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都是商品。新起的商厦。满当当的货柜(香水、服装、皮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时，一个书店出现，就像是一个绿洲出现。
　　在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商厦，几年前，楼上，我看到一间小小的书店。太窄了，它只能沿墙壁放一圈书柜，当中再放一条书柜。书从下而上，摞着，叠着，平放着。我看到黑大春的诗集，西川的诗集，很少的印数，一般卖书人避之不及的，这儿就有。这儿的书店老板是文学爱好者吗?或者，一位诗人?
　　书堆使我晕眩。我来不及地翻看，像一只老鼠掉到一个米缸里。相似的老鼠还有很多，在我周围，很安静。我挑出女作家林白的散文集《丝绸和岁月》，女诗人翟永明的随笔集《纸上建筑》，我知道她们特别的想象力和感觉里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在这座商厦林立的城市，这么多商品的包围中，我几乎就要把仅存的一点点想象力和感觉丧失掉了。我买下它们，薄薄小小的两册，拿在手上很轻，但我还是立刻感到自己富有了一点。我带着它们离开喧闹的商厦，穿过马路，去坐对面的地铁回家。在地铁站台，在地铁车厢，我忍不住又翻看它们。好个林白，她要学董存瑞炸碉堡的样子，把炸药放在化妆包里偷偷带去展厅，把罗丹的“思想者”炸个稀巴烂!她可真是痛快，真敢想啊，她就这么来为受伤害的卡米尔·克洛岱尔复仇。她用文字种植的水稻，也在我眼前一排排地铺开了，“像小姑娘一样紧紧挨在一起，站立在一汪南方的水中”，这么美，碧绿，俊逸，苗条，是和人的肌肤直接相触的物质，而不仅仅是商品，经过了层层包装，本色全失。
　　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我会感到厌烦，气闷。这或许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关这座城市的事。书总是在这时拯救我，正如在急驶的闷在地下的地铁车厢里，一本新书里的某个句子，会像一缕来自天空的清风，突然一下子拂向我。
　　当徐家汇的新路达还是一座百货商厦，而不是一个大卖场的时候，一个雨天，我去它楼上的书店买书。更确切一点是去找书。“《安吉拉的骨灰》有吗?”朋友介绍说这本书不错。没有。“那……《法兰西遗嘱》有吗?”另一个朋友向我郑重推荐了这本书。没有。“那，《英国病人》?《卑微的神灵》?”我终于从售书小姐的表情中看到自己的不对劲儿了，她一边回答一边后退，仿佛我是个不祥的人，专找一些“不吉利”的书买。我是吗?我只是深刻地感到了自己的荒谬：在这红尘滚滚的一心赚大钱的重口彩的地方，怎会有人去进这些听上去冷如隔世的有关生死的书?
　　我后来在上海影城买到了《卑微的神灵》，在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的海报下面。在上海书城买到了《法兰西遗嘱》。果然好。在地铁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我更是买到一大批好书：安妮·麦珂尔斯的《飘泊手记》，卡罗尔·西尔兹的《斯通家族札记》，迈克尔·翁达杰的《经过斯洛特／世代相传》，夏尔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这又是一个“不吉”的书名》……它们都不是在这家书店的新书展台上被我找到的，更不是在正门口摞成堆的畅销书里找到，而是在偏僻一点的书橱里，靠着墙，底下两格，需要弯下腰去找。这给了我更多的乐趣，就像是我“淘”来的。我感激进了这些书的人，他仿佛知道这些书会有人注意，随便放在哪里都有人去看，或者，根本就是他自己喜欢才进的……
　　我后来就几乎只去季风书园了。我信任它。它总是有我最想看到的书。它的分类，布局，响得适度的西洋古典背景音乐，踩上去发出轻响的木头地板，它那条可以坐下来看书、等人、倾谈的飘出咖啡香的幽暗走廊，都让我生出好感。它的经营者一定爱音乐，懂文学，不慌不忙，对书和知识有热忱之爱。我甚至注意到它从来不进那种做得粗糙而选题、文字又蹩脚的书。那么，老板是个唯美主义者也是无疑的了。
　　在季风书园的头顶上，淮海路的商家在维持这条路的优雅的同时，正在把生意做得越来越热火朝天。在季风书园的下面，行人匆匆，一列列地铁呼啸而去。这一刻，总是有些微的恍惚和安慰袭来。我就这样拿着书穿过闹市或闹市的腹部，回家。
　　[编辑·程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