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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作为中美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其进行了集中报道，两大媒体的报道议题、关键词、配图、信息源都存在差异。通过对两报文本的分析发现，在“8.12天津港爆炸事件”中，《人民日报》奉行“宣传回应框架”对事件进行报道，《纽约时报》则使用“归因冲突框架”来审视新闻事件。此次爆炸与以往不同的是，其不仅是一次突发事件，更是一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人民日报》传者本位的报道方式使其傳播效果有所减弱，而《纽约时报》相对多元的报道方式值得国内媒体借鉴。
关键词：天津爆炸；《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报道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09
一、研究背景
2015年8月12日晚11时32分，在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了一起剧烈爆炸事故，此即“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到2015年12月底，这起事件共造成165人遇难，有8人失联，受灾住户达9420户，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消防人员牺牲最多的一次爆炸事故。此事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主流媒体也相继对此事件作出报道。但由于受各自新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大媒体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本文以《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框架理论为视角，对两大报纸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寻找差异，比较优劣，期望能为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或灾难新闻的报道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的理论视角
对新闻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框架分析，是一种常见的理论视角。框架概念来源于社会学理论，1974 年社会学家 E.戈夫曼首次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应用于传播学的语境。戈夫曼对框架的具体定义为：“框架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1]
现阶段框架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三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新闻框架如何被建构；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受媒介信息。[2] Entman认为，框架牵涉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即将事件中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解决万案。[3]新闻框架决定了新闻内容的强调、剔除和扩展相关的事实，在框架给出的边界内对新闻进行选择、加工和意义建构。作为新闻记者的写作模板，新闻框架还对受众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Semetk和Valkenburg在研究中提出五种最常见的框架，依次是责任归因、冲突、经济后果、人情味及道德。[4]责任归因框架强调事件原因及责任，将引起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责任归于个人、团体或政府；冲突框架则强调存在于个人、团体、组织之间的冲突以捕捉受众兴趣，强调戏剧性；经济后果框架是在报道过程中，考虑到事件、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人情味框架从情感的角度呈现事件或问题，突出个人或特定群体；道德框架是将事件、问题置于道德传统的语境下来审视。
就研究方法而言，新闻文本框架建构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揭示新闻框架的客观存在及其特点，通常是定量分析辅以定性分析。常用的研究模型如坦卡特框架列表。该研究模式设计出 11 个指标：新闻标题、新闻图片、图片说明、新闻导语、消息来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文章所属的系列的标识、数据和图标、文章和结论。[5]
根据上述文献综述，借鉴坦卡特研究模型及国内关于灾难新闻或突发事件的常用测量指标，本文主要研究两家媒体在事件定性（包括新闻标题、报道议题的统计分析）、符号呈现（包括词频统计、新闻图片选择）信息源这三方面的使用情况及差异。
三、研究样本的选择
（一）媒体选择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其报纸属性、国内地位、报道风格等几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都是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发行时间长，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且两报的报道风格都以严肃著称。虽然《纽约时报》并非党属机关报纸，但其政治参与度高，与《人民日报》具有相似之处。
（二）日期选择
本文将爆炸发生时间2015年8月12日定为样本抽取的开始日期。基于事件发展情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在逝者离去后第七天举行祭奠活动的“头七”习俗，以及8月下旬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项前期活动转移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本文将分析样本的选择限定在8月12日至8月20日的《人民日报》14篇报道与《纽约时报》的8篇报道（见表1）。
四、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定性判断差异
面对突发灾难事件，媒体的首要使命就是通过其采写的报道、发表的评论告诉受众发生的是一件什么事，即对事件作出定性判断。定性判断有些是始终如一的，但也有些会随着媒体对事件了解的深入而发生调整和变化。媒体对事件的定性判断表达了媒体对事件的基本看法和主要立场，往往会通过新闻标题、报道议题、导语等体现出来。[6]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纽约时报》“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新闻标题、报道议题的统计分析，来比较分析两报对该事件定性判断的差异。
1.新闻标题的统计分析。新闻标题是新闻内容的概括和浓缩[7]，能在读者的认知系统中形成认知、观点和态度。[8]因此新闻标题也常隐含着媒体对报道对象的报道立场和价值取向。《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在标题上涉及不同的相关主体及其态度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这一事件不同的理解认知和定性判断。两报新闻标题涉及的主体、态度倾向与定性判断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全部14篇报道中，每篇标题都有涉及明确的事件评价主体，并且有的报道标题中涉及多个主体。涉及种类有受灾人员、伤者家属、国家领导人、事故救援指挥部门、救灾人员这5类。主体的态度倾向分为两层，其一是对政府积极救援、安抚工作的肯定，共4次；其二是对救援人員奋力救灾的奉献精神的赞扬。通过不同的报道主体主要体现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积极应对，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慰问关怀，突出政府形象，对事件本身的定性并不清晰。或者可以认为，在事故发生初期，《人民日报》对于事故无明显定性倾向，并未以“天灾”还是“人祸”这一更深层面的归因视角去定性。《纽约时报》在问题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上与《人民日报》有较大差异。其标题涉及中国政府、受灾群众、公众、救援人员各个方面，对事件的态度上也偏向于安全隐患、政府信任危机等方面。主要将其视为一次责任型事故和政府信任危机事件。
2.报道议题的选择分析。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媒体会选择不同的视角和议题进行报道，以此来强调、剔除和扩展与其意义构建、定性判断相吻合的事实。下面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22篇报道内容按议题进行分类，并统计两报各项议题的选择和强调情况，进而判断两报在这一事件报道上的取舍与偏向，以及两报议题的选择与定性判断的关系，详见表3。
从表3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14篇报道涉及的议题有6大类，分别是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对政府及国家领导人对救灾工作的批示的报道、国家领导人慰问受灾人员和救灾人员的报道、对回应舆论关注问题的报道、民众祭奠活动和对救灾人员人物故事的报道。《纽约时报》在议题选择上有3类，分别是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对环境问题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议题选择上，以报道“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政府和国家对事故处理的正面内容为主，其次是对舆论的回应和引导。其整体上突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国家领导人对群众的关怀，中国社会全民一心应对灾难的民族精神，以发挥大众媒介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及信息出口的作用。而《纽约时报》主要是从事件归因角度来选择议题，将政府批准在居民区建立危险品仓库、公众对政府的质疑这些议题，进一步强化定性该事件为安全隐患责任类伤亡事故，也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此外，《纽约时报》在议题的选择上偏向于负面内容。除列表中给出的几类外，还有对中国消防员未经科学训练、盲目救火的质疑；对中国政府压制舆论的质疑；对中国媒体避重就轻，依旧只传播“正能量”的批判；以及对我国之前类似事故经历的回顾。根据以上内容，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西方媒体在对意识形态与其不同或对立的国家事件中常用的“事实客观，倾向负面”的有色眼镜式的报道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隐性地强化政府与公众间的矛盾冲突，是冲突框架的具体体现。
此次事件的报道议题中也有不少关注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这符合常用的五种新闻框架中的后果框架设置。
（二）两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传播的符号呈现之差异
传播符号在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纸媒的传播符号通常是文字符号和图片符号两种。媒体在新闻文本中使用不同情感倾向的词语，或插图风格的迥异，都隐含着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并会对受众感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关键词统计分析。对于“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两报均出现了一些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本文通过ROST中文字频统计软件和ROST英文词频统计软件，并结合Excel“查找”功能统计各高频关键词在报道中使用的次数，以关键词为核心比较两报在词语符号使用上的差异，具体统计结果如表4、表5所示。
通过表4和表5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两报的报道中，《人民日报》一部分高频词集中于事故处理范畴，且救援和救治一词占据了极高比重，传递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而在《纽约时报》的高频词统计中却未形成此类词语意群。
此外，在同为事件描述类词语中，《人民日报》的用词较为中立平和，这也符合其作为官方媒体为了稳定公众情绪及社会舆论的宗旨。而《纽约时报》的用词相较之下就更为激烈一些，渲染了一种恐惧感。在报道涉及主体上，《纽约时报》报道中出现最高的“公众”一词却未出现在《人民日报》此类关键词的前Top5中这与《纽约时报》一直以来报道更关注平民视角的原则有关。而相反，《人民日报》此段位内的高频词是政府要赞扬的对象（消防员）、政府要安抚的对象（伤员）以及政府和领导人本身，这三类词构成的依旧是政府的主导行为，这也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作为党的喉舌的性质有关，灾难面前需承担起正面宣传作用。而在态度倾向和情感取向的意群里，二者运用的词性截然相反。《人民日报》偏积极褒义，《纽约时报》偏负面贬义。
对不同情感色彩和事件归因的关键词的使用，显示了两报对“8.12爆炸事件”截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人民日报》想表达的是弱化事件定性和归因而突出党和政府的积极行动，是从施救主体的角度进行报道；而《纽约时报》则想表达事件本身就是由政府自身原因而起，是从危机感知的角度来报道整个事件。
2.新闻图片选择分析。新闻图片真实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现场画面，形成更直观的视觉冲击。新闻图片在引发受众感情、获取受众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共配有5幅图（其中摄影图片4幅、绘制图表1幅），《纽约时报》配有17幅。
《人民日报》的5幅图分别表现了医生对伤者的救助，消防人员在爆炸现场灭火场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慰问消防官兵，市民对遇难者祭奠和爆炸危险品处理示意图。图片构图均是中近景，避免了大场景加剧公众对事故的恐惧及对惨烈场景的悲痛。画面色彩中立，既不鲜艳也不灰暗，画面内容趋于平和。如消防员灭火场景拍摄于白天，画面中爆炸废墟只占据一角，且并无火焰，较大篇幅留给了衣着较整洁的消防员和并无损伤上的消防车；医生救治伤员的图片选取小景别，且图片上的伤员并无血腥伤口；市民祭奠场景则为合成图，背景是红烛与夕阳。整个事件配图的基调都显得庄重却不惨烈，传递出一种化悲痛为力量、全力抗灾的信号。同时也暗含了中国政府避免过多地渲染血腥、悲伤的气氛的用意。总体来看，《人民日报》的新闻配图量少而谨慎，其仅有的几张图片都与展现政府的积极形象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主旋律相契合。 《纽约时报》图片的选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悲伤与默哀3幅，爆炸中及爆炸后的废墟场面6幅，救援人员工作场景4幅，受众群众安置场面1幅，消防员救援结束后休息1幅，受伤人员特写1幅，受灾居民抗议1幅。《纽约时报》的图片彩色背景较为灰暗，在图片传达的内容上，側重对事件发生后事故现场人们的反应的呈现，传达出一种悲伤的气氛，但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避免过多恐怖血腥的画面。在所有图片中，只有一幅展现了伤员经过救治之后的画面，且伤情并不严重。但在灾难现场的呈现上却客观写实，废墟、火光尽现，图片的构图景别也丰富全面，整个基调呈现出冷静、客观。这与《纽约时报》的“旁观者”身份及其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密切相关。
（三）两报“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信息源
新闻信源指新闻信息来源，即新闻报道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事实、评述、观点等内容出自何处，由谁提供等。媒体本身无法独立生产新闻，通常是对不同信源的收集引用[9]，才使得新闻内容更加完善、客观。通过新闻信源的比较分析，能够窥测到媒体隐含在新闻中的真实意图和想要传达给受众的真实想法。经统计，《人民日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信源情况分别为：政府及官员占比为56%，国内媒体占比12%，公众占比3%，记者占比5%，国内行业专家占比7%，国家领导人占比17%。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比较单一，多为政府部门或官员等官方途径。在国内媒体的信息选取也以新华社为主。《人民日报》作为党的传声筒，在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所有样本材料的分析发现，《人民日报》的信源集中在领导人及政府官员指示全力以赴救助受灾群众、消灭灾情、处理善后等事情上，让公众看到政府的能力和态度。此外，还有学科专家对于污染物的控制治理现状表示认可，缓和社会恐慌；记者本人的见闻描述增强新闻信息的真实感。整个信源的选取上都为了保证从多个方面、多种声音，体现一个观点。即所有舆论偏向所有的新闻来源的表态都偏向政府，且积极正面。这实际上是对消息来源的有选择过滤与呈现。
按照同样的统计方法对《纽约时报》的8篇报道的信源进行归类统计，其信源使用情况分别为：中国官方媒体占比18%，中国政府部门占比29%，公众占比2%，中国国内行业专家占比3%，事件当事人占比27%，其他媒体占比21%。
由此可知，《纽约时报》在信源的选择上呈现更为均匀的特性，既有中国官方的声音也有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位信源的声音。在信源的使用上，除了惯有的来自中国官方和官媒的声音占据主要比例外，来自新闻当事人和其他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消息也占到了较大的比重。力求在信源的使用上，使各方声音达到平衡。但是，消息量或消息源使用的大致平衡及信源的表面多元化并不等于在态度和内容上的客观中立。《纽约时报》选取信源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真正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及其想凸显的方面。这实际上是对信源的隐性筛选。
例如，在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很大一部分选取了受灾群众或相关人员（如事故企业负责人、牺牲的编外消防人员家属），诸如此类在事件中遭受身心创伤的人物，其表达内容皆是受灾群众对政府监管不够从而导致危险品仓库所在地不达标的不满；家属对编外牺牲人员显示在官方信息中的抗议；公众对政府公布数据的质疑等这些负面信息。而同样是选取人物作为信源时，《人民日报》则倾向于选取国家领导人、救灾英雄等此类正面积极的主体。
又如在相关主体的描述上，《纽约时报》会选择“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等具有归属偏见的符号。在对官方媒体的介绍上，如： “Party’s official newspaper， People’s Daily”（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the staterun news agency Xinhua”（中国国营新闻机构新华社）会刻意强调其归属。这种对归属的刻意强调，会使境外受众对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产生不信任感，体现了《纽约时报》将“8.12天津港爆炸事件”与中国政府与公众间不和谐关系及官员腐败关联起来的归因认知和矛盾冲突。
五、结论与分析
（一）《人民日报》的宣传回应框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人民日报》所采取的并非前文提到的五种常用框架。而是从传者的角度，构建以正面宣传为主导的新闻框架。在标题和议题的选择上，注重施救、善后工作的报道，竭力传达政府的主导行为和积极正面的形象。在用词和配图上偏向积极、平和，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引导舆论。
其次，在此次突发灾难中，《人民日报》用了较多的篇目来回应或解读公众质疑或关心的问题。较之以往，在兼顾了宣传职能外也逐步发挥出用“党的喉舌”及时回应的作用，增添了党和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新媒体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越堵只会越乱。媒体只有更加及时有效地疏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血栓”，才能更坚固党和人民的关系纽带。所以，作为中国党和政府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需要发挥更健全的媒体职能。
《人民日报》在此次事件中所呈现出来的报道框架，归根到底是由媒体的属性决定的，是由其表征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人民日报》党报的特性，使其在报道中坚持“宣传框架”，这种框架“关注的行动者主要是利益或者政治观点的表达者，包括政策制定和社会团体的代言人”。[10]
（二）《纽约时报》的归因冲突框架
《纽约时报》在本次事件的系列报道中，最突出的是使用了归因与冲突相结合的框架，其次也涉及到后果、人情味等要素。以归因为牵引，挖掘事故原因，回顾过往风险经历，作出问责判断。在这样一个报道思路下，中国更多的负面问题被暴露出来，因而又引发了新的质疑。例如《纽约时报》的标题中就明确提出“公众对明显的安全隐患的愤怒”、“政府关系在天津爆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爆炸后接踵而来的是对有毒气体的爆炸和对政府的不信任”等，从新闻标题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将该事件视为一场安全隐患事故，以及政府信任危机事件。又如在报道的关键词中，“质疑”、 “抗议”、“拒绝”等带有情感偏向的用词也让受众的关注点由爆炸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因果探析。 《纽约时报》在报道的标题和议题上并未涉及中国政府的主导行为，而多是选取了负面内容进行报道。例如在新闻标题的设置上，虽然中国政府（或官员）也多次作为标题主体，但都与负面信息捆绑出现，如“政府官员急于平息批判”（ Officials Rush to Stanch Criticism），“对政府的不信任”（ Distrust of Government）等。在议题的选择中多倾向于阶层矛盾的报道，如中国工业灾难常态论、牺牲编外消防人员家属对赔偿的抗议、对政府监管事发企业的质疑、对政府事故数据公布非透明的质疑、对政府调查问责慢的不满等，都在凸显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冲突。
此外，《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运用了人情味和后果两种框架。《纽约时报》关于该事件的报道，从信源选择到新闻配图风格都凸显了对个体的关注，从情感的角度触发受众共鸣。《纽约时报》的新闻配图中最多出现的是爆炸后的废墟场面——烧焦的车辆空壳、爆炸产生的坑洼、浑浊的沟渠，都是以大全景的景别出现，事件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
《纽约时报》所采取的这种以“归因冲突框架”为基础，同时融入人情味和经济后果框架的报道方式，表面上看客观多元，剖析更为深入全面，似乎更符合其所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但事实上，这也是价值倾向、政治经济利益判断选择的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人民日报》从传者的角度，采用“宣传+回应”的框架，《纽约时报》则是从危机感知的角度选择了“归因+冲突”的报道框架。诚然，不同的新闻框架源于媒体的不同政治属性和文化环境，新闻框架并无好坏之分。但值得注意的是，“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并不仅仅是一次突发灾难，更是一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于一直以“党的喉舌”著称的党报媒体，《人民日报》在此次报道框架的选择中并未体现媒体的危机意识，没有为党和政府做好人民公关，却让外媒在此抓住空缺，大做文章。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一味固守党报专职，坚持正面宣传，虽然无可厚非，却忽略了最首要的一点，即对此次事件的定性判断，使得其在该事件上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和话语影响力大打折扣。虽然《人民日报》这次也有开创性的融入回应机制，但这种回应并不完善，媒体只选择性地回答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个别问题，对公众真正关心质疑的问题并未放开。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在该事件上的报道，虽然暗含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目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其多元的报道框架相较国内更为灵活，更加触及事件本质。在重大灾难面前，公众的生命财产远高于意识形态，国内媒体在此类报道的框架选择上应跳出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更应从事件本质，危机感知的多重视角来选择报道框架。应该意识到，媒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出口，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良器。国内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征途上，不仅要有讲好“好故事”的能力，而且在遇到负面问题的时候，也要有会讲故事、善化危机的实力。让中国的声音不再是只关注自我意识表达的“独白”，而成为真正有信息互动和意义共享的“对话与交流”。[11]
[参考文献]
[1]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21.
[2]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国际新闻界，2007（4）：1923.
[3]Entman， R.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5158.
[4]Semetko， H. A， Valkenburg， P. M.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0，50（2）：93109.
[5]Tankard J W.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M]∥ OH GandyAE GrantSD Reese.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2001： 95106.
[6]龚芳敏.中美主流媒体对云南“3.01事件”报道的比较分析：以《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58162.
[7]周杰.中外报纸新闻标题语言及文化特点分析：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08（10）：133136.
[8]楚军，周军.报纸新闻标题的功能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2（4）：8993.
[9]Cohen S， Young J.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M]. London：Constable， Sage， 1981.335367.
[10]王利婷.中外主流媒體上海世博会报道框架比较研究：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卫报》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11]仇筠茜， 韩淼.独白、对话与推送：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天津爆炸案报道分析[J].对外传播， 2015（9）：6062.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After the “8.12” explosion of the Tianjin Port， as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about it intensively with different reported issues， keywords， picture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f the “8.12” Explosion of the Tianjin Port， we found that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used “propaganda and response framework” and “attribution and conflict framework” to report respectively. The explos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because it is not only an incident， but also a crisi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communicatorbased dissemination utilized by People’s Daily weakens its spreading effect. Thus the domestic media should draw on the diverse reporting ways used by New York Times.
Key words：the Explosion in Tianjin； People’s Daily； New York Times； news frame
关键词：天津爆炸；《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报道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09
一、研究背景
2015年8月12日晚11时32分，在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了一起剧烈爆炸事故，此即“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到2015年12月底，这起事件共造成165人遇难，有8人失联，受灾住户达9420户，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消防人员牺牲最多的一次爆炸事故。此事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主流媒体也相继对此事件作出报道。但由于受各自新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大媒体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本文以《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框架理论为视角，对两大报纸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寻找差异，比较优劣，期望能为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或灾难新闻的报道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的理论视角
对新闻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框架分析，是一种常见的理论视角。框架概念来源于社会学理论，1974 年社会学家 E.戈夫曼首次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应用于传播学的语境。戈夫曼对框架的具体定义为：“框架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1]
现阶段框架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三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新闻框架如何被建构；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受媒介信息。[2] Entman认为，框架牵涉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即将事件中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解决万案。[3]新闻框架决定了新闻内容的强调、剔除和扩展相关的事实，在框架给出的边界内对新闻进行选择、加工和意义建构。作为新闻记者的写作模板，新闻框架还对受众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Semetk和Valkenburg在研究中提出五种最常见的框架，依次是责任归因、冲突、经济后果、人情味及道德。[4]责任归因框架强调事件原因及责任，将引起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责任归于个人、团体或政府；冲突框架则强调存在于个人、团体、组织之间的冲突以捕捉受众兴趣，强调戏剧性；经济后果框架是在报道过程中，考虑到事件、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人情味框架从情感的角度呈现事件或问题，突出个人或特定群体；道德框架是将事件、问题置于道德传统的语境下来审视。
就研究方法而言，新闻文本框架建构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揭示新闻框架的客观存在及其特点，通常是定量分析辅以定性分析。常用的研究模型如坦卡特框架列表。该研究模式设计出 11 个指标：新闻标题、新闻图片、图片说明、新闻导语、消息来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文章所属的系列的标识、数据和图标、文章和结论。[5]
根据上述文献综述，借鉴坦卡特研究模型及国内关于灾难新闻或突发事件的常用测量指标，本文主要研究两家媒体在事件定性（包括新闻标题、报道议题的统计分析）、符号呈现（包括词频统计、新闻图片选择）信息源这三方面的使用情况及差异。
三、研究样本的选择
（一）媒体选择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其报纸属性、国内地位、报道风格等几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都是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发行时间长，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且两报的报道风格都以严肃著称。虽然《纽约时报》并非党属机关报纸，但其政治参与度高，与《人民日报》具有相似之处。
（二）日期选择
本文将爆炸发生时间2015年8月12日定为样本抽取的开始日期。基于事件发展情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在逝者离去后第七天举行祭奠活动的“头七”习俗，以及8月下旬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项前期活动转移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本文将分析样本的选择限定在8月12日至8月20日的《人民日报》14篇报道与《纽约时报》的8篇报道（见表1）。
四、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定性判断差异
面对突发灾难事件，媒体的首要使命就是通过其采写的报道、发表的评论告诉受众发生的是一件什么事，即对事件作出定性判断。定性判断有些是始终如一的，但也有些会随着媒体对事件了解的深入而发生调整和变化。媒体对事件的定性判断表达了媒体对事件的基本看法和主要立场，往往会通过新闻标题、报道议题、导语等体现出来。[6]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纽约时报》“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新闻标题、报道议题的统计分析，来比较分析两报对该事件定性判断的差异。
1.新闻标题的统计分析。新闻标题是新闻内容的概括和浓缩[7]，能在读者的认知系统中形成认知、观点和态度。[8]因此新闻标题也常隐含着媒体对报道对象的报道立场和价值取向。《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在标题上涉及不同的相关主体及其态度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这一事件不同的理解认知和定性判断。两报新闻标题涉及的主体、态度倾向与定性判断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全部14篇报道中，每篇标题都有涉及明确的事件评价主体，并且有的报道标题中涉及多个主体。涉及种类有受灾人员、伤者家属、国家领导人、事故救援指挥部门、救灾人员这5类。主体的态度倾向分为两层，其一是对政府积极救援、安抚工作的肯定，共4次；其二是对救援人員奋力救灾的奉献精神的赞扬。通过不同的报道主体主要体现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积极应对，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慰问关怀，突出政府形象，对事件本身的定性并不清晰。或者可以认为，在事故发生初期，《人民日报》对于事故无明显定性倾向，并未以“天灾”还是“人祸”这一更深层面的归因视角去定性。《纽约时报》在问题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上与《人民日报》有较大差异。其标题涉及中国政府、受灾群众、公众、救援人员各个方面，对事件的态度上也偏向于安全隐患、政府信任危机等方面。主要将其视为一次责任型事故和政府信任危机事件。
2.报道议题的选择分析。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媒体会选择不同的视角和议题进行报道，以此来强调、剔除和扩展与其意义构建、定性判断相吻合的事实。下面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22篇报道内容按议题进行分类，并统计两报各项议题的选择和强调情况，进而判断两报在这一事件报道上的取舍与偏向，以及两报议题的选择与定性判断的关系，详见表3。
从表3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14篇报道涉及的议题有6大类，分别是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对政府及国家领导人对救灾工作的批示的报道、国家领导人慰问受灾人员和救灾人员的报道、对回应舆论关注问题的报道、民众祭奠活动和对救灾人员人物故事的报道。《纽约时报》在议题选择上有3类，分别是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对环境问题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议题选择上，以报道“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政府和国家对事故处理的正面内容为主，其次是对舆论的回应和引导。其整体上突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国家领导人对群众的关怀，中国社会全民一心应对灾难的民族精神，以发挥大众媒介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及信息出口的作用。而《纽约时报》主要是从事件归因角度来选择议题，将政府批准在居民区建立危险品仓库、公众对政府的质疑这些议题，进一步强化定性该事件为安全隐患责任类伤亡事故，也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此外，《纽约时报》在议题的选择上偏向于负面内容。除列表中给出的几类外，还有对中国消防员未经科学训练、盲目救火的质疑；对中国政府压制舆论的质疑；对中国媒体避重就轻，依旧只传播“正能量”的批判；以及对我国之前类似事故经历的回顾。根据以上内容，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西方媒体在对意识形态与其不同或对立的国家事件中常用的“事实客观，倾向负面”的有色眼镜式的报道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隐性地强化政府与公众间的矛盾冲突，是冲突框架的具体体现。
此次事件的报道议题中也有不少关注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这符合常用的五种新闻框架中的后果框架设置。
（二）两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传播的符号呈现之差异
传播符号在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纸媒的传播符号通常是文字符号和图片符号两种。媒体在新闻文本中使用不同情感倾向的词语，或插图风格的迥异，都隐含着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并会对受众感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关键词统计分析。对于“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两报均出现了一些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本文通过ROST中文字频统计软件和ROST英文词频统计软件，并结合Excel“查找”功能统计各高频关键词在报道中使用的次数，以关键词为核心比较两报在词语符号使用上的差异，具体统计结果如表4、表5所示。
通过表4和表5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两报的报道中，《人民日报》一部分高频词集中于事故处理范畴，且救援和救治一词占据了极高比重，传递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而在《纽约时报》的高频词统计中却未形成此类词语意群。
此外，在同为事件描述类词语中，《人民日报》的用词较为中立平和，这也符合其作为官方媒体为了稳定公众情绪及社会舆论的宗旨。而《纽约时报》的用词相较之下就更为激烈一些，渲染了一种恐惧感。在报道涉及主体上，《纽约时报》报道中出现最高的“公众”一词却未出现在《人民日报》此类关键词的前Top5中这与《纽约时报》一直以来报道更关注平民视角的原则有关。而相反，《人民日报》此段位内的高频词是政府要赞扬的对象（消防员）、政府要安抚的对象（伤员）以及政府和领导人本身，这三类词构成的依旧是政府的主导行为，这也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作为党的喉舌的性质有关，灾难面前需承担起正面宣传作用。而在态度倾向和情感取向的意群里，二者运用的词性截然相反。《人民日报》偏积极褒义，《纽约时报》偏负面贬义。
对不同情感色彩和事件归因的关键词的使用，显示了两报对“8.12爆炸事件”截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人民日报》想表达的是弱化事件定性和归因而突出党和政府的积极行动，是从施救主体的角度进行报道；而《纽约时报》则想表达事件本身就是由政府自身原因而起，是从危机感知的角度来报道整个事件。
2.新闻图片选择分析。新闻图片真实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现场画面，形成更直观的视觉冲击。新闻图片在引发受众感情、获取受众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共配有5幅图（其中摄影图片4幅、绘制图表1幅），《纽约时报》配有17幅。
《人民日报》的5幅图分别表现了医生对伤者的救助，消防人员在爆炸现场灭火场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慰问消防官兵，市民对遇难者祭奠和爆炸危险品处理示意图。图片构图均是中近景，避免了大场景加剧公众对事故的恐惧及对惨烈场景的悲痛。画面色彩中立，既不鲜艳也不灰暗，画面内容趋于平和。如消防员灭火场景拍摄于白天，画面中爆炸废墟只占据一角，且并无火焰，较大篇幅留给了衣着较整洁的消防员和并无损伤上的消防车；医生救治伤员的图片选取小景别，且图片上的伤员并无血腥伤口；市民祭奠场景则为合成图，背景是红烛与夕阳。整个事件配图的基调都显得庄重却不惨烈，传递出一种化悲痛为力量、全力抗灾的信号。同时也暗含了中国政府避免过多地渲染血腥、悲伤的气氛的用意。总体来看，《人民日报》的新闻配图量少而谨慎，其仅有的几张图片都与展现政府的积极形象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主旋律相契合。 《纽约时报》图片的选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悲伤与默哀3幅，爆炸中及爆炸后的废墟场面6幅，救援人员工作场景4幅，受众群众安置场面1幅，消防员救援结束后休息1幅，受伤人员特写1幅，受灾居民抗议1幅。《纽约时报》的图片彩色背景较为灰暗，在图片传达的内容上，側重对事件发生后事故现场人们的反应的呈现，传达出一种悲伤的气氛，但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避免过多恐怖血腥的画面。在所有图片中，只有一幅展现了伤员经过救治之后的画面，且伤情并不严重。但在灾难现场的呈现上却客观写实，废墟、火光尽现，图片的构图景别也丰富全面，整个基调呈现出冷静、客观。这与《纽约时报》的“旁观者”身份及其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密切相关。
（三）两报“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信息源
新闻信源指新闻信息来源，即新闻报道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事实、评述、观点等内容出自何处，由谁提供等。媒体本身无法独立生产新闻，通常是对不同信源的收集引用[9]，才使得新闻内容更加完善、客观。通过新闻信源的比较分析，能够窥测到媒体隐含在新闻中的真实意图和想要传达给受众的真实想法。经统计，《人民日报》对“8.12”天津港爆炸事件”报道的信源情况分别为：政府及官员占比为56%，国内媒体占比12%，公众占比3%，记者占比5%，国内行业专家占比7%，国家领导人占比17%。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比较单一，多为政府部门或官员等官方途径。在国内媒体的信息选取也以新华社为主。《人民日报》作为党的传声筒，在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所有样本材料的分析发现，《人民日报》的信源集中在领导人及政府官员指示全力以赴救助受灾群众、消灭灾情、处理善后等事情上，让公众看到政府的能力和态度。此外，还有学科专家对于污染物的控制治理现状表示认可，缓和社会恐慌；记者本人的见闻描述增强新闻信息的真实感。整个信源的选取上都为了保证从多个方面、多种声音，体现一个观点。即所有舆论偏向所有的新闻来源的表态都偏向政府，且积极正面。这实际上是对消息来源的有选择过滤与呈现。
按照同样的统计方法对《纽约时报》的8篇报道的信源进行归类统计，其信源使用情况分别为：中国官方媒体占比18%，中国政府部门占比29%，公众占比2%，中国国内行业专家占比3%，事件当事人占比27%，其他媒体占比21%。
由此可知，《纽约时报》在信源的选择上呈现更为均匀的特性，既有中国官方的声音也有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位信源的声音。在信源的使用上，除了惯有的来自中国官方和官媒的声音占据主要比例外，来自新闻当事人和其他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消息也占到了较大的比重。力求在信源的使用上，使各方声音达到平衡。但是，消息量或消息源使用的大致平衡及信源的表面多元化并不等于在态度和内容上的客观中立。《纽约时报》选取信源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真正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及其想凸显的方面。这实际上是对信源的隐性筛选。
例如，在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很大一部分选取了受灾群众或相关人员（如事故企业负责人、牺牲的编外消防人员家属），诸如此类在事件中遭受身心创伤的人物，其表达内容皆是受灾群众对政府监管不够从而导致危险品仓库所在地不达标的不满；家属对编外牺牲人员显示在官方信息中的抗议；公众对政府公布数据的质疑等这些负面信息。而同样是选取人物作为信源时，《人民日报》则倾向于选取国家领导人、救灾英雄等此类正面积极的主体。
又如在相关主体的描述上，《纽约时报》会选择“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等具有归属偏见的符号。在对官方媒体的介绍上，如： “Party’s official newspaper， People’s Daily”（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the staterun news agency Xinhua”（中国国营新闻机构新华社）会刻意强调其归属。这种对归属的刻意强调，会使境外受众对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产生不信任感，体现了《纽约时报》将“8.12天津港爆炸事件”与中国政府与公众间不和谐关系及官员腐败关联起来的归因认知和矛盾冲突。
五、结论与分析
（一）《人民日报》的宣传回应框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人民日报》所采取的并非前文提到的五种常用框架。而是从传者的角度，构建以正面宣传为主导的新闻框架。在标题和议题的选择上，注重施救、善后工作的报道，竭力传达政府的主导行为和积极正面的形象。在用词和配图上偏向积极、平和，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引导舆论。
其次，在此次突发灾难中，《人民日报》用了较多的篇目来回应或解读公众质疑或关心的问题。较之以往，在兼顾了宣传职能外也逐步发挥出用“党的喉舌”及时回应的作用，增添了党和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在新媒体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越堵只会越乱。媒体只有更加及时有效地疏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血栓”，才能更坚固党和人民的关系纽带。所以，作为中国党和政府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需要发挥更健全的媒体职能。
《人民日报》在此次事件中所呈现出来的报道框架，归根到底是由媒体的属性决定的，是由其表征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人民日报》党报的特性，使其在报道中坚持“宣传框架”，这种框架“关注的行动者主要是利益或者政治观点的表达者，包括政策制定和社会团体的代言人”。[10]
（二）《纽约时报》的归因冲突框架
《纽约时报》在本次事件的系列报道中，最突出的是使用了归因与冲突相结合的框架，其次也涉及到后果、人情味等要素。以归因为牵引，挖掘事故原因，回顾过往风险经历，作出问责判断。在这样一个报道思路下，中国更多的负面问题被暴露出来，因而又引发了新的质疑。例如《纽约时报》的标题中就明确提出“公众对明显的安全隐患的愤怒”、“政府关系在天津爆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爆炸后接踵而来的是对有毒气体的爆炸和对政府的不信任”等，从新闻标题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将该事件视为一场安全隐患事故，以及政府信任危机事件。又如在报道的关键词中，“质疑”、 “抗议”、“拒绝”等带有情感偏向的用词也让受众的关注点由爆炸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因果探析。 《纽约时报》在报道的标题和议题上并未涉及中国政府的主导行为，而多是选取了负面内容进行报道。例如在新闻标题的设置上，虽然中国政府（或官员）也多次作为标题主体，但都与负面信息捆绑出现，如“政府官员急于平息批判”（ Officials Rush to Stanch Criticism），“对政府的不信任”（ Distrust of Government）等。在议题的选择中多倾向于阶层矛盾的报道，如中国工业灾难常态论、牺牲编外消防人员家属对赔偿的抗议、对政府监管事发企业的质疑、对政府事故数据公布非透明的质疑、对政府调查问责慢的不满等，都在凸显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冲突。
此外，《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运用了人情味和后果两种框架。《纽约时报》关于该事件的报道，从信源选择到新闻配图风格都凸显了对个体的关注，从情感的角度触发受众共鸣。《纽约时报》的新闻配图中最多出现的是爆炸后的废墟场面——烧焦的车辆空壳、爆炸产生的坑洼、浑浊的沟渠，都是以大全景的景别出现，事件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
《纽约时报》所采取的这种以“归因冲突框架”为基础，同时融入人情味和经济后果框架的报道方式，表面上看客观多元，剖析更为深入全面，似乎更符合其所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但事实上，这也是价值倾向、政治经济利益判断选择的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人民日报》从传者的角度，采用“宣传+回应”的框架，《纽约时报》则是从危机感知的角度选择了“归因+冲突”的报道框架。诚然，不同的新闻框架源于媒体的不同政治属性和文化环境，新闻框架并无好坏之分。但值得注意的是，“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并不仅仅是一次突发灾难，更是一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于一直以“党的喉舌”著称的党报媒体，《人民日报》在此次报道框架的选择中并未体现媒体的危机意识，没有为党和政府做好人民公关，却让外媒在此抓住空缺，大做文章。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一味固守党报专职，坚持正面宣传，虽然无可厚非，却忽略了最首要的一点，即对此次事件的定性判断，使得其在该事件上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和话语影响力大打折扣。虽然《人民日报》这次也有开创性的融入回应机制，但这种回应并不完善，媒体只选择性地回答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个别问题，对公众真正关心质疑的问题并未放开。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在该事件上的报道，虽然暗含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目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其多元的报道框架相较国内更为灵活，更加触及事件本质。在重大灾难面前，公众的生命财产远高于意识形态，国内媒体在此类报道的框架选择上应跳出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更应从事件本质，危机感知的多重视角来选择报道框架。应该意识到，媒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出口，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良器。国内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征途上，不仅要有讲好“好故事”的能力，而且在遇到负面问题的时候，也要有会讲故事、善化危机的实力。让中国的声音不再是只关注自我意识表达的“独白”，而成为真正有信息互动和意义共享的“对话与交流”。[11]
[参考文献]
[1]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21.
[2]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国际新闻界，2007（4）：1923.
[3]Entman， R.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5158.
[4]Semetko， H. A， Valkenburg， P. M.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0，50（2）：93109.
[5]Tankard J W.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M]∥ OH GandyAE GrantSD Reese.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2001： 95106.
[6]龚芳敏.中美主流媒体对云南“3.01事件”报道的比较分析：以《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58162.
[7]周杰.中外报纸新闻标题语言及文化特点分析：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08（10）：133136.
[8]楚军，周军.报纸新闻标题的功能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2（4）：8993.
[9]Cohen S， Young J.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M]. London：Constable， Sage， 1981.335367.
[10]王利婷.中外主流媒體上海世博会报道框架比较研究：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卫报》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11]仇筠茜， 韩淼.独白、对话与推送：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天津爆炸案报道分析[J].对外传播， 2015（9）：6062.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After the “8.12” explosion of the Tianjin Port， as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about it intensively with different reported issues， keywords， picture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f the “8.12” Explosion of the Tianjin Port， we found that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used “propaganda and response framework” and “attribution and conflict framework” to report respectively. The explos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because it is not only an incident， but also a crisi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communicatorbased dissemination utilized by People’s Daily weakens its spreading effect. Thus the domestic media should draw on the diverse reporting ways used by New York Times.
Key words：the Explosion in Tianjin； People’s Daily； New York Times； news 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