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四十年前，1981年，对我们俩都很重要。那年我们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录取。我离开广西的桂林，你离开辽宁的鞍山，来到同一间女生宿舍，31楼213。这数字对吗？我们居然一住就是四年，没有挪窝。六个同屋也没有换过人。我还记得我去北京那一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家住在桂林靖江王城后门的贡后巷，我和我爸穿过王城步行去火车站。我爸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月色很好，空气清凉，庭院中花木茂盛，地上白花花的树影。你还记得走的那一天吗？
　　女真：记得呀，我家离火车站远，我爸借了一辆客货两用车送我去火车站，一个细心的长辈还做了一个小马扎给我带上。我坐的那趟去北京的车是从大连始发的，车到鞍山已经没有坐票了。到北京的情形也记得很清楚，毕竟那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我爸妈提前给吴福辉老师写了信，告诉他我到北京的车次和时间。吴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197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跟后来留校教过我们的钱理群老师是同学。师生一起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在我们当地也算一段佳话。我记得吴老师到北京站去接我，当时学校在北京站有接新生的大客车。吴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先到茅盾文学馆，后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很遗憾，他今年一月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去世了。他非常励志，考上研究生以前只有中师学历，而且那一年他快四十岁了，可能是允许报考的最后一年。我热爱文学，想考北大中文系，他的影响很大。
　　当初真是抱着作家梦进的北大，没想到入学以后先遭遇一盆冷水。我还记得刚入学时系领导费振刚先生讲话，内容之一是告诉我们这些新生，如果是抱着作家梦报考北大中文系的，请大家不要再做这样的梦，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文化工作者——大意是这样吧。后来我知道，不光我们这届，很多届新生在开学典礼上都听过类似的讲话。当时我不理解，同学们在底下也有过议论。关于中文系是不是培养作家，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作家需要机缘、天赋、毅力、阅历等等复杂的因素，确实不是读过中文系就能当作家，但文化工作者是可以培养的，我们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大部分从事文化工作，有的在大学里教书育人，有的到报刊社做编辑、记者，也有人在文化单位做行政工作，真正从事虚构写作的很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三个专业，中国文学、现代汉语、古典文献，我们是中国文学专业。我们班二十几名女生，我知道的后来只有我和藏族同学央珍发表过小说。央珍2017年去世了，她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得过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骏马奖”，是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完成的长篇小说，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剧《拉萨往事》。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开始送别同龄人了。时间是把杀猪刀。
　　我现在理解系里给新生泼冷水，当年的教学观念就是那样，让年轻人踏踏实实打好基本功，为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着想吧，心不要太高太飘。当作家不那么简单，多数作家不能单纯靠写作养活自己，年轻人要先学中外文学史，先练基本功，打好底子，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职业，先吃饱饭。当然那时候我们这些师生谁也想不到，多年之后，大学里纷纷开设创意写作班。我大学毕业后到辽宁省作协，记得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当专业作家，领导哈哈大笑，说没有大学毕业生来了就能当专业作家的。真热爱写作，那你先去《鸭绿江》当小说编辑吧，那是离专业作家最近的岗位，对写小说也有帮助。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在大学时发表过小说就可以从事专业写作了。后来我当编辑，一干三十几年，头几年还收到中国期刊协会为三十年老编辑颁发的纪念奖章。做编辑工作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编辑经历也确实给我的写作带来一定帮助——知道怎样选择合适的写作题材，精雕细刻每一篇文字，当过编辑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大至谋篇布局，小到标点符号。我知道什么样的小说能够发表，能够与人分享的好小说是什么样子的。职业阅读和见识，让我自己从事写作时能少走些弯路。
　　当然，如果无论谁泼冷水都无法浇灭你写作的热情，那你真就是对这个行当非常热爱了。热爱是最大的动力。我做小说编辑，后来又去编理论刊物，做文藝创作研究，在这些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热爱，没忘记为什么要读中文系，虽然写得不够多、不够好，但一直在坚持。最近这两年，我写作的时间比以前充裕了，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琢磨怎样把小说写得更好。写累了去家附近的蒲河边走路放松，仰望云卷云舒、白云苍狗，或者进小园子里种菜、侍弄花草，经常跟卖粪肥和种子的农民打交道，多接普通生活的地气，这种感觉真好，好像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正在重新开始。能够专心读书、写作，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楚风：我不知道你和吴老师有这段缘分。文学界很多人记得他。我对费振刚老师记忆深刻是他有点结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结巴着说：“司马相如对对对卓文君有有有想法。”而我们也正如老师说的，没有几个成为作家。中国文学专业没有分班，是一个大班，51个人吧，名叫“文八一”。这么多年后，我们可以说一说最难忘的事，最难忘的人了。至今不忘，是真难忘。
　　女真：是的，费先生说话有时候结巴，你说的讲司马相如那堂课应该是他在给我们讲古代文学史吧？他还是我们在学校时用过的那套《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教材我还保留着，五位主编是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主编三位是北大的。费先生今年3月在老家鞍山去世了，愿他安息。我和费先生是老乡。当年听过的一些课，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记得毕业以后参加过一次校庆活动，评选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我们班同学很多人选钱理群老师。我上过钱老师的现代文学史课，还有他的“《野草》研究”。他讲现代文学史时，特别不好记笔记，因为他常常脱稿，即兴发挥，跟同样讲现代文学史的严家炎老师风格迥异。讲《野草》时，钱老师每次上课都是大汗淋漓，讲到激动处感觉他要哭出来。他是激情四射型的老师。我后来到省文联编评论刊物《艺术广角》，给他打电话约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他说自己退休以后有很多写作计划，不会分心专门给刊物写稿子，我当然非常理解他。他“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下面的一个偏僻地方教书，1978年考回北大，退休以后格外珍惜时间吧。打电话之前我已经想到钱老师不会专门给我写稿子，但以约稿的名义，跟当年的老师通个电话也是好的。我还记得谢冕老师的新诗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很多外面的人来旁听。我们班同学好像有人读了他的博士。还有乐黛云老师的比较文学课，乐老师风度翩翩，应该是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不久，我们班好像有女生因为崇拜她，后来读了她的研究生吧？还有曹文轩老师，上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课，他北方话的儿话音讲不好，讲王蒙的小说时，“屁股帘儿”那个“儿”要单独念出来，我作为北方人当时听了感觉怪异。 　　楚风：你毕业后回到沈阳，在辽宁省作协的文学杂志《鸭绿江》做编辑。1985年的时候，文学杂志已经不是最热门就业标的了，我记得最热门的是留校、大机关、电视台、电影厂。同学中去纯文学杂志社的也只有你了。《鸭绿江》和我们杂志一样，都是创刊多年的老刊物，《长江文艺》是1949年创刊，《鸭绿江》是1946年？我的天呐。这两本老刊物都经历了作协系统文学杂志几十年的坎坷。被拍打得面目全非了吧。多年后，你离开《鸭绿江》，到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随身携带的，只有写作，看来只有这个东西真正属于你自己。我在2005年以前和文学界没关系，也不太关心文学，我们似乎也从来不谈这个。到了《长江文艺》当编辑，我得约稿，我找到你，你不仅给我介绍认识一大波东北朋友，每年还给我写一个小说，而且没有任何条件。稿件什么时候发，放第几条，稿费怎么算，从来不问我，我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你是我的最佳作者之一。排前面。我知道，那是因为友谊呵。我算一算，应该有16篇？可以出专辑了。你还记得那些作品吗？有什么感想？
　　女真：我第一次在《长江文艺》发表小说是1990年，短篇小说《金嗓子的罗曼史》。《长江文艺》是我发表小说最多的刊物，你说得没错，中短篇一共发了16篇，另外还有一个小长篇《绯闻》发在2009年增刊上。中篇最多，12个，出专辑绰绰有余。印象比较深的有2006年的《抓小偷》，2009年的《白头》，2011年的《岳父大人》，2017年的《飞去来器》，2020年的《唱给一个亲爱的人》。这些小说被多家刊物转载，《白头》和《岳父大人》还得了《长江文艺》的刊物奖。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小说多数是你责编的，我应该对你说声感谢，对《长江文艺》说声感谢。长期把精力投入编辑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写得不算多，你们的约稿和肯定，是促动我抓紧时间继续写作的重要动力，我内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把自己满意的作品给你们，不辜负信任。我觉得一个作家和编辑、刊物之间如果能够建立信任，其实是三赢的，作家的作品有了适合的发表园地，编辑约稿相对省心，刊物也能拿到有用的稿件。
　　楚风：面对老、病、死，始终是人生大问题。我当然也能够得到各种答案，阅读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却始终不能真正地安抚心灵，解除焦虑。你很早就关心老年人面对的各种难题，2009年，我发了你的《白头》，2011年，我发了你的《岳父大人》，到这一次的《玛特廖什卡》，没有中断，甚至是你最重要的题材。我想知道，你是自觉地深入这个题材吗？有什么契机？为什么持续关注？
　　女真：比起迎接新生命的喜悦，我确实对老年问题关注得比较多，应该说有一定的自觉。除了你上面提到的，在别的刊物上也发过，比如《北京文学》上发的短篇小说《老爸的家庭会议》。家里会有老人去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会去殡仪馆送老同志，包括送别年纪不算大、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离世的熟人、朋友，对我来说，每一次送别、每一次去那种地方都是对心灵的一种深深触痛。人生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却知道总有一天自己将要离去，这里面有各种疼痛，这种疼痛不仅是个体的，其实是人类的疼痛。自然老去、意外离开或者自行了断，人离世无外乎这几种方式。无论漫长或者短暂的人生，都有可以言说的复杂况味。托尔斯泰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可以在小说里讲一讲人生晚年的况味各有各的不同。每一个人的晚年都是他一生的总结，写人生晚年更方便表达对人生的感悟。以后肯定还会留意这方面。当然总写这类东西其实对自己的心理也是一种考验、煎熬，毕竟人生有那么多的苦难，谁的一生只有欢乐没有苦难呢。我们看戏剧时，看悲剧肯定比看喜剧更能触痛心灵。我写《白头》的时候，把自己写哭了，跟小说中的人物共情了。被自己虚构的人物感动得哭出来，只有写小说的人才能有这种奇妙经历吧。
　　楚风：我读作品，从来就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读者。好看说明一切。也许有人说我不专业，我也无所谓。我觉得重要的是，允许每个编辑各有所好，不要统一认识。这十几年来，看你的小说，特别有亲切感。我喜欢你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似乎都在你熟悉的生活圈子里，住处离你家不会超过十公里，多半可以步行到北陵公园散步。大多数都退休了或者准备退休，也有人退休了也得找活干维持家庭的开销。都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就像这个小说主人公张珊珊。他们实际上和你的生活圈子还是有距离的。为什么写这个？我也喜欢你就这样娓娓道来，不追求太多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文学修养，是个人的美学追求。是写作技巧。是不自觉的自觉。是我们长期的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果。我还真不知道你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女真：十多年前，时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给我张罗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我记得当时会上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超低空飞翔”，这个评价跟你对我小说的总体感受可以相互佐证。我的小说多數写小人物、小事件，写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常生活，这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生活趣味有关，也跟我的小说观念有关。我认为题材没有大小之分，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人物，而我最熟悉的是自己的同龄人，是我的亲戚朋友，还有我的左邻右舍。普通人的情感波澜，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是我愿意关照的对象。对写作题材的选择，可能也跟我的小说观念有关。我相信道在屎溺，小说应该从小处着眼，在有意思的故事中表达作家的想法。小说是以小博大，但最后能大到哪里，大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作家的功力。《红楼梦》里的边角人物都非常鲜活，比如刘姥姥、焦大，用笔不多，却栩栩如生;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也都是小人物。写小人物、写普通人，更容易让多数阅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吧。
　　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作家梦就是从阅读开始的。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能够拿到手里的书不多。你父母都读过大学，家里多少会有藏书，他们工作单位的大学图书馆应该也有书，你读书可能比我方便。我生长在鞍钢的矿区，地方偏僻，能拿到手里的书真是少。物以稀为贵，那时候我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能够拿到手里的每一本书。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年放暑假，我在院子里读浩然的《艳阳天》入了神，忘记厨房里还在烧饭，把家里煮饭的锅底烧漏了。我真是害怕妈妈下班回家会训斥我。妈妈知道我是因为看书入迷而闯的祸，并没批评我。这件事我记一辈子。看书打开了我的眼界，然后很快我感到不满足，因为我身边的生活，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看到的书里并没有写。我想写一写我看到的生活，写一写我自己对世界的想法。这是最初的创作动力，这种动力驱使我努力学习，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要读中文系。我那时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读中文系才能当上作家。我上中学时给《中学生》杂志投过稿，当然从来没发表过，那时候写的就是学生作文。1981年参加高考，所有志愿我都填写的中文系。班主任老师到家里做工作，建议我修改志愿，老师说我应该报经济或者法律，因为成绩比较好，这些专业都能录取，但我很坚定，不改。我记得那时候“文八一”的同学有不少省市文科状元，文学那时很热，年轻人报考志愿也不像后来这样功利。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说不后悔，读北大中文系和当一个写作人，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话说如果不是报考了中文系，咱们也不会认识，不会在一个宿舍相处四年。现在回想那四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真是大好时光。我们上大学时物质上还是贫困的，但大家在一起真的非常开心，不觉得自己穷，吃什么、穿什么，很少有人攀比。入学的时候同学们十七八岁，真正的青春年少。毕业时也刚刚二十出头。我现在看那时候的老照片，每一张都超级好，每张脸上都满满的胶原蛋白。一晃相识四十年了，咱们还能面对面说话，说跟文学有关的话，真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天意。你从记者改行做编辑，我从做编辑到现在专心写作，同学之外，又有这种编辑和作者的情谊，这真是老天的安排。那时候可是想不到未来会是这样子的。 　　学校教育培养了我们的读书习惯，教会我们读什么、怎么读，但读书其实是一辈子的事，能坚持下来不容易。读好书、读经典，是写作人的基本修养课。经典著作可以常读常新的。我上高中时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非常喜欢，羡慕她能把东北边地小人物写进书里，也喜欢她那种散淡的表现方式。那个小薄本、纸页已经发黄的《呼兰河传》现在还摆在我书架上，我记得那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文学书。后来读张爱玲，也喜欢张爱玲对世相的尖刻认识和刁钻表达，但可能性格和见识所限，我学不来她的风格。外国作家，我偏爱一些女作家的小说，比如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合》《好人难寻》。中国古典小说里，《红楼梦》是永远的爱。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红楼梦》，繁体字、竖排本的，我最早读《红楼梦》时十几岁，字认不全，很多地方读不懂。我读书一直比较杂，文学之外，历史书、各种知识类的书都读，家里书满为患，堆得到处都是。感觉读书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因为新冠疫情不宜远行，我最近开始静心重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三十年前买的七卷本，当时读过一遍，惊为天书，讶然小说除了平铺直叙写故事，还可以这样蔓延出无限追思，看似汪洋恣肆，又时刻有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贯穿始终。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睡眠之前对妈妈亲吻的渴盼，就能让作家生发出无限的遐想，普鲁斯特把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人生思考写成洋洋巨著，以时间为轴细密编织，他真是为写作而生的榜样。三十年后再读这套书，因为年纪和阅历，肯定有更多的感受。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师，也是文学最好的催化剂。可能跟年纪有关吧，我最近写的小说，经常思考时間的问题。时间给人生带来了什么。包括怎样用小说表达时间。人间几十年、上百年发生的事情，可以浓缩到一本书里，甚至一个短篇小说里，文学真是奇妙。如果说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一个迂腐的、笨拙的人，但他在自己的虚构世界中却可以做上帝，这是小说的魅力，是对写作者的诱惑。
　　楚风：1981年的燕园，31楼的213，大概有十一、十二平方米大？放了三个上下铺的架子床， 四张简易书桌，一个书架，就满满当当了。除了睡觉，六个人多半猫在床铺上各干各的小事情。我记得你经常靠着被子看地图。是谓神游。我们那时候最向往的事是走遍天下吧。远方和独自远行，是最大的诱惑。因为此时此地对自我的感受力最强。上学时有两次记忆深刻的同游，你我都在的。1982年的夏天，我们七个同学，打算步行到承德去。结果是走到了哪里？昌平？完全走不动了，只好上了火车。我们没有经验，准备不足，我甚至穿着凉鞋！那不是找死吗！我们留下了一本承德日记。再有就是1984年，全班同学一起去江苏泰州实习，任务是搜集民间故事。我记得一个老太太唱了一个十二月花名，有一句是：九月里黄菊花，黄人黄马。不知啥意思。大概有一个月时间吧。再以后，“文八一”风流云散，同学们各自踏上人生旅程。你的小说经常以人在旅途为背景的。
　　女真：我看那时候的照片，步行去承德我也是穿塑料凉鞋走路的，年轻人长的真是铁脚。去苏北实习是大三的夏天，四五个同学一个小组到乡村去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苏北方言我听起来费劲，很多老人家讲的话我听不懂。那时候交通条件也不好，记得我们那个组从住处去采访地点，交通方式是乘坐当地人的自行车后座，居然还有车票可以拿回来报销。有一次我们组前面的自行车飞快，只有驮我的车落在后面，四面都是青纱帐，前后看不见别人，当时我心里有点害怕。还坐过乌篷船。黄桥的烧饼和豆花非常好吃。实习结束，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伙在江浙一带游逛，经常在不同城市的火车站或者风景区遇到谁谁谁，那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很好玩的。我确实喜欢旅行，每一次离家远行，异域风情总让我神思飞扬。2019年7月，我和两个好姐妹一起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在冬宫、涅瓦河的游船上，那些上了年纪、衣着艳丽、系多彩丝巾的女同胞格外吸引我目光。她们是段子里的中国大妈，三五成群，吱吱喳喳，摆造型快乐拍照，我忍不住观察她们，把她们也看成风景。我看着她们把异乡的广场、教堂、宫殿当成自己的摄影棚，她们不是去看风景，而是去张扬风景中的自己，用鲜艳的色彩、微笑的脸庞掩盖自己逝去的年华。她们曾经是花样少女，是丰韵的少妇，当她们老了，还能走路，有一本揣在怀中的护照，有一点可以交团费的闲资，她们就勇敢地走出来，睁大眼睛去看自己没用脚步丈量过的地方。旅行还没结束，我就知道一定会写她们。2020年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唱给一个亲爱的人》就是那次回来写的。这期发表的《玛特廖什卡》，应该算那篇的续篇吧。将来我还会写她们。
　　旅行对我的意义，不是去写异乡风景，而是在异乡回望。对我来说，行万里路的意义不是去写远方——我熟悉的生活不在别处，每一次拉着箱包出门，我都知道我不是离故乡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我是背着故乡去旅行。暂时的离开让我有机会回望故土，让我有机会冷静思考我和我身边人平常生活的意义。你已经发现了，我最近这些年的小说，经常把沈阳的北陵公园作为小说的场景，我是有意为之。我在沈阳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越来越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认识真是远远不够。北陵是沈阳人对清昭陵的俗称，这里埋葬着清初皇帝皇太极和他的后妃。清朝初年，满族人占领沈阳，将这里命名为盛京，顺治入关后，把盛京作为陪都，沈阳在中国版图中的地位，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确立的，一直影响到现在。我在北陵附近住了二十多年，我熟悉公园里的四季风景，也熟悉那些经常去北陵走路的人。我笔下的北陵公园其实是我生活的这个北方城市的一种象征，我愿意把笔下的人物放到这个舞台一样的场景中去呈现。除了象征意义，当然还有细节的原因。写小说需要真实的细节，因为我熟悉北陵，把人物和故事放到这里，表述起来更方便，可以信手拈来，真实的场景把虚构的人物一下烘托出来了。
　　楚风：女真这个笔名我想象是从你的母亲家来，他们是满族。你为什么强调这个？在你的生活和写作中会有什么影响？你有相关的写作计划吗？我现在非常关心你的菜园子。菜园子种了第二年了吧？种植，收获，蔬菜，花卉，和写作十分搭配。就像烹饪和脑力劳动很搭配一样。我盼着你会写你的菜园子。 　　女真：我姥姥是满族，家里姓贺。我起笔名跟满族有关系，算是对自己人生来处的一种纪念。满族现在基本汉化了，东北的一些地名、民间饮食和方言词汇中还留存一些痕迹。我姥姥对我影响很大，她2011年去世，活了97岁。我姥家有长寿基因，她同辈人都活到九十多将近百岁。姥姥识字，一辈子没挣过钱。她对人生豁达、对物质淡然，姥姥活着时，常引用经文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谷仓。”满足了基本温饱后，精神生活对人更重要。这些年我注意收集跟满族、跟家族历史有关的资料，写过散文、随笔，小说里用过一些小情节，还没尝试过整体架构。只有史料是写不了小说的，还要有想象力，有对满族人日常生活细节的了解，我在这些方面能力不足。记得以前读老舍的《正红旗下》，很喜欢他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表达。我们这些后辈，远远达不到他的程度。
　　说到姥姥，我马上想到网红李雪琴。李雪琴是咱们北大校友，铁岭开原人，我姥姥也是铁岭开原人。铁岭是赵本山命名的“大城市”，这地方挺有意思，头些年出二人转、小品演员，最近几年出网红。铁岭人在语言方面好像有天赋，特别能说，唠起嗑儿一套一套的，日常說话也能合辙押韵。最近有两个老家铁岭的网红特别火，一个李雪琴，还有一个张踩铃。我把她俩命名为学霸型网红，李雪琴读过北大，张踩铃是厦大的，在英国读博士。铁岭开原境内的尚阳堡，在清朝很有名——那里是免死犯人的流放地，清朝初年犯事的一些重要官吏流放过那里，“文字狱案”“科场案”等十余起事件中的五百多位“知识分子”流放到那里，顺治、康熙皇帝的“圣谕”中多次提到尚阳堡。那些流人有的后来回到朝廷、重新被重用，有的被允许返回故乡，也有的永远留在当地。那些留下的人，对后来当地的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识的铁岭人，多数性格幽默、豁达，我不知道这种普遍的性格是不是跟历史上收留过流人有关，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我没看过相关资料，也许有人研究过吧。经历过生死磨难的人，对社会、对人生看得更透彻吧。对生活的幽默、豁达态度，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成了当地人的一种文化基因。说回李雪琴，这个1995年出生的女生，她在脱口秀舞台上说一口铁岭话，敢于自嘲，幽默智慧，圈粉无数。我一个朋友说，一个北大毕业还去美国留过学的高材生，大庭广众为什么不讲普通话？太土了。我对他说，李雪琴未必不会说普通话，但她如果说普通话，舞台效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方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样一句话，李雪琴用铁岭话说出来，比她讲普通话更有效果。在英国读博士的张踩铃也是讲铁岭话时更出效果。我最近重读《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绕来绕去的长句子让我想到小说语言问题，我自己不喜欢中国人用翻译腔写的小说，自己写的时候也尽量避免。我还是喜欢在生动、形象的日常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有文学表现力的小说语言。
　　与李雪琴有关的想法还有抑郁症。李雪琴自己承认有抑郁症，为克服抑郁症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李雪琴我想到我们班的同学张延娟，这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女生，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才15周岁，她在大二刚开学时用一条红纱巾在宿舍里结束了生命，让自己永远停留在16周岁。现在回想，她其实就是抑郁症。但我们当时都不懂，至少我不懂，没听说过有这种病。记得她出事后，班里开会，有同学讲自己也有过自杀的想法。我头几天在网上看一个帖子，说北大、清华学生当中有多少多少比例的人有抑郁倾向，具体数字我没记清，但我想，如果只以我们“文八一”为样本的话，抑郁自杀的比例应该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更多。李雪琴这代人，有了抑郁症可以诊断出来，可以在公众面前告诉大家自己得了病，得了病的人一样可以活得精彩，这是时代进步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能说出自己的心病，应该就是快走出来了，这是重要的一步。怕的是憋在心里不说。说出来很重要。回想当年，那时候在心理辅导方面是普遍欠缺的，不是某一所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差不多吧。
　　我在小园子里种菜、种花，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植物的坚强，生物链的神秘，都让我着迷。看书或者写作累了，看菜苗成长，或者坐在丝瓜架下听秋风飒飒，那种感觉真是让人既放空又充实。这方面散文、随笔写过一些，小说没怎么写。水到渠成吧，可能还是积累得不够。不强求，也许哪一天灵感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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