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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设计艺术新地标“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深圳启幕。这栋由建筑大师槇文彦设计的别致建筑，具有山、海、城市三重视野，开放联通的空间设计可以举办不同的文化活动，希冀引发文化的对话和人与人的交流。
重磅登台的三个开幕展览，分别是：主展馆《数字之维》、V&A展馆的“设计的价值”，及“筑·梦——槇文彦与槇综合计画事务所设计展”。着伴随着三大展览以及一系列公众活动的，是亚太地区首个设计聚合力平台“设计互联”的问世。
作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策划及运营方，设计互联将“以创新为核心，秉承深圳这座城市的先锋开拓精神，通过举办多样的展览和活动，开发教育与学习项目，展示当今设计力量，并不断培育新兴人才，催生创新机遇，助推想也变革。”蛇口招商（CMSK）总经理徐永军先生如是说。
设计互联在做什么？先不急于定义，让我们从细节开始——
一把生长出来的椅子
约里斯·拉尔曼的椅子是在计算机里长出来的，而非是拉尔曼设计的。
这么说有一点失公允，但因为数字时代技术与人与自然的边界更难以界定，我们很难再说人的想法一枝独秀。如果具体解释一下这个作品 ：拉尔曼受了细胞生长的启发，于是他将设计的物件（目的），参数（材料、制造方法、成本预算）输入计算机，由计算机自己探索出无数的解决方案，最后拉尔曼从中选择他偏好的几种——这种方法称为生成式设计（Generative Design）。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把漂亮的、复杂的、自然的椅子，通体由“长细胞”（long cell）构成，从底部一直延伸到背部。如果按照拉尔曼对未来设计的期望，每个城市，甚至社区都有数字化车间，可以生产定制物件。这是开源设计，任何人都能下载设计文件，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尺寸、硬度、颜色。
我们细看数字时代的探索，其实受到自然和传统的诸多启发。在这个名叫“数字之维”（Minding The Digital）的展览上，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研究所创始人阿希姆·门格斯带来了三件作品。
1.“ICD/ITKE研究亭”是由机械臂编织的亭子，灵感来自于甲虫的外壳。程序用最少且最简单的模块单元，达到极大自由度的几何形态。
2.“聚合墙”（Aggregate wall）是基于對沙子、碎石等自然颗粒的研究，先计算出颗粒的几何形状，制造出最小单元，然后由机械臂堆砌为稳固的聚合体。
3.“缝木亭”（Sewn wood shell）是借鉴了传统的缝纫技术，在不使用金属紧固件的情况下，用机械臂来“缝合”轻质木结构。三件作品都在探索机器人制造在未来建筑领域的运用。
数字化已经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数字化还在生成演变中，我们现在能反思未来吗？深圳的创客们是这样解释数字化：现实世界是模拟的，线性的，我们把这个世界抽象后变成0和1，让计算机可以理解，这就是数字化的过程。现在设计的工具是数字化，或对象数字化，传递的方式数字化，已经不存在非数字化的设计了。但如果都数字化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人的价值是什么，物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观看这些参数设计的产品结构，它们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重复，不停地复制自己，听起来像病毒的扩散，具有永生的魔力，如果不是人为摁停，它们会一直计算下去，例如让拉尔曼的椅背一直生长。
如果我们留意过烹煮食物时不断升起又破灭的沸腾泡沫，我们会发现一样的结构形态。计算机因为执行数学算法的缘故，最终体现的仍是自然法则。矿物质的结晶成形需要亿万年，但计算机会在几分钟内加速完成这个过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认为，在未来凡是说得清的部分都将被计算机算法取代，不可取代唯有人的原创性，“如何优雅、诗意地解决问题”是人类的最后王牌。
在“数字之维”展览中设立了“数字参与”一章来思考这个问题：数字时代，你能做什么？这是面向公众的开源的工作坊，是为实现人人设计的理想。
一部物的设计史
与“数字之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同时开幕的另一个展览——V&A“设计的价值”，它是对于以往物品设计史的梳理。V&A（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关于设计史的博物馆，回顾人类文明中的设计和制造，V&A策展人柯鹿鸣给出了清晰的解读线索。从性能、材料、解决问题、身份象征、成本、沟通等方面去分析设计中潜藏的原则。
《设计的价值》探讨了这样两个问题：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反过来驱动设计的发展？在展厅入口处，写着这样的一个结论：设计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价值观。价值观决定未来。
物品设计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升性能，以往物品朝着灵活耐用、小巧高效、多功能的趋势发展。我们对性能的痴迷甚至会过犹不及，当我们手握一把配备了80种工具的瑞士军刀，有没有心里开始打鼓：“这到底是如虎添翼还是画蛇添足”？
从材料来说，玳瑁在19世纪被广泛用于制造梳子和镜架等小物件。1862年，亚历山大·帕克斯发明了第一款人造塑料“Parkesine”，外貌相仿且成本低廉，此举防止了玳瑁龟被过度捕杀。而现在，塑料的消解又成了人民面临的另一个环保问题。到底是改善了供应链还是制造了毒垃圾？
总的来说世界在拉平，拉近，朝着更低的成本，更广的传播发展。18世纪欧洲人迷恋亚洲的漆器，中国的漆器座椅于是设计成平板包装，运往英国后再进行组装，运输数量增加同时成本降低，成为平板包装的先锋。
海上文化艺术中心，坐落于蛇口海湾边，由日本建筑大师槇文彦设计，主体空间分别面向山、海、城市三种视野。建筑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吕蒙，摄于2017年6月6日
16世纪欧洲人对青花瓷的迷恋，催生了荷兰制陶工人的创新，他们用锡釉给陶器上色，这种“代尔夫特蓝陶”以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中国瓷器的仿品。是山寨拷贝还是优化升级？这也是一个问题。谁向谁学习还真不好说。
我们更熟悉的山寨故事是深圳华强北的手机，最初它像一个被鄙视的笑话，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山寨机的不断尝试，华为和小米的神话应该不会在中国诞生。在V&A里永久收藏了几款华强北山寨机，一款外型模仿iPhone 5，操作系统却是安卓，还配有双卡双待这样的中国特色功能；另一款是2008年的老人机，配有大键盘，急救帮助和大音量扬声器。山寨机是深圳由模仿向设计过渡中的一个切片样本。
软件和硬件的开源将设计制造的权力分散到普通人手里。意大利2005年研发的微控制器电路板Arduino掀起了“创客运动”DIY爱好者的浪潮。2016年，深圳的矽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了自己版本的Arduino电路板并取名为Seeeduino，成为新一波创客运动的主要枢纽和推动者。这款设计也被V&A收藏——以往的使用说明都由设计师“开处方”，而现在在开放平台上，“怎么用” 由用户自己说了算。
一个法则的改变
在“点击”可得的生活中，我们与物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文化学者们对此忧心忡忡，在线购物、在线音乐、在线电影、在线资讯……让我们没有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等待和期盼，稀缺性带来的满足感与珍惜正在消失。过去我们与音乐的关系存在阶差，有人拥有一千张唱片，有人只有几张，有人等待几年才偶然与期待相遇，也有人最终留下遗憾。而现在，我们在海量的音乐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我们与音乐的关系为零。
“设计的价值”展览中有一个视频，邀请普通人讲述他（她）与心爱之物之间的故事。一个年青人为了与邻居搭讪，在跳蚤市场上买了一把邻居自制的小扳手，这是物的第N+1种用法——帮助人与人的连接。而现在，我们在线上沟通，依赖数据和表情包，省时又高效。只是，这种沟通是真的吗？
眾建筑的作品“众行顶”在设计互联组织的“去！设计社区节”，2016年11月
传统时代我们对于持久耐用有深度渴望，“传世”是一种褒扬。美国加州利费莫尔德消防局的一盏灯从1901年点亮一直到今天——117年整——被称为世纪灯。经久耐用有时甚至远超人们的预期，如果生产商真想这样做的话。
当今时代更普遍的策略却是“预设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制造商们刻意让电子产品“只能换不能修”。一方面我们承受着环境保护的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将我们引向更多消费，产品将变得更廉价，即用即弃，而非经久耐用。
设计刺激了消费的欲望，但同时要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浪费污染以及不道德的劳动力使用（血汉工厂）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设计帮助解决问题，同时它本身是否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超常识”创始人刘得志认为面对大量雷同的设计，我们需要思考：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开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具设计，所有产品均通过数字设计和数字加工技术，可实现用户本地化生产。2018年1月在设计互联的公众教育工作坊分为两期，先以开源软件设计家具，然后通过数控机床切割制作部件，最后参与者自己组装成形。？ Rory Gardiner
“数字设计新生态”的研究员唐司韵从学术的层面总结出数字化对设计行业的众多改变，其中包括：
新门类：设计不再只是物的设计，它可以是非物质性的设计，如交互的设计、服务的设计、系统的设计、机制的设计，例如共享单车更多讨论的是分享机制、信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设计，而并非单车的设计。
工作组织方式：设计师成为数字游牧民，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伙伴，在合作办公空间里协作然后重新组合。
教育：以往的学科分类是按传统物理世界的分类，以后将打破院系设置，强调多重技能与通识。
一座城市：从代工到创客
深圳以代工制造业闻名，在它繁荣的制造生产背后，是大部分利润都回流到产品设计的原生国家。最常常被人们举出的例子就是：2014年的一部iPhone6裸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市场研究公司分析认为这款产品的利润率高达70%，而富士康代工一部iPhone6却只能获利4美元左右。
正是因为过去有太多沉重的记忆。如今的深圳正在全力谋求转型升级成为硬件制造结合软件设计的新型成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深圳-香港地区已超越硅谷，成为全球第一的创新聚落。以创客空间为主要形态的创新基地，在过去十年间孵化了大量项目，深圳拥有六千家设计公司，超过十万名设计从业人员。
ICD/ITKE研究亭2013-14 ？ ICD/ITKE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如何将开源运动深入推广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去，是“设计互联”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设计之都”的称号授予深圳，它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设计互联”的最初想法就在那时产生了：为深圳搭建一个聚合设计力量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面向公众文化艺术教育的平台。“设计互联”由蛇口招商局创办，并将一块商业用地划拨给这项文创事业。对于创新，蛇口并不陌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就是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正是从这里喊出来并声动全国。
“设计互联”的建筑“海上文化艺术中心”由日本建筑大师槇文彦设计，“设计互联”的设计精神的最初实体呈现正是这座建筑。2011年，83岁的槇文彦接受委托，这是他在中国的首个项目。出生于1928年的槇文彦风格几经成长和革新，触及历史上许多重要时刻。从日本战后重建到纽约世贸中心归零地（Ground Zero）重建；从乌托邦思想新陈代谢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倡导关注空间关系而不是建筑结构，空间比建筑更为灵活。
由柯鹿鸣策划的“不为人知的设计行为”调研项目，Cpark 摄制组在拍摄无人机设计工作室，2015年10月
“海上文化艺术中心”外型平实内敛，与形式新奇的“地标式”建筑形成反差，但内部空间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当中的“奥”（OKU），空间层次丰富，富于变化，同时最大程度联通了所有空间，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相遇提供可能。设计引导着观众的视线在建筑外部与内部的穿梭，正是“奥”所指的内部纵深感。建筑的三个主体分别面向海、大南山和城市，代表着自然、城市、科技、和人的结合。设计互联也正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开放的空的平台，希望人们在这里聚合，形成设计的社区，创造新的可能。“设计互联”创始馆长奥雷·伯曼说：“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你为灵感而来，设计，互联！”
对于创新，蛇口并不陌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就是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正是从这里喊出来并声动全国
Q=《北京青年》周刊A=奥雷·伯曼
专访“设计互联”创始馆长奥雷·伯曼
Q：为什么是“数字之维”作为开幕展？
A：当代设计已成为一门包容性极强的学科，人人都能做设计。设计不再居于专业高地，而是变成一种态度、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这种赋权正是“数字化”带来的。“数字化”使材料、生产技术、人际互动、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设计以往是关于物的形态，但现在已经超越了造物的层面，设计现在关乎着我们和世界互动的交界面。
Q：但“数字化”还在进行中，甚至可以说还在最初阶段，很难有清晰的叙述。
A：绝对不是为了强加某种叙述，我们鼓励观众在“数字化景观”里寻找自我。这也是我们思考的：数字化时代人的价值。“我能如何参与？”展览位于整栋建筑中最广阔的空间，僅由单一柱体支撑，上方有光线透入，体现一种协同精神。我们希望在数字时代汇聚公众的力量。
Q：当你谈设计的时候，你在谈什么？
A：9年前，我作为荷兰建筑协会（NAi）的新任董事，发起了一项活动，旨在激发民众为“塑造我们国家”献计献策。每个月侧重一个设计学科，例如住宅、园林建筑、基础设施设计、水资源管理，对最有创意的设计实例我们进行归类整理。在那6个月期间，NAi将传统的闭门设计转变成了应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挑战。
那个活动遭到了评论家和从业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说这样的要求超出了设计的范畴。
时隔近十年，钟摆完全荡到了我们这一侧。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杂志、政府决策、学校不把设计作为一个生存问题来阐述。设计不再是设计惊艳的例外，而在于设计规则；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不再是十分之一的少数，而是要拥抱其余的十分之九。如果套用库珀·休伊特2007年展会的标题，那就是“为其余的十分之九而设计”。短短几年间，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设计是直面社会挑战。
重磅登台的三个开幕展览，分别是：主展馆《数字之维》、V&A展馆的“设计的价值”，及“筑·梦——槇文彦与槇综合计画事务所设计展”。着伴随着三大展览以及一系列公众活动的，是亚太地区首个设计聚合力平台“设计互联”的问世。
作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策划及运营方，设计互联将“以创新为核心，秉承深圳这座城市的先锋开拓精神，通过举办多样的展览和活动，开发教育与学习项目，展示当今设计力量，并不断培育新兴人才，催生创新机遇，助推想也变革。”蛇口招商（CMSK）总经理徐永军先生如是说。
设计互联在做什么？先不急于定义，让我们从细节开始——
一把生长出来的椅子
约里斯·拉尔曼的椅子是在计算机里长出来的，而非是拉尔曼设计的。
这么说有一点失公允，但因为数字时代技术与人与自然的边界更难以界定，我们很难再说人的想法一枝独秀。如果具体解释一下这个作品 ：拉尔曼受了细胞生长的启发，于是他将设计的物件（目的），参数（材料、制造方法、成本预算）输入计算机，由计算机自己探索出无数的解决方案，最后拉尔曼从中选择他偏好的几种——这种方法称为生成式设计（Generative Design）。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把漂亮的、复杂的、自然的椅子，通体由“长细胞”（long cell）构成，从底部一直延伸到背部。如果按照拉尔曼对未来设计的期望，每个城市，甚至社区都有数字化车间，可以生产定制物件。这是开源设计，任何人都能下载设计文件，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尺寸、硬度、颜色。
我们细看数字时代的探索，其实受到自然和传统的诸多启发。在这个名叫“数字之维”（Minding The Digital）的展览上，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研究所创始人阿希姆·门格斯带来了三件作品。
1.“ICD/ITKE研究亭”是由机械臂编织的亭子，灵感来自于甲虫的外壳。程序用最少且最简单的模块单元，达到极大自由度的几何形态。
2.“聚合墙”（Aggregate wall）是基于對沙子、碎石等自然颗粒的研究，先计算出颗粒的几何形状，制造出最小单元，然后由机械臂堆砌为稳固的聚合体。
3.“缝木亭”（Sewn wood shell）是借鉴了传统的缝纫技术，在不使用金属紧固件的情况下，用机械臂来“缝合”轻质木结构。三件作品都在探索机器人制造在未来建筑领域的运用。
数字化已经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数字化还在生成演变中，我们现在能反思未来吗？深圳的创客们是这样解释数字化：现实世界是模拟的，线性的，我们把这个世界抽象后变成0和1，让计算机可以理解，这就是数字化的过程。现在设计的工具是数字化，或对象数字化，传递的方式数字化，已经不存在非数字化的设计了。但如果都数字化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人的价值是什么，物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观看这些参数设计的产品结构，它们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重复，不停地复制自己，听起来像病毒的扩散，具有永生的魔力，如果不是人为摁停，它们会一直计算下去，例如让拉尔曼的椅背一直生长。
如果我们留意过烹煮食物时不断升起又破灭的沸腾泡沫，我们会发现一样的结构形态。计算机因为执行数学算法的缘故，最终体现的仍是自然法则。矿物质的结晶成形需要亿万年，但计算机会在几分钟内加速完成这个过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认为，在未来凡是说得清的部分都将被计算机算法取代，不可取代唯有人的原创性，“如何优雅、诗意地解决问题”是人类的最后王牌。
在“数字之维”展览中设立了“数字参与”一章来思考这个问题：数字时代，你能做什么？这是面向公众的开源的工作坊，是为实现人人设计的理想。
一部物的设计史
与“数字之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同时开幕的另一个展览——V&A“设计的价值”，它是对于以往物品设计史的梳理。V&A（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关于设计史的博物馆，回顾人类文明中的设计和制造，V&A策展人柯鹿鸣给出了清晰的解读线索。从性能、材料、解决问题、身份象征、成本、沟通等方面去分析设计中潜藏的原则。
《设计的价值》探讨了这样两个问题：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反过来驱动设计的发展？在展厅入口处，写着这样的一个结论：设计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价值观。价值观决定未来。
物品设计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升性能，以往物品朝着灵活耐用、小巧高效、多功能的趋势发展。我们对性能的痴迷甚至会过犹不及，当我们手握一把配备了80种工具的瑞士军刀，有没有心里开始打鼓：“这到底是如虎添翼还是画蛇添足”？
从材料来说，玳瑁在19世纪被广泛用于制造梳子和镜架等小物件。1862年，亚历山大·帕克斯发明了第一款人造塑料“Parkesine”，外貌相仿且成本低廉，此举防止了玳瑁龟被过度捕杀。而现在，塑料的消解又成了人民面临的另一个环保问题。到底是改善了供应链还是制造了毒垃圾？
总的来说世界在拉平，拉近，朝着更低的成本，更广的传播发展。18世纪欧洲人迷恋亚洲的漆器，中国的漆器座椅于是设计成平板包装，运往英国后再进行组装，运输数量增加同时成本降低，成为平板包装的先锋。
16世纪欧洲人对青花瓷的迷恋，催生了荷兰制陶工人的创新，他们用锡釉给陶器上色，这种“代尔夫特蓝陶”以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中国瓷器的仿品。是山寨拷贝还是优化升级？这也是一个问题。谁向谁学习还真不好说。
我们更熟悉的山寨故事是深圳华强北的手机，最初它像一个被鄙视的笑话，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山寨机的不断尝试，华为和小米的神话应该不会在中国诞生。在V&A里永久收藏了几款华强北山寨机，一款外型模仿iPhone 5，操作系统却是安卓，还配有双卡双待这样的中国特色功能；另一款是2008年的老人机，配有大键盘，急救帮助和大音量扬声器。山寨机是深圳由模仿向设计过渡中的一个切片样本。
软件和硬件的开源将设计制造的权力分散到普通人手里。意大利2005年研发的微控制器电路板Arduino掀起了“创客运动”DIY爱好者的浪潮。2016年，深圳的矽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了自己版本的Arduino电路板并取名为Seeeduino，成为新一波创客运动的主要枢纽和推动者。这款设计也被V&A收藏——以往的使用说明都由设计师“开处方”，而现在在开放平台上，“怎么用” 由用户自己说了算。
一个法则的改变
在“点击”可得的生活中，我们与物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文化学者们对此忧心忡忡，在线购物、在线音乐、在线电影、在线资讯……让我们没有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等待和期盼，稀缺性带来的满足感与珍惜正在消失。过去我们与音乐的关系存在阶差，有人拥有一千张唱片，有人只有几张，有人等待几年才偶然与期待相遇，也有人最终留下遗憾。而现在，我们在海量的音乐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我们与音乐的关系为零。
“设计的价值”展览中有一个视频，邀请普通人讲述他（她）与心爱之物之间的故事。一个年青人为了与邻居搭讪，在跳蚤市场上买了一把邻居自制的小扳手，这是物的第N+1种用法——帮助人与人的连接。而现在，我们在线上沟通，依赖数据和表情包，省时又高效。只是，这种沟通是真的吗？
传统时代我们对于持久耐用有深度渴望，“传世”是一种褒扬。美国加州利费莫尔德消防局的一盏灯从1901年点亮一直到今天——117年整——被称为世纪灯。经久耐用有时甚至远超人们的预期，如果生产商真想这样做的话。
当今时代更普遍的策略却是“预设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制造商们刻意让电子产品“只能换不能修”。一方面我们承受着环境保护的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将我们引向更多消费，产品将变得更廉价，即用即弃，而非经久耐用。
设计刺激了消费的欲望，但同时要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浪费污染以及不道德的劳动力使用（血汉工厂）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设计帮助解决问题，同时它本身是否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超常识”创始人刘得志认为面对大量雷同的设计，我们需要思考：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数字设计新生态”的研究员唐司韵从学术的层面总结出数字化对设计行业的众多改变，其中包括：
新门类：设计不再只是物的设计，它可以是非物质性的设计，如交互的设计、服务的设计、系统的设计、机制的设计，例如共享单车更多讨论的是分享机制、信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设计，而并非单车的设计。
工作组织方式：设计师成为数字游牧民，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伙伴，在合作办公空间里协作然后重新组合。
教育：以往的学科分类是按传统物理世界的分类，以后将打破院系设置，强调多重技能与通识。
一座城市：从代工到创客
深圳以代工制造业闻名，在它繁荣的制造生产背后，是大部分利润都回流到产品设计的原生国家。最常常被人们举出的例子就是：2014年的一部iPhone6裸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市场研究公司分析认为这款产品的利润率高达70%，而富士康代工一部iPhone6却只能获利4美元左右。
正是因为过去有太多沉重的记忆。如今的深圳正在全力谋求转型升级成为硬件制造结合软件设计的新型成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深圳-香港地区已超越硅谷，成为全球第一的创新聚落。以创客空间为主要形态的创新基地，在过去十年间孵化了大量项目，深圳拥有六千家设计公司，超过十万名设计从业人员。
如何将开源运动深入推广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去，是“设计互联”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设计之都”的称号授予深圳，它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设计互联”的最初想法就在那时产生了：为深圳搭建一个聚合设计力量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面向公众文化艺术教育的平台。“设计互联”由蛇口招商局创办，并将一块商业用地划拨给这项文创事业。对于创新，蛇口并不陌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就是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正是从这里喊出来并声动全国。
“设计互联”的建筑“海上文化艺术中心”由日本建筑大师槇文彦设计，“设计互联”的设计精神的最初实体呈现正是这座建筑。2011年，83岁的槇文彦接受委托，这是他在中国的首个项目。出生于1928年的槇文彦风格几经成长和革新，触及历史上许多重要时刻。从日本战后重建到纽约世贸中心归零地（Ground Zero）重建；从乌托邦思想新陈代谢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倡导关注空间关系而不是建筑结构，空间比建筑更为灵活。
“海上文化艺术中心”外型平实内敛，与形式新奇的“地标式”建筑形成反差，但内部空间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当中的“奥”（OKU），空间层次丰富，富于变化，同时最大程度联通了所有空间，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相遇提供可能。设计引导着观众的视线在建筑外部与内部的穿梭，正是“奥”所指的内部纵深感。建筑的三个主体分别面向海、大南山和城市，代表着自然、城市、科技、和人的结合。设计互联也正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开放的空的平台，希望人们在这里聚合，形成设计的社区，创造新的可能。“设计互联”创始馆长奥雷·伯曼说：“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你为灵感而来，设计，互联！”
Q=《北京青年》周刊A=奥雷·伯曼
专访“设计互联”创始馆长奥雷·伯曼
Q：为什么是“数字之维”作为开幕展？
A：当代设计已成为一门包容性极强的学科，人人都能做设计。设计不再居于专业高地，而是变成一种态度、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这种赋权正是“数字化”带来的。“数字化”使材料、生产技术、人际互动、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设计以往是关于物的形态，但现在已经超越了造物的层面，设计现在关乎着我们和世界互动的交界面。
Q：但“数字化”还在进行中，甚至可以说还在最初阶段，很难有清晰的叙述。
A：绝对不是为了强加某种叙述，我们鼓励观众在“数字化景观”里寻找自我。这也是我们思考的：数字化时代人的价值。“我能如何参与？”展览位于整栋建筑中最广阔的空间，僅由单一柱体支撑，上方有光线透入，体现一种协同精神。我们希望在数字时代汇聚公众的力量。
Q：当你谈设计的时候，你在谈什么？
A：9年前，我作为荷兰建筑协会（NAi）的新任董事，发起了一项活动，旨在激发民众为“塑造我们国家”献计献策。每个月侧重一个设计学科，例如住宅、园林建筑、基础设施设计、水资源管理，对最有创意的设计实例我们进行归类整理。在那6个月期间，NAi将传统的闭门设计转变成了应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挑战。
那个活动遭到了评论家和从业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说这样的要求超出了设计的范畴。
时隔近十年，钟摆完全荡到了我们这一侧。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杂志、政府决策、学校不把设计作为一个生存问题来阐述。设计不再是设计惊艳的例外，而在于设计规则；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不再是十分之一的少数，而是要拥抱其余的十分之九。如果套用库珀·休伊特2007年展会的标题，那就是“为其余的十分之九而设计”。短短几年间，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设计是直面社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