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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首钢有一个优秀集体——白云石车间党支部。这是一个与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战斗堡垒，是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的基层组织。1964年8月，中共北京市党委作出了《市委关于推广石钢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工作经验的决定》，在全市工交系统广泛掀起了学习热潮。
白云石车间1958年组建，是制造炼钢转炉炉衬砖的一个辅助车间。车间100多名职工，除公司从各厂抽调的少数老工人外，85%来自农村，10%是从商业部门转来的。当时，车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条件差，厂房内沥青烟雾弥漫，又黑又呛。特别是1960年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不少从农村来的工人情绪波动，甚至闹着离开“白云石”。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石钢党委和炼钢厂党委的指示，“白云石”党支部把做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上级的支持下，积极进行技术改革，改善劳动条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车间变了样。从1961年起，白云石车间连续被评为炼钢厂和全公司的先进单位，1964年2月被命名为“五好车间”。
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刘仁同志称赞党支部书记刘瑞田是“脸黑心红的好书记”，并说：“如果我们工厂基层党支部都像‘白云石’这样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好党员和队伍，何愁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
干部群众相互交心，依靠骨干串联摸底
“白云石”党支部了解群众不是光靠开座谈会、听汇报、发调查表，而是靠关心、体贴和帮助群众，把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成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关系，使工人心中有什么话都愿意找干部谈。五个支部委员，每人都交几个知心朋友，经常到工人家里访谈。党员也分片包干，联系几个群众。大家把情况一凑就清楚了。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还搬到集体宿舍，利用休息时间，在灯下和床头上，畅谈家世。工人看些什么书，谈论哪些事，有哪些牢骚，怎样对待同志，怎样处理生活，耳闻目睹，就知道得更多了。他们还经常和工人一起劳动，在休息室里，啃着干粮，和工人聊聊，再看看劳动表现，对人就了解的深刻了。互谈身世，互相交心，先让群众了解自己，然后再去了解群众，而不是板着面孔去摸底。
用革命前辈的光辉榜样，教育青年工人懂得怎样对待劳动和革命工作
车间里的劳动环境不太好，很多青年工人不愿在这里干活。支部就组织车间的复员老战士，向工人讲“战史”。参加过黑山阻击战的王希珍，介绍了解放军战士坚守阵地，以少胜多，多次打退敌人冲锋的经过；参加锦州战役的陈顺明，报告了战士牺牲自己炸碉堡的英雄事迹；游击队员王顺讲了自己被弹片炸歪了嘴，依然坚持战斗的故事。革命英雄事迹，教育了许多青年。青年工人石连贵，找过三次对象，姑娘们嫌他脸熏得太黑，都没有成功。当时他动摇了，不想再干下去了。听了这些英雄事迹后，很受感动，他在大会上表决心说：“对象可以不搞，砖不能不打，钢不能不炼，‘白云石’的烟，熏得黑我的脸，但是熏不黑我的一片红心。”从此，安心工作，成了五好青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支部组织工人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听雷锋生前战友的报告，举办学习雷锋心得介绍。支部也经常用公司和车间出现的先进人物的榜样教育青年。在阶级教育和雷锋精神的熏陶下，新的一代成长了起来，而且英勇辈出。短短两年，这个车间出现了二十九名先进工人和五好青年。
处处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
这个车间的党员，总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哪里任务紧，哪里活重，哪里劳动条件差，共产党员就首先出现在哪里。白云石砖的产量供不上转炉的需要了，党员就带头，两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突击完成任务。工人们去支援高炉中修，每班要抢装五十吨焦炭，原来是两个人抬一筐，眼看就要完不成任务了，党员把扁担一扔，每人扛着一个筐就往上装，群众见党员这样干，能扛的也跟着扛起来，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许多共产党员，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党员王春生，供养着六口人，工会要救济他，他却坚持不要。他说：“我还能过得去，还是先补助有困难的群众吧。”
干部坚持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刘瑞田刚调到这儿担任支部书记时，想开两个座谈会了解情况，但是工人一下班就溜了，谁也不肯来，好容易从宿舍里找来了几个人，也半晌不吭声，左问右问，都不说心里话。怎么办呢？刘瑞田和车间主任高升商量以后，决定分头下去参加劳动。头一天，刘瑞田到拌料小组，搬了七吨多白云石，累得腰酸背疼。他看到这里的劳动强度的确很高，下了班，便到集体宿舍里帮助工人扫炕、钉窗帘，让工人休息好。日子久了，工人们看到这位新来的书记干活不软，没有架子，又能体贴人，不是“光耍两片嘴的”，就和他有说有笑，把他当成知心人了。过去干部在台上做报告，动员工人安心生产，工人就在台下说：“你们光说漂亮话，我们这么累，你们都不下来看看，我们一天冒多少汗，你们知道吗？”现在工人们说：“干部都这样干，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领导和咱们一起劳动，就是再累、再呛也痛快！”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就是这样一直坚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培养、教育好一支有觉悟、在生产上过得硬的队伍。
1963年初冬，“白云石”的一部分工人，被调去支援兄弟单位疏通下水管。有些直径0.6米的管子，是二十多年前铺设的，从来没有掏挖过。管子里淤积了污泥和铁渣，它们就像铁硬的水锈一样，紧紧地糊在管底上。人，必须钻进这样狭小的管道里，用铁钎子一点一点地往下剔。小个子的同志，勉强爬进去，胳膊也抡不开；胖子就很难钻进去。人们穿着雨衣，躺在管子里剔啊、剔啊，泥浆泡白了双手，铁渣刺疼着双颊，腰酸腕疼，两臂发麻。
这是疏通下水管工程里最困难的活儿。可是，“白云石”的同志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党支部书记钻进去了、车间主任也钻进去了。大家本来有言在先，个大的不许下、上岁数的不许下、女同志不许下、身体弱的不许下。可是膀大身宽、号称“大力士”的共产党员王春生，也乘人不备，硬“挤”进去了。人们争着下管子，轮不上的人着了急，就在早晨提前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来到工地，争先把下管子的工作服穿上。在休息室又出现了另一种场面，一杯杯暖酒、一碗碗姜汤，第一个人端给第二个，第二个又传给第三人，谁也不肯抢先沾沾嘴。
“白云石”的同志就是用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参加兄弟单位的紧急工程。工人马殿光说得好：“这批管子是日本鬼子埋的，我们解放了，管子还没有解放，我们也一定要解放它们，就是用头顶也要把泥渣顶出来！”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句怨言。办法越来越多，进度越来越快，苦战两个多月，这项使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在他们手里提前完成了。
1964年，北京市委组成调查小组，对白云石党支部经验进行了复查、补充和核实，于同年8月26日在《北京日报》全文登载，并编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市各基层党支部。一场比、学、赶、超“白云石”的活动，在全市蓬勃展开。
作者单位：首钢档案馆
白云石车间1958年组建，是制造炼钢转炉炉衬砖的一个辅助车间。车间100多名职工，除公司从各厂抽调的少数老工人外，85%来自农村，10%是从商业部门转来的。当时，车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条件差，厂房内沥青烟雾弥漫，又黑又呛。特别是1960年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不少从农村来的工人情绪波动，甚至闹着离开“白云石”。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石钢党委和炼钢厂党委的指示，“白云石”党支部把做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上级的支持下，积极进行技术改革，改善劳动条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车间变了样。从1961年起，白云石车间连续被评为炼钢厂和全公司的先进单位，1964年2月被命名为“五好车间”。
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刘仁同志称赞党支部书记刘瑞田是“脸黑心红的好书记”，并说：“如果我们工厂基层党支部都像‘白云石’这样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好党员和队伍，何愁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
干部群众相互交心，依靠骨干串联摸底
“白云石”党支部了解群众不是光靠开座谈会、听汇报、发调查表，而是靠关心、体贴和帮助群众，把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成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关系，使工人心中有什么话都愿意找干部谈。五个支部委员，每人都交几个知心朋友，经常到工人家里访谈。党员也分片包干，联系几个群众。大家把情况一凑就清楚了。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还搬到集体宿舍，利用休息时间，在灯下和床头上，畅谈家世。工人看些什么书，谈论哪些事，有哪些牢骚，怎样对待同志，怎样处理生活，耳闻目睹，就知道得更多了。他们还经常和工人一起劳动，在休息室里，啃着干粮，和工人聊聊，再看看劳动表现，对人就了解的深刻了。互谈身世，互相交心，先让群众了解自己，然后再去了解群众，而不是板着面孔去摸底。
用革命前辈的光辉榜样，教育青年工人懂得怎样对待劳动和革命工作
车间里的劳动环境不太好，很多青年工人不愿在这里干活。支部就组织车间的复员老战士，向工人讲“战史”。参加过黑山阻击战的王希珍，介绍了解放军战士坚守阵地，以少胜多，多次打退敌人冲锋的经过；参加锦州战役的陈顺明，报告了战士牺牲自己炸碉堡的英雄事迹；游击队员王顺讲了自己被弹片炸歪了嘴，依然坚持战斗的故事。革命英雄事迹，教育了许多青年。青年工人石连贵，找过三次对象，姑娘们嫌他脸熏得太黑，都没有成功。当时他动摇了，不想再干下去了。听了这些英雄事迹后，很受感动，他在大会上表决心说：“对象可以不搞，砖不能不打，钢不能不炼，‘白云石’的烟，熏得黑我的脸，但是熏不黑我的一片红心。”从此，安心工作，成了五好青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支部组织工人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听雷锋生前战友的报告，举办学习雷锋心得介绍。支部也经常用公司和车间出现的先进人物的榜样教育青年。在阶级教育和雷锋精神的熏陶下，新的一代成长了起来，而且英勇辈出。短短两年，这个车间出现了二十九名先进工人和五好青年。
处处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
这个车间的党员，总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哪里任务紧，哪里活重，哪里劳动条件差，共产党员就首先出现在哪里。白云石砖的产量供不上转炉的需要了，党员就带头，两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突击完成任务。工人们去支援高炉中修，每班要抢装五十吨焦炭，原来是两个人抬一筐，眼看就要完不成任务了，党员把扁担一扔，每人扛着一个筐就往上装，群众见党员这样干，能扛的也跟着扛起来，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许多共产党员，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党员王春生，供养着六口人，工会要救济他，他却坚持不要。他说：“我还能过得去，还是先补助有困难的群众吧。”
干部坚持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刘瑞田刚调到这儿担任支部书记时，想开两个座谈会了解情况，但是工人一下班就溜了，谁也不肯来，好容易从宿舍里找来了几个人，也半晌不吭声，左问右问，都不说心里话。怎么办呢？刘瑞田和车间主任高升商量以后，决定分头下去参加劳动。头一天，刘瑞田到拌料小组，搬了七吨多白云石，累得腰酸背疼。他看到这里的劳动强度的确很高，下了班，便到集体宿舍里帮助工人扫炕、钉窗帘，让工人休息好。日子久了，工人们看到这位新来的书记干活不软，没有架子，又能体贴人，不是“光耍两片嘴的”，就和他有说有笑，把他当成知心人了。过去干部在台上做报告，动员工人安心生产，工人就在台下说：“你们光说漂亮话，我们这么累，你们都不下来看看，我们一天冒多少汗，你们知道吗？”现在工人们说：“干部都这样干，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领导和咱们一起劳动，就是再累、再呛也痛快！”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就是这样一直坚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培养、教育好一支有觉悟、在生产上过得硬的队伍。
1963年初冬，“白云石”的一部分工人，被调去支援兄弟单位疏通下水管。有些直径0.6米的管子，是二十多年前铺设的，从来没有掏挖过。管子里淤积了污泥和铁渣，它们就像铁硬的水锈一样，紧紧地糊在管底上。人，必须钻进这样狭小的管道里，用铁钎子一点一点地往下剔。小个子的同志，勉强爬进去，胳膊也抡不开；胖子就很难钻进去。人们穿着雨衣，躺在管子里剔啊、剔啊，泥浆泡白了双手，铁渣刺疼着双颊，腰酸腕疼，两臂发麻。
这是疏通下水管工程里最困难的活儿。可是，“白云石”的同志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党支部书记钻进去了、车间主任也钻进去了。大家本来有言在先，个大的不许下、上岁数的不许下、女同志不许下、身体弱的不许下。可是膀大身宽、号称“大力士”的共产党员王春生，也乘人不备，硬“挤”进去了。人们争着下管子，轮不上的人着了急，就在早晨提前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来到工地，争先把下管子的工作服穿上。在休息室又出现了另一种场面，一杯杯暖酒、一碗碗姜汤，第一个人端给第二个，第二个又传给第三人，谁也不肯抢先沾沾嘴。
“白云石”的同志就是用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参加兄弟单位的紧急工程。工人马殿光说得好：“这批管子是日本鬼子埋的，我们解放了，管子还没有解放，我们也一定要解放它们，就是用头顶也要把泥渣顶出来！”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句怨言。办法越来越多，进度越来越快，苦战两个多月，这项使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在他们手里提前完成了。
1964年，北京市委组成调查小组，对白云石党支部经验进行了复查、补充和核实，于同年8月26日在《北京日报》全文登载，并编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市各基层党支部。一场比、学、赶、超“白云石”的活动，在全市蓬勃展开。
作者单位：首钢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