俩的看法，实际是对他俩进行比较。
秦王政问王翦：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攻灭楚国？
王翦答：六十万。
秦王政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攻灭楚国？
李信答：二十万。
秦王政观察发现，王翦的回答毫不犹豫，李信的回答信心十足。于是，选择李信统兵，攻打楚国。
王翦则告老还乡，回到老家频阳，过着田园生活。卸掉朝廷命官的包袱，过着早上听着小鸟叫醒起床，洒扫庭除，扛着锄头下地，傍晚赶着太阳下山回家的农民日子，是那样的轻松、惬意。除了白天、傍晚对自己有所召唤，甚至有所约束外，身心抖落得轻轻松松，只要抬眼望去，在风中摇曳的小草、鲜花便收入眼帘。从硝烟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王翦，从来没有想过，在乡野田园，人的生命之花，竟然像小草、鲜花那样如此灿烂。
率军进入楚国的李信，采取惯常的分割包围战法，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攻克了楚国设在原陈国的都城，而后采取阶梯式推进的方式，一波一波向楚国纵深进攻。楚军则针对李信的进攻方式，分别隐藏在河网、丘陵之中，悄然尾随秦军，三天三夜后，抓住战机，突然向秦军发起猛攻，一举将秦军全线击溃，七名都尉被杀，李信狼狈逃回秦国。
秦王政则在李信败逃回来的同时，驱车来到了王翦的老家频阳。见面没有客套，单刀直入，请王翦出山，昭示万万不可推辞。
王翦也不说不出山，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脑子也不好使，手脚也不灵便了。继而又说，没有六十万大军，是不能攻灭楚国的。
秦王政满口答应，并说，等战事结束后，搬过来和王翦住在一起。
王翦挂帅出征，秦王政亲临霸上，为王翦践行。喝完酒，祭拜完天地祖宗，王翦并不翻身上马，而是缠着秦王政要田宅。他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顾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秦王政听了，哈哈大笑，满口答应。
王翦这才上得马去，率军进发。
司马迁载：“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意思是，王翦率军出了函谷关，还一连派出五拨使节，给秦王政写信，提出要这要那。
跟随王翦的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意思是：您从秦王那里要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怎么没完没了呢？
王翦这才说出实情。秦王政把六十万大军交给他王翦，几乎把秦国的主力全交给了他。而王翦又是当时天下首屈一指的名将，由此，他手握六十万大军，东出可以平天下，西进则可以灭秦国。秦王政心里不放心，曾说等战事结束后，搬过来和王翦住在一起，是笼络王翦而说的。这更说明秦王政对王翦统六十万秦军不放心。而出征前找秦王政要田宅，走在路上反复给秦王政写信，要这要那，便可消除秦王政的疑虑。事情明摆着，王翦表现得越贪，秦王政越放心，因为王翦要什么，秦王政都给得起，也舍得给，唯独秦国的江山，秦王政屁股下的龙椅，是万万不能给的！
王翦要来的封赏，没有往家搬，而是分给了跟随他出征的将领。
公元前232年，王翦统领的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到了楚国，他没有下令军队马上进攻，而是严令军队高筑营垒，护好粮草和粮道。秦军守垒不出，楚军则挑战、谩骂不止。司马迁道：“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因为长时间坚守营垒不出，楚军误认为秦军主力已经转移，急忙向東撤离。王翦抓住这一战机，率军出击，打了一连串的歼灭战。“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
从春秋走到战国的楚国，在王翦手里消亡了。
王翦是攻打杀伐的名将，却懂得政治上的进退取舍。尤其是他告老还乡的那段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但家乡泥土的芬芳，小鸟的鸣叫，百花的怒放，使得他深深领悟了一个道理：灿烂的生命之花，其实是开在田园的！
把九鼎搬到咸阳
《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说的是，夏禹在建立夏朝之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九鼎，象征九州。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扬州、梁州、荆州（史上也有称青州、梁州不在九州之列，而说幽州、营州的）。
九鼎是象征国家权力或天子权力的传国之宝，商代以此显示身份和贵贱，通常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天子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用九鼎大礼。
历史走到东周时，强大的诸侯国便对九鼎有欲望了。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搞完军事演习后，就打听过九鼎的事。走到战国后，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各国特别是强国对九鼎的欲望开始膨胀。但囿于传统观念的约束，哪个国家露出要九鼎的心思，便会遭到天下各国的一致讨伐，因而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一直存放在周王室的宫殿之中。
周王室虽然守着九鼎，但几乎没有任何号召力了。依附在周王室身边的各大宗族，名义上世代享有周天子授予的爵位，实际远比不上各国贵族的富有，甚至连商人都比不了。至周赧王时，周王室只有三十多个城池，人口不足三万户，且分东西二周分而治之，东周公管一半，西周公管一半，周赧王被彻底架空了。
此时的战国天下，除秦国外，其余各国都彻底泯灭了获得九鼎的欲望。雄心勃勃的秦昭襄王，则对获得九鼎的欲望空前高涨。但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等待时机。
公元前249年，机会来了。
在此之前，魏国的信陵君召集燕、赵、韩、楚联军，打败过秦军对魏国的进攻。这极大地激发了楚国春申君的斗志，他决定联合六国，再来一次合纵攻秦，彻底把秦国打垮。叫谁来牵头呢？春申君想起了周赧王，于是派出使节，对周赧王打气，说他是天下共主，只要他振臂一呼，天下各国莫不响应。
几乎已经被天下遗忘的周赧王，万万没想到竟然有人把他当天下“共主”看，激动万分，当即表示站出来扛旗，而且做东西二周公的工作，凑六千兵马，随联军参战。
这六千兵马如何保障、供给？周赧王拿不出钱来，但他盘算的是，六国参战，甭说兵马倾巢而出，就是出一半，秦国也必败无疑。打败了秦国，分赃还债富富有余。于是他向各宗族借钱，还向东西周二公立下字据，晓以重利。
有钱了，六千人马也凑齐了，只等六国联军出兵了。此时的周赧王，已经找到东周先祖“天下共主”的感觉了。可他没有看清，此时的天下已今非昔比了。秦国虽然战败，但底气犹存，天下各国莫之能比。赵国、魏国元气大伤，齐国正与秦国称兄道弟，韩国正忙于面对秦军进攻而自保。这些国家叫得很响，动作很慢，只是表示一下，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剩下赵、燕二国，一看这架势，也都把头缩回去了。最终加上周赧王的六千兵马，总共凑了不到五万人马。当秦国十万大军往函谷关一摆开，春申君第一个逃走了，燕国的军队跟着开溜，最后周赧王的六千人马，也作鸟兽散去。
周赧王灰头土脸一回去，便被各宗族的大老包围了，他们手里拿着契约，找他要账，吓得周赧王躲在宫里不敢出来。人们把宫殿围起来，敲门砸墙，喊声骂声一浪比一浪高，又吓得周赧王爬上后宫的一个高台，由此写就了“债台高筑”的成语。
更令周赧王忧心的是，秦军已经攻克韩国的阳城，正旌旗猎猎向周王朝开来了。已经没有任何路可走了，只好率三十六城池的三万户居民，集体向秦国投降。
当周赧王双腿跪地，向秦昭襄王磕头谢罪时，这个立国近九百年的王朝，便从中国史册上抹去了。
秦昭襄王需要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周赧王向他跪地谢罪，但他更需要的是象征天子王权的九鼎。乾坤运转，已经到了由他来掌控九鼎了。于是，秦昭襄王大手一挥：把九鼎搬到咸阳来！
九鼎搬到咸阳以后的历史，便是秦国攻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
公元前230年，韩国在韩王的带领下，率残部向秦国投降，立国一百四十年的韩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5年，秦军截黄河水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垣崩塌，魏王率众投降，立国一百四十五年的魏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3年，秦军生擒楚王芈负刍，立国五百一十九年的楚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生擒燕王姬喜，立国一百一十一年的燕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击赵国的代郡，生擒赵王赵嘉，立国一百零五年的赵国，从此消亡。
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击齐国，齐国军民无一人抵抗，齐王率众投降，立国一百三十八年的齐国，从此消亡。
秦国书写这段历史的，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帝，秦始皇。
“皇”和“帝”二字结合起来，第一次用在了始皇帝嬴政头上。华夏历史上三皇（伏羲天皇、神农地皇、燧人人皇）、五帝（黄帝姬轩辕、姬颛顼、帝喾姬夋、唐尧伊祁放勋、虞舜姚重华）的全部光辉，聚焦到了秦始皇大帝一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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