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李白《将进酒》一诗的异文曾经引起过何优何劣之争。最近，又有人将敦煌卷子中的几件题为《惜樽空》和无题的这首诗集中展示出来，强调与通行本不同的异文更能凸显出诗人李白的狂傲豪迈。
　　三件敦煌卷子（敦煌遗书二五四四号《惜樽空》、二五六七号《惜樽空》、二0四九号无标题），与通行本相比较，其中共同的异文集中在这几句上：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高堂”记作“床头”;“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丝”记作“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记作“天生吾徒有俊才”;“请君为我倾耳听”记作“请君为我倾”;“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馔玉”记作“玉帛”，“不足”记作“岂足”，“不愿”记作“不用”;“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寂寞”记作“死尽”。
　　除了三件敦煌卷子拥有的共同异文，无标题的二0四九号卷子还有更多的个别异文。比如，“床头明镜悲白发”句无“发”字;“人生得意须尽欢”记作“奴生得意须尽官”;“莫使金樽空对月”记作“莫使金樽对”;“天生吾徒有俊才”的“徒”记作“相”;“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乐”记作“落”，“会”记作“逥”;“岑夫子，丹丘生”记作“琴夫子，丹丘住”;“但愿长醉不愿醒”的“不愿”记作“不须”;“古来圣贤皆死尽”的“古”记作“故”;“陈王昔时宴平乐”的“陈王”记作“秦王”，“乐”同上记作“落”;最后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记作“为汝同欢万固愁”。
　　在敦煌卷子中，有许多是当时人的习字抄录，因此，这卷个别异文有些是明显的音近误抄。
　　从异文唤起的校勘学意识，进而延伸到文本生成史，《将进酒》的异文引发了我的思考。
　　且不论孰优孰劣，三件敦煌卷子拥有共同异文的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唐代敦煌地区流传的李白的这首诗，与通行本有着不同。广而言之，敦煌的区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遍性，就是说，在唐代的一定时期内，李白的这首诗是敦煌卷子所呈现的面貌。
　　在印刷业普及以前，书籍乃至单篇诗文皆以抄录的写本形式流传。不像是雕版印刷，甚至也不如活字印刷，对书版要反复校对后才开印，手写抄录的错误发生率很高。无论是一人独自抄写，还是一人读一人录的两人作业，音近而误，形近而误，脱漏衍文，别字俗字，虽会因抄录者的认真程度或文化水准而有所不同，但误写错抄都难以避免。在文献的抄写时代，书籍或诗文一旦产生，抄录亦随即开始。一人错抄，接着又不断会被辗转传抄，便会以讹传讹。并且在抄录过程中，还会形成新的抄录之誤。于是，这些错误便使文献的原貌发生了变化，与原生态拉开了距离。
　　在文献抄录过程中，除了误抄，还有校订之际的改动。不断生误，又不断校订。而校订者也因水平而异，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接受过校勘学的规范训练，甚至都没有校勘学的意识，将文献朝着自己认为本当如此方合理的应然方向加以改动。
　　想当然的校订，还与校订者的认知局限有关。人的认识都是在特定时空之内的认知。超出了时空范围，对未知的事物，只能参照已知的知识水准来加以处理。《将进酒》中从“床头明镜”到“高堂明镜”的变化，是不是与唐宋间的生活习惯与居处环境的改变有关呢？
　　流传过程中的抄录，会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改变文献。这种状况，让本应问世即固化定型的文献处于活跃的流动状态。这种动态，直到印刷业发达之后的刻本出现才基本结束，文献回归到产出时点本当应有的安定化。
　　以前，我根据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的实例，写过一篇《生长的墓志》（《历史教学》二0一九年第十期）。按理说，墓志刻石埋土，可谓如板上钉钉，不会发生变化。但范仲淹为他那修建岳阳楼的好友滕子京撰写的墓志，收录到《青阳县志》中的版本，就出现了撰者范仲淹所未曾见到过的几十年后“未来世界”的事实记载。经我考证，“未来世界”的事实是出自滕氏子孙的续写。于是，原本板上钉钉的墓志，便像家谱一样不断地生长。尽管墓志的生长，是一个特例，但与写本时代的文献抄录有着相通的道理。不断误抄跟不断校订叠加在一起，使动态的文献跟生长的墓志一样，不断发生变化。
　　不过，文献在抄录过程中，文本从流动变化到基本定型，也有一个存优汰劣的客观规律存在其中。对于同一文本的各种异文，抄录者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基本认知判断。于是，历年所流传的文本便会变得逐渐趋同，最后形成众人所认可而熟悉的形态。而对趋同文本撬动最后一根杠杆的，便是印刷业兴起后的刻本。当然，同一文献不同刊本间所存之异同，则是由于刊刻之际选择底本有异而形成。这种异同说到底，还是来自写本时代的遗传。不过，刻本时代的异同，处于安定形态的文献，已比抄本写本时代少了很多，因为文献已经基本停止了生长。
　　就李白的《将进酒》而言，敦煌卷子所显示的文本形态，正是写本时代的流动生长状态。三种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或许就是这首诗的原初模样。从这一点来说，也是敦煌卷子珍贵的文本价值所在。而其中一卷的个别异同，除了明显笔误，有些则可能是出于抄写者想当然的改动。写本时代处于进行时的抄录改易，存优汰劣，逐渐趋同，最终成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文本状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将进酒》定本，当是出现于宋代。观察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其中的《将进酒》，跟我们今天所吟诵的文本基本一致。不过，宋刊本可贵的是，将上述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几乎都以夹注的形式记录在各句正文之下了，为读者保留了这首诗的异文信息。这也显示了校勘学发达的宋代，文集校订刊刻者所拥有的强烈的校勘学意识。
　　人的心理，总是乐于接受熟悉的事物，而排斥陌生的东西。对文本接受的阅读心理也是如此。除了学术讨论，包括李白的《将进酒》， 定型后的长期流传与阅读，让人们对文本的本来就是如此、本应就是如此，深信不疑，从而本能地排斥其他异文。这里面，尽管有着优劣判断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感性的“熟人”因素使然。
　　什么版本在什么地域流传开来，被广泛阅读，便成为亲切的“熟人”。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文，至少就是唐代敦煌地域流传的熟悉文本，不然不会有如许之多的共同异文。而李白另一首有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文本，但日本人自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传入并广泛流传之后，熟悉的则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收入中学国语课本的也是这个文本。
　　关于古代诗文的文本聚讼，时常见诸报道。最近，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中杜牧有名的《山行》一诗，其中一联记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于是，有人就提出质疑，不是“白云深处”吗？怎么记作“白云生处”呢？对此，编辑出版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做了解释说，从版本的角度，作“生处”的较多;从诗意上说，“生处”和“深处”意思都讲得通，但据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的说法，用“生”字意境更佳。基于这两个理由，新编教材的这首诗就用了“生”字。自然，有了前句“远上寒山”，从诗本身来说，我也觉得作“深”有些语意重复，不如作“生”为胜，不过，历代传抄刊刻，让文本处于流动的状态，后出终是以众胜寡，以俗胜雅，“白云深处有人家”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既然作“生”也有版本依据，还是从众为好。
　　究竟哪一个文本更好，哪一个文本是原貌，其实大可不必深究。跟语言一样，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