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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其刑事证据法则的严密性和逻辑性为台湾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犯罪事实，比如罪刑等事实其适用的证据法则为严格证明，必须保障证据本身具有证据能力，并经基本审理法则之调查和法定证据方法之审核才能认定该事实，也从源头上排除了违法证据，保证案件的准确定罪量刑；而审理中的其他事实，比如程序性的事实则以自由证明法则为重，证明力大概可信即可，当然该事实的认定同样经受证据排除规则的考验。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确保了程序正义，进而保障刑事案件的实体正义。
一、台湾刑事证据排除法则的法源
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没有证据法则出现以前，违法取得证据具有容忍性（不排除），司法实践中看到了不排除的缺陷，于是确立了绝对排除法则，但其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维护，最后在大法官解释下演变为相对排除法则，建立了例外原则，比如紧急收集的证据和善意取得的但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不一定排除。台湾刑事证据法则详细规定在《台湾刑事诉讼法》，主要通过台湾大法官解释384号和最高法院判例来确定的。
（一）大法官解释的确立
大法官解释384号在台湾的立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在该解释中从实质意义上确定了台湾的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白任意性原则（非任意性之自白，排除其证据能力）。释字第384号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并从宪法高度肯定了正当程序法中的证据排除原则。其从解释文中论述的实质正当之法律程序，兼指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之内容，就实体法而言，如须遵守罪刑法定主义；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现行犯外，其逮捕应践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须出于自由意志、犯罪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当事人有与证人对质或诘问证人之权利、审判与检察之分离、审判过程以公开为原则及对裁判不服提供审级救济等为要者。除依法宣告戒严或国家、人民处于紧急危难之状态，容许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种法律之规定，倘与上述各项原则悖离，即应认为有违宪法上实质正当之法律程序。大法官解释384号体现了台湾既有正当法律程序也有法治国的思想，充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程序法中的被告自白须出于自由意志规定了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自白任意性原则，犯罪嫌疑人的自白如果是在受胁迫、控制的，则会被排除，不具证据能力。
（二）最高法院判例的确立
台湾最高法院的判例确定了刑事证据规则的整个建构，保证了案件事实认定的科学性。93（1994年）台上字第664号判例要旨为台湾刑事证据排除建立了例外原则，为兼顾程序正义及发现实体真实，应由法院于个案审理中，就个人基本人权之保障及社会安全之维护，依比例原则及法益权衡原则，予以客观之判断，亦即应就情状予以审酌，以决定应否赋予证据能力。87（1998年）台上4025号判决要旨建立了除刑事诉讼法外其他法律规定的证据排除体系。从抑制违法侦查之观点衡量，容许该通讯监察所得数据并不适当时，当应否定其证据能力。
二、台湾自白法则排除的现状
1999年台湾司法会议，就刑事司法改革部分，通过"刑事证据法则严谨化"提案，决议立法采取"证据排除法则"。嗣后制定刑诉法第158条第2、3款（特别排除规定），第158条第4款（一般排除规定），刑诉法第158条第4款还另定了权衡法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实施刑事诉讼之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而自白法则是证据排除规则中具有最古老的历史，在台湾的证据排除规则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自白之意义及效力
自白依据其字面含义解释为：自己说明自己的意思；自我表白。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经历或思想动态向外界的一个说明，引入刑事诉讼法之中，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我国台湾学者黄朝义对自白下的定义为：自白（confession）是指被告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供述。因此，凡属于被告的供述，不论该供述是起诉前（含侦查阶段）所为或者是起诉后所为，也不论是在法庭上所作的供述还是在法庭外所作的供述，皆属于自白的范畴。简单概述从程序法视角来看自白即是不利于己陈述，在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自白带有自首的意义，自白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本身不利。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效力指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审前程序尤其在侦查讯问程序中所作出的自白（即承认有罪的陈述）完全出于自愿，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自愿性或具有非自愿性被怀疑的自白，不论原因是什么，均不具可采性。一直以来，该规则在保证被告人自白的证据能力，以及保持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张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台湾现行自白法则
台湾的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1款"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欺诈、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确立了台湾自白据证据能力之要件，也即任意性。由于自白具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力，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最直接的环节，因此采纳自白的程序在台湾的证据排除有严格的要求，对其证明能力进行层层限制。
1、自白证明力的层层限制
在台湾的自白法则排除不正自白之证据能力的论据主要由人权保护说和违法排除说，笔者认为从台湾宪法第八条以及通过大法官解释建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看，排除不正自白证据能力应以人权保护说为重，人身自由的位阶用宪法保留，具有法律的至高权威性。因此其证据能力采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保留，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询问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时，违反未告知被告保持缄默，无须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陈述的，未告知被告选任辩护人的则属于法定障碍事由经过期间讯问所得自白，应排除其证据能力。刑诉法第156条第二款确立台湾的补强证据法则，进一步限制自白的证据效力，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之唯一证据，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其对自白证明力的限制，压低自白证明的价值，使办案人员不必过分注重口供，防止刑讯逼供等情形出现。同时大法官释字第582号解释打破自白证明力的证据之王的地位，转变了司法人员的在侦查模式中的只重口供的观念。
2、自白任意性的举证责任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效力确定首先在于自白的任意性，即是否出于不正方法而获得的，应优先调查。被告陈述其自白系出于不正之方法者，应先于其他事证而为调查。该自白如系经检察官提出者，法院应命检察官就自白之出于自由意志，指出证明之方法。刑事诉讼法规定自白的任意性的举证责任也完全落在控方，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符合了不自证己罪的刑法法理。但控方举证自白任意性的责任并不是举证责任的转换，因为在法庭举证环节，控方对此本身具有举证责任，而转换是因为举证一方不具证明责任，在特定条件下把证明责任转嫁到自己一方。此证明责任也在大陆的"两个证据规定"中有所体现。
三、对我国大陆构建自白任意性原则的思考
作为专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的证据能力，以及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大陆国立法对自白的规定十分粗疏，为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应深入研究该规则，借鉴台湾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中自白任意性的经验构建我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构建自白任意性规则体系，除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必须出于自愿才具有证据能力外，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原则支撑、配套的制度和程序建设。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对大陆建立自白任意性规则提出几点意见：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供述。台湾自白法则的限制正是因其有沉默权的支撑，如果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根据一般法律理论，义务是不能放弃的，不履行义务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尽管我国法律并没有接着规定不如实供述的法律后果，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无疑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如实供述将会承受从严处罚的法律后果，从而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白蒙上一层阴影，而且也不排除侦查人员根据该条规定运用种种侵犯被告人意志自由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由此可见，要想成功地建构自白任意性规则，就必须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二）侦查讯问时建立律师在场制度
在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过程中允许辩护律师到场参与，近年来一直为法学界和律师界所提倡，而且在个别地方还进行了实验。但是，由于控方不必承担证明供述笔录可采性的责任，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公诉人，都对这种改革持反对意见，实验效果不理想。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控方承担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那么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就不再会反对讯问时律师在场，至少可能缓和一些，因为辩护律师的到场将起到一种"见证人"的作用，当自白的合法性发生争议的时候，律师可以在客观上充当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证人。
（三）举证主体和举证责任的确立
借鉴台湾自白法则在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规定，大陆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庭审理和庭前审理的过程中，对自白任意性的证据能力调查应优先于其他证据，因为自白具有直接证明的效力，对认定案件事实作用重大。在法庭审理当中，辩方有权提出被告人的自白是非任意性的主张。如果辩方提出该主张，首先应该承担提出证据责任,证明其自白出于非任意，这里的证明标准不高，只要能证明自白"可能"具有非任意性即可，也就是说使法官足以对自白的任意性产生怀疑。当被告的举证达到了此程度后，证明责任便发生转移，转由检察官对自白的任意性进行证明，而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必须注明的是这里的转移并非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这里的证明责任是分属两个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故对自白任意性的举证主体应完全落实到控方。
可见，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制度保障，尤以其自白任意性法则的构建最具代表性。两岸在进行政治交流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大陆的"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已达到一个高度，更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进行补强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但是引入自白任意性规则更能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良好运行得到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曾有田：《大法官解释384号》，载《司法院公报》（R）第37卷9期1页。
[2]蔡静：《论自白及自白任意性规则》，中国政法大学论文库。
[3]刘英俊：《自白任意性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载《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
[4]徐莹：《论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载《河南师范大学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张吉喜、肖建国：《论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再构建》，载《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余罗杰：《浅析中国引入自白任意性规则》，载《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23期。
作者简介：吴丽梅（1987-），女，浙江嘉兴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010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刑事诉讼法。
一、台湾刑事证据排除法则的法源
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没有证据法则出现以前，违法取得证据具有容忍性（不排除），司法实践中看到了不排除的缺陷，于是确立了绝对排除法则，但其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维护，最后在大法官解释下演变为相对排除法则，建立了例外原则，比如紧急收集的证据和善意取得的但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不一定排除。台湾刑事证据法则详细规定在《台湾刑事诉讼法》，主要通过台湾大法官解释384号和最高法院判例来确定的。
（一）大法官解释的确立
大法官解释384号在台湾的立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在该解释中从实质意义上确定了台湾的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白任意性原则（非任意性之自白，排除其证据能力）。释字第384号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并从宪法高度肯定了正当程序法中的证据排除原则。其从解释文中论述的实质正当之法律程序，兼指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之内容，就实体法而言，如须遵守罪刑法定主义；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现行犯外，其逮捕应践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须出于自由意志、犯罪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同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当事人有与证人对质或诘问证人之权利、审判与检察之分离、审判过程以公开为原则及对裁判不服提供审级救济等为要者。除依法宣告戒严或国家、人民处于紧急危难之状态，容许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种法律之规定，倘与上述各项原则悖离，即应认为有违宪法上实质正当之法律程序。大法官解释384号体现了台湾既有正当法律程序也有法治国的思想，充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程序法中的被告自白须出于自由意志规定了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自白任意性原则，犯罪嫌疑人的自白如果是在受胁迫、控制的，则会被排除，不具证据能力。
（二）最高法院判例的确立
台湾最高法院的判例确定了刑事证据规则的整个建构，保证了案件事实认定的科学性。93（1994年）台上字第664号判例要旨为台湾刑事证据排除建立了例外原则，为兼顾程序正义及发现实体真实，应由法院于个案审理中，就个人基本人权之保障及社会安全之维护，依比例原则及法益权衡原则，予以客观之判断，亦即应就情状予以审酌，以决定应否赋予证据能力。87（1998年）台上4025号判决要旨建立了除刑事诉讼法外其他法律规定的证据排除体系。从抑制违法侦查之观点衡量，容许该通讯监察所得数据并不适当时，当应否定其证据能力。
二、台湾自白法则排除的现状
1999年台湾司法会议，就刑事司法改革部分，通过"刑事证据法则严谨化"提案，决议立法采取"证据排除法则"。嗣后制定刑诉法第158条第2、3款（特别排除规定），第158条第4款（一般排除规定），刑诉法第158条第4款还另定了权衡法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实施刑事诉讼之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而自白法则是证据排除规则中具有最古老的历史，在台湾的证据排除规则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自白之意义及效力
自白依据其字面含义解释为：自己说明自己的意思；自我表白。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经历或思想动态向外界的一个说明，引入刑事诉讼法之中，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我国台湾学者黄朝义对自白下的定义为：自白（confession）是指被告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供述。因此，凡属于被告的供述，不论该供述是起诉前（含侦查阶段）所为或者是起诉后所为，也不论是在法庭上所作的供述还是在法庭外所作的供述，皆属于自白的范畴。简单概述从程序法视角来看自白即是不利于己陈述，在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自白带有自首的意义，自白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本身不利。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效力指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审前程序尤其在侦查讯问程序中所作出的自白（即承认有罪的陈述）完全出于自愿，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自愿性或具有非自愿性被怀疑的自白，不论原因是什么，均不具可采性。一直以来，该规则在保证被告人自白的证据能力，以及保持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张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台湾现行自白法则
台湾的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1款"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欺诈、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确立了台湾自白据证据能力之要件，也即任意性。由于自白具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力，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最直接的环节，因此采纳自白的程序在台湾的证据排除有严格的要求，对其证明能力进行层层限制。
1、自白证明力的层层限制
在台湾的自白法则排除不正自白之证据能力的论据主要由人权保护说和违法排除说，笔者认为从台湾宪法第八条以及通过大法官解释建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看，排除不正自白证据能力应以人权保护说为重，人身自由的位阶用宪法保留，具有法律的至高权威性。因此其证据能力采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保留，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询问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时，违反未告知被告保持缄默，无须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陈述的，未告知被告选任辩护人的则属于法定障碍事由经过期间讯问所得自白，应排除其证据能力。刑诉法第156条第二款确立台湾的补强证据法则，进一步限制自白的证据效力，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之唯一证据，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其对自白证明力的限制，压低自白证明的价值，使办案人员不必过分注重口供，防止刑讯逼供等情形出现。同时大法官释字第582号解释打破自白证明力的证据之王的地位，转变了司法人员的在侦查模式中的只重口供的观念。
2、自白任意性的举证责任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效力确定首先在于自白的任意性，即是否出于不正方法而获得的，应优先调查。被告陈述其自白系出于不正之方法者，应先于其他事证而为调查。该自白如系经检察官提出者，法院应命检察官就自白之出于自由意志，指出证明之方法。刑事诉讼法规定自白的任意性的举证责任也完全落在控方，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符合了不自证己罪的刑法法理。但控方举证自白任意性的责任并不是举证责任的转换，因为在法庭举证环节，控方对此本身具有举证责任，而转换是因为举证一方不具证明责任，在特定条件下把证明责任转嫁到自己一方。此证明责任也在大陆的"两个证据规定"中有所体现。
三、对我国大陆构建自白任意性原则的思考
作为专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的证据能力，以及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大陆国立法对自白的规定十分粗疏，为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应深入研究该规则，借鉴台湾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中自白任意性的经验构建我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构建自白任意性规则体系，除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必须出于自愿才具有证据能力外，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原则支撑、配套的制度和程序建设。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对大陆建立自白任意性规则提出几点意见：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供述。台湾自白法则的限制正是因其有沉默权的支撑，如果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根据一般法律理论，义务是不能放弃的，不履行义务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尽管我国法律并没有接着规定不如实供述的法律后果，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无疑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如实供述将会承受从严处罚的法律后果，从而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白蒙上一层阴影，而且也不排除侦查人员根据该条规定运用种种侵犯被告人意志自由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由此可见，要想成功地建构自白任意性规则，就必须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二）侦查讯问时建立律师在场制度
在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过程中允许辩护律师到场参与，近年来一直为法学界和律师界所提倡，而且在个别地方还进行了实验。但是，由于控方不必承担证明供述笔录可采性的责任，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公诉人，都对这种改革持反对意见，实验效果不理想。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控方承担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那么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就不再会反对讯问时律师在场，至少可能缓和一些，因为辩护律师的到场将起到一种"见证人"的作用，当自白的合法性发生争议的时候，律师可以在客观上充当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证人。
（三）举证主体和举证责任的确立
借鉴台湾自白法则在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规定，大陆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庭审理和庭前审理的过程中，对自白任意性的证据能力调查应优先于其他证据，因为自白具有直接证明的效力，对认定案件事实作用重大。在法庭审理当中，辩方有权提出被告人的自白是非任意性的主张。如果辩方提出该主张，首先应该承担提出证据责任,证明其自白出于非任意，这里的证明标准不高，只要能证明自白"可能"具有非任意性即可，也就是说使法官足以对自白的任意性产生怀疑。当被告的举证达到了此程度后，证明责任便发生转移，转由检察官对自白的任意性进行证明，而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必须注明的是这里的转移并非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这里的证明责任是分属两个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故对自白任意性的举证主体应完全落实到控方。
可见，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制度保障，尤以其自白任意性法则的构建最具代表性。两岸在进行政治交流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大陆的"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已达到一个高度，更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进行补强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但是引入自白任意性规则更能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良好运行得到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曾有田：《大法官解释384号》，载《司法院公报》（R）第37卷9期1页。
[2]蔡静：《论自白及自白任意性规则》，中国政法大学论文库。
[3]刘英俊：《自白任意性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载《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
[4]徐莹：《论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载《河南师范大学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张吉喜、肖建国：《论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再构建》，载《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余罗杰：《浅析中国引入自白任意性规则》，载《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23期。
作者简介：吴丽梅（1987-），女，浙江嘉兴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010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