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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自古即是仁术，医生则是仁爱的传递者。不论是中国的《黄帝内经》还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都倡导医学的人性。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医学似乎越来越重视其科学性，“治人”还是单纯的“治病”成了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真实写照1：81岁老年男性，咳嗽，CT示可疑肺癌，又是气管镜，又是穿刺检查，没法明确不敢开刀，做了两次小剂量化疗，进医院时好好的，一个半月后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亲友们相别月余，再来看他，居然认不出来了！家属在患者的一再要求下，出了医院……
真实写照2：“去拍个片子，下一位！”“赶紧起来，上那边等着去！”“医生，我这手术……”“别问了，到时候就知道了！”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去；当心急如焚的病人及家属面对这些冰冷的话语时，又怎么可能不“火上浇油”乃至“爆发”……
真实写照3:一位体重34公斤的未成年患者，只因为感冒，在基层诊所被用2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连续打了3天，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结果住院治疗一个多月……
真实写照4：几年前，因体检漏诊了一个潜伏无症状的肿瘤，或说是一个发展缓慢转移动力很小的肿瘤，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几年后，病灶基本无变化，自我也无明显感觉，但终于被清查出是一个带癌的人，就像“漏划地主”一样被“揪”出来，从此对她的精神和肉体骚扰折腾不止，至死方休。这一切都是在科学和人道的旗帜下进行的。“求生”的愿望让她甘愿忍受巨大的痛苦不顾一切地检查、开刀、化疗；想尽孝道的儿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妈妈。然而，没多久她还是“走了”。专家表示，如果当初仍没有发现，如果不“大动干戈”的折腾，也许她还能多活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至少不应这么痛苦地“离去”……
历史总是在与人类开玩笑。医学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理当提高人类生存的价值，然而生物科学技术的提高除了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外，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端的困惑。就像科学昌盛的现代文明给予人们更多的物质享受之外，还使人类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很多东西，甚至“人”自身。无意义的创伤性检查、毫无情感可言的冰冷医生、为了各种利益的过度医疗、不能释怀及不惜一切代价治病的患者和家属……这一切的一切好像已超越了医学本身的最初目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人性”的内核，把临床医学的精神性、道德伦理等要素去掉，临床医学会否成为人体器官的修理厂？而每一个人是否也会像扔进修理厂的汽车一样，在“修理工”眼里成为一部冰冷的机器？
一位86岁高龄的老年男性，原先一直喜欢吃肉，身体特棒，近几天来夜尿频频，排尿不畅，尿有余沥。大家慌了，送进医院，又是穿刺活检，又是昂贵的PET/CT检查，被确定为前列腺癌。被推荐可考虑“微创”治疗，家里商量后听说“微创”损伤不大，可根治，遂一致同意微创治疗。没想到，微创后局部水肿，大小便困难，下半身疼痛不止……这时候，全家又一次慌了手脚，医师建议可以用金属管子“通一通”，老人宁死不从，宁可出院等死，也不再接受这类治疗……对极力送其去医院的大女儿更是不理不睬。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批前高管刚出版了一部新书：《人道医学——理念与实践》。书中就大声疾呼：停止为高龄老年患者做意义不大的创伤性检查与治疗！再往前追溯，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8月5日报道，美国一联邦医学专家小组就呼吁，停止为年龄超过75岁的老人实施检测是否患前列腺癌的预防性医学普查，认为这种检测对于75岁以上者弊大于利。研究结果表明，前列腺癌例行普查对75岁以上老人的好处“几乎为零”，反而经常会给他们造成从中度到重度不等的伤害，涉及膀胱控制能力和肠胃功能等。而近日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也在其微博发出了感叹：“医学首先是人学，医学首先需要考虑人道主义。”
治人还是治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走进医院就让人感觉“窒息”，的确，在医院里除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件大喜事，其他大部分都要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疾病，带来的都是不可抑制的恐慌……到处都是忧心忡忡又急三火四的人，病房里也都是被各种“管子”插在身上的病人，当然也有即将痊愈洋溢笑脸的患者以及家属，但可别忘了他们也是从“茫然——恐慌——痛苦”中走过来的。想将病都治愈是每一个患者以及家属的愿望，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是现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其中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些难以抉择以及难以控制的东西了。在面对诸如上述86岁高龄老人这样的例子，我们不禁要问，医学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病”？
何裕民教授说：我为什么屡次谈对高龄老人、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创伤性治疗的问题，因为这个现象真的很普遍，我几乎天天看到晚期患者在经历着不必要的创伤性治疗，带着身心痛苦、带着最后的遗憾离开人世。很多病人临终前全身都虚弱得不得了，插满管子，亲人又不在场，非常凄惨。这种情况是极为普遍的，原因也很复杂。
由治愈转向呵护
面对浑身插满管子、痛苦去世的病人，何裕民教授感慨颇多，他说：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现代医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美国一批医学专家曾发起一场命题为“医疗的目的”的讨论，提出一个建议：全球的卫生组织，要把本国的治疗政策从原来的cure（治愈）转向care（呵护、照顾）。也就是说，原来治病是要想恢复到原状、一味追求治好，现在变成了呵护、照顾。今天的医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不能。因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医学发展很成功，把感染给控制了，把营养不良给治愈了，把很多病给治愈了，人的自信心开始无限膨胀，治愈变成了医学的目的，事实上这个目的定得太高了。
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包括肿瘤，人们都想治愈，所以投入巨大财力与精力，美国尼克松时代曾签署健康法案，想彻底解决肿瘤、冠心病等慢性病，但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发现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政府承受不了这样无底洞的投资，于是便重新思考医疗的目的。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医学对很多病是不可能治愈的，所以我们治病的目的就要转向呵护。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还必须承认，人都怕死，但死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大家谈这个话题会很忌讳，导致自己钻牛角尖。结合临床来看，很多家属一心想治愈，所以会在最痛苦的时期再“加码”一下，反而把病人送上了不归路。 创伤性治疗有时会“帮倒忙”
目前，晚期癌症的创伤性检查和创伤性治疗用得很普遍，但效果非常有限。今年的全美肿瘤大会上强调了五点：
（1）对于不可能受益的晚期实体瘤癌症病人避免采取不必要的抗癌治疗，包括化疗等；而应该专注于缓解症状和姑息治疗。
（2）对于只有低扩散风险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无需使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和核素骨扫描等，来确定癌细胞的扩散与否。
（3）对于只有低扩散风险的前列腺癌患者无需使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和核素骨扫描等，来确定癌细胞的扩散与否。
（4）对于已经对乳腺癌实施了有效治疗，并没有复发迹象的个人不应使用高级影像检查（PET/CT和核素骨扫描）和对于特定生物标记物（CEA，CA15-3，CA27-29）常规血液检查来监测癌症的复发。
（5）避免对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风险非常小的病人给予白血球刺激因子。
何裕民教授说：从这些建议里可以读出一些信息，乳腺癌患者定期做骨扫描检查没有意义。同样，对于75岁以上、前列腺有症状的患者，不要说创伤性治疗了，连创伤性检查都没有意义，像穿刺啊什么的，没有必要！更别提化放疗、开刀，包括介入等等这些创伤性治疗。
那创伤性检查与治疗到底会有哪些危害呢？何裕民教授说：第一，严重伤害身体；第二，导致局部扩散、症状加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创伤性治疗本身的效果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转为保守性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起死回生。
换一种孝顺的方式
对一些治疗意义已不大的病人，是选择继续运用可能造成伤害的创伤性治疗，还是转为保守治疗上，病人自己和家属这一关很难过。“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给父亲治病。”在医院里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感人肺腑的话。中国人讲究孝道，社会舆论也不允许我们在这时候有半点的犹豫。然而，不惜一切代价给父母实施所有可能的治疗措施，真的就是对父母孝顺么？
何裕民教授说：家属总带着忏悔、赎罪的心理，总想老人辛苦一辈子，到最后这点时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他，于是就陷入了一种怪圈。我碰到过太多病人家属跟我说：“教授，我就算卖房子、砸锅卖铁也要给他治愈……”但现实吗？其实对高龄老人的很多治疗起到的都是缓解作用，要完全治愈癌症等顽症是很难的，这时创伤性治疗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解决痛苦的治疗可以用，但你没必要非要治愈。
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回过头来看，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老人，生了这样的病，真的要治愈，行吗？不行。很多医生也意识到这个不现实。我们能做的是让他活得长一点，活得更好一点，有生之年能够舒服一点，而砸锅卖铁想尽办法给他做一个创伤性治疗，结果是死得更快、更痛苦，适得其反。
为什么非要在ICU“上路”
何裕民教授说：我给家属几个建议，第一，多听听医生的意见，尤其是不同医生的意见。第二，要调整心态，慢性病不讲治愈，慢性病讲稳定、讲控制、讲目前状态的改善。这是全球的新观点。如果病人没特别症状，全身情况还好，那么创伤性治疗就“且慢”，因为没意义，只会加重症状。举个例子，如果家里有老人是七八十岁的，CT怀疑是肺癌，但没有明显症状，身体又许可，那就选择3个月的观察，进行保守性治疗。如果没症状就不必一定要处理，有症状解决症状，不需要大动干戈！家属和病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特别是家属，应调整目标期望值，从让他治愈调整为让他活着，活得舒服一点。实在不行，那就选择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如果总是执著于把癌症治好，那只会加速死亡，增加痛苦，死也死得很冤，造成真正的悲剧。
其实，进了ICU有几个人能够出来？95%是走掉的。所以子女不妨陪伴他，改善一下症状，给予更多一些亲情，他还可交代一些后事。进ICU，大多只是一种临走前的形式，却是一种很悲惨、很凄惨的形式，它既增加了痛苦、又缩短了寿命，还没法交代他的后事，可能到死都见不着亲人的面，那不是个遗憾吗？
所以对于高龄的晚期癌症患者，并不是只有在医院接受创伤性治疗这一种选择。对此，何裕民教授谈到了媒体曾广泛报道的那位杭州医生把父亲接回家让老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事例。那位医生的父亲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选择回到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即使活了不到一年，但他至少能交代后事，最重要的是，在人生最后的旅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比起痛苦地走，这是个聪明的选择，至少照顾了他的人性和尊严。
记得曾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南京儿童医院一名患儿住院期间病情异常，家长多次恳求医生观察，医生却敷衍了事，最终导致患儿死亡。事后，患者家属投诉医生在值班时玩“偷菜”，经证实是下了两盘围棋。为此，这名医生丢了饭碗。可这就能换回一个生命吗？一个生命的呼唤，为何竟然打动不了一名“棋手”的心？这不禁让人想起网上那句名言：“哥偷的不是菜，是寂寞。”借用此语，“医生下的不是棋，是冷漠”。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在其著名的医德《誓词》中就庄严承诺：“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论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钜贼。”
然而，现实却是“号难挂、脸难看、话难听”成了普遍现象。如果让人对医生进行一下描述，我想很多人跳入脑海的第一个词就是“冷漠”。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医院，的确好像有种“距离感”。在某些医生眼里，病人就像一台失灵的机器，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体。有的医生除了例行的查房值班，从不会主动探视和关心病人。也可能是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比一般人谨慎、冷静，但现在的医患关系这么敏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职业性质就能够解释的。当然，在这里说的“冷漠”不代表所有的医生。一位同事跟我说，她每次有病都去一家不知名的医院，这家医院的医术并不精湛，但有一次她腹痛难忍去治疗时，医生护士赶紧把她扶到病房，并且给她到床前抽血、检查，后来打点滴的时候还特意送来一个热水袋让她暖身子。后来她每次有病都想起那个热水袋的暖意，所以总会来这家医院。 用冷漠就能保护医生自己吗
一位哈佛医学生曾这么叙述自己的困惑：“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体贴的、有同情心的医生。但我有时做的正相反——和病人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他的故事不会太打动我，从情绪上压倒我。”国外对临床医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长期在紧迫、有压力的环境中工作，如临终关怀这样的环境，医生保护自己的办法只有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病人的生存希望比较渺茫时，这些医生会在情感上变得疏离，他们会很少让自己动感情，而是更多地就事论事。试想，认真、投入地看一场戏，人的心理还能承受，但如果成年累月地看，而且还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医生的冷漠和麻木就很值得理解。
其实，麻木的医生自己也很痛苦。西方有研究表明，“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他们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更容易酗酒和吸毒，很多人婚姻持续时间不长。”总之，很多内心敏感、细腻的人，最终选择离开了医生这个行当。
可以看得出，医生也有自己不容易的一面，但是不管如何，医学是充满仁爱的事业，本应散发着情感的温度，当病人发出呻吟，医生理应走到床边，即便没有任何药物，只是一句问候、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足以让病人感到温暖。
多一点与患者的“换位思考”
提到冷漠，我想很多人都有话要说，几乎每个人都碰到过冷漠的医生。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什么让医生这样，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患者用怀疑的眼光看医生，而医生用防范的心理对患者；患者觉得医生不关心自己的疾苦，医生觉得患者不理解自己的辛苦。如此互相埋怨，以怨报怨，似乎成了医患关系的“死结”。
记得《心术》当中院办严主任对一向冷冰冰的医生顾晓梅说：我只要求你把他当一个人来看。而顾晓梅却觉得只要她的医术好，其他事情都和她没有关系。等到后来顾晓梅生病了，她才换位思考。“而有一天，我知道自己病了以后，我才会觉得，我的医生就是我的上帝。”她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的确，上帝能够带给人们希望，但是人也需要上帝的“善待”。
对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何裕民教授也有话要说：“常见到医生对病患对家属呼来喝去，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其中折射出一个问题，人们只重视病不重视人。其实哪怕是昏迷的人也是有感觉、有知觉、有尊严的，对很多话他都会有反应。但由于生物医学模式的限制，不少医生总认为自己是治病的，不把人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实施创伤性治疗，其实也是钻研于治病而非把人放在第一位。但我觉得，不管任何状态的人，他都有尊严，包括死人都有尊严。汶川地震给我们很多提示，向死者敬个礼、默哀，帮他穿件衣服就是对他的尊重。但在这点上今天的医学界做得不够。”
一女童到医院做“阑尾割除”手术。她的母亲看见医院出具的药价清单，不禁吓了一大跳：7天住院时间，女童所做的化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系列检查，还有lg全套检查，尿常规、粪便常规、凝血谱分析全套检查、生化全套检查等，总计104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还做了艾滋病检测。
与医患关系同样敏感的还有一个词——过度医疗，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是造成如今恶劣的医患关系的一部分。所谓“过度治疗”就是指医生给予患者的治疗强度超过患者的治疗需要，其结果是不但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身体伤害，更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过度医疗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等）、过度护理。一个感冒给从头到脚查了个遍；一个咳嗽开了N多抗生素；一个手术放了N个支架；该动手术的给动了，不该动的也给动了……这些都是现如今经常发生的事情。
肿瘤治疗也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何裕民教授曾说过：“肿瘤病人大约有30%～40%是被治疗死的，有30%多是吓死的，只有30%是因恶性肿瘤疾病死亡的！”据何裕民教授介绍，在我国，肿瘤治疗存在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一位患晚期结肠癌的护士，已经多部位转移，不再是手术适应症了，可是仍然进行了结肠手术切除。术后不久，癌细胞转移到小肠，又切除小肠；不久又转移到胃部，又切除胃。最后，这位护士受尽折磨，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几十斤，每天只能靠静脉输入全营养液维持。最后一次手术后，她只活了3个月。
在剖析出现过度医疗的原因时，很多人将焦点对准了经济利益以及医生怕担责任上，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误导——“以病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比如癌症的治疗上过于强调肿块的消除和癌细胞的杀灭。盲目地认为肿块没有了，病就好了，而结果往往是“瘤尚存，钱没有了，人也没了”。应该认识到，治疗只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治疗上要以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提高生存质量为最终目的。
何裕民教授曾碰到这样一个患了肺癌的老年人，何教授建议保守治疗，但家属坚持带老人四处求医。花了几十万，又是开刀又是各种治疗，把老人折腾得痛苦不堪。老人面对孝顺的儿女只有一句话：“我好好的你们把我弄成这样！”但子女也很冤枉：“我们为你开刀，花了这么多钱。”老人流着泪说：我只是想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能让你们多陪在我身边，让我幸福地“离开”。
很多时候，家属其实应该多听听病人自己的建议，这可能才是对病人最好的尊重。何教授说：“很多老人的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他自己就会有感觉。我不是唯心主义，但临床上，很多老年人经常跟我谈道：‘我是不愿意去治，但子女总要我这样那样。’子女总是认为自己在尽孝，却没有考虑尽孝首先是从结果来的，不是从过程来的。老人与子女的矛盾也传递出子女和老人之间不同的世界。”
医生和患者是两个世界，其实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期望和子女的期望也是两个世界。子女的期望就是老人永远活着，而我以最大代价、想尽办法帮他延长寿命，他熬点痛苦就挺过去了……其实这是不现实、不人道的。
树立“好生好死”观念
何教授说：中国需要一个死亡教育，怎么叫死亡教育？生也好生，死也好死，这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讲究生得好，但死就不让其好死，可以说，现代医学延缓了人的死亡时间，却让人不得好死！让人痛苦地接受不得好死的过程，这是很悲哀的。
所以，现在有些想法要转变：第一，我们应该树立好生好死的观念，人总有个死亡过程，我们要好死，从容地、符合意愿地、尽可能减少痛苦地死。第二，要认识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就牵涉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病人或病人家属总觉得能找到一个医生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不觉得有什么病是不能够治好的，即使到临死关头也要搏一把，总觉得能找到一种方法。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后果，使人变得狂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也使得人类吃了很多苦头。我们首先要破解这一点，然后听听老人的心声，老人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我们见过太多老年肿瘤患者，他检查都不愿意，你何必把他折腾去，他本来好好的，一查查出来……太多的人这样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老人，如果她保守治疗，可以活七八年，创伤性治疗她只能活个三五年，甚至二三年，这个过程中又很痛苦，何必呢？中国人一直说“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要尊重那个规律，自然的规律，想违背自然规律来改造它，改造不了不说，反而酿成恶果。
所以，医生、患者及家属，一定要树立“好生好死”的观念，如果生命濒临终点，应该适当介入临终关怀手段，让病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快乐，走得舒服，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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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临终医院被广为接受
在美国，临终关怀医院正日益受到病人及家属的欢迎。临终关怀医院里的病人多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其中70%的病人为癌症、艾滋病患者，并以老年人居多。在这里，他们可以拒绝治疗，可以要快餐店送外卖来，租录像带看，养宠物，会朋友，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病房里吸烟……美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于1974年，到1995年已有2510家。仅1998年，美国就有约54万病人和家属接受了这种服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坦然地面对着死亡的到来，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平静、快乐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真实写照1：81岁老年男性，咳嗽，CT示可疑肺癌，又是气管镜，又是穿刺检查，没法明确不敢开刀，做了两次小剂量化疗，进医院时好好的，一个半月后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亲友们相别月余，再来看他，居然认不出来了！家属在患者的一再要求下，出了医院……
真实写照2：“去拍个片子，下一位！”“赶紧起来，上那边等着去！”“医生，我这手术……”“别问了，到时候就知道了！”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去；当心急如焚的病人及家属面对这些冰冷的话语时，又怎么可能不“火上浇油”乃至“爆发”……
真实写照3:一位体重34公斤的未成年患者，只因为感冒，在基层诊所被用2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连续打了3天，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结果住院治疗一个多月……
真实写照4：几年前，因体检漏诊了一个潜伏无症状的肿瘤，或说是一个发展缓慢转移动力很小的肿瘤，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几年后，病灶基本无变化，自我也无明显感觉，但终于被清查出是一个带癌的人，就像“漏划地主”一样被“揪”出来，从此对她的精神和肉体骚扰折腾不止，至死方休。这一切都是在科学和人道的旗帜下进行的。“求生”的愿望让她甘愿忍受巨大的痛苦不顾一切地检查、开刀、化疗；想尽孝道的儿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妈妈。然而，没多久她还是“走了”。专家表示，如果当初仍没有发现，如果不“大动干戈”的折腾，也许她还能多活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至少不应这么痛苦地“离去”……
历史总是在与人类开玩笑。医学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理当提高人类生存的价值，然而生物科学技术的提高除了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外，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端的困惑。就像科学昌盛的现代文明给予人们更多的物质享受之外，还使人类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很多东西，甚至“人”自身。无意义的创伤性检查、毫无情感可言的冰冷医生、为了各种利益的过度医疗、不能释怀及不惜一切代价治病的患者和家属……这一切的一切好像已超越了医学本身的最初目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人性”的内核，把临床医学的精神性、道德伦理等要素去掉，临床医学会否成为人体器官的修理厂？而每一个人是否也会像扔进修理厂的汽车一样，在“修理工”眼里成为一部冰冷的机器？
一位86岁高龄的老年男性，原先一直喜欢吃肉，身体特棒，近几天来夜尿频频，排尿不畅，尿有余沥。大家慌了，送进医院，又是穿刺活检，又是昂贵的PET/CT检查，被确定为前列腺癌。被推荐可考虑“微创”治疗，家里商量后听说“微创”损伤不大，可根治，遂一致同意微创治疗。没想到，微创后局部水肿，大小便困难，下半身疼痛不止……这时候，全家又一次慌了手脚，医师建议可以用金属管子“通一通”，老人宁死不从，宁可出院等死，也不再接受这类治疗……对极力送其去医院的大女儿更是不理不睬。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批前高管刚出版了一部新书：《人道医学——理念与实践》。书中就大声疾呼：停止为高龄老年患者做意义不大的创伤性检查与治疗！再往前追溯，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8月5日报道，美国一联邦医学专家小组就呼吁，停止为年龄超过75岁的老人实施检测是否患前列腺癌的预防性医学普查，认为这种检测对于75岁以上者弊大于利。研究结果表明，前列腺癌例行普查对75岁以上老人的好处“几乎为零”，反而经常会给他们造成从中度到重度不等的伤害，涉及膀胱控制能力和肠胃功能等。而近日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也在其微博发出了感叹：“医学首先是人学，医学首先需要考虑人道主义。”
治人还是治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走进医院就让人感觉“窒息”，的确，在医院里除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件大喜事，其他大部分都要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疾病，带来的都是不可抑制的恐慌……到处都是忧心忡忡又急三火四的人，病房里也都是被各种“管子”插在身上的病人，当然也有即将痊愈洋溢笑脸的患者以及家属，但可别忘了他们也是从“茫然——恐慌——痛苦”中走过来的。想将病都治愈是每一个患者以及家属的愿望，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是现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其中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些难以抉择以及难以控制的东西了。在面对诸如上述86岁高龄老人这样的例子，我们不禁要问，医学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病”？
何裕民教授说：我为什么屡次谈对高龄老人、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创伤性治疗的问题，因为这个现象真的很普遍，我几乎天天看到晚期患者在经历着不必要的创伤性治疗，带着身心痛苦、带着最后的遗憾离开人世。很多病人临终前全身都虚弱得不得了，插满管子，亲人又不在场，非常凄惨。这种情况是极为普遍的，原因也很复杂。
由治愈转向呵护
面对浑身插满管子、痛苦去世的病人，何裕民教授感慨颇多，他说：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现代医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美国一批医学专家曾发起一场命题为“医疗的目的”的讨论，提出一个建议：全球的卫生组织，要把本国的治疗政策从原来的cure（治愈）转向care（呵护、照顾）。也就是说，原来治病是要想恢复到原状、一味追求治好，现在变成了呵护、照顾。今天的医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不能。因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医学发展很成功，把感染给控制了，把营养不良给治愈了，把很多病给治愈了，人的自信心开始无限膨胀，治愈变成了医学的目的，事实上这个目的定得太高了。
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包括肿瘤，人们都想治愈，所以投入巨大财力与精力，美国尼克松时代曾签署健康法案，想彻底解决肿瘤、冠心病等慢性病，但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发现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政府承受不了这样无底洞的投资，于是便重新思考医疗的目的。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医学对很多病是不可能治愈的，所以我们治病的目的就要转向呵护。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还必须承认，人都怕死，但死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大家谈这个话题会很忌讳，导致自己钻牛角尖。结合临床来看，很多家属一心想治愈，所以会在最痛苦的时期再“加码”一下，反而把病人送上了不归路。 创伤性治疗有时会“帮倒忙”
目前，晚期癌症的创伤性检查和创伤性治疗用得很普遍，但效果非常有限。今年的全美肿瘤大会上强调了五点：
（1）对于不可能受益的晚期实体瘤癌症病人避免采取不必要的抗癌治疗，包括化疗等；而应该专注于缓解症状和姑息治疗。
（2）对于只有低扩散风险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无需使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和核素骨扫描等，来确定癌细胞的扩散与否。
（3）对于只有低扩散风险的前列腺癌患者无需使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和核素骨扫描等，来确定癌细胞的扩散与否。
（4）对于已经对乳腺癌实施了有效治疗，并没有复发迹象的个人不应使用高级影像检查（PET/CT和核素骨扫描）和对于特定生物标记物（CEA，CA15-3，CA27-29）常规血液检查来监测癌症的复发。
（5）避免对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风险非常小的病人给予白血球刺激因子。
何裕民教授说：从这些建议里可以读出一些信息，乳腺癌患者定期做骨扫描检查没有意义。同样，对于75岁以上、前列腺有症状的患者，不要说创伤性治疗了，连创伤性检查都没有意义，像穿刺啊什么的，没有必要！更别提化放疗、开刀，包括介入等等这些创伤性治疗。
那创伤性检查与治疗到底会有哪些危害呢？何裕民教授说：第一，严重伤害身体；第二，导致局部扩散、症状加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创伤性治疗本身的效果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转为保守性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起死回生。
换一种孝顺的方式
对一些治疗意义已不大的病人，是选择继续运用可能造成伤害的创伤性治疗，还是转为保守治疗上，病人自己和家属这一关很难过。“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给父亲治病。”在医院里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感人肺腑的话。中国人讲究孝道，社会舆论也不允许我们在这时候有半点的犹豫。然而，不惜一切代价给父母实施所有可能的治疗措施，真的就是对父母孝顺么？
何裕民教授说：家属总带着忏悔、赎罪的心理，总想老人辛苦一辈子，到最后这点时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他，于是就陷入了一种怪圈。我碰到过太多病人家属跟我说：“教授，我就算卖房子、砸锅卖铁也要给他治愈……”但现实吗？其实对高龄老人的很多治疗起到的都是缓解作用，要完全治愈癌症等顽症是很难的，这时创伤性治疗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解决痛苦的治疗可以用，但你没必要非要治愈。
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回过头来看，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老人，生了这样的病，真的要治愈，行吗？不行。很多医生也意识到这个不现实。我们能做的是让他活得长一点，活得更好一点，有生之年能够舒服一点，而砸锅卖铁想尽办法给他做一个创伤性治疗，结果是死得更快、更痛苦，适得其反。
为什么非要在ICU“上路”
何裕民教授说：我给家属几个建议，第一，多听听医生的意见，尤其是不同医生的意见。第二，要调整心态，慢性病不讲治愈，慢性病讲稳定、讲控制、讲目前状态的改善。这是全球的新观点。如果病人没特别症状，全身情况还好，那么创伤性治疗就“且慢”，因为没意义，只会加重症状。举个例子，如果家里有老人是七八十岁的，CT怀疑是肺癌，但没有明显症状，身体又许可，那就选择3个月的观察，进行保守性治疗。如果没症状就不必一定要处理，有症状解决症状，不需要大动干戈！家属和病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特别是家属，应调整目标期望值，从让他治愈调整为让他活着，活得舒服一点。实在不行，那就选择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如果总是执著于把癌症治好，那只会加速死亡，增加痛苦，死也死得很冤，造成真正的悲剧。
其实，进了ICU有几个人能够出来？95%是走掉的。所以子女不妨陪伴他，改善一下症状，给予更多一些亲情，他还可交代一些后事。进ICU，大多只是一种临走前的形式，却是一种很悲惨、很凄惨的形式，它既增加了痛苦、又缩短了寿命，还没法交代他的后事，可能到死都见不着亲人的面，那不是个遗憾吗？
所以对于高龄的晚期癌症患者，并不是只有在医院接受创伤性治疗这一种选择。对此，何裕民教授谈到了媒体曾广泛报道的那位杭州医生把父亲接回家让老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事例。那位医生的父亲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选择回到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即使活了不到一年，但他至少能交代后事，最重要的是，在人生最后的旅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比起痛苦地走，这是个聪明的选择，至少照顾了他的人性和尊严。
记得曾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南京儿童医院一名患儿住院期间病情异常，家长多次恳求医生观察，医生却敷衍了事，最终导致患儿死亡。事后，患者家属投诉医生在值班时玩“偷菜”，经证实是下了两盘围棋。为此，这名医生丢了饭碗。可这就能换回一个生命吗？一个生命的呼唤，为何竟然打动不了一名“棋手”的心？这不禁让人想起网上那句名言：“哥偷的不是菜，是寂寞。”借用此语，“医生下的不是棋，是冷漠”。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在其著名的医德《誓词》中就庄严承诺：“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论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钜贼。”
然而，现实却是“号难挂、脸难看、话难听”成了普遍现象。如果让人对医生进行一下描述，我想很多人跳入脑海的第一个词就是“冷漠”。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医院，的确好像有种“距离感”。在某些医生眼里，病人就像一台失灵的机器，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体。有的医生除了例行的查房值班，从不会主动探视和关心病人。也可能是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比一般人谨慎、冷静，但现在的医患关系这么敏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职业性质就能够解释的。当然，在这里说的“冷漠”不代表所有的医生。一位同事跟我说，她每次有病都去一家不知名的医院，这家医院的医术并不精湛，但有一次她腹痛难忍去治疗时，医生护士赶紧把她扶到病房，并且给她到床前抽血、检查，后来打点滴的时候还特意送来一个热水袋让她暖身子。后来她每次有病都想起那个热水袋的暖意，所以总会来这家医院。 用冷漠就能保护医生自己吗
一位哈佛医学生曾这么叙述自己的困惑：“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体贴的、有同情心的医生。但我有时做的正相反——和病人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他的故事不会太打动我，从情绪上压倒我。”国外对临床医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长期在紧迫、有压力的环境中工作，如临终关怀这样的环境，医生保护自己的办法只有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病人的生存希望比较渺茫时，这些医生会在情感上变得疏离，他们会很少让自己动感情，而是更多地就事论事。试想，认真、投入地看一场戏，人的心理还能承受，但如果成年累月地看，而且还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医生的冷漠和麻木就很值得理解。
其实，麻木的医生自己也很痛苦。西方有研究表明，“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他们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更容易酗酒和吸毒，很多人婚姻持续时间不长。”总之，很多内心敏感、细腻的人，最终选择离开了医生这个行当。
可以看得出，医生也有自己不容易的一面，但是不管如何，医学是充满仁爱的事业，本应散发着情感的温度，当病人发出呻吟，医生理应走到床边，即便没有任何药物，只是一句问候、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足以让病人感到温暖。
多一点与患者的“换位思考”
提到冷漠，我想很多人都有话要说，几乎每个人都碰到过冷漠的医生。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什么让医生这样，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患者用怀疑的眼光看医生，而医生用防范的心理对患者；患者觉得医生不关心自己的疾苦，医生觉得患者不理解自己的辛苦。如此互相埋怨，以怨报怨，似乎成了医患关系的“死结”。
记得《心术》当中院办严主任对一向冷冰冰的医生顾晓梅说：我只要求你把他当一个人来看。而顾晓梅却觉得只要她的医术好，其他事情都和她没有关系。等到后来顾晓梅生病了，她才换位思考。“而有一天，我知道自己病了以后，我才会觉得，我的医生就是我的上帝。”她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的确，上帝能够带给人们希望，但是人也需要上帝的“善待”。
对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何裕民教授也有话要说：“常见到医生对病患对家属呼来喝去，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其中折射出一个问题，人们只重视病不重视人。其实哪怕是昏迷的人也是有感觉、有知觉、有尊严的，对很多话他都会有反应。但由于生物医学模式的限制，不少医生总认为自己是治病的，不把人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实施创伤性治疗，其实也是钻研于治病而非把人放在第一位。但我觉得，不管任何状态的人，他都有尊严，包括死人都有尊严。汶川地震给我们很多提示，向死者敬个礼、默哀，帮他穿件衣服就是对他的尊重。但在这点上今天的医学界做得不够。”
一女童到医院做“阑尾割除”手术。她的母亲看见医院出具的药价清单，不禁吓了一大跳：7天住院时间，女童所做的化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系列检查，还有lg全套检查，尿常规、粪便常规、凝血谱分析全套检查、生化全套检查等，总计104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还做了艾滋病检测。
与医患关系同样敏感的还有一个词——过度医疗，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是造成如今恶劣的医患关系的一部分。所谓“过度治疗”就是指医生给予患者的治疗强度超过患者的治疗需要，其结果是不但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身体伤害，更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过度医疗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等）、过度护理。一个感冒给从头到脚查了个遍；一个咳嗽开了N多抗生素；一个手术放了N个支架；该动手术的给动了，不该动的也给动了……这些都是现如今经常发生的事情。
肿瘤治疗也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何裕民教授曾说过：“肿瘤病人大约有30%～40%是被治疗死的，有30%多是吓死的，只有30%是因恶性肿瘤疾病死亡的！”据何裕民教授介绍，在我国，肿瘤治疗存在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一位患晚期结肠癌的护士，已经多部位转移，不再是手术适应症了，可是仍然进行了结肠手术切除。术后不久，癌细胞转移到小肠，又切除小肠；不久又转移到胃部，又切除胃。最后，这位护士受尽折磨，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几十斤，每天只能靠静脉输入全营养液维持。最后一次手术后，她只活了3个月。
在剖析出现过度医疗的原因时，很多人将焦点对准了经济利益以及医生怕担责任上，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误导——“以病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比如癌症的治疗上过于强调肿块的消除和癌细胞的杀灭。盲目地认为肿块没有了，病就好了，而结果往往是“瘤尚存，钱没有了，人也没了”。应该认识到，治疗只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治疗上要以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提高生存质量为最终目的。
何裕民教授曾碰到这样一个患了肺癌的老年人，何教授建议保守治疗，但家属坚持带老人四处求医。花了几十万，又是开刀又是各种治疗，把老人折腾得痛苦不堪。老人面对孝顺的儿女只有一句话：“我好好的你们把我弄成这样！”但子女也很冤枉：“我们为你开刀，花了这么多钱。”老人流着泪说：我只是想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能让你们多陪在我身边，让我幸福地“离开”。
很多时候，家属其实应该多听听病人自己的建议，这可能才是对病人最好的尊重。何教授说：“很多老人的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他自己就会有感觉。我不是唯心主义，但临床上，很多老年人经常跟我谈道：‘我是不愿意去治，但子女总要我这样那样。’子女总是认为自己在尽孝，却没有考虑尽孝首先是从结果来的，不是从过程来的。老人与子女的矛盾也传递出子女和老人之间不同的世界。”
医生和患者是两个世界，其实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期望和子女的期望也是两个世界。子女的期望就是老人永远活着，而我以最大代价、想尽办法帮他延长寿命，他熬点痛苦就挺过去了……其实这是不现实、不人道的。
树立“好生好死”观念
何教授说：中国需要一个死亡教育，怎么叫死亡教育？生也好生，死也好死，这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讲究生得好，但死就不让其好死，可以说，现代医学延缓了人的死亡时间，却让人不得好死！让人痛苦地接受不得好死的过程，这是很悲哀的。
所以，现在有些想法要转变：第一，我们应该树立好生好死的观念，人总有个死亡过程，我们要好死，从容地、符合意愿地、尽可能减少痛苦地死。第二，要认识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就牵涉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病人或病人家属总觉得能找到一个医生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不觉得有什么病是不能够治好的，即使到临死关头也要搏一把，总觉得能找到一种方法。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后果，使人变得狂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也使得人类吃了很多苦头。我们首先要破解这一点，然后听听老人的心声，老人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我们见过太多老年肿瘤患者，他检查都不愿意，你何必把他折腾去，他本来好好的，一查查出来……太多的人这样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老人，如果她保守治疗，可以活七八年，创伤性治疗她只能活个三五年，甚至二三年，这个过程中又很痛苦，何必呢？中国人一直说“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要尊重那个规律，自然的规律，想违背自然规律来改造它，改造不了不说，反而酿成恶果。
所以，医生、患者及家属，一定要树立“好生好死”的观念，如果生命濒临终点，应该适当介入临终关怀手段，让病人最后的时光过得快乐，走得舒服，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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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临终医院被广为接受
在美国，临终关怀医院正日益受到病人及家属的欢迎。临终关怀医院里的病人多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其中70%的病人为癌症、艾滋病患者，并以老年人居多。在这里，他们可以拒绝治疗，可以要快餐店送外卖来，租录像带看，养宠物，会朋友，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病房里吸烟……美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于1974年，到1995年已有2510家。仅1998年，美国就有约54万病人和家属接受了这种服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坦然地面对着死亡的到来，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平静、快乐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