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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和2008年两次大型国际金融危机在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性冲击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使得中国未来发展战略和战术的选择尽可能少犯错误。
两次大危机的根源均是经济失衡
追根寻源，两次大危机都是经济失衡造成的。这种失衡既表现在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失衡，又表现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的失衡和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阶层分离加剧的失衡。历史证明，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市场或迟或早要对这种失衡进行调整。如果政府通过强力干预来推迟这种调整，最终结果只能是以大危机这种破坏性极大的纠错机制实现再平衡。
对于我国来说，过去几十年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高增长，不仅带来了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的负面作用，而且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外需求的增长方式（吴敬琏，2008）。同时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结构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外，过多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企业不够强和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断加剧。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發达经济体过度透支的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如果我们继续采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剩的产能将无法被外部吸收，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因此，无论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还是从防范中国自身潜在风险的角度来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都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需要下大决心和大力气，打破几十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固化的利益格局障碍，切实推动转变。
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风险
上世纪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过低的利率导致信贷规模膨胀，金融交易的杠杆率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为应对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对经济的打击，美联储再度推行持续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同时为刺激经济，日本、欧洲央行等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向全球金融失衡发展。
长期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风险的机理在于：过低的利率和信贷膨胀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导致投资过度、资本品产业盲目扩张、虚拟经济泡沫加大并进一步刺激实体经济、经济结构扭曲。一旦因通胀（这是必然的结果）等因素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持续，支撑繁荣的传导链条被打破，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银行坏账增加，信贷猛烈收缩，投资难以持续，失业率上升。
从中国情况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需要高速信贷投放支撑。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继续保持了货币信贷高速投放的态势。2000年央行负债不足4万亿，2012年达29.45万亿，12年净增近25万亿元，年均增幅18.1%；2000年人民币信贷余额不足10万亿元，2010年达到63万亿元，净增53万亿元，年均增幅16.6%。无论是央行负债还是人民信贷，均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速。即便扣除中国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合理货币需求，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偏快的。两次大危机的教训表明，对于货币政策长期偏松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不可小视。未来中国不仅需要加快结构调整以减少对货币和信贷的刚性需求，而且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近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拯救长期低迷的经济和应对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推出大力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也给中国带来热钱冲击的隐患。对此，一方面要继续有效调控货币，保证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加强对热钱流动的监控。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危机传播扩散的速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此次危机与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萧条爆发时还没有出现经济全球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新型通讯形式等，大大提高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缩小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在全球范围成为有机整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波及全球，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态势和宏观政策选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缺陷凸显，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主导全球的格局越来越不容易维持，也越来越容易产生和积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未来全球经济分工重新定位和格局变动中争取主动，在国际合作、协调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关乎国家利益，需要从战略高度和战术角度，精心准备和仔细谋划。
把握金融创新节奏，避免过快和过慢
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美国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和暴露。尽管大萧条以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改革，但改革措施并不完善。例如缺乏对保险公司的全国统一监管机构，监管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联邦监管机构多达5家，导致严重的监管重叠。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其突出表现，一是综合经营方面的金融创新改变了美国信用创造体系，使得货币调控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二是风险衍生工具爆炸式增长在改善市场流动性、降低金融交易单元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传递方式，加大了系统性风险；三是随着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传统分业监管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机构跨领域经营现状。尽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了功能监管的概念，但实践中仍保持了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分别监管的格局，管辖冲突和监管空白问题未能得到消除。 从中国的情况看，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滞后并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迫切要解决的，是如何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爭力。两次大危机昭示我们，金融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以及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必须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节奏，过快或慢都不好。为此，一方面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及时更新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升监管能力，以防止金融发展过度和切实保障金融安全。
警惕偏激思潮对社会的冲击
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偏激思潮容易导致政府和民间的行为异化，对此不仅要引起足够的警惕，还要有应对之策。历史证明，社会思潮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全球贸易大战，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的以邻为壑政策，扩大了经济冲突，使世界思潮转向民族主义，各国分裂对立程度加深。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变最终导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的上台，使贸易摩擦转化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军事对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三股社会思潮出现抬头之势。在美国，极端保守、立场激进的茶党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国内舆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也有所加强。这些极端主义的社会思潮如果不能善加引导和克制，很容易形成气候并左右政策和民众行为，甚至导致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对此我们应保持充分的警惕。
应对之策可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国际上，我们要努力抓住战略机遇，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原则，警示社会偏激思潮的不良后果，避免重走军事对抗老路。同时要做到“广交友、不出头”，努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促使国际对抗转向国际合作。从战术上看，要灵活运用交换（作出一个让步时要求其他利益作为补偿）、捆绑（将对他人有利和不太有利的东西捆绑推销）、围棋中的“打劫”（迂回避免损失）、对冲（舍此图彼）、反制（回击敌对行为）、搭车（利用现有体制机制争取支持和实惠）等手段，减少国际社会敌意和“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国内，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专心于改革和发展，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应对民众诉求。同时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在局势极度恶化时有备无患。
合理定位政府职能
两次危机中，政府的作用都遭到了批评。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国政府行为的对错仍然争论不休。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除了货币因素外，政府未能很好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纵容了过度投机和寻租行为，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失败的原因。从中国情况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似乎更加模糊不清：政府应如何管理经济和社会？监控和管理重点是什么？以什么手段和方式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实现良性互动？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还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和市场机制的缺失。从两次大危机的经验教训看，政府的干预应是有约束的，而且政府管理市场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监管而不是配置资源上。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如何对政府职能进行合理定位，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应成为改革的核心。
社会保障要加强也要避免过度福利化
大萧条带来的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促使各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保障体系有效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过于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使得制度的维持成本高昂。在经济运行正常时，一些欧洲国家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当危机爆发以后，为应对危机、拯救经济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政策更是使政府债务激增甚至演化成为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震荡和社会不安，延误经济复苏，而且成为没有拆除引信的炸弹，给国际经济带来了新的风险。
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保障作用也相当有限，需要加快发展。但是在发展和逐步完善中国社会安全网的过程中，仍要未雨绸缪，注意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因福利水平过高和高福利制度的固化引发财政和社会风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研究员）
两次大危机的根源均是经济失衡
追根寻源，两次大危机都是经济失衡造成的。这种失衡既表现在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失衡，又表现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的失衡和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阶层分离加剧的失衡。历史证明，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市场或迟或早要对这种失衡进行调整。如果政府通过强力干预来推迟这种调整，最终结果只能是以大危机这种破坏性极大的纠错机制实现再平衡。
对于我国来说，过去几十年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高增长，不仅带来了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的负面作用，而且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外需求的增长方式（吴敬琏，2008）。同时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结构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外，过多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企业不够强和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断加剧。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發达经济体过度透支的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如果我们继续采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剩的产能将无法被外部吸收，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因此，无论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还是从防范中国自身潜在风险的角度来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都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需要下大决心和大力气，打破几十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固化的利益格局障碍，切实推动转变。
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风险
上世纪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过低的利率导致信贷规模膨胀，金融交易的杠杆率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为应对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对经济的打击，美联储再度推行持续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同时为刺激经济，日本、欧洲央行等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向全球金融失衡发展。
长期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风险的机理在于：过低的利率和信贷膨胀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导致投资过度、资本品产业盲目扩张、虚拟经济泡沫加大并进一步刺激实体经济、经济结构扭曲。一旦因通胀（这是必然的结果）等因素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持续，支撑繁荣的传导链条被打破，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银行坏账增加，信贷猛烈收缩，投资难以持续，失业率上升。
从中国情况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需要高速信贷投放支撑。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继续保持了货币信贷高速投放的态势。2000年央行负债不足4万亿，2012年达29.45万亿，12年净增近25万亿元，年均增幅18.1%；2000年人民币信贷余额不足10万亿元，2010年达到63万亿元，净增53万亿元，年均增幅16.6%。无论是央行负债还是人民信贷，均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速。即便扣除中国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合理货币需求，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偏快的。两次大危机的教训表明，对于货币政策长期偏松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不可小视。未来中国不仅需要加快结构调整以减少对货币和信贷的刚性需求，而且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近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拯救长期低迷的经济和应对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推出大力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也给中国带来热钱冲击的隐患。对此，一方面要继续有效调控货币，保证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加强对热钱流动的监控。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危机传播扩散的速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此次危机与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萧条爆发时还没有出现经济全球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新型通讯形式等，大大提高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缩小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在全球范围成为有机整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波及全球，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态势和宏观政策选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缺陷凸显，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主导全球的格局越来越不容易维持，也越来越容易产生和积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未来全球经济分工重新定位和格局变动中争取主动，在国际合作、协调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关乎国家利益，需要从战略高度和战术角度，精心准备和仔细谋划。
把握金融创新节奏，避免过快和过慢
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美国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和暴露。尽管大萧条以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改革，但改革措施并不完善。例如缺乏对保险公司的全国统一监管机构，监管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联邦监管机构多达5家，导致严重的监管重叠。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其突出表现，一是综合经营方面的金融创新改变了美国信用创造体系，使得货币调控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二是风险衍生工具爆炸式增长在改善市场流动性、降低金融交易单元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传递方式，加大了系统性风险；三是随着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传统分业监管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机构跨领域经营现状。尽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了功能监管的概念，但实践中仍保持了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分别监管的格局，管辖冲突和监管空白问题未能得到消除。 从中国的情况看，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滞后并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迫切要解决的，是如何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爭力。两次大危机昭示我们，金融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以及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必须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节奏，过快或慢都不好。为此，一方面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及时更新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升监管能力，以防止金融发展过度和切实保障金融安全。
警惕偏激思潮对社会的冲击
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偏激思潮容易导致政府和民间的行为异化，对此不仅要引起足够的警惕，还要有应对之策。历史证明，社会思潮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全球贸易大战，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的以邻为壑政策，扩大了经济冲突，使世界思潮转向民族主义，各国分裂对立程度加深。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变最终导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的上台，使贸易摩擦转化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军事对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三股社会思潮出现抬头之势。在美国，极端保守、立场激进的茶党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国内舆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也有所加强。这些极端主义的社会思潮如果不能善加引导和克制，很容易形成气候并左右政策和民众行为，甚至导致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对此我们应保持充分的警惕。
应对之策可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国际上，我们要努力抓住战略机遇，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原则，警示社会偏激思潮的不良后果，避免重走军事对抗老路。同时要做到“广交友、不出头”，努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促使国际对抗转向国际合作。从战术上看，要灵活运用交换（作出一个让步时要求其他利益作为补偿）、捆绑（将对他人有利和不太有利的东西捆绑推销）、围棋中的“打劫”（迂回避免损失）、对冲（舍此图彼）、反制（回击敌对行为）、搭车（利用现有体制机制争取支持和实惠）等手段，减少国际社会敌意和“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国内，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专心于改革和发展，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应对民众诉求。同时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在局势极度恶化时有备无患。
合理定位政府职能
两次危机中，政府的作用都遭到了批评。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国政府行为的对错仍然争论不休。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除了货币因素外，政府未能很好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纵容了过度投机和寻租行为，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失败的原因。从中国情况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似乎更加模糊不清：政府应如何管理经济和社会？监控和管理重点是什么？以什么手段和方式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实现良性互动？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还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和市场机制的缺失。从两次大危机的经验教训看，政府的干预应是有约束的，而且政府管理市场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监管而不是配置资源上。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如何对政府职能进行合理定位，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应成为改革的核心。
社会保障要加强也要避免过度福利化
大萧条带来的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促使各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保障体系有效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过于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使得制度的维持成本高昂。在经济运行正常时，一些欧洲国家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当危机爆发以后，为应对危机、拯救经济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政策更是使政府债务激增甚至演化成为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震荡和社会不安，延误经济复苏，而且成为没有拆除引信的炸弹，给国际经济带来了新的风险。
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保障作用也相当有限，需要加快发展。但是在发展和逐步完善中国社会安全网的过程中，仍要未雨绸缪，注意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因福利水平过高和高福利制度的固化引发财政和社会风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