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撕裂状况，其主要政治受益者还都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像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和巴西的博索纳罗这类政客，就是凭借民众对现有政治精英日益增长的敌意，并利用潜在的本土主义情绪而登上大位的。
　　而左派和进步团体则纷纷失语。左派的相对弱势，部分源自工会和有组织劳工团体的衰落。但意识形态的退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左翼党派更多地依赖于精英人士而非工人阶级，它们的政策理念也会更加偏向于金融和企业利益。
　　主流左翼政党所能找到的补救措施，仍然相对有限：除了提高教育支出、改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更进一步的税收累进制，就没什么其他的了。左派的方案更多的是围绕现行制度修修补补，而不是去追究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公的根本原因。
　　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效用毕竟有限。虽然社会保险和税收制度还存在极大改善空间（特别是在美国），但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以帮助广大领域的普通劳动者和家庭参与竞争。这意味着关注产品、劳动力、金融市场、技术政策，以及政治游戏规则。
　　简单地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或从经济中生产力最高的部门再分配到较低的部门，是无法实现包容性繁荣的。这要求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较小型企业以及落后地区，要与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更加完整地融为一体。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从国内经济的生产性重新整合着手，还要让那些大型和高效的企业在此发挥关键作用，譬如投资于当地社区、供应商和劳动力。
　　以往政府会从事农业推广活动，来向小型农户传播新技术。如今也存在着一个类似角色，就是蒂莫西·巴提克所谓的“制造业推广服务”，尽管这些想法也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与企业合作以鼓励向其他经济部门传播前沿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政府，可以利用这类举措所提供的完善工具。
　　而第二个公共行动领域则涉及技术变革的方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常会替代劳动力，特别是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将来不一定如此。政府可以推广那些为低技能劳动者增加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技术。最近，经济学家达伦·阿什莫卢、安东·克利涅克和帕斯夸尔·赫斯特雷波，就撰写了关于如何以新的方式部署人工智能以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文章，例如允许普通劳动者参与一些他们以往无法触及的活动。但朝这个方向发展，需要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审查其创新政策，并制定适当的私营部门激励措施。
　　金融则是另一个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领域。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部門仍然臃肿。它们一方面持续对经济稳定构成风险，另一方面却并未以增加对生产活动投资的方式做出补偿。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安纳特·阿德马蒂等人一直指出的那样，银行至少需要更高的资本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而这些金融机构之所以能从2008-2009年的危机中幸免于难，只不过说明它们的政治势力足够强大而已。
　　然而，金融监管的失败案例表明这些经济改革相当重要，此外需要辅之以纠正政治参与渠道不对称状况的措施。在美国，在工作日而非周末或假日举行选举，加上限制性的登记规则、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将普通劳动者置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也跟使企业和社会最富有成员能够对立法施加过度影响的竞选财务规则极为相似。
　　民主党将在不到两年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它必须做出选择：究竟只是去粉饰那些不公正的经济体系，还是勇敢地从根本上去冲击那些不公平的体制？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贸易大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