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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阿米丽互相疼爱,每次分别后都期待着再次见面。我们常常在网上聊天,有时也会用语音聊,能够听到对方的真实声音感觉是很美妙的。我给姐姐寄《少年文艺》,因为她看不懂汉字,上次通电话时我就把我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告诉了她。这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因为其中一些事情她没有听过,是父母无意中对我说的。阿米丽感叹地说,父母的这些故事从未被系统地记录过,像外婆、奶奶年纪那么大的亲戚也有很多故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等他们去世后我们会很遗憾没有把这些记录下来。她还说,你知道我们的外婆是跟着移居性农民长大的吗?
移居性农民指的是那些居无定所的农民,工作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帮农场主摘橙子和葡萄。他们承受着最艰苦的生活条件,好处是有机会自己做葡萄汁和葡萄酒,吃到最新鲜的水果。外婆小时候有一次吃橙子吃得肚子都坏了,被送到医院去,想来那水果一定吃得很过瘾吧!最让我好奇的是,外婆是怎么从一个移居性农民变成物质生活舒适、能够养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的呢?两秒钟后,阿米丽打断我的沉思接着说,我们每次跟长辈们谈话,内容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以后应该注意多问问他们那些有趣的生活经历。
窗外就是阳台。阿米丽发来信息时,阳台上的栀子花随风摇摆,叶子像小翅膀一样噗噗地扇着。我QQ上有个信息:“8月5号到8号南京将会有台风……”我把电子词典打开查看日期,那天正好是5号。看着那疯狂的风,还有那突然而来又突然走得无影无踪的大雨,我情不自禁涌起笑容。阿米丽问:“你在想啥呢?”我回复道,“在想妈妈是多么的喜欢‘暴力型’的天气。她讲过龙卷风的故事,你听说过吗?”阿米丽回答:“没呢,讲给我听听吧。”
我开始打出字来———
“你可能知道妈妈从出生一直到18岁,都是和外婆住在一起的。现在外婆家周围的那些小房子都是后来建造的,原来她家离邻居比较远,屋子前后树也多。妈妈每次从学校回家都要路过一棵伟大的橡树,它的枝干像阿特拉斯支撑地球的胳膊。在某些事物面前,我们常会感到自己是非常渺小的,比如说一座大教堂,高大宏伟的墙壁挑战着地球引力,墙上的画描写了人类最痛苦的事情,也暗示着最害怕但又无法证明的事情。但那棵树呢,虽然是那么威武,却并不给人那样的感觉。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看到它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它伸展到天空上的粗壮的胳膊,也容易使人相信,自己也可以像它那样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成长为宇宙中的一个优秀分子。所以那棵树比任何教堂或纪念碑都能引起人们的崇敬和尊重。
“有一年春天,那棵伟大的树正准备为松鼠们开个橡果宴会时,忽然来了一场阴险的风。妈妈说当时她正在看一部动作片,电视屏幕上忽然插入了一条紧急新闻:俄亥俄州北部将要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龙卷风。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只好马上跟兄弟姐妹们去地下室藏身,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躲了两个小时后他们走到楼上,看到自己的房子跟以前一模一样,她居然很诧异:龙卷风是不是一点也不厉害?是不是我们被愚弄啦?但屋子的前门一打开,就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做梦也想不出的场景:有的汽车的车胎扁了,并且被龙卷风送到了下一个车站站台;对面的房子不见了,隔壁的房子也被吹到九霄云外去了。孩子们都跑出去好奇而吃惊地观察,发现了一个不符合自然规则的世界:草坪上的稻草被龙卷风吹得扎进了砖头里,赋予了砖头刺猬的长相;对面邻居的宠物母鸡显然被吓呆了,它的羽毛都被拔光了,但它本身却安然无恙。我妈妈认为最可惜的是那棵伟大的橡树先生像毛巾一样被拧了起来。橡树惟一的胜利是轻易就把汽车抛到远处去的龙卷风没能把它给拔起来。古树虽然被打败了,但依然留在它扎根的地方,留在它的萌芽之处。只是为了防止它倒下,可能等不到春天的来临就要把它锯断了。我妈妈当时还很小,她跟其他的小朋友都坐在上面照相,孩子们在照片中就好像树上的一排新芽。”
给阿米丽讲了妈妈的故事以后,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时阿米丽已经到了青春期,不再像小孩那样喜欢早起床,也不像我父母辈的“老人”那样喜爱清晨新鲜的空气。我和父母起床很久以后,她总是还在楼上呼呼大睡。
那天也不例外。我照例在六点钟开始给妈妈和巴瑞做煎饼,到七点时饭做好了,我把饭端到楼上,把竹托盘一放,把父母的小彩电打开,让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音乐把他们叫醒。他们眼睛一睁我就把放满早点的竹托盘端给他们。尽管每个周末我都这么做,妈妈还是每次都像第一次享受到一样非常感激我。他们吃好了以后,就开始为美化我们的家努力啦:他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去屋外做园丁工作,把草地收拾好,巴瑞还要进行某项装修或修理工程。
那天天气不错,我在外面跟新收养的叫“雏菊”的小白猫玩耍。雏菊喜欢四处攀爬。草地上有棵老苹果树,她在树腰的一个小洞里消失,在树洞里发出攀爬的窸窣的声响,越来越高,然后她居然出现在树梢了。她自己都有点惊讶地咪咪叫了几声,用她粉红边缘的蓝眼珠子俯瞰下面的世界。我看着她激动地笑,这时突然从前面刮来了一股像是从烤箱里冒出来的热风。我惊讶地停住了笑,雏菊飞快地从树干上溜下来。接着,从我背后又来了一股冰冷的气流。夏天发生这种情况实在不太正常,随后,一股又一股热气流和冷气流交替着汹涌而至。太阳依然明媚,但天上的云彩开始聚集。打雷了,雨水哗哗地泻下来。妈妈兴奋起来,对我喊,“看来今天会有场大雷阵雨!”她拉着我到车库里去欣赏暴雨景观。雨下得狂大,房子不见了,地上涌起了溪流,草坪上的草像海里的海带一样摇曳狂舞。大雨已经让人觉得难以相信置身于人世间。不一会儿又下起了橄榄大小的冰雹,在停泊在外的车顶上发出马群奔跑似的隆隆声。我胳膊一伸到外面就被一块冰雹砸伤了,流出了鲜红的血。妈妈高兴的表情有点变了,她问,“是不是来了龙卷风啊?”暴雨结束后我们回到房间,巴瑞告诉我们,据电视报道离我们一里远有龙卷风,他接着嘟哝道,阿米丽还在楼上沉睡。
之后,家乡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龙卷风,但我们一家好像是被某种精神上的龙卷风吹到了美国各地。1991年阿米丽第一次离开家,她搬到了开车去也挺远的哥伦布大学校园里,她成绩非常出色,上大学才两年就已经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电子体系的兼职工程师,她为了工作又把家搬到密西根州,偶尔还要住在亚利桑那州。大学毕业以后她被宝马公司聘为刹车控制系统工程师,而宝马公司在旧金山、德国和日本都有分部,那些地方她都住过。她现在设计苹果电脑配件,还住在加州。1993年我也离开了家,搬到美国东部组织了个摇滚乐队,我在那里继续学着古典音乐,常常走十公里的路,到图书馆借书和古典音乐磁带,回到房间后重复地听艾尔加和巴赫,然后在我的小型古典吉他上模仿旋律。我回到俄亥俄州时也去过我姐姐上学的城市哥伦布,在那里工作、作曲、演奏古典吉他,享受了整整五年的快乐时光。2000年我终于搬家到南京来,但很少跟外国人交朋友,因为他们要么是老家的生活条件更舒服,要么是这里的居留手续办不下来,基本上最后都会离开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喜欢国际旅游什么的。其实总统布什2000年上台时还没有护照,而他跟别的美国人一样对国外的真实情况不十分了解。但我们家的孩子跟别人很不一样,我和阿米丽都愿意出国,愿意学外语,所以我们在国外的经历都比父母丰富。
在网上跟阿米丽聊天,我可以感受到“血缘关系”的具体含义。我们18年来住在同一个家里的时候,因为某种竞争心理及超越对方的欲望而一直是对立的,可是造成摩擦正是由于我们的性格出奇地相似。我们的这种心理使我们独立而刚强,让我们想获得超过父母的成就,想尝试可以让后代好奇不已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像父母那么有耐心地过日子,我们更像他们的父母吧———我的意大利裔的亲奶奶,继父巴瑞的波兰籍的母亲,以及父亲的新妻子艾莉丝的波多里各族的父母———他们的精神也是我们的。在中国某个房间里的电脑液晶窗口前,我跟阿米丽轻松地侃着威武的大自然,说着龙卷风和今天刮来的台风的事,她下班和我上班的时间都到了,我教过她中国网民习惯怎么说再见,而随着那两个8字,我点击右上角的白色的“关闭”,让那宛如望远镜的窗口眨眼间闭上。语音系统关闭后,她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总是眼睛发酸地对她说一句,“我想你,姐姐。”
移居性农民指的是那些居无定所的农民,工作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帮农场主摘橙子和葡萄。他们承受着最艰苦的生活条件,好处是有机会自己做葡萄汁和葡萄酒,吃到最新鲜的水果。外婆小时候有一次吃橙子吃得肚子都坏了,被送到医院去,想来那水果一定吃得很过瘾吧!最让我好奇的是,外婆是怎么从一个移居性农民变成物质生活舒适、能够养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的呢?两秒钟后,阿米丽打断我的沉思接着说,我们每次跟长辈们谈话,内容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以后应该注意多问问他们那些有趣的生活经历。
窗外就是阳台。阿米丽发来信息时,阳台上的栀子花随风摇摆,叶子像小翅膀一样噗噗地扇着。我QQ上有个信息:“8月5号到8号南京将会有台风……”我把电子词典打开查看日期,那天正好是5号。看着那疯狂的风,还有那突然而来又突然走得无影无踪的大雨,我情不自禁涌起笑容。阿米丽问:“你在想啥呢?”我回复道,“在想妈妈是多么的喜欢‘暴力型’的天气。她讲过龙卷风的故事,你听说过吗?”阿米丽回答:“没呢,讲给我听听吧。”
我开始打出字来———
“你可能知道妈妈从出生一直到18岁,都是和外婆住在一起的。现在外婆家周围的那些小房子都是后来建造的,原来她家离邻居比较远,屋子前后树也多。妈妈每次从学校回家都要路过一棵伟大的橡树,它的枝干像阿特拉斯支撑地球的胳膊。在某些事物面前,我们常会感到自己是非常渺小的,比如说一座大教堂,高大宏伟的墙壁挑战着地球引力,墙上的画描写了人类最痛苦的事情,也暗示着最害怕但又无法证明的事情。但那棵树呢,虽然是那么威武,却并不给人那样的感觉。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看到它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它伸展到天空上的粗壮的胳膊,也容易使人相信,自己也可以像它那样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成长为宇宙中的一个优秀分子。所以那棵树比任何教堂或纪念碑都能引起人们的崇敬和尊重。
“有一年春天,那棵伟大的树正准备为松鼠们开个橡果宴会时,忽然来了一场阴险的风。妈妈说当时她正在看一部动作片,电视屏幕上忽然插入了一条紧急新闻:俄亥俄州北部将要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龙卷风。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只好马上跟兄弟姐妹们去地下室藏身,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躲了两个小时后他们走到楼上,看到自己的房子跟以前一模一样,她居然很诧异:龙卷风是不是一点也不厉害?是不是我们被愚弄啦?但屋子的前门一打开,就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做梦也想不出的场景:有的汽车的车胎扁了,并且被龙卷风送到了下一个车站站台;对面的房子不见了,隔壁的房子也被吹到九霄云外去了。孩子们都跑出去好奇而吃惊地观察,发现了一个不符合自然规则的世界:草坪上的稻草被龙卷风吹得扎进了砖头里,赋予了砖头刺猬的长相;对面邻居的宠物母鸡显然被吓呆了,它的羽毛都被拔光了,但它本身却安然无恙。我妈妈认为最可惜的是那棵伟大的橡树先生像毛巾一样被拧了起来。橡树惟一的胜利是轻易就把汽车抛到远处去的龙卷风没能把它给拔起来。古树虽然被打败了,但依然留在它扎根的地方,留在它的萌芽之处。只是为了防止它倒下,可能等不到春天的来临就要把它锯断了。我妈妈当时还很小,她跟其他的小朋友都坐在上面照相,孩子们在照片中就好像树上的一排新芽。”
给阿米丽讲了妈妈的故事以后,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时阿米丽已经到了青春期,不再像小孩那样喜欢早起床,也不像我父母辈的“老人”那样喜爱清晨新鲜的空气。我和父母起床很久以后,她总是还在楼上呼呼大睡。
那天也不例外。我照例在六点钟开始给妈妈和巴瑞做煎饼,到七点时饭做好了,我把饭端到楼上,把竹托盘一放,把父母的小彩电打开,让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音乐把他们叫醒。他们眼睛一睁我就把放满早点的竹托盘端给他们。尽管每个周末我都这么做,妈妈还是每次都像第一次享受到一样非常感激我。他们吃好了以后,就开始为美化我们的家努力啦:他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去屋外做园丁工作,把草地收拾好,巴瑞还要进行某项装修或修理工程。
那天天气不错,我在外面跟新收养的叫“雏菊”的小白猫玩耍。雏菊喜欢四处攀爬。草地上有棵老苹果树,她在树腰的一个小洞里消失,在树洞里发出攀爬的窸窣的声响,越来越高,然后她居然出现在树梢了。她自己都有点惊讶地咪咪叫了几声,用她粉红边缘的蓝眼珠子俯瞰下面的世界。我看着她激动地笑,这时突然从前面刮来了一股像是从烤箱里冒出来的热风。我惊讶地停住了笑,雏菊飞快地从树干上溜下来。接着,从我背后又来了一股冰冷的气流。夏天发生这种情况实在不太正常,随后,一股又一股热气流和冷气流交替着汹涌而至。太阳依然明媚,但天上的云彩开始聚集。打雷了,雨水哗哗地泻下来。妈妈兴奋起来,对我喊,“看来今天会有场大雷阵雨!”她拉着我到车库里去欣赏暴雨景观。雨下得狂大,房子不见了,地上涌起了溪流,草坪上的草像海里的海带一样摇曳狂舞。大雨已经让人觉得难以相信置身于人世间。不一会儿又下起了橄榄大小的冰雹,在停泊在外的车顶上发出马群奔跑似的隆隆声。我胳膊一伸到外面就被一块冰雹砸伤了,流出了鲜红的血。妈妈高兴的表情有点变了,她问,“是不是来了龙卷风啊?”暴雨结束后我们回到房间,巴瑞告诉我们,据电视报道离我们一里远有龙卷风,他接着嘟哝道,阿米丽还在楼上沉睡。
之后,家乡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龙卷风,但我们一家好像是被某种精神上的龙卷风吹到了美国各地。1991年阿米丽第一次离开家,她搬到了开车去也挺远的哥伦布大学校园里,她成绩非常出色,上大学才两年就已经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电子体系的兼职工程师,她为了工作又把家搬到密西根州,偶尔还要住在亚利桑那州。大学毕业以后她被宝马公司聘为刹车控制系统工程师,而宝马公司在旧金山、德国和日本都有分部,那些地方她都住过。她现在设计苹果电脑配件,还住在加州。1993年我也离开了家,搬到美国东部组织了个摇滚乐队,我在那里继续学着古典音乐,常常走十公里的路,到图书馆借书和古典音乐磁带,回到房间后重复地听艾尔加和巴赫,然后在我的小型古典吉他上模仿旋律。我回到俄亥俄州时也去过我姐姐上学的城市哥伦布,在那里工作、作曲、演奏古典吉他,享受了整整五年的快乐时光。2000年我终于搬家到南京来,但很少跟外国人交朋友,因为他们要么是老家的生活条件更舒服,要么是这里的居留手续办不下来,基本上最后都会离开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喜欢国际旅游什么的。其实总统布什2000年上台时还没有护照,而他跟别的美国人一样对国外的真实情况不十分了解。但我们家的孩子跟别人很不一样,我和阿米丽都愿意出国,愿意学外语,所以我们在国外的经历都比父母丰富。
在网上跟阿米丽聊天,我可以感受到“血缘关系”的具体含义。我们18年来住在同一个家里的时候,因为某种竞争心理及超越对方的欲望而一直是对立的,可是造成摩擦正是由于我们的性格出奇地相似。我们的这种心理使我们独立而刚强,让我们想获得超过父母的成就,想尝试可以让后代好奇不已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像父母那么有耐心地过日子,我们更像他们的父母吧———我的意大利裔的亲奶奶,继父巴瑞的波兰籍的母亲,以及父亲的新妻子艾莉丝的波多里各族的父母———他们的精神也是我们的。在中国某个房间里的电脑液晶窗口前,我跟阿米丽轻松地侃着威武的大自然,说着龙卷风和今天刮来的台风的事,她下班和我上班的时间都到了,我教过她中国网民习惯怎么说再见,而随着那两个8字,我点击右上角的白色的“关闭”,让那宛如望远镜的窗口眨眼间闭上。语音系统关闭后,她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总是眼睛发酸地对她说一句,“我想你,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