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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家园建构的关键在于寻求现实合理的路向。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建构路向的选择差异。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审美取向、宗教取向，以及整合诸种取向的综合性价值取向，开启了精神家园建构的不同路向。
[关键词]精神家园；建构；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05-0022-04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要求，这既是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理论逻辑，也体现了党中央对人们精神生活世界的关注，同时也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精神家园建构问题提出了理论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们精神需求”[1]。这为我们提出了继续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重视建构人们的精神家园的理论课题。
学术界主要从精神家园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界定精神家园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建设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建构原则、建构方法与建构目标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结、反思、批判与超越精神家园建构问题研究中不同的路径建议，寻找现实合理的建构路向，是精神家园建构问题的核心环节。在哲学视域中，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建构路向的选择差异。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宗教取向，以及整合诸种价值取向的综合性取向，开启了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构的不同路向。
一、科学取向：以探真居实为理性指导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中国，是否“科学”，基本成为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指导法则。反映到内在精神世界中，在认知层面上，人们追求真实的认知；在价值追求中，人们追求合理的评判价值；在精神追求上，人们以科学精神为准则。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与否，几乎成为人们判断一切的终极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2]
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封闭思维受到了裹着船坚炮利外衣的西方科学技术思维的严重冲击，科学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文化权威。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潮由于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一元化有机宇宙观思想模式的支持而迅速本土化、普遍化，科学的有效性、权威性从自然领域伸展到社会、历史、道德多个领域，原本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在中国流变为富于终极意义的科学主义，它为各种政治意义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扩张化、独断化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3]。生动的现实经验与传统思维模式的深层契合，促使科学的权威性从武器、物品延伸到制度结构，再到规范体系，形成了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取向，科学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为一种覆盖一切的本体性规范。
坚持科学的价值取向，追求以探真居实为理性指导的精神家园，这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也符合人们追求稳固性的思维习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4]。这就使科学在具有传统的概括性、逻辑性和批判性等特征的基础上，也逐渐出现了否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发展趋势。由此，在精神生活中，如果过于追求纯粹的科学性，将会发现找不到价值坐标与意义根据。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来建设精神家园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是因为，“科学对日益广大的生活领域的支配并没有取消日常思维，日常思维也并没有被科学思维所取代”[5]。受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影响，纯粹以科学为价值取向不符合人们的精神生活追求，甚至未必会超过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与日常思维所产生的幸福感。
二、功利取向：以利益扩张为感性倾向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科学取向是一种理性幸福观的话，那么功利取向则是一种感性幸福观。中国自推翻封建王朝以来，人的欲望在解除了传统的限制之后，呈现出迅速扩张之势。在当代生活中，追求感官刺激、满足生理需求、获得最大利益、积累大量财富等成为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到内在精神世界中，就是对以利益扩张为感性倾向的精神家园的热切向往。
精神家园建构中的功利取向，是当今时代特征的一种精神表征。“在这样一个技术手段与功利目的相互攀援并共同宰制乾坤的时代，人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使不是单向的，也毫无疑问是技术合理性与功利优先性之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的。”[6]对于这样的发展趋势，麦金太尔曾忧郁地认为，在当代社会里，德性已经被挤到了生活的边缘。现代人在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贬值的内在危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概括来说，主要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道德理想为取向逐渐转向到80年代以来的功利取向。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价值贬抑，以及一定范围内、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滑坡”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边沁看来，功利取向的依据就是苦与乐：“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的幸福，亦即他们的快乐与安宁，是立法者所应该注意的唯一目标，而在事情取决于立法者范围以内，他都应当依据这个唯一标准使每一个人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究竟使一个人做这件事，还是做别的什么事，则除了苦与乐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可作最后决定了。”[7]这种依据苦乐选择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的盛行，导致了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2]的社会思潮，这让我们感到深深的忧虑。
三、道德取向：以博施济众为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功利取向是从“为我”出发建构精神家园，那么道德取向则是要建立一种“为他”取向的精神家园。道德不仅是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道德还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外在统治力量，而且也是根据个体生命的经历、经验、感受和体验不断生成的。
在现代生活中，坚持道德取向的精神生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道德规范的缺失，致使人的精神世界由于良知的缺失而产生内心的不安与空虚。如果个体单纯的向外寻求，也就是说追求外在的东西并以之为目的，那么个体追求的只是欲望的满足、生活的享乐。感性生活的充斥、精神品格的缺失和道德体验的失位，必然伴随着焦虑、厌烦、忧郁、颓废，甚至绝望等情绪。即使是当今的人们具有了较合理的理性知识、技术能力、制度结构、价值规范、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自由的生活与责任意识等，道德伦理依旧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要素与精神家园资源。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和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就是思想家对现代道德取向关注的理论成果。 有德者的精神生活可能比较舒适、坦然，但仍然面临着康德所深刻揭示的“德福悖论”，即有德者未必有福。在现实中，我们也往往看到不讲道德的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有德者却缺乏幸福生活的必要物质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空洞的道德说教并不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这就限制了依靠道德取向建构精神家园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四、审美取向：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
审美的非功利性与艺术自律是康德美学的两个基本原理。审美取向作为不同于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的一种价值取向，在精神家园建构上，主要呈现为追求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在审美中，人们不必占有某种东西成为自己的私有物品，而在审美对象是公共的或者别人的时候，也能从注视、欣赏和品味中获得一种愉悦的感觉。
文艺作品往往能使人从从众、慵懒、沉沦、无新意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通过建立一种人与生活世界的非科学、非功利、非道德的审美关系，为人们提供一个充满幻想、温馨浪漫、激动人心的情感世界。不同种类的作品有不同的情感安慰作用。具体来说，“现实主义作品有助于人们以清醒的和自觉的态度来正视现实生活和生存；浪漫主义作品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希冀，有助于在人们内心世界中形成一种超越现存的维度；非理性主义的荒诞文学和艺术作品有助于使人们直面技术世界的全面异化，激起人们绝望之中的希望；而新写实主义文学艺术则直接把人们带入生活的原生态，使人们开始进行一种自我观照，一种不曾有过的自我反思”[8]。通过各类文艺作品，体验不同的精神享受，这就是以审美为价值取向，追求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除了以文艺作品作为审美满足外，日常生活审美也流行于大众生活中。比如，夜市上有诸多的流浪歌手表演，商场里有各种时装美容，电视上有家庭装修布置专题，报纸上有引导审美取向的小资情调，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以美作为吸引人们消费的招牌等等，这些虽然隐藏着内在的利益追求，却也是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的外在形式。总之，不仅愤世嫉俗的艺术家与唯美主义的美学家在向往美，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在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还对日常审美进行理论提升，期望通过审美寻找生活的意义。比如，哈桑就在无神的世纪末呼唤神，在文化的沙漠里寻找精神的绿洲，他就是想通过艺术这位缪斯恢复人类失去的美好记忆，想让本杰明式的“灵气”（aura）渗入艺术想象力，重塑西方审美人格，重建富有意义的生活[9]。
然而，通过在审美中获得的精神享受，只能暂时的使人逃离繁琐的现实生活，而在占据大量时间的日常劳作与学习中，始终持有审美态度却是很困难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提醒我们：“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0]
五、宗教取向：以精神皈依为终极归宿的精神家园
以宗教为价值取向，以皈依信仰为最终的意义根据，在西方拥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希腊的逻各斯与希伯莱的上帝结合而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精神，是西方精神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面。理性与宗教始终是西方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两大支柱，犹如西方精神之躯行进的两条腿。随着西方宗教的不断传入，宗教信仰逐渐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而中国的道教与禅宗也包含以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精神归宿的价值取向。
当代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通过重建新宗教以解决意义失落等问题，成为一些人的选择。贝尔就相信，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出生存的困境，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自然和机器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新宗教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可以修复人们破碎了的信念，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唯有重建精神崇拜，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所以他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希冀重建新宗教，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11]。宗教在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上确有无法替代的历史优势与现实功能。终极关怀就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各种欲求与功利追求，无条件地追寻生存的价值坐标与意义根据。蒂利希说：“人最终关怀的，是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怀的问题。人无限地关怀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在向往着它。……人无条件地关怀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12]在这里，蒂利希深刻地揭示了终极关怀对人的生存根基的重要意义。
然而，即使最终的意义根据与终级关怀问题得以解决，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仍然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与时代不适应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如何寻找可依托性的价值坐标与现实性的人生意义，仍然是当代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六、综合取向：以取向平衡为多元协调的精神家园
既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如前文阐释的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审美取向和宗教取向等，在精神家园建构上各有利弊，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即是否可以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建立一个不同取向之间相辅相成、协调有序的精神家园？这个理想固然美好，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姑且不论各种价值取向由于方向性的根本差异能否和谐共存，这种综合取向还极易因选择过多而让人产生无所适从感，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如此一来，这种综合取向并不比单纯选择其中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产生的问题少。正如前面分析的整合思维路向是一种完美主义论一样，综合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模式，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也同样难以实现。实际上，每一种价值取向在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时，都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产生出一个由建构原则、基本方法、核心目标等诸多内容构成的有机系统。这种以取向平衡为多元协调的精神家园，企图只抽取每一价值取向的积极因素而去除其消极因素，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2]孙正聿.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6（3）.
[3]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29.
[4]宋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8.
[5][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6.
[6]万俊人.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J].道德与文明，2007（4）.
[7]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23.
[8]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02.
[9]王岳，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6.
[11]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9.
[12]Tillich.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1[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14.
责任编辑：李 颖
[关键词]精神家园；建构；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05-0022-04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要求，这既是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理论逻辑，也体现了党中央对人们精神生活世界的关注，同时也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精神家园建构问题提出了理论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们精神需求”[1]。这为我们提出了继续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重视建构人们的精神家园的理论课题。
学术界主要从精神家园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界定精神家园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建设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建构原则、建构方法与建构目标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结、反思、批判与超越精神家园建构问题研究中不同的路径建议，寻找现实合理的建构路向，是精神家园建构问题的核心环节。在哲学视域中，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建构路向的选择差异。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宗教取向，以及整合诸种价值取向的综合性取向，开启了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构的不同路向。
一、科学取向：以探真居实为理性指导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中国，是否“科学”，基本成为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指导法则。反映到内在精神世界中，在认知层面上，人们追求真实的认知；在价值追求中，人们追求合理的评判价值；在精神追求上，人们以科学精神为准则。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与否，几乎成为人们判断一切的终极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2]
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封闭思维受到了裹着船坚炮利外衣的西方科学技术思维的严重冲击，科学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文化权威。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潮由于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一元化有机宇宙观思想模式的支持而迅速本土化、普遍化，科学的有效性、权威性从自然领域伸展到社会、历史、道德多个领域，原本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在中国流变为富于终极意义的科学主义，它为各种政治意义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扩张化、独断化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3]。生动的现实经验与传统思维模式的深层契合，促使科学的权威性从武器、物品延伸到制度结构，再到规范体系，形成了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取向，科学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为一种覆盖一切的本体性规范。
坚持科学的价值取向，追求以探真居实为理性指导的精神家园，这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也符合人们追求稳固性的思维习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4]。这就使科学在具有传统的概括性、逻辑性和批判性等特征的基础上，也逐渐出现了否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发展趋势。由此，在精神生活中，如果过于追求纯粹的科学性，将会发现找不到价值坐标与意义根据。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来建设精神家园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是因为，“科学对日益广大的生活领域的支配并没有取消日常思维，日常思维也并没有被科学思维所取代”[5]。受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影响，纯粹以科学为价值取向不符合人们的精神生活追求，甚至未必会超过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与日常思维所产生的幸福感。
二、功利取向：以利益扩张为感性倾向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科学取向是一种理性幸福观的话，那么功利取向则是一种感性幸福观。中国自推翻封建王朝以来，人的欲望在解除了传统的限制之后，呈现出迅速扩张之势。在当代生活中，追求感官刺激、满足生理需求、获得最大利益、积累大量财富等成为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到内在精神世界中，就是对以利益扩张为感性倾向的精神家园的热切向往。
精神家园建构中的功利取向，是当今时代特征的一种精神表征。“在这样一个技术手段与功利目的相互攀援并共同宰制乾坤的时代，人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使不是单向的，也毫无疑问是技术合理性与功利优先性之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的。”[6]对于这样的发展趋势，麦金太尔曾忧郁地认为，在当代社会里，德性已经被挤到了生活的边缘。现代人在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贬值的内在危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概括来说，主要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道德理想为取向逐渐转向到80年代以来的功利取向。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价值贬抑，以及一定范围内、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滑坡”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边沁看来，功利取向的依据就是苦与乐：“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的幸福，亦即他们的快乐与安宁，是立法者所应该注意的唯一目标，而在事情取决于立法者范围以内，他都应当依据这个唯一标准使每一个人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究竟使一个人做这件事，还是做别的什么事，则除了苦与乐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可作最后决定了。”[7]这种依据苦乐选择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的盛行，导致了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2]的社会思潮，这让我们感到深深的忧虑。
三、道德取向：以博施济众为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功利取向是从“为我”出发建构精神家园，那么道德取向则是要建立一种“为他”取向的精神家园。道德不仅是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道德还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外在统治力量，而且也是根据个体生命的经历、经验、感受和体验不断生成的。
在现代生活中，坚持道德取向的精神生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道德规范的缺失，致使人的精神世界由于良知的缺失而产生内心的不安与空虚。如果个体单纯的向外寻求，也就是说追求外在的东西并以之为目的，那么个体追求的只是欲望的满足、生活的享乐。感性生活的充斥、精神品格的缺失和道德体验的失位，必然伴随着焦虑、厌烦、忧郁、颓废，甚至绝望等情绪。即使是当今的人们具有了较合理的理性知识、技术能力、制度结构、价值规范、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自由的生活与责任意识等，道德伦理依旧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要素与精神家园资源。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和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就是思想家对现代道德取向关注的理论成果。 有德者的精神生活可能比较舒适、坦然，但仍然面临着康德所深刻揭示的“德福悖论”，即有德者未必有福。在现实中，我们也往往看到不讲道德的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有德者却缺乏幸福生活的必要物质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空洞的道德说教并不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这就限制了依靠道德取向建构精神家园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四、审美取向：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
审美的非功利性与艺术自律是康德美学的两个基本原理。审美取向作为不同于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的一种价值取向，在精神家园建构上，主要呈现为追求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在审美中，人们不必占有某种东西成为自己的私有物品，而在审美对象是公共的或者别人的时候，也能从注视、欣赏和品味中获得一种愉悦的感觉。
文艺作品往往能使人从从众、慵懒、沉沦、无新意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通过建立一种人与生活世界的非科学、非功利、非道德的审美关系，为人们提供一个充满幻想、温馨浪漫、激动人心的情感世界。不同种类的作品有不同的情感安慰作用。具体来说，“现实主义作品有助于人们以清醒的和自觉的态度来正视现实生活和生存；浪漫主义作品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希冀，有助于在人们内心世界中形成一种超越现存的维度；非理性主义的荒诞文学和艺术作品有助于使人们直面技术世界的全面异化，激起人们绝望之中的希望；而新写实主义文学艺术则直接把人们带入生活的原生态，使人们开始进行一种自我观照，一种不曾有过的自我反思”[8]。通过各类文艺作品，体验不同的精神享受，这就是以审美为价值取向，追求以情感愉悦为意义根据的精神家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除了以文艺作品作为审美满足外，日常生活审美也流行于大众生活中。比如，夜市上有诸多的流浪歌手表演，商场里有各种时装美容，电视上有家庭装修布置专题，报纸上有引导审美取向的小资情调，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以美作为吸引人们消费的招牌等等，这些虽然隐藏着内在的利益追求，却也是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的外在形式。总之，不仅愤世嫉俗的艺术家与唯美主义的美学家在向往美，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在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还对日常审美进行理论提升，期望通过审美寻找生活的意义。比如，哈桑就在无神的世纪末呼唤神，在文化的沙漠里寻找精神的绿洲，他就是想通过艺术这位缪斯恢复人类失去的美好记忆，想让本杰明式的“灵气”（aura）渗入艺术想象力，重塑西方审美人格，重建富有意义的生活[9]。
然而，通过在审美中获得的精神享受，只能暂时的使人逃离繁琐的现实生活，而在占据大量时间的日常劳作与学习中，始终持有审美态度却是很困难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提醒我们：“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0]
五、宗教取向：以精神皈依为终极归宿的精神家园
以宗教为价值取向，以皈依信仰为最终的意义根据，在西方拥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希腊的逻各斯与希伯莱的上帝结合而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精神，是西方精神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面。理性与宗教始终是西方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两大支柱，犹如西方精神之躯行进的两条腿。随着西方宗教的不断传入，宗教信仰逐渐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而中国的道教与禅宗也包含以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精神归宿的价值取向。
当代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通过重建新宗教以解决意义失落等问题，成为一些人的选择。贝尔就相信，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出生存的困境，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自然和机器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新宗教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可以修复人们破碎了的信念，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唯有重建精神崇拜，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所以他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希冀重建新宗教，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11]。宗教在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上确有无法替代的历史优势与现实功能。终极关怀就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各种欲求与功利追求，无条件地追寻生存的价值坐标与意义根据。蒂利希说：“人最终关怀的，是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怀的问题。人无限地关怀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在向往着它。……人无条件地关怀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12]在这里，蒂利希深刻地揭示了终极关怀对人的生存根基的重要意义。
然而，即使最终的意义根据与终级关怀问题得以解决，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仍然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与时代不适应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如何寻找可依托性的价值坐标与现实性的人生意义，仍然是当代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六、综合取向：以取向平衡为多元协调的精神家园
既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如前文阐释的科学取向、功利取向、道德取向、审美取向和宗教取向等，在精神家园建构上各有利弊，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即是否可以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建立一个不同取向之间相辅相成、协调有序的精神家园？这个理想固然美好，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姑且不论各种价值取向由于方向性的根本差异能否和谐共存，这种综合取向还极易因选择过多而让人产生无所适从感，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如此一来，这种综合取向并不比单纯选择其中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产生的问题少。正如前面分析的整合思维路向是一种完美主义论一样，综合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模式，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也同样难以实现。实际上，每一种价值取向在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时，都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产生出一个由建构原则、基本方法、核心目标等诸多内容构成的有机系统。这种以取向平衡为多元协调的精神家园，企图只抽取每一价值取向的积极因素而去除其消极因素，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2]孙正聿.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6（3）.
[3]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29.
[4]宋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8.
[5][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6.
[6]万俊人.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J].道德与文明，2007（4）.
[7]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23.
[8]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02.
[9]王岳，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6.
[11]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9.
[12]Tillich.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1[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14.
责任编辑：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