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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馆里，有人牺牲，有人成为叛徒。迄今为止也未完全解密的一份《报告》，告诉了我们真相，还有烈士的思索……
《红岩》作者撰写《报告》
1949年12月25日，从白公馆“11·27大屠杀”侥幸脱险的重庆地下党党员罗广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他奋笔疾书，一周写下了近3万字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将之交给重庆市党委。
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小说中江姐的原型）。当罗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说：“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当时特务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一人押向台湾，其余政治犯在11月27日前全部“密裁”。所幸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带领15人逃出白公馆。当时罗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也顾不上休息，日夜不停地写作，写成了《报告》，交给党组织。
整个《报告》共分为《挺进报》被破坏、个别地下党领导的叛变和造成的损失、叛徒的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八部分。罗在《报告》一开始就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讨论、研究而组织起来的……”
在整个《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也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狱中同志提出的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每一条都有具体的建议、具体的内容，具体是谁提出来的，每条具体的意见都分析了大量的事例。
1996年，歌乐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北京举办“红岩魂”展览时，在经中央批准的展览提纲中，他们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推出了这八条意见，结果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参观者的关注。
“狱中八条意见”的原文：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报告》剖析叛徒内心
其实，“狱中八条意见”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还是《报告》本身决定的。
在《报告》中，对叛徒产生的原因以及许多他们生活细节的回忆和分析构成了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正是由于对腐化分子的深入内心的剖析，以及由于他们的叛变引来血与泪的教训，从而使狱中的同志从人的最本质点上总结出人的脆弱之所在，从而希望党组织在这些问题上避免再给腐化分子以机会。这种内心深处的剖析，使这“狱中八条意见”产生了一种超越性，超越了时间和组织，直面每一个人。
比如《报告》中提到的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他们在叛变前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也有10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们的叛变也有一个过程。冉益智被囚白公馆时矛盾、痛苦得彻夜难眠，半夜写遗书给妻子，其中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苟且偷生。冉本来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一个领导干部，过去谈起气节来是慷慨激昂。但他在狱中叛变时是如此评价自己的过去的，他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
追溯他们叛变的轨迹，《报告》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刘国定曾利用自己书记的职务之便，要求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把党的经费借给他做生意，并声称：“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当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拒绝他的要求时，刘非常恼火，竟污蔑那位同志有“经济问题”。后经组织查证，否定了刘国定的指责。
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相比，李文祥的叛变同样引人深思！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被捕。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面前没有屈服，他在白公馆坐了8个月牢，但在1948年12月却叛变了。原来敌人是从他感情脆弱上找到了突破口。当敌人把他带到渣滓洞见他妻子熊咏辉时，他开始哭哭啼啼。回牢后与难友陈然讲，“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却被捕了，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个大官……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交待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枪毙了！要是交待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呀！”
特务们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极了，要出去“交待”。陈然极力劝阻，甚至说：“如果你要去交待，我就跳楼自杀。”李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交出了15个人的名单。
1951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从三名叛徒的点点滴滴，《报告》分析发现他们的人生观的本质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基础上的，可谓坚定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因此，关于领导干部也是狱中同志讨论最多、最深刻的问题。罗广斌在《报告》中提到：“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在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气节源自高度理性
至于为何在当时会出现重庆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数领导叛变革命，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罗广斌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在《报告》中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原因。《报告》认为客观原因是，由于地下党的工作难度，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多是单线纵向联系，横向关联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更不用说同级领导间的相互监督。
在分析了客观原因后，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有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了自己、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一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到了最后，已经面临死的考验，老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6年被害）死时，脸色都没有变，于是要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坚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和弹雨下响着。”
其实江竹筠、陈然等先烈当年也是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穷人”，不少是知识分子，不少甚至是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但他们的人生选择为何如此坚定，也是我们在采访中一直在思考的。
这个问题在陈然烈士当年发表在《挺进报》上的一篇《论气节》中可以找到答案。陈然认为“共产党员的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江竹筠、陈然等英烈面对严刑拷打时所坚持的一种“气节”，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世界观人生观的透彻认识上。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气节”，许多英烈甚至在临刑前做到“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
那么，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正如刘国忠烈士当时回答敌人的：“我是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这个真理的。”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像许晓轩烈士狱中十年学会了俄语，他认为“应充分利用时间，创造将来的基础”。狱中的革命志士何雪松、蔡梦慰等23人还组织一个“铁窗诗社”，在互相唱和中互相鼓励和敌人斗争到底。
我们看到在狱中的不少基层党员均能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而几个叛徒“领导”由于长期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也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和约束，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向“为自己”转化，因此他们没有坚持革命气节，最终屈服叛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狱中八条”忠言诤诤
当年主要是分析腐化分子产生原因的《报告》，为什么现在读起来仍这般亲切？主要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民族作奉献。这个宗旨无论是在建党之初、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如今的执政时期，本质没有变。
从以上宗旨出发，这“狱中八条意见”可以视为狱中英烈们的诤诤谏言，他们血与泪的嘱托。“因为它时时在提醒党不要违背宗旨，它对即将要执政的党可能出现的那些有违宗旨的各种问题都一一提出忠告。”
比如不要理想主义，不要迷信上级这一条，当时主要是地下党人痛感领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一个地方革命的失败。这条对今天最大的教训是，有的领导者乱拍板，乱决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幸，就从重庆开始，我们党内部已开始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这也算不负当年许建业在狱中因犯了错误（因误信看守传信，导致敌人在他家搜出十几份入党申请书，逮捕了十几人），三次碰壁自尽的勇气。
又比如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一条，实际上当时是狱中的地下党人直截了当地把最容易出问题的三个问题给提了出来，也就是呼唤党内建立一种监督管束机制。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纪委有针对党员的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如党员不能洗桑拿、不能搞异性按摩，领导不能让配偶子女经商等，这些就是这一条意见在新时期的发展。
因此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狱中八条意见”也是我们今天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入党很好的八条集体原则。过去我们常说“组织上入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党”，事实上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认同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绝不是一个举手、一句誓言就能达到的，它应该是人一生的追求。
临终遗言感天撼地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80多年的历程也证明了我们党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狱中八条意见”也许就是这个观点最好的注脚之一。
很难想象一个人临死前几分钟会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如此！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许晓轩烈士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有这样的源于高度理性的坚贞气节，有这样胜利即将来临前如此清醒的忧患意识和忠谏精神，我们党怎能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怎能不“从胜利走向胜利”？！
（据2005年1月出版的《解密档案》，罗焕灵摘）
《红岩》作者撰写《报告》
1949年12月25日，从白公馆“11·27大屠杀”侥幸脱险的重庆地下党党员罗广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他奋笔疾书，一周写下了近3万字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将之交给重庆市党委。
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小说中江姐的原型）。当罗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说：“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当时特务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一人押向台湾，其余政治犯在11月27日前全部“密裁”。所幸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带领15人逃出白公馆。当时罗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也顾不上休息，日夜不停地写作，写成了《报告》，交给党组织。
整个《报告》共分为《挺进报》被破坏、个别地下党领导的叛变和造成的损失、叛徒的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八部分。罗在《报告》一开始就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讨论、研究而组织起来的……”
在整个《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也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狱中同志提出的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每一条都有具体的建议、具体的内容，具体是谁提出来的，每条具体的意见都分析了大量的事例。
1996年，歌乐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北京举办“红岩魂”展览时，在经中央批准的展览提纲中，他们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推出了这八条意见，结果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参观者的关注。
“狱中八条意见”的原文：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报告》剖析叛徒内心
其实，“狱中八条意见”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还是《报告》本身决定的。
在《报告》中，对叛徒产生的原因以及许多他们生活细节的回忆和分析构成了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正是由于对腐化分子的深入内心的剖析，以及由于他们的叛变引来血与泪的教训，从而使狱中的同志从人的最本质点上总结出人的脆弱之所在，从而希望党组织在这些问题上避免再给腐化分子以机会。这种内心深处的剖析，使这“狱中八条意见”产生了一种超越性，超越了时间和组织，直面每一个人。
比如《报告》中提到的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他们在叛变前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也有10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们的叛变也有一个过程。冉益智被囚白公馆时矛盾、痛苦得彻夜难眠，半夜写遗书给妻子，其中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苟且偷生。冉本来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一个领导干部，过去谈起气节来是慷慨激昂。但他在狱中叛变时是如此评价自己的过去的，他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
追溯他们叛变的轨迹，《报告》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刘国定曾利用自己书记的职务之便，要求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把党的经费借给他做生意，并声称：“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当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拒绝他的要求时，刘非常恼火，竟污蔑那位同志有“经济问题”。后经组织查证，否定了刘国定的指责。
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相比，李文祥的叛变同样引人深思！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被捕。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面前没有屈服，他在白公馆坐了8个月牢，但在1948年12月却叛变了。原来敌人是从他感情脆弱上找到了突破口。当敌人把他带到渣滓洞见他妻子熊咏辉时，他开始哭哭啼啼。回牢后与难友陈然讲，“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却被捕了，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个大官……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交待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枪毙了！要是交待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呀！”
特务们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极了，要出去“交待”。陈然极力劝阻，甚至说：“如果你要去交待，我就跳楼自杀。”李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交出了15个人的名单。
1951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从三名叛徒的点点滴滴，《报告》分析发现他们的人生观的本质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基础上的，可谓坚定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因此，关于领导干部也是狱中同志讨论最多、最深刻的问题。罗广斌在《报告》中提到：“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在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气节源自高度理性
至于为何在当时会出现重庆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数领导叛变革命，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罗广斌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在《报告》中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原因。《报告》认为客观原因是，由于地下党的工作难度，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多是单线纵向联系，横向关联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更不用说同级领导间的相互监督。
在分析了客观原因后，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有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了自己、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一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到了最后，已经面临死的考验，老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6年被害）死时，脸色都没有变，于是要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坚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和弹雨下响着。”
其实江竹筠、陈然等先烈当年也是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穷人”，不少是知识分子，不少甚至是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但他们的人生选择为何如此坚定，也是我们在采访中一直在思考的。
这个问题在陈然烈士当年发表在《挺进报》上的一篇《论气节》中可以找到答案。陈然认为“共产党员的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江竹筠、陈然等英烈面对严刑拷打时所坚持的一种“气节”，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世界观人生观的透彻认识上。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气节”，许多英烈甚至在临刑前做到“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
那么，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正如刘国忠烈士当时回答敌人的：“我是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这个真理的。”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像许晓轩烈士狱中十年学会了俄语，他认为“应充分利用时间，创造将来的基础”。狱中的革命志士何雪松、蔡梦慰等23人还组织一个“铁窗诗社”，在互相唱和中互相鼓励和敌人斗争到底。
我们看到在狱中的不少基层党员均能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而几个叛徒“领导”由于长期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也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和约束，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向“为自己”转化，因此他们没有坚持革命气节，最终屈服叛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狱中八条”忠言诤诤
当年主要是分析腐化分子产生原因的《报告》，为什么现在读起来仍这般亲切？主要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民族作奉献。这个宗旨无论是在建党之初、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如今的执政时期，本质没有变。
从以上宗旨出发，这“狱中八条意见”可以视为狱中英烈们的诤诤谏言，他们血与泪的嘱托。“因为它时时在提醒党不要违背宗旨，它对即将要执政的党可能出现的那些有违宗旨的各种问题都一一提出忠告。”
比如不要理想主义，不要迷信上级这一条，当时主要是地下党人痛感领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一个地方革命的失败。这条对今天最大的教训是，有的领导者乱拍板，乱决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幸，就从重庆开始，我们党内部已开始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这也算不负当年许建业在狱中因犯了错误（因误信看守传信，导致敌人在他家搜出十几份入党申请书，逮捕了十几人），三次碰壁自尽的勇气。
又比如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一条，实际上当时是狱中的地下党人直截了当地把最容易出问题的三个问题给提了出来，也就是呼唤党内建立一种监督管束机制。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纪委有针对党员的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如党员不能洗桑拿、不能搞异性按摩，领导不能让配偶子女经商等，这些就是这一条意见在新时期的发展。
因此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狱中八条意见”也是我们今天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入党很好的八条集体原则。过去我们常说“组织上入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党”，事实上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认同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绝不是一个举手、一句誓言就能达到的，它应该是人一生的追求。
临终遗言感天撼地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80多年的历程也证明了我们党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狱中八条意见”也许就是这个观点最好的注脚之一。
很难想象一个人临死前几分钟会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如此！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许晓轩烈士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有这样的源于高度理性的坚贞气节，有这样胜利即将来临前如此清醒的忧患意识和忠谏精神，我们党怎能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怎能不“从胜利走向胜利”？！
（据2005年1月出版的《解密档案》，罗焕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