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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七千人大会的缘由和经过又对后人有怎样的启示？
“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
1961年11月10日，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粮食征购问题及上调难题成为关键问题予以讨论。邓小平提出1962年的任务时，底下一片沉默，各中央局书记面临两难境地：如果接受任务，下面是否能完成，心里很没底，毕竟当时讲粮食征购底下就抵触，而若不接受也很难过关，邓小平已把话说得如此严重。
最终，各中央局书记还是接受了上调任务，但是颇为勉强。而在中央看来，150亿的盘子毕竟有了着落。在会上，中南局第一局书记陶铸提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邓小平表示赞同。
过了两天，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和陶铸建议一并向毛泽东汇报，静静听完后，毛泽东觉得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提议有理，此时打通思想很重要，因为他明显感觉到“空气很沉闷，人们的气不壮”。
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应该总结一下了，好坏经验都要说，中央首先要检讨错误，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毛泽东说。
在张素华看来，粮食征购只是促成七千人大会举行的一个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全国严重的经济形势这个大背景，这些都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中央在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重重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国际上赫鲁晓夫向中国发难，多种因素交叠下，七千人大会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几乎是“静悄悄”地召开了。“没有开幕式，整个会议不对外宣传”。
此前一天的上午，毛泽东在看完大会报告的前两部分后，做了批示：推迟三天作报告，参加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别的问题。
大会第一天，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要求用一天时间看完，12日起，分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内。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定稿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报告，不交政治局讨论，而直接交大会讨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毛泽东为何会有如此改变？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发扬民主作风，也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所以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是否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表面上发扬民主，实则是“钓鱼”。
接下来，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
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55岁的杨尚昆，很快从简报中发现一个重大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动摇大会的基础，于是把此情况立即传达给了毛泽东。
这次，毛泽东没有采取堵的办法，而是顺应会议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于是，大会的主题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1月27日，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延长会议再开一个“出气会”。
开“出气会”的原因，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还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出气声”汹涌而来，不少地委、县委书记反映这些年的反右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
在谈到这几年的党内民主生活时，有人还流下了眼泪，表示这几年有话都不敢说，实在让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巡视员张素华认为，当时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被插了“白旗”，被批判为“右倾”，搞得人们都不敢讲真话，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讲话是整个会议的焦点，因此有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一口气讲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是怎样，刘少奇在讲话开头就首先承认了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并且出现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给大家透了底。刘少奇的讲话没有让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敢于直面现实，这没有使与会者气馁懈怠，反而增加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是什么原因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减产，也是与会者急需中央给出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1961年，刘少奇曾到家乡调查44天，湖南之行使他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感受。
他提出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在当时是非常尖锐的判断，当与会者听到这句话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掌声经久不息。可见刘少奇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
“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张素华说。
在提到“三面红旗”这个当时最敏感问题时，刘少奇说“我们现在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经过5到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1月27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毛泽东的讲话更值得人们期待，他们很希望毛泽东说得能比刘少奇更彻底。
然而毛泽东开场就提到“民主集中制”，这让大家颇感意外，有人甚至觉得很不过瘾。
在会上引起震动的，还是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不如其他同志。
毛泽东讲话后，出现了所有与会者开展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
这场会议，某种程度也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心生不满，认为他“大讲”错误缺点，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最终上升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再也不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素华就辗转找到一些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当事人，试图让他们还原大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听听这些当事人对大会的看法。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年事已高，然而回忆起七千人大会那段历史，却都记忆清晰，感慨颇多。
赵家梁长期在计委工作。曾经先后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是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负责起草“任务”部分。
赵家梁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是少奇同志自己讲的，他们在报告里没有写，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他很佩服其勇气，事后证明这样做得罪了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这个会是好的，但有不足。七千人大会这么大胆，这么敢于冲破框框，这个了不起，不是主席，是少奇。不容易。当然，主席能放开手让大家讲话，能确定开这个会，让刘少奇在会上讲，是好的。”赵家梁感叹道。
刘新起时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在他的记忆里，七千人大会开得很节俭，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与会者大多数能吃饱，有少数饭量大的吃不饱，所以每次吃完饭还在光光的饭桌旁转悠，想再找点什么吃 。他特别提到“会议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感人至深”，“这次大会开得很舒心”， “有些县长、县委书记对毛主席很有意见”。
杜润生当年是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七千人大会，在他的印象里，当时与会者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毕竟当时很困难，首先是大家饿肚子，饿死那么多人，周围人患浮肿病。
他回忆起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当场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还主张放开言论，在会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让人讲话”。
“联系今天的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生历史性巨变，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人讲话了。也就是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关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和会后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我对此的体会也极为深刻。”张素华说。（文中相关史实参考自张素华《变局》一书）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七千人大会的缘由和经过又对后人有怎样的启示？
“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
1961年11月10日，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粮食征购问题及上调难题成为关键问题予以讨论。邓小平提出1962年的任务时，底下一片沉默，各中央局书记面临两难境地：如果接受任务，下面是否能完成，心里很没底，毕竟当时讲粮食征购底下就抵触，而若不接受也很难过关，邓小平已把话说得如此严重。
最终，各中央局书记还是接受了上调任务，但是颇为勉强。而在中央看来，150亿的盘子毕竟有了着落。在会上，中南局第一局书记陶铸提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邓小平表示赞同。
过了两天，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和陶铸建议一并向毛泽东汇报，静静听完后，毛泽东觉得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提议有理，此时打通思想很重要，因为他明显感觉到“空气很沉闷，人们的气不壮”。
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应该总结一下了，好坏经验都要说，中央首先要检讨错误，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毛泽东说。
在张素华看来，粮食征购只是促成七千人大会举行的一个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全国严重的经济形势这个大背景，这些都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中央在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重重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国际上赫鲁晓夫向中国发难，多种因素交叠下，七千人大会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几乎是“静悄悄”地召开了。“没有开幕式，整个会议不对外宣传”。
此前一天的上午，毛泽东在看完大会报告的前两部分后，做了批示：推迟三天作报告，参加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别的问题。
大会第一天，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要求用一天时间看完，12日起，分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内。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定稿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报告，不交政治局讨论，而直接交大会讨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毛泽东为何会有如此改变？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发扬民主作风，也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所以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是否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表面上发扬民主，实则是“钓鱼”。
接下来，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
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55岁的杨尚昆，很快从简报中发现一个重大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动摇大会的基础，于是把此情况立即传达给了毛泽东。
这次，毛泽东没有采取堵的办法，而是顺应会议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于是，大会的主题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1月27日，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延长会议再开一个“出气会”。
开“出气会”的原因，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还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出气声”汹涌而来，不少地委、县委书记反映这些年的反右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
在谈到这几年的党内民主生活时，有人还流下了眼泪，表示这几年有话都不敢说，实在让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巡视员张素华认为，当时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被插了“白旗”，被批判为“右倾”，搞得人们都不敢讲真话，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讲话是整个会议的焦点，因此有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一口气讲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是怎样，刘少奇在讲话开头就首先承认了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并且出现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给大家透了底。刘少奇的讲话没有让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敢于直面现实，这没有使与会者气馁懈怠，反而增加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是什么原因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减产，也是与会者急需中央给出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1961年，刘少奇曾到家乡调查44天，湖南之行使他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感受。
他提出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在当时是非常尖锐的判断，当与会者听到这句话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掌声经久不息。可见刘少奇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
“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张素华说。
在提到“三面红旗”这个当时最敏感问题时，刘少奇说“我们现在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经过5到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1月27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毛泽东的讲话更值得人们期待，他们很希望毛泽东说得能比刘少奇更彻底。
然而毛泽东开场就提到“民主集中制”，这让大家颇感意外，有人甚至觉得很不过瘾。
在会上引起震动的，还是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不如其他同志。
毛泽东讲话后，出现了所有与会者开展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
这场会议，某种程度也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心生不满，认为他“大讲”错误缺点，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最终上升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再也不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素华就辗转找到一些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当事人，试图让他们还原大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听听这些当事人对大会的看法。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年事已高，然而回忆起七千人大会那段历史，却都记忆清晰，感慨颇多。
赵家梁长期在计委工作。曾经先后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是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负责起草“任务”部分。
赵家梁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是少奇同志自己讲的，他们在报告里没有写，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他很佩服其勇气，事后证明这样做得罪了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这个会是好的，但有不足。七千人大会这么大胆，这么敢于冲破框框，这个了不起，不是主席，是少奇。不容易。当然，主席能放开手让大家讲话，能确定开这个会，让刘少奇在会上讲，是好的。”赵家梁感叹道。
刘新起时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在他的记忆里，七千人大会开得很节俭，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与会者大多数能吃饱，有少数饭量大的吃不饱，所以每次吃完饭还在光光的饭桌旁转悠，想再找点什么吃 。他特别提到“会议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感人至深”，“这次大会开得很舒心”， “有些县长、县委书记对毛主席很有意见”。
杜润生当年是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七千人大会，在他的印象里，当时与会者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毕竟当时很困难，首先是大家饿肚子，饿死那么多人，周围人患浮肿病。
他回忆起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当场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还主张放开言论，在会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让人讲话”。
“联系今天的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生历史性巨变，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人讲话了。也就是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关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和会后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我对此的体会也极为深刻。”张素华说。（文中相关史实参考自张素华《变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