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年关，大冯（业内对冯骥才先生的尊称）总是风尘仆仆，不仅要像平日一样忙他的事业，还要为年而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文化名人中最重视年、最会过年的。2014年1月，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从天津追到北京，参加完他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新书发布会，又从北京追回天津，最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完成了这次采访。
　　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
　　环球人物杂志：每种文化都有代表符号，过年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什么？
　　冯骥才：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人们给神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而是希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生活。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本身。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站在旧年终点，面对未知生活，人人都怀着愿望：企盼福气与驱走灾祸。于是，千百年来，有一句话，把这种“年文化心理”表现得简炼又明确，便是：驱邪降福。
　　环球人物杂志：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年实际上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
　　冯骥才：对。过年时，生活与理想混合在一起，无论衣着住行、言语行为，无不充溢着特殊的内容、意味和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年画、压岁钱等专有事物，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春节也非比寻常。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一切好吃好穿好玩以及好的想法，都要放在过年上。平日竭力勤俭，岁时极尽所能。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现在人情淡了，但像全家一起吃年夜饭、给长辈拜年等，还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坚守的形式，这些又代表了人们什么样的期望？
　　冯骥才：这些过年的形式就是年俗，种种人间亲情都深切地寄托在年俗之中。合家团聚、走亲访友是年俗的主题。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的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和谐。其中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手足牵连之情、邻里互助之情、朋友相援之情，以及对故土家乡依恋的情感。大年夜的合家团聚，正月最初几天亲友们的相互走动、登门拜年，等等，无不是加强与维系这种人间情谊的形式。人情味正是中国人最深的年味。
　　春运是年味的新载体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过年远没有以前有意思，您觉得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冯骥才：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
　　一是与年味相关的民间崇拜消失了。以往在民以食为天的背景下，民间诸神中当以灶王祭祀最广，沿用的寿命也最久。但是随着农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对灶王的信仰连同祭灶的糖瓜，从年文化中都匿迹而去。应该说，民间崇拜与民间信仰在当今年的仪式中已接近消失，这一部分年意与年味也就失去。
　　二是传统的年，往往把吃穿的水准提高到极致，而当今中国人不愁吃穿，平日酒杯抓在手里，名牌挂在屁股上，到了过年就很难再营造出享受的高峰。年的意蕴与劲头随之滑落，年意又出现一大片空白。
　　三是伴随着通讯的便利，很多人把往日的走亲访友，改换成例行公事般拨一拨电话号码。即使相隔三五条街，也抓起话筒说几句空洞的拜年话了事。门前冷落，年味自然就淡了。
　　四是年的符号日见寥落。在都市里，窗花、年画与现代家居格格不入；公寓防盗门的门框上也无法贴春联。年的情感与年的意愿放在哪里？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保护年文化。在年文化的复兴中，最难的是什么？
　　冯骥才：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文化失落。不过，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或者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回到家中时，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所以，年在人们心里其实并没有淡化，真正缺少的是年的载体。
　　不过，新的载体也在出现，最近30年，春运就是在过年前后最独特的现象。此外还有春节晚会、短信拜年等。复兴不是复旧，而是要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
　　环球人物杂志：在很多年轻人心中，传统年的意义确实弱了，他们更热衷于过一些“洋节”。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紧的是不能把传统扔得太快。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是根本性的。这不仅是对年文化的冲击，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以流行文化为主体和先锋，它在西方世界已经被打造得非常成熟练达，在商品社会光芒四射。它一来，就猛烈地冲击着我们固有的文化，并成了相当一些人失去文化自信心与光荣感的根由。如果我们还不清醒，不自觉并有力地保护传统及其载体，我们传统的精神情感便会无所凭借，落入空茫。
　　现在我们在春节时感到的失落感，将来一定会出现在各个方面。也许到那时人们在物质上很富有，但一定会在精神上感到贫乏，而这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乏都是我们留下的。
　　最怀念的是守岁和戴花脸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常常会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吗？
　　冯骥才：小时候过年是非常欢快、喜庆的。吃穿玩乐花样多，所以我们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来得迫切。除夕夜是要守岁的，祭祖拜天地，全家吃长长的年夜饭，而且午夜时那一场声响震天的爆竹，总是让人斗志昂扬。最后一个烟花——金寿星顶上的药捻儿，一定是由我去点燃。火光闪烁中父母的笑脸现在还清晰记得。放完鞭炮，我往往就支撑不住了。大人们还要聊天、打牌、吃零食，过一阵子给供桌换一束香，我就在旁边不停打瞌睡。
　　环球人物杂志：最怀念过年中的哪件事？
　　冯骥才：最怀念的事情，除了刚才谈的守岁，还有戴花脸。那是一种用纸浆轧制成的面具，用掺胶的彩粉画上戏里那些有名有姓、威风十足的大花脸。后边拴根橡皮条，往头上一套，自己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这花脸是依脸型做的，眼睛处挖两个孔，可以从里边往外看。但鼻子和嘴的地方不通气，戴上很闷，还有股臭胶和纸浆的味道，说出话来，声音变得又低又粗，却有大将威武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环球人物杂志：那现在呢，您的年都是怎么过的？
　　冯骥才：我曾写过一篇《春节八事》：大体就是年前到郊区赶赶年集，大多去天津城西的杨柳青、独流、静海一带，感受年的氛围——要说年味浓，还得到乡间；乡间感受完了，再去市里天后宫娘娘庙，它一直是天津城里人过年的中心；家中的装点也必不可少，过年必挂两幅画，一是古版杨柳青年画，二是民国时期画家王梦白的花卉作品，既有年的情致也有文人追求。
　　到除夕夜了，在祖先像前摆放供桌，燃烛焚香。然后便是吃年夜饭，燃放鞭炮。初一至初四是我一年中难得的私人时间，关掉手机闭门谢客，写写画画。初五，邀请好友品茗聊天，畅谈新年打算。每年初六为读者公开签名。至此，这个年大体就算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