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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863”计划倡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06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6月11日,中国战略科学家杨嘉墀先生,走完了他华彩的一生。当晚,思念杨先生,我夜不能寐,成挽联一副:“出吴江,学哈佛,归国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精仪表,掌自动,再领信息,八六三,两弹一星建奇勋”。
杨先生走过的历程,实为一个爱国学者的典型路径。他生于1919年7月16日,193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任助教。194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麻省光电公司、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任工程师、副研究员;回国前,任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先生在美国工作期间,对仪器、仪表研制有所建树,试制成功生物医学用快速模拟计算机、快速自动记录吸收光谱仪(被命名为“杨氏仪器”)等生物电子仪器,并获美国专利。1956年8月,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杨先生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1958年1月,美国人造地球卫星也相继上天。人类吹响了宇宙探测的号角,杨嘉墀作为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归国自动控制专家,参与筹建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率先开展了火箭探空特殊仪表等方面的研究。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即,杨先生又被紧急调入原子弹研制行列,成功研制了一系列的核爆测量仪,成为我国首次核爆的功臣之一。此后,杨嘉墀主持研制的光谱仪和测量仪,又为我国首枚氢弹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卫星总装厂工作,与杨先生所在的自动化所同属一个研究院,从同事口中就已知道,所里有两个从美国回来的大专家,其中一个就是杨先生。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并参加了这颗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是我国卫星研制的开创人之一。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地跃上太空,圆满完成了卫星测控。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绕地球运行了47圈,三天后按照预定计划平安着陆。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感慨地对杨嘉墀说:“美国在试验返回式卫星的初期,经过多次挫折,直到第13颗卫星才顺利回收。而我们有了你主持研制姿态控制系统,只发射一次就通过了。”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原苏联和当时的东欧集团立即针对这一计划,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这些计划除了军事目的,还有深远的政治目的,那就是通过促进国防科技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杨先生及时洞悉了这一趋势,与王淦昌、陈芳允、王大珩三位著名的科学家一道,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导致产生了对后来我国科技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863计划”的出台。
杨先生一生的荣誉很多,也很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等等;但在我的眼里,他更多的是一位敦厚温良的师长。
1978年,我考取了出国读研的资格。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去美国读书。杨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建议我去欧洲学习。从现在结果来看,杨先生的这一建议对我非常有益。1985年回国后,我调到自动化控制研究所担任计算机室主任,得知我所第一台计算机“王安机”,是杨先生在美国时的同窗好友王安先生赠送的;而且该机中的存贮装置,正是杨先生的发明专利。
1988年底,我调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计算机信息化副总师,杨先生是前任总师。每当他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或拿到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就从大楼的西头办公室走到我在东头的办公室,亲自向我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从不打电话叫我过去,尽管他走起路来不是十分方便。2002年,他又以83岁高龄亲临发射基地,视察我们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杨先生晚年,格外关注月球探测工作。200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要早做准备,使我国在一些国家相继建立月球开发基地时,能够占领一席之地。作为学生辈的我,完成好自己担纲的“嫦娥一号”卫星探月任务,将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6月11日,中国战略科学家杨嘉墀先生,走完了他华彩的一生。当晚,思念杨先生,我夜不能寐,成挽联一副:“出吴江,学哈佛,归国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精仪表,掌自动,再领信息,八六三,两弹一星建奇勋”。
杨先生走过的历程,实为一个爱国学者的典型路径。他生于1919年7月16日,193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任助教。194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麻省光电公司、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任工程师、副研究员;回国前,任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先生在美国工作期间,对仪器、仪表研制有所建树,试制成功生物医学用快速模拟计算机、快速自动记录吸收光谱仪(被命名为“杨氏仪器”)等生物电子仪器,并获美国专利。1956年8月,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杨先生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1958年1月,美国人造地球卫星也相继上天。人类吹响了宇宙探测的号角,杨嘉墀作为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归国自动控制专家,参与筹建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率先开展了火箭探空特殊仪表等方面的研究。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即,杨先生又被紧急调入原子弹研制行列,成功研制了一系列的核爆测量仪,成为我国首次核爆的功臣之一。此后,杨嘉墀主持研制的光谱仪和测量仪,又为我国首枚氢弹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卫星总装厂工作,与杨先生所在的自动化所同属一个研究院,从同事口中就已知道,所里有两个从美国回来的大专家,其中一个就是杨先生。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并参加了这颗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是我国卫星研制的开创人之一。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地跃上太空,圆满完成了卫星测控。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绕地球运行了47圈,三天后按照预定计划平安着陆。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感慨地对杨嘉墀说:“美国在试验返回式卫星的初期,经过多次挫折,直到第13颗卫星才顺利回收。而我们有了你主持研制姿态控制系统,只发射一次就通过了。”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原苏联和当时的东欧集团立即针对这一计划,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这些计划除了军事目的,还有深远的政治目的,那就是通过促进国防科技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杨先生及时洞悉了这一趋势,与王淦昌、陈芳允、王大珩三位著名的科学家一道,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导致产生了对后来我国科技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863计划”的出台。
杨先生一生的荣誉很多,也很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等等;但在我的眼里,他更多的是一位敦厚温良的师长。
1978年,我考取了出国读研的资格。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去美国读书。杨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建议我去欧洲学习。从现在结果来看,杨先生的这一建议对我非常有益。1985年回国后,我调到自动化控制研究所担任计算机室主任,得知我所第一台计算机“王安机”,是杨先生在美国时的同窗好友王安先生赠送的;而且该机中的存贮装置,正是杨先生的发明专利。
1988年底,我调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计算机信息化副总师,杨先生是前任总师。每当他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或拿到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就从大楼的西头办公室走到我在东头的办公室,亲自向我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从不打电话叫我过去,尽管他走起路来不是十分方便。2002年,他又以83岁高龄亲临发射基地,视察我们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杨先生晚年,格外关注月球探测工作。200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要早做准备,使我国在一些国家相继建立月球开发基地时,能够占领一席之地。作为学生辈的我,完成好自己担纲的“嫦娥一号”卫星探月任务,将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