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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晋人崇尚“深情”，“深情”在文学里面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汤显祖将“深情”说发展到“情之至”，并对蒲松龄产生影响。《聊斋志异》中《连城》《香玉》等作品都表现了“情之至”，但是，蒲松龄又通过《花姑子》将“情之至”推进到“恝情”，成为“深情”说的理论顶点。
关键词：蒲松龄；深情；情之至；恝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魏晋风流，或云魏晋风度，令后世倾倒。一方面高蹈绝俗，另一方面深情款款，看似矛盾，实则并存。就“深情”的重要性而言，宗白华实为首倡，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1] 278 稍后，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认为“真风流底人，必有深情。” [2] 614 当代学者李涛、潘润娇等人也撰文做过相关论述，发人深思。“深情”可以指人与人之间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感情，也可以指对自然、艺术的痴迷。宗白华、冯友兰等人都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如王戎认为“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3] 751 王濛感叹王廞“终当为情死。” [3] 898 谢安称赞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3] 890 宗白华还认为“一往情深”是晋人艺术境界造诣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代以后，“深情”尤其指“爱情”而言，在诗、词、戏剧、小说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就理论而言，主要是由汤显祖发展了“深情”说的内涵。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4] 890 简言之，“深情”的最高表现是为情死而复生，“生死两茫茫”的阻隔已不复存在。这当然不是生活的真实，也不是宗教神学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
汤显祖对蒲松龄有不小的影响。蒲松龄曾经写诗哀悼夭亡的薄命女子顾青霞，诗云：“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5] 676 感情深沉，未尝不抱有一丝这样的幻想：像牡丹亭畔的杜丽娘一样，顾青霞奇迹般地死而复生。《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爱情故事写到死而复生，这与《牡丹亭》相类，如《连城》，王士禛评论道：“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6] 533 也暗示了汤显祖对蒲松龄有影响。
明代后期，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等人所谓的“情”，一般指的是狭义的“男女之情”，广义的“情”一般用“性情”表示；而且，他们所谓的“情”包括“欲”在内，即“情欲合一”。由于男女之情最能表现“深情”，本文在论述《聊斋志异》时，不求大而全，亲情、友情等就不包括在内了。《聊斋志异》创作于清初，继承了晚明这种“情欲合一”的观念，最突出的例子是《林四娘》。王士禛、林云铭、陈维崧、蒲松龄、杜乡渔隐都记载过林四娘与陈宝钥交往的故事，其中只有蒲松龄的《林四娘》写到两人之间发生了性爱，“促其缓裳，意殊羞怯，公（陈宝钥）代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犹处子也，狂将不堪。’狎亵既竟，流丹浃席。既而枕边私语，自言‘林四娘’。公详诘之。曰：‘一世坚贞，业为君轻薄尽矣。有心爱妾，但图永好尔，絮絮何为？’……女愀然曰：‘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 [6] 419-420 类似的性爱描写后来遭到纪昀的反对，固然只能说明纪昀的保守。但这段文字有三点令人困惑：衡王府毁于顺治二年（1645），至陈宝钥康熙二年（1663）任山东青州道佥事，已经十八九年。如果林四娘入清后又活了两年，“十七年矣”固然没有疑问，但这篇小说末尾记载林四娘的诗句“静锁深宫十七年”，则林四娘在衡王府生活了十七年，而林四娘自言“年二十”，意味着林四娘三岁入宫，这显然不可能。二是林四娘娇嗔“业为君轻薄尽矣”，但林四娘自来荐枕，轻薄在先。生时坚贞，守节而死，死后失节，念及古语“为鬼不贞”之讥，令人失笑。三是自云“图永好尔”，但三年后即辞别而去，“永好”竟成虚语。这三点看似矛盾，但考虑到林四娘是女鬼，引文实际暗含“鬼话连篇”之意。蒲松龄诙谐，于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在不矛盾的可信之处，弥漫着红颜薄命、国家兴亡之感。在政治倾向相反的情况下，眷恋故国的明朝女鬼与背叛南明投奔清朝的官员交合，最近距离的接触似真似幻，彰显了人性、性欲的张力和复杂，个人、家国的不幸似乎在美妙的交媾过程中得到慰藉。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与蒲松龄《林四娘》出奇的相似性在于，有些镜头表现了爱国美女王佳芝与投降日本的汉奸易默成之间露骨的性爱，而龙应台特意撰文论述这些镜头的必要性，向李安导演致敬（通灵唯心的博客上有一篇文字可能最早指出林四娘、陈宝钥与王佳芝、易默成这两组人物之间有相似性）。蒲松龄也值得得到同样的敬意。读《林四娘》至终篇，悲怆之情，令人恻然。悲中见谐，谐中含悲，竟然可以通过性爱描写表现出来，蒲松龄才华之高，无怪乎纪昀认为自己不及蒲松龄万分之一。
与林四娘相似的是公孙九娘：两人都因战乱遭难而死（前者死于明清易代之乱，后者死于康熙初年于七之乱），都作为女鬼与人相恋，都擅长写诗。不过，《公孙九娘》流露的更多的是个人恩怨。《公孙九娘》影射的应当是蒲松龄与孙蕙之间友情的破裂，理由如下：一，蒲松龄不愿明确孙蕙的姓，所以在“孙”前加一个“公”字作为九娘的姓。二，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蒲松龄与孙蕙之间突然中断了诗歌酬唱或书信往来。此前数年，两人过从甚密或联系颇多。此后一年，即1675年，蒲松龄先写诗祝贺孙蕙离开宝应北归，后又写诗对经历丧子之痛的孙蕙表示安慰。1676年至1681年间完全没有两人往来的记载，1681年之后才恢复交往。所以，在1674年，两人之间似乎发生了龃龉，而1675年写的那两首诗其实可以看做蒲松龄为重修旧好而作的努力（而且是单方面的，未见孙蕙有回应），那么，本年的诗作不作考虑的话，意味着从1674年到1681年这七八年间两人没有来往。《公孙九娘》写莱阳生到济南祭奠在于七之乱中遇难的亲友，以及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结婚而又决裂是在甲寅年（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这应当不是巧合，而是蒲松龄在小说里有意设定了这个年份。三，莱阳生所受的委屈，与公孙九娘的冤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蒲松龄在篇末对公孙九娘的冤枉不置一词，却为莱阳生鸣不平，大呼“冤乎哉”，不是很奇怪吗？《聊斋志异》卷五《三朝元老》云：“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 [6] 1545 而在《公孙九娘》篇末，蒲松龄说：“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鬲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6] 713 这段话也采用了歇后法。君臣、父子、夫妇，都包括在内了，五伦中只剩下兄弟、朋友，而“兄弟”的延伸是“朋友”。也就是说，这段话暗指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然就无法理解蒲松龄为什么只为莱阳生喊冤了。蒲松龄借篇中朱生的口说：“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 [6] 708 朱生这个人物在篇中本不必有，或者不必设置為莱阳生的朋友，而蒲松龄之所以如此设置，显然是为了强化主题。四，《公孙九娘》的结尾是“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6] 713 “再逼近之”，即两次逼近。蒲松龄在1674年与孙蕙曾有过不快，一度断交；在1684年（此据袁世硕先生考证），蒲松龄又写《上孙给谏书》，揭露孙蕙族人及仆人仗势欺人。从孙蕙的角度看，蒲松龄两次带来逼迫感，即使不表现在脸上，像公孙九娘那样“色作怒”，心里也难免恼怒。如果认为不受《上孙给谏书》的影响，两人仍然是好友，那么，两年后孙蕙去世，蒲松龄为什么没有写诗文哀悼，后来却写诗悼念孙蕙的侍妾顾青霞呢？ 《林四娘》《公孙九娘》这类作品涉及到爱情与性爱，但爱情并不是主题。这类作品表现了“深情”，但没有达到汤显祖所谓的“情之至”的高度。前面提到的《连城》达到了这一高度，冯镇峦甚至说：“《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此固胜之。” [6] 533 冯镇峦的意思是连城、乔生两人为了爱情都死而复生，而《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没有为情死而复生的经历，所以《连城》胜过《牡丹亭》。冯镇峦的观点值得怀疑，因为“情之至”首先关系到程度，而不是数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乔生最终拥有两个妻子，而柳梦梅只有杜丽娘这一个妻子，即使乔生能均等地爱他的两个妻子，他们一夫二妻之间的爱情又怎能高于柳梦梅与杜丽娘一夫一妻之间更纯粹的爱情呢？《连城》之外，能达到汤显祖所谓“情之至”高度的还有《莲香》《香玉》《陈锡九》等篇，其中，以《香玉》最为突出，蒲松龄在篇末说：“情之结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犹是情之不笃耳。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6] 2240 连用了四个“情”字，在“异史氏曰”中绝无仅有。
不过，《聊斋志异》中有些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没有为情死而复生的经历，但为情而离魂，仍然可以认为接近于“情之至”，如《凤阳士人》中凤阳士人的妻子，《阿宝》中的孙子楚、阿宝，《王桂庵》中的王桂庵，《寄生》中的寄生、五可等，因为按照有些古人的观点，人死后魂魄离开肉体，而梦的本质也是魂魄离开肉体。王充《论衡·纪妖篇》云：“且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 [7] 918 如此，梦见所爱与死而复生，几乎可以表现同样的深情了。虽然王充并不赞成“魂行”的说法，但在文学领域里，作家喜欢以魂魄离开肉体的方式来写梦，如“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杜甫的《梦李白》表现得尤为突出：“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诗写李白的魂魄长途往返，夜色笼罩下，枫林深暗，关塞黢黑，越过深水时还须提防蛟龙。杜甫就这样通过梦魂离开肉体的表达方式来表现深厚的友情。《聊斋志异》写到的梦很多，有些梦并不是苦苦思念所致，所以并不能表现“深情”，如《霍生》《梦狼》等，而《王桂庵》中的王桂庵，梦见芸娘，却是苦思所致。他对芸娘一见钟情，“寝食皆萦念之……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梦至江村，过数门，见一家柴扉南向，门内疏竹为篱，意是亭园，径入之。有夜合一株，红丝满树。隐念：诗中‘门前一树马缨花’，此其是也。过数武，苇笆光洁。又入之，见舍北三楹，双扉阖焉。南有小舍，红蕉蔽窗。探身一窥，则椸架当门，罥画裙其上，知为女子闺闼，愕然却退；而内已觉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则舟中人也。” [6] 2353-2354 后来美梦成真，有情人终成眷属。王桂庵的儿子寄生也是因梦而成良缘，对此，蒲松龄说：“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与？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 [6] 2366 对于相思成疾而梦见五可的寄生，蒲松龄称为“离魂之子”，可见，蒲松龄以“做梦”等同于“离魂”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痴情。至于《阿宝》中的孙子楚，一见阿宝，魂魄就随她而去，三日不返，这可以看作大梦一场。不同的是，后来孙子楚死亡，阿宝殉情而死，两人又死而复生。孙子楚先离魂，后断魂，进一步表现了情感的深度。清代有“加倍写法”之说，孙子楚的故事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脚。所以，就情感深度来说，孙子楚夫妇应当高于王桂庵夫妇。
奇怪的是，蒲松龄并没有认为连城、香玉、孙子楚、阿宝、王桂庵、寄生等人的表现为“情之至”，他把这个荣誉授予了花姑子。他在《花姑子》篇末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至于花姑，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乃知憨者慧之极，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6] 962-963 对于“恝”字，注云：“淡然处置貌。” [6] 964 “恝情”就是“不动情”。“不动情”怎么会是“情之至”呢？黑格尔曾经指出，过程对理解结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考察花姑子的所作所为，才能理解蒲松龄为什么称赞她为“情之至”。
安幼舆为花姑子而死，后在花姑子父女的帮助下，得以复生，而花姑子没有这样生生死死的经历，而且最终花姑子斩断情根，继续修行去了，两人没有终成眷属。“只羡鸳鸯不羡仙”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座右铭，而花姑子为了升仙舍弃了爱情，蒲松龄却称赞她“情之至”，不是非常奇怪吗？花姑子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侠女》中的侠女，因为两人的形迹极为相似：都拒绝男方的求婚，都为了报恩而为男方生有一子，都决绝地一去不返，甚至床笫之欢的次数也都只是两次。如果说“恝者情之至也”，与床头人诀别时，花姑子流泪而去，而侠女一闪如电，后者岂不是更“恝情”吗？
事实上，形迹相似不代表心迹相同。一个无知的人与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很相似，但无知者根本不具备后者的知识、智慧。从前引王戎的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也能看出忘情的人與没有情的人虽然很相似，但有根本的差别。所以，尽管花姑子、侠女形迹相似，并不意味着两人心迹相同。侠女与顾生有过一次云雨之欢，顾生第二天淫邀艳约，却遭到侠女满面厉色的拒绝，但是，侠女后来又主动来幽会顾生，令人诧异。侠女手刃仇人之后，来与顾生诀别，说：“养母之德刻刻不去于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笫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复来，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 [6] 312 读到此处，读者才明白，原来第一次枕席之欢，怀孕未成，侠女不得已与顾生再行云雨。侠女为了报德，甘愿成为顾生传宗接代的工具；报德、报仇之后，一去不返。可见，侠女对顾生并无爱情可言。至于花姑子，诀别时流泪而去，还没有达到忘情的境界。她偶堕情障，为了安幼舆，损失了七成道行；又留下杀死蛇精之计，替安幼舆报仇，以至于受累，百年不得升仙。花姑子所做的牺牲，《聊斋志异》中再没有任何花妖、狐魅、女鬼或其他精怪做到过。凡人修仙学道，道行损失殆尽，不失为凡人；花姑子如果道行尽失，终究只是一只獐子而已，与安幼舆人兽异类，百年之好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花姑子在道行还剩三成的情况下，不得不斩断情根，继续修行，不断破除魔障，以期超凡入圣，成仙而去。不然，蒲松龄何以在篇末连呼“仙乎，仙乎！”在蒲松龄看来，如果只有两情相悦，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不休地互相占有，尽管获得满足，但没有奉献、牺牲的过程和“恝情”的结果，是达不到“情之至”的境界的。这是一种全新的爱情观，同时或稍后，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蒲松龄将汤显祖的“情之至”推衍到“恝情”，大概是出于对“物极必反”这一哲理认同的缘故吧。 “恝情”本是贬义词，如《聊斋志异》卷五《二商》中有个大商，因为惧内而不敢接济、周恤亲兄弟二商，蒲松龄批评他“恝情骨肉，卒以吝死。呜呼！亦何怪哉！” [6] 1346 但是，蒲松龄却认为花姑子的“恝情”为“情之至”，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蒲松龄批评大商“恝情”，是指大商生前没有接济二商的种种行为，即过程，而认为花姑子“恝者情之至”，是指痴情奉献的过程以后，即结果，蒲松龄“终而寄情于恝”这句话里有个“终”字，也表明了这一点。先看过程，再看结果。花姑子式的“恝情”不是“无情”，而是经历了“深情”，最终到达王弼所说的“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 [8]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795的境界，即忘情。如果最终没有忘情，哪怕是贞女义夫，在蒲松龄看来，也不会是“情之至”，如《罗刹海市》，马骥与龙女在龙宫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后来马骥思念双亲，龙女为他饯行。“生订后会，女曰：‘情缘尽矣。’生大悲，女曰：‘归养双亲，见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犹旦暮耳，何用作儿女哀泣！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 [6] 679 同样是情缘戛然而止，龙女心平气和，而花姑子流泪而去，令人怀疑龙女是否有深情；而且龙女所谓的“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强调的是一种出于理性的贞洁、守义的正统观念，尽管非常值得赞赏，但是距离蒲松龄所谓的“情之至”似近实远。
《聊斋志异》中涉及性爱的小说很多，自是晚明“情欲合一”传统的继续。明清易代之后，以才子佳人小说为标志，“情”中“欲”的成分基本上被剥离，“情”为雅，“欲”为俗。《聊斋志异》创作于清初，一方面继承了晚明“情欲合一”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呼应了当时趋雅的文坛风尚而有所节制。他的“恝情”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白华全集（卷二）[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3]余嘉錫.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7]王充.论衡黄晖校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蒲松龄；深情；情之至；恝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魏晋风流，或云魏晋风度，令后世倾倒。一方面高蹈绝俗，另一方面深情款款，看似矛盾，实则并存。就“深情”的重要性而言，宗白华实为首倡，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1] 278 稍后，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认为“真风流底人，必有深情。” [2] 614 当代学者李涛、潘润娇等人也撰文做过相关论述，发人深思。“深情”可以指人与人之间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感情，也可以指对自然、艺术的痴迷。宗白华、冯友兰等人都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如王戎认为“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3] 751 王濛感叹王廞“终当为情死。” [3] 898 谢安称赞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3] 890 宗白华还认为“一往情深”是晋人艺术境界造诣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代以后，“深情”尤其指“爱情”而言，在诗、词、戏剧、小说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就理论而言，主要是由汤显祖发展了“深情”说的内涵。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4] 890 简言之，“深情”的最高表现是为情死而复生，“生死两茫茫”的阻隔已不复存在。这当然不是生活的真实，也不是宗教神学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
汤显祖对蒲松龄有不小的影响。蒲松龄曾经写诗哀悼夭亡的薄命女子顾青霞，诗云：“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5] 676 感情深沉，未尝不抱有一丝这样的幻想：像牡丹亭畔的杜丽娘一样，顾青霞奇迹般地死而复生。《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爱情故事写到死而复生，这与《牡丹亭》相类，如《连城》，王士禛评论道：“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6] 533 也暗示了汤显祖对蒲松龄有影响。
明代后期，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等人所谓的“情”，一般指的是狭义的“男女之情”，广义的“情”一般用“性情”表示；而且，他们所谓的“情”包括“欲”在内，即“情欲合一”。由于男女之情最能表现“深情”，本文在论述《聊斋志异》时，不求大而全，亲情、友情等就不包括在内了。《聊斋志异》创作于清初，继承了晚明这种“情欲合一”的观念，最突出的例子是《林四娘》。王士禛、林云铭、陈维崧、蒲松龄、杜乡渔隐都记载过林四娘与陈宝钥交往的故事，其中只有蒲松龄的《林四娘》写到两人之间发生了性爱，“促其缓裳，意殊羞怯，公（陈宝钥）代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犹处子也，狂将不堪。’狎亵既竟，流丹浃席。既而枕边私语，自言‘林四娘’。公详诘之。曰：‘一世坚贞，业为君轻薄尽矣。有心爱妾，但图永好尔，絮絮何为？’……女愀然曰：‘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 [6] 419-420 类似的性爱描写后来遭到纪昀的反对，固然只能说明纪昀的保守。但这段文字有三点令人困惑：衡王府毁于顺治二年（1645），至陈宝钥康熙二年（1663）任山东青州道佥事，已经十八九年。如果林四娘入清后又活了两年，“十七年矣”固然没有疑问，但这篇小说末尾记载林四娘的诗句“静锁深宫十七年”，则林四娘在衡王府生活了十七年，而林四娘自言“年二十”，意味着林四娘三岁入宫，这显然不可能。二是林四娘娇嗔“业为君轻薄尽矣”，但林四娘自来荐枕，轻薄在先。生时坚贞，守节而死，死后失节，念及古语“为鬼不贞”之讥，令人失笑。三是自云“图永好尔”，但三年后即辞别而去，“永好”竟成虚语。这三点看似矛盾，但考虑到林四娘是女鬼，引文实际暗含“鬼话连篇”之意。蒲松龄诙谐，于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在不矛盾的可信之处，弥漫着红颜薄命、国家兴亡之感。在政治倾向相反的情况下，眷恋故国的明朝女鬼与背叛南明投奔清朝的官员交合，最近距离的接触似真似幻，彰显了人性、性欲的张力和复杂，个人、家国的不幸似乎在美妙的交媾过程中得到慰藉。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与蒲松龄《林四娘》出奇的相似性在于，有些镜头表现了爱国美女王佳芝与投降日本的汉奸易默成之间露骨的性爱，而龙应台特意撰文论述这些镜头的必要性，向李安导演致敬（通灵唯心的博客上有一篇文字可能最早指出林四娘、陈宝钥与王佳芝、易默成这两组人物之间有相似性）。蒲松龄也值得得到同样的敬意。读《林四娘》至终篇，悲怆之情，令人恻然。悲中见谐，谐中含悲，竟然可以通过性爱描写表现出来，蒲松龄才华之高，无怪乎纪昀认为自己不及蒲松龄万分之一。
与林四娘相似的是公孙九娘：两人都因战乱遭难而死（前者死于明清易代之乱，后者死于康熙初年于七之乱），都作为女鬼与人相恋，都擅长写诗。不过，《公孙九娘》流露的更多的是个人恩怨。《公孙九娘》影射的应当是蒲松龄与孙蕙之间友情的破裂，理由如下：一，蒲松龄不愿明确孙蕙的姓，所以在“孙”前加一个“公”字作为九娘的姓。二，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蒲松龄与孙蕙之间突然中断了诗歌酬唱或书信往来。此前数年，两人过从甚密或联系颇多。此后一年，即1675年，蒲松龄先写诗祝贺孙蕙离开宝应北归，后又写诗对经历丧子之痛的孙蕙表示安慰。1676年至1681年间完全没有两人往来的记载，1681年之后才恢复交往。所以，在1674年，两人之间似乎发生了龃龉，而1675年写的那两首诗其实可以看做蒲松龄为重修旧好而作的努力（而且是单方面的，未见孙蕙有回应），那么，本年的诗作不作考虑的话，意味着从1674年到1681年这七八年间两人没有来往。《公孙九娘》写莱阳生到济南祭奠在于七之乱中遇难的亲友，以及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结婚而又决裂是在甲寅年（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这应当不是巧合，而是蒲松龄在小说里有意设定了这个年份。三，莱阳生所受的委屈，与公孙九娘的冤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蒲松龄在篇末对公孙九娘的冤枉不置一词，却为莱阳生鸣不平，大呼“冤乎哉”，不是很奇怪吗？《聊斋志异》卷五《三朝元老》云：“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 [6] 1545 而在《公孙九娘》篇末，蒲松龄说：“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鬲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6] 713 这段话也采用了歇后法。君臣、父子、夫妇，都包括在内了，五伦中只剩下兄弟、朋友，而“兄弟”的延伸是“朋友”。也就是说，这段话暗指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然就无法理解蒲松龄为什么只为莱阳生喊冤了。蒲松龄借篇中朱生的口说：“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 [6] 708 朱生这个人物在篇中本不必有，或者不必设置為莱阳生的朋友，而蒲松龄之所以如此设置，显然是为了强化主题。四，《公孙九娘》的结尾是“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6] 713 “再逼近之”，即两次逼近。蒲松龄在1674年与孙蕙曾有过不快，一度断交；在1684年（此据袁世硕先生考证），蒲松龄又写《上孙给谏书》，揭露孙蕙族人及仆人仗势欺人。从孙蕙的角度看，蒲松龄两次带来逼迫感，即使不表现在脸上，像公孙九娘那样“色作怒”，心里也难免恼怒。如果认为不受《上孙给谏书》的影响，两人仍然是好友，那么，两年后孙蕙去世，蒲松龄为什么没有写诗文哀悼，后来却写诗悼念孙蕙的侍妾顾青霞呢？ 《林四娘》《公孙九娘》这类作品涉及到爱情与性爱，但爱情并不是主题。这类作品表现了“深情”，但没有达到汤显祖所谓的“情之至”的高度。前面提到的《连城》达到了这一高度，冯镇峦甚至说：“《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此固胜之。” [6] 533 冯镇峦的意思是连城、乔生两人为了爱情都死而复生，而《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没有为情死而复生的经历，所以《连城》胜过《牡丹亭》。冯镇峦的观点值得怀疑，因为“情之至”首先关系到程度，而不是数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乔生最终拥有两个妻子，而柳梦梅只有杜丽娘这一个妻子，即使乔生能均等地爱他的两个妻子，他们一夫二妻之间的爱情又怎能高于柳梦梅与杜丽娘一夫一妻之间更纯粹的爱情呢？《连城》之外，能达到汤显祖所谓“情之至”高度的还有《莲香》《香玉》《陈锡九》等篇，其中，以《香玉》最为突出，蒲松龄在篇末说：“情之结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犹是情之不笃耳。仲尼读‘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6] 2240 连用了四个“情”字，在“异史氏曰”中绝无仅有。
不过，《聊斋志异》中有些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没有为情死而复生的经历，但为情而离魂，仍然可以认为接近于“情之至”，如《凤阳士人》中凤阳士人的妻子，《阿宝》中的孙子楚、阿宝，《王桂庵》中的王桂庵，《寄生》中的寄生、五可等，因为按照有些古人的观点，人死后魂魄离开肉体，而梦的本质也是魂魄离开肉体。王充《论衡·纪妖篇》云：“且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 [7] 918 如此，梦见所爱与死而复生，几乎可以表现同样的深情了。虽然王充并不赞成“魂行”的说法，但在文学领域里，作家喜欢以魂魄离开肉体的方式来写梦，如“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杜甫的《梦李白》表现得尤为突出：“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诗写李白的魂魄长途往返，夜色笼罩下，枫林深暗，关塞黢黑，越过深水时还须提防蛟龙。杜甫就这样通过梦魂离开肉体的表达方式来表现深厚的友情。《聊斋志异》写到的梦很多，有些梦并不是苦苦思念所致，所以并不能表现“深情”，如《霍生》《梦狼》等，而《王桂庵》中的王桂庵，梦见芸娘，却是苦思所致。他对芸娘一见钟情，“寝食皆萦念之……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梦至江村，过数门，见一家柴扉南向，门内疏竹为篱，意是亭园，径入之。有夜合一株，红丝满树。隐念：诗中‘门前一树马缨花’，此其是也。过数武，苇笆光洁。又入之，见舍北三楹，双扉阖焉。南有小舍，红蕉蔽窗。探身一窥，则椸架当门，罥画裙其上，知为女子闺闼，愕然却退；而内已觉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则舟中人也。” [6] 2353-2354 后来美梦成真，有情人终成眷属。王桂庵的儿子寄生也是因梦而成良缘，对此，蒲松龄说：“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与？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 [6] 2366 对于相思成疾而梦见五可的寄生，蒲松龄称为“离魂之子”，可见，蒲松龄以“做梦”等同于“离魂”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痴情。至于《阿宝》中的孙子楚，一见阿宝，魂魄就随她而去，三日不返，这可以看作大梦一场。不同的是，后来孙子楚死亡，阿宝殉情而死，两人又死而复生。孙子楚先离魂，后断魂，进一步表现了情感的深度。清代有“加倍写法”之说，孙子楚的故事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脚。所以，就情感深度来说，孙子楚夫妇应当高于王桂庵夫妇。
奇怪的是，蒲松龄并没有认为连城、香玉、孙子楚、阿宝、王桂庵、寄生等人的表现为“情之至”，他把这个荣誉授予了花姑子。他在《花姑子》篇末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至于花姑，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乃知憨者慧之极，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6] 962-963 对于“恝”字，注云：“淡然处置貌。” [6] 964 “恝情”就是“不动情”。“不动情”怎么会是“情之至”呢？黑格尔曾经指出，过程对理解结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考察花姑子的所作所为，才能理解蒲松龄为什么称赞她为“情之至”。
安幼舆为花姑子而死，后在花姑子父女的帮助下，得以复生，而花姑子没有这样生生死死的经历，而且最终花姑子斩断情根，继续修行去了，两人没有终成眷属。“只羡鸳鸯不羡仙”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座右铭，而花姑子为了升仙舍弃了爱情，蒲松龄却称赞她“情之至”，不是非常奇怪吗？花姑子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侠女》中的侠女，因为两人的形迹极为相似：都拒绝男方的求婚，都为了报恩而为男方生有一子，都决绝地一去不返，甚至床笫之欢的次数也都只是两次。如果说“恝者情之至也”，与床头人诀别时，花姑子流泪而去，而侠女一闪如电，后者岂不是更“恝情”吗？
事实上，形迹相似不代表心迹相同。一个无知的人与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很相似，但无知者根本不具备后者的知识、智慧。从前引王戎的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也能看出忘情的人與没有情的人虽然很相似，但有根本的差别。所以，尽管花姑子、侠女形迹相似，并不意味着两人心迹相同。侠女与顾生有过一次云雨之欢，顾生第二天淫邀艳约，却遭到侠女满面厉色的拒绝，但是，侠女后来又主动来幽会顾生，令人诧异。侠女手刃仇人之后，来与顾生诀别，说：“养母之德刻刻不去于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笫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复来，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 [6] 312 读到此处，读者才明白，原来第一次枕席之欢，怀孕未成，侠女不得已与顾生再行云雨。侠女为了报德，甘愿成为顾生传宗接代的工具；报德、报仇之后，一去不返。可见，侠女对顾生并无爱情可言。至于花姑子，诀别时流泪而去，还没有达到忘情的境界。她偶堕情障，为了安幼舆，损失了七成道行；又留下杀死蛇精之计，替安幼舆报仇，以至于受累，百年不得升仙。花姑子所做的牺牲，《聊斋志异》中再没有任何花妖、狐魅、女鬼或其他精怪做到过。凡人修仙学道，道行损失殆尽，不失为凡人；花姑子如果道行尽失，终究只是一只獐子而已，与安幼舆人兽异类，百年之好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花姑子在道行还剩三成的情况下，不得不斩断情根，继续修行，不断破除魔障，以期超凡入圣，成仙而去。不然，蒲松龄何以在篇末连呼“仙乎，仙乎！”在蒲松龄看来，如果只有两情相悦，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不休地互相占有，尽管获得满足，但没有奉献、牺牲的过程和“恝情”的结果，是达不到“情之至”的境界的。这是一种全新的爱情观，同时或稍后，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蒲松龄将汤显祖的“情之至”推衍到“恝情”，大概是出于对“物极必反”这一哲理认同的缘故吧。 “恝情”本是贬义词，如《聊斋志异》卷五《二商》中有个大商，因为惧内而不敢接济、周恤亲兄弟二商，蒲松龄批评他“恝情骨肉，卒以吝死。呜呼！亦何怪哉！” [6] 1346 但是，蒲松龄却认为花姑子的“恝情”为“情之至”，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蒲松龄批评大商“恝情”，是指大商生前没有接济二商的种种行为，即过程，而认为花姑子“恝者情之至”，是指痴情奉献的过程以后，即结果，蒲松龄“终而寄情于恝”这句话里有个“终”字，也表明了这一点。先看过程，再看结果。花姑子式的“恝情”不是“无情”，而是经历了“深情”，最终到达王弼所说的“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 [8]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795的境界，即忘情。如果最终没有忘情，哪怕是贞女义夫，在蒲松龄看来，也不会是“情之至”，如《罗刹海市》，马骥与龙女在龙宫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后来马骥思念双亲，龙女为他饯行。“生订后会，女曰：‘情缘尽矣。’生大悲，女曰：‘归养双亲，见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犹旦暮耳，何用作儿女哀泣！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 [6] 679 同样是情缘戛然而止，龙女心平气和，而花姑子流泪而去，令人怀疑龙女是否有深情；而且龙女所谓的“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强调的是一种出于理性的贞洁、守义的正统观念，尽管非常值得赞赏，但是距离蒲松龄所谓的“情之至”似近实远。
《聊斋志异》中涉及性爱的小说很多，自是晚明“情欲合一”传统的继续。明清易代之后，以才子佳人小说为标志，“情”中“欲”的成分基本上被剥离，“情”为雅，“欲”为俗。《聊斋志异》创作于清初，一方面继承了晚明“情欲合一”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呼应了当时趋雅的文坛风尚而有所节制。他的“恝情”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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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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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充.论衡黄晖校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