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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是一个北京词,其实它本来的面目是“玩儿主”,意思是特会玩儿的人。北京人管在某一方面特别厉害的人就会用他这方面后面加一个“主”字,来形容他们的身份。比如特别会吃的人,像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晓卿先生,北京人就会管他叫“吃主”,意思是特别会吃的人。而在八十年代,京派作家王朔写了一部小说叫《顽主》,后来以此为底本,冯小刚导演又拍了电影《顽主》,使得“顽主”这个词传遍了祖国的大街小巷,本来的“玩儿主”反而没什么人说了。那么,“玩儿主”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何谓顽主?
顽主,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北京词汇。老北京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尤其自金元建都以来,胡汉杂居,好几个少数民族来了又走了,胡汉文化相融,而且又做了六百多年的京城,使得它诞生了许多迥异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因其国都的身份,又使得这些文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高关注率与传播率,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顽主最早要追溯到清朝时期的北京。清朝是满族入关后建立的王朝,所以很多地方都带有满族的烙印,譬如旗袍。满族是一个军民一体的组织,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改革,建立了八旗制度,平时生产,战时则为军队。满族入关平定天下之后,八旗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将内忧外乱基本平定,乾隆自诩“十全武功”之后,国家承平日久,八旗的军纪也逐渐废弛了。八旗作为国家最大的功臣,享有极高的优待,所有的八旗子弟都有俸禄,连一出生的孩子都有。在和平时期,慢慢地,八旗子弟成了北京城最游手好闲、最会玩的纨绔子弟。因为他们世受皇恩,又衣食无忧,皇族更有“黄带子”(即皇家颁发的护身符)护身,不受法律惩治,更使得他们有恃无恐。除了各种滋事以外,他们每天干的,就是玩儿。玩儿什么呢?文玩:古董鉴赏、架鸟笼,玩票(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打茶围,蓄画眉、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等。武玩: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斗蟋蟀,打猎、養狗、熬鹰遛鸟等。老舍先生就是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人,他的《正红旗下》就详细地描写了清末旗人的生活。这些八旗子弟当年趋之若鹜的各种玩儿,慢慢地就成了独特的北京文化,而能将之玩到极致的,后来,就称之为“玩儿主”了。顽主是一种京味儿文化,不务正业是有的,不过未必是不学无术。顽主最重要的是把玩儿当成正经事,得玩出花儿,得玩得兢兢业业。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跟家庭出身没有必然关系。当然,纨绔子弟可能更容易变成顽主。
顽主的典范
说到顽主,很多人会想起由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小混蛋”,顽主在文革时期成为混混,虽然是带有正义色彩的混混,却使这个词的词义走向了偏差。真正意义上的顽主,还是我们说的那些将乐趣玩到极致的“玩儿主”。“玩儿主”这个词,大约起源于民国。民国时期,八旗没有了,可是八旗遗风尚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作为京城,依然有大量的权贵子弟。他们几乎完整地继承了八旗子弟玩儿的乐趣。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最典型的顽主,他横跨民国和新中国,玩了一辈子,却玩成了多个领域的专家。他就是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外交部任职,担任过驻外公使,还曾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因为哥哥早逝,母亲宠爱,凡是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他玩。于是,北京盛行的各种“玩儿”他无一不玩。他是真正的那一代的老顽主。在著作《北京鸽哨》自序中,他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钩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这其中所提到的“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钩鹰逐兔,挈狗捉獾,养鸽飞放”,都是当时北京“贵族”们乐之不疲的玩耍项目。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
这蟋蟀,还有一个名字叫促织,《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促织》,写的就是明代皇帝好蟋蟀劳民伤财的故事。“冬怀鸣虫”则是指养“蝈蝈”或“油葫芦”等会鸣叫的昆虫,在冬天听它们叫,是过去人们的一种乐趣。养蝈蝈,北京人专门有个葫芦养,很精致。
清朝时斗蟋蟀盛况空前,八旗子弟尤其喜欢的就是斗蛐蛐。斗的时候,双方必须挑着蟋蟀盆开始,事前做局者要用天平称好蟋蟀分量,分量相等者方能决斗。蟋蟀到了盆中,主人就用“探子”诱其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这就算输了,然后用“探子”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八旗子弟养蛐蛐可谓不惜工本,甚至不惜用宅院换取,一旦斗死了,还要用白银薄片打成小棺材入殓安葬,并谥以“什么什么常胜将军”等称号,可谓全身心投入。
此外养蛐蛐也有人是听他们的叫声,这就是养鸣虫。除了养蛐蛐,还有养蝈蝈、油葫芦等,养蝈蝈一般就是听叫声,即“寓意于物”,此为最高境界,多文人雅士所为。八旗子弟说“听其鸣,可以忘倦”是有道理的。
钩鹰逐兔
八旗子弟好玩鸟几乎是人尽皆知,提笼架鸟穿马褂这几乎是八旗子弟的标准照。清代八旗兵作为游牧民族,喜欢养鸟,最早是为了狩猎需要,猎鸟是主要活动之一。女真人很久以前就有养鸟听其“好音”的爱好,金国时期就喜欢养海东青。满人进关,就把养鸟的习惯带到北京。过去汉人也养鸟,但是没有满人多,清末有学者记载当时中国人养鸟盛况空前,所谓下自顽童贫士,上至缙绅富户,无不手架一鸟,徜徉街市,可谓举国若狂。
北京的八旗子弟有钱的人都熬鹰,就是不让猎鹰睡觉,熬着它,使它困乏,一连几天,鹰的野性被消磨,就会听从驯鹰人的摆布了。熬鹰之后将鹰驯服,就可以带着打猎,放鹰逐兔,是过去“玩儿”的最高境界。海东青更是可以把狼的脑袋抓烂。当年八旗官兵出门办事,串亲访友,随时都“臂鹰”而行。可见当时喜欢鸟类的热度。
2017年的电影《羞羞的铁拳》中,就有熬鹰的片段。小时候,玩得不睡觉,老人们就会说,你熬鹰呢!现在这个词说的少了,人们也不大了解了。
养鸽飞放
我们在电影中,尤其是涉及北京的,会经常听到清晨北京的天空鸽哨声阵阵,非常好听。养鸽及鸽哨,也是老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王世襄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他曾兴致盎然地描绘起儿时的鸽市:“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
王世襄算过,观赏鸽的种类可达上百种,如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这些有着美丽名字的观赏鸽经过数代人的精心培育,在头型、嘴型、眼睛、眼皮、眼珠、花色、脚趾甲、闪光效果等方面有诸多讲究。其尾部还可以缝线扣环、悬挂鸽哨,盘旋时气流穿过鸽哨,便传出悦耳的哨音。中国观赏鸽的这些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是完完全全的中国文化。
王先生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先生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但他生前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已故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指王世襄虽为“顽主”,却能玩出极致,甚至成为学问。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王先生对文物的造诣也很高。《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从王先生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研究之广,之深。
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
结语
我们这期专题要说的是顽主,也是“玩儿主”。从王世襄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他一生都在玩,却玩到了一定的境界。玩不是不务正业,玩是一种生活态度,把所玩的东西玩到极致,玩出花儿来,才是对玩应有的态度,才是对玩儿的尊重。大胆放心地去玩儿吧,说不定,这玩儿中,就藏着你一生的事业。
链接
王世襄《北京鸽哨》
鸽哨是民间工艺品,与玩具近似,它难登大雅之堂,也没有人将它作为文物看待。但王世襄先生认真搜集,作为专门的一种民间收藏来深刻研究,元元本本,细道其详,并用文字把毕生的心得和见闻记述了下来。
于谦《玩儿》
于谦作为当今相声界的第一捧哏,还有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身份,就是京城第一玩兒主,连郭德纲也忍不住感叹:他这辈子活得比我值。不懂玩儿是一种缺点,玩儿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何谓顽主?
顽主,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北京词汇。老北京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尤其自金元建都以来,胡汉杂居,好几个少数民族来了又走了,胡汉文化相融,而且又做了六百多年的京城,使得它诞生了许多迥异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因其国都的身份,又使得这些文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高关注率与传播率,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顽主最早要追溯到清朝时期的北京。清朝是满族入关后建立的王朝,所以很多地方都带有满族的烙印,譬如旗袍。满族是一个军民一体的组织,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改革,建立了八旗制度,平时生产,战时则为军队。满族入关平定天下之后,八旗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将内忧外乱基本平定,乾隆自诩“十全武功”之后,国家承平日久,八旗的军纪也逐渐废弛了。八旗作为国家最大的功臣,享有极高的优待,所有的八旗子弟都有俸禄,连一出生的孩子都有。在和平时期,慢慢地,八旗子弟成了北京城最游手好闲、最会玩的纨绔子弟。因为他们世受皇恩,又衣食无忧,皇族更有“黄带子”(即皇家颁发的护身符)护身,不受法律惩治,更使得他们有恃无恐。除了各种滋事以外,他们每天干的,就是玩儿。玩儿什么呢?文玩:古董鉴赏、架鸟笼,玩票(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打茶围,蓄画眉、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等。武玩: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斗蟋蟀,打猎、養狗、熬鹰遛鸟等。老舍先生就是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人,他的《正红旗下》就详细地描写了清末旗人的生活。这些八旗子弟当年趋之若鹜的各种玩儿,慢慢地就成了独特的北京文化,而能将之玩到极致的,后来,就称之为“玩儿主”了。顽主是一种京味儿文化,不务正业是有的,不过未必是不学无术。顽主最重要的是把玩儿当成正经事,得玩出花儿,得玩得兢兢业业。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跟家庭出身没有必然关系。当然,纨绔子弟可能更容易变成顽主。
顽主的典范
说到顽主,很多人会想起由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小混蛋”,顽主在文革时期成为混混,虽然是带有正义色彩的混混,却使这个词的词义走向了偏差。真正意义上的顽主,还是我们说的那些将乐趣玩到极致的“玩儿主”。“玩儿主”这个词,大约起源于民国。民国时期,八旗没有了,可是八旗遗风尚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作为京城,依然有大量的权贵子弟。他们几乎完整地继承了八旗子弟玩儿的乐趣。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最典型的顽主,他横跨民国和新中国,玩了一辈子,却玩成了多个领域的专家。他就是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外交部任职,担任过驻外公使,还曾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因为哥哥早逝,母亲宠爱,凡是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他玩。于是,北京盛行的各种“玩儿”他无一不玩。他是真正的那一代的老顽主。在著作《北京鸽哨》自序中,他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钩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这其中所提到的“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钩鹰逐兔,挈狗捉獾,养鸽飞放”,都是当时北京“贵族”们乐之不疲的玩耍项目。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
这蟋蟀,还有一个名字叫促织,《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促织》,写的就是明代皇帝好蟋蟀劳民伤财的故事。“冬怀鸣虫”则是指养“蝈蝈”或“油葫芦”等会鸣叫的昆虫,在冬天听它们叫,是过去人们的一种乐趣。养蝈蝈,北京人专门有个葫芦养,很精致。
清朝时斗蟋蟀盛况空前,八旗子弟尤其喜欢的就是斗蛐蛐。斗的时候,双方必须挑着蟋蟀盆开始,事前做局者要用天平称好蟋蟀分量,分量相等者方能决斗。蟋蟀到了盆中,主人就用“探子”诱其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这就算输了,然后用“探子”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了就算输。八旗子弟养蛐蛐可谓不惜工本,甚至不惜用宅院换取,一旦斗死了,还要用白银薄片打成小棺材入殓安葬,并谥以“什么什么常胜将军”等称号,可谓全身心投入。
此外养蛐蛐也有人是听他们的叫声,这就是养鸣虫。除了养蛐蛐,还有养蝈蝈、油葫芦等,养蝈蝈一般就是听叫声,即“寓意于物”,此为最高境界,多文人雅士所为。八旗子弟说“听其鸣,可以忘倦”是有道理的。
钩鹰逐兔
八旗子弟好玩鸟几乎是人尽皆知,提笼架鸟穿马褂这几乎是八旗子弟的标准照。清代八旗兵作为游牧民族,喜欢养鸟,最早是为了狩猎需要,猎鸟是主要活动之一。女真人很久以前就有养鸟听其“好音”的爱好,金国时期就喜欢养海东青。满人进关,就把养鸟的习惯带到北京。过去汉人也养鸟,但是没有满人多,清末有学者记载当时中国人养鸟盛况空前,所谓下自顽童贫士,上至缙绅富户,无不手架一鸟,徜徉街市,可谓举国若狂。
北京的八旗子弟有钱的人都熬鹰,就是不让猎鹰睡觉,熬着它,使它困乏,一连几天,鹰的野性被消磨,就会听从驯鹰人的摆布了。熬鹰之后将鹰驯服,就可以带着打猎,放鹰逐兔,是过去“玩儿”的最高境界。海东青更是可以把狼的脑袋抓烂。当年八旗官兵出门办事,串亲访友,随时都“臂鹰”而行。可见当时喜欢鸟类的热度。
2017年的电影《羞羞的铁拳》中,就有熬鹰的片段。小时候,玩得不睡觉,老人们就会说,你熬鹰呢!现在这个词说的少了,人们也不大了解了。
养鸽飞放
我们在电影中,尤其是涉及北京的,会经常听到清晨北京的天空鸽哨声阵阵,非常好听。养鸽及鸽哨,也是老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王世襄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他曾兴致盎然地描绘起儿时的鸽市:“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
王世襄算过,观赏鸽的种类可达上百种,如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这些有着美丽名字的观赏鸽经过数代人的精心培育,在头型、嘴型、眼睛、眼皮、眼珠、花色、脚趾甲、闪光效果等方面有诸多讲究。其尾部还可以缝线扣环、悬挂鸽哨,盘旋时气流穿过鸽哨,便传出悦耳的哨音。中国观赏鸽的这些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是完完全全的中国文化。
王先生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先生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但他生前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已故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指王世襄虽为“顽主”,却能玩出极致,甚至成为学问。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王先生对文物的造诣也很高。《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从王先生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研究之广,之深。
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
结语
我们这期专题要说的是顽主,也是“玩儿主”。从王世襄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他一生都在玩,却玩到了一定的境界。玩不是不务正业,玩是一种生活态度,把所玩的东西玩到极致,玩出花儿来,才是对玩应有的态度,才是对玩儿的尊重。大胆放心地去玩儿吧,说不定,这玩儿中,就藏着你一生的事业。
链接
王世襄《北京鸽哨》
鸽哨是民间工艺品,与玩具近似,它难登大雅之堂,也没有人将它作为文物看待。但王世襄先生认真搜集,作为专门的一种民间收藏来深刻研究,元元本本,细道其详,并用文字把毕生的心得和见闻记述了下来。
于谦《玩儿》
于谦作为当今相声界的第一捧哏,还有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身份,就是京城第一玩兒主,连郭德纲也忍不住感叹:他这辈子活得比我值。不懂玩儿是一种缺点,玩儿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