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到一百米的距离，竟有三个修车摊儿。这情形，城市里并不常见。更何况，这是京城。
　　 第一个就在辟才胡同和什坊小街交叉口，靠西北转角。稍稍留心，即可看到。
　　 其实我也是第三天才发现他的。到京的前两日，我在入住的小旅馆和金融街那幢大厦之间来回奔波，每天打这路口经过，从没有注意到他。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那些日子，奉命入京作一些御用文字，以歌颂我委身的单位的功绩。这是很平常的事。尽管我不太情愿以这样的缘由进京。但幸好那几日，京城尚见蓝天，不现雾霾。阳光也热烈，径自倾泻而下。境遇到底新鲜。只是一不留神，摩天大厦的玻璃幕墙就反射出狰狞的光，亮晃晃地刺眼。几只麻雀在刀光剑影里闪躲，掠过头顶时一刻也不停顿。金融街上，银杏是新栽的，瘦弱、单薄，麻雀瞧也不瞧她们。麻雀总是朝辟才胡同那边的老槐树飞。
　　 这鸟认路，也世故。
　　 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给晒得发烫，像是一片烘箱里的面包。一幢幢高楼夹道相对，天际线被它们不断挑战，支离破碎。它们是城市的图腾，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炫耀着物欲的标高。这并不容易攀附。只是人类不经心又回到猿猴时代，不向上爬，恐难为继。广厦之下，皆作蝼蚁。摩肩擦踵，熙熙攘攘。主动或被迫，每个人都得仰视。顺着人流，我小心翼翼地纠正步伐。在每一个路口，我无比专心地左顾右盼。我觉得我比那些麻雀要虔诚。我想我多少还是有点儿好奇的初心。
　　 只是走着走着，就看到有人在一幢大厦前举着牌子，抗议监管不力、导致他在股市里亏了很多钱。白领们衣着光鲜，进进出出，没有人多瞧他一眼。走过另一幢大楼，我看到一些人呼着口号，被保安拦在路边。是一群农村教师要求解决待遇问题。马路上汽车因此被堵，排起长龙。每一个驾驶员都木然地盯着前方。没有人簇拥上前去看热闹。我想这到底是京城，这里没有人在意别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翻江倒海。
　　 可我的内心颇不安定，像有一只麻雀要飞出来，却不知要飞去何处。阳光透过槐树叶，一些渺小的心事洒在地上。阳光也刺穿了肤浅的新鲜感，直抵虚空之心。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看到整个街道悬浮起来，马路上汽车汇成一条条苍茫的河。我的皮鞋半新不旧，我的背包也半新不旧。这使得我的底气有些不足。麻雀在槐树枝桠间蹦上蹦下，窥探我卑微的呼吸。麻雀很敏锐。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城市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根本走不进京城的生活。弄明白这一点之后，我有些沮丧。我把这一切归罪于太阳。是太阳让我头昏脑涨、胡思乱想。这理由并不牵强。默尔索也说“太阳就是杀人的动机”。法官和陪审团每一个人，都认为这荒谬极了。可加缪在《局外人》里郑重其事地书写这一节，让阳光下每个人原形毕露。加缪并不荒谬。“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他不过重复了《圣经》里这句古老的圣喻。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逐渐把许多人变成局外人。于他们而言，生存的每一个理由都是合理的。每一个无从生存的理由都涉及一个罪恶的秘密。都不牵强。
　　 走到第三天，我不能再无视这个修车摊儿了。那时他正在捣鼓一辆自行车。车主随着他倒腾的动作，转前转后。他头顶的槐树并不阔大，恰好撑起一把伞。地上油迹斑斑。没有一只蚂蚁愿意爬过。我绕开几步、避开他的摊子。但是我不能不呼吸，机油味太难闻了。我紧皱眉头。在阳光下面，大口地吸气。他的扳手，钳子甚至散到机动车道上，我差点儿被绊倒。我刚要开口说些什么，这时候，他抬起头朝我笑笑，像招呼，也像致歉。
　　 在他艰难的一笑里，我确定读到了“生计”两个字。但我没有回应他。我的脸上怎么都挤不出笑容。
　　 后来路过，总是细细打量他。像打量另一个漂浮在这座城市的自己。他的修车摊儿在主次干道的路口，市口无疑很好，但生意并不兴隆，有时候半天也没有一单。若无生意，他就坐在树下的矮凳上，要么发呆、傻傻盯着地面;要么就翻看一本破旧的书。他看书的样子让我无端地感动。于他而言，读书有何作用呢？教育部大楼就在马路对面。我想里面的部长要是知道，一个修车人也如此酷爱阅读，一定觉得功勋卓著、教化大成了。
　　 我从不和他说话。说什么呢？我只是个路人。和走过他身边的每个路人没有任何区别。我想他对于一辆车的兴趣，应该比对一个陌生人大多了。我们岁数相仿，皆正值中年，在婚姻与家庭的树上，都是支撑与负重的主干。再说，他无疑是城市里的弱者。他的确没有那些高楼更吸引我的视线。一度，我甚至惊诧于他的存在，以为这有损于京城的形象。在任何城市，我们都会忽视这种存在。尽管文明有其悲悯弱者的成分。但骨子里，文明都是对卑微者的碾压。古来如此。这和勤劳与否没有关系。这和值不值得，也没有关系。要牺牲多少人，才能成就文明两个字。谁能置身其外呢？我心里百味杂陈。
　　 旅馆的房间很小，但窗户很大，正好临街。有时候，我读书疲倦或写作烦躁了，就透过窗户远远看他。他自然不会知道。有一天忽然大雨，行人纷纷疾跑。只有他坐在槐树下，纹丝不动。北方的雨，极有冲击力。雨水顺着玻璃“哗哗”直下，外界模糊。视线里，他的修车摊儿像一个岛，若隐若现，遗落在雨中的京城边际。那一刻，京城是他的，但又不是他的。为生计故，有奔波的，就有人墨守。人到中年，好比悬崖边的挑山夫，生活不会给他留有退路。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不知道在文章里她把京城折叠成了三个阶层，彼此绝难往来与沟通。我向来缺乏科幻的翅膀，只是觉得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漂浮的，是没有根的。京城，其实亦不为诸多京城人所拥有。户口与身份，只是生存的错觉。“北漂”一词如此凄凉，我不知道为何众生潮涌而至？
　　 我站在窗边，呆呆地凝视窗外。一阵雨过来，麻雀了无踪影;一阵风过去，地上一片花屑。风雨路口，只有一个修车匠独坐街头。孤单、安静。而又落寞。
　　 这镜像实在深刻。以至于說到京城，我便首先想起他。似乎他是我的影子，在喧嚣的都市中走失。其实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影子，被我惦记或者遗忘。在人潮汹涌、车流不息的大街上，他的修车摊儿顽固地摊在那里，就是一座岛礁。我找寻自己的标记。这里没有“似乎”两个字。京城的很多东西，似乎可以忽略;也有很多东西，似乎不能忽略。我写到这档口非常确定这一点。尽管这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二

　　 某日、黄昏。某种情绪倾轧而下，充斥旅馆整个房间。莫可名状。
　　 按理，人到中年，脑袋里没有多少空间，搁置虚渺的情绪。这个年纪早已蜕尽“少年愁”，即便是词人辛弃疾，也只能“欲道还休”来了了遣怀。更古的人以“不惑”为界，明示理性与感性的疆域。这划分狠如刀刻。孔子现实的一面过于冷静，真的不讨人喜欢。西人到底精细。不以年岁论人。马斯洛把需求细分五层，生存到底还是第一位。只是太合乎逻辑。道理说透，人生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而今科技先进，车子房子位子，乃至养老抚幼的天责，都有明晰标价，容不得多余的慨叹。这种情绪无端亦无题，当为生活的客观性所排斥。唯有沉默以对。
　　 但这种情绪油然而生，并不容易摆脱。有的，甚至与生俱来。
　　 这种情绪时而为外界所诱引。大漠直烟、孤鹜落霞、月失津渡，凡此等等。
　　 这种情绪时而从内心所泛滥。卡夫卡、佩索阿、里尔克的“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有时候，这种情绪雁过寒潭，稍纵即逝。有时候填满整个身躯。甚至宇宙。
　　 还是偏爱李义山。一千三四百年前，这种情绪就已经泛滥在他的胸膛。这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准确定义了这种情绪。他说这叫“意”。“向晚意不适”，却无计消除。唯有“驱车”了。钱锺书说“义山此意吾能会，不适驱车一惘然”。这是懂“意”、懂义山了。只是“古原”在西安城南。太远。无从效仿。
　　 遂出客栈门，往右。在什坊小街和宏庙胡同十字路口，抬眼，看到第二个修车摊儿。
　　 这师傅约六十多岁，光头，倒梨脸。赤膊。穿一条颇为肥大的蓝色老布裤子。正起劲地拨动一辆自行车的踏脚。他肚子上满是肥肉，小山一般堆压在腿上。我不能看见他屁股下的凳子。他的摊子也有趣，除了修车的各式工具，还有两张小桌，一方一圆，几张小凳。这些桌凳虽散开却不杂乱，我先不能明白它们的用途。我觉得它们之间有种奇怪的关联。
　　 他的旁边，端坐一个八十多岁的干瘦老者。一根拐杖撑在地上，监工一般。老者默默地瞅着他。
　　 这老者清瘦冷峻，戴一副老式眼镜，面貌酷似民国时期的某个文人。我也默默瞅他，伸手到昏黄的历史和记忆里去挖。终于没有找到具体相像的人。人一旦老去，时光也会偷懒，索性以近似的模子雕琢面貌。对于老年人而言，上帝没有多少耐心在他们脸上浪费时间。苦难、幸福、财富、权势等等，一层层从笋干上剥离。每个人都如此。青春、容颜、健康、精力一点一点交还造物主。直到剩下木乃伊一般的干躯。每个人亦如此。时间让一切回到一个点。我不能确定这是起点还是终点。
　　 那些日子，只要出门，便能看到这两个老者，守在那个修车摊儿上。几乎每天都在。在六月的光影里，在无边的尘埃里，几无变化。在京城，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镜像。我也几乎是在一部老旧的影集里散步了。脚步慢下去，忘记他乡故乡。
　　 什邡小街长不到一公里，有超市，有饭店，还有新村门口进进出出的汽车、自行车。小街连通好几个胡同，满是繁琐生活的烟火气。和旁边的金融街绝不相同。从周一到周五，上班的高峰过去，整条街上便荡漾宁静的波纹。那时候，一些老人就像一条条古老而奇怪的鱼，从新村楼道的角落里，从时间的罅隙中，游了出来。
　　 修车摊儿旁边那幢楼的底楼最西边，住着一个老太太，我眼里的她就是这样的一尾鱼。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蔬菜水果。六月里，绿色葱葱。葡萄藤爬满阳台顶部，叶子茂盛，只是不见一颗葡萄——大概还没结吧！辣椒虽小，却也闪着晶莹的阳光。每天一大早，她就在阳台上松土浇水，怡然自得。我想，这可能是离紫禁城最近的一块菜地了。
　　 她站在防盗窗里面，我站在防盗窗外面。我俩隔着铁皮栅栏闲扯。只是聊聊她种的东西，连彼此姓什么都没询问。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我在京城说过的最真实的话。我脑子里还翻出《北京折叠》的画面，心想欲要翻进去，过防盗窗里面的生活，怕是比登天都难吧？我跟她说，我母亲在她的院子里也弄了块地。你俩老太太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她向我抱怨，说她的葡萄可甜啦，却会被路人顺手撸去。我暗暗惊诧，心道京城竟有这事？
　　 其实也就是某天早上，我俩聊了两句，然后她就和老伴儿一起去晃悠了。就在小街上来来回回。仿佛在趟时间的长河。还有一些老人，是周边新村的，也慢慢游到这老树下，围坐于那些小圆桌旁。有时候，那里也传来欢声笑语，引得麻雀都往那儿飞。修车摊儿的胖师傅，似乎从不在意生意。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着，哪怕一起静默。老者的静默和幼童的欢愉，皆是神的语言。是人类既往与将来的梵唱，需要虔诚地聆听。我不敢打攪他们。
　　 我散步的时候，并不在他们身边多停留，经过他们旁边也是蹑手蹑脚。我怕惊动他们的静默。这静默是他们的，也是将来我的，会一直在人世间流传，正如遗传千年的某种情绪。面对衰老，亦或死去，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沉默，并不都交集悲欣。极端的起伏与跌宕，于众而言，到底稀缺，除却那些从不安定的灵魂。世间毕竟只有一个弘一法师。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不都一直生活在虚空的状态吗？却感觉迟钝，很少经历某种情绪。情绪，又有什么用呢？更多的时候，我听风在他们头顶吹动槐花，几百年以来，一直就只这样吹动。麻雀在枝叶间翻飞，几百年以来，一直这样飞腾。我脑海里甚至还响起《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吟诵。几千年了，很多事物一直保持了《诗经》里面的模样。世事如此易变，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人呢？已经老去，老得不像样子。哪里还抓得到手，互相瞅瞅就不错了。
　　 那些鱼啊，在京城的一个修车摊儿旁，相濡以沫。鱼的记忆，据说只有七秒。可江湖，是说相忘就能相忘的么？
　　 在城市里，每一个老人，都是一尾鱼。每一个老人的脑海里，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一座城。海市蜃楼般，时不时地，浮出来。他用他一生的光阴，走过无数条胡同、巷子，走过无数条大街，遇到无数个人。这是生命交付的义务。他一生就在这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城市行走。卡尔维诺说，这是经历。这亦是历史。 　　 在城市，一切经验，无疑都是陈旧的。除却永恒的静默，城市里老人没有更好的经验可以遗传。城市喜新厌旧，不断推陈出新，是属于青壮年的。吾国尤其如此。建设者总是把城市当成一堆积木，反复拼凑。每一个老人，就像废旧机器上的零件，锈迹斑斑。死神的确公平呼唤每一个老人，但在农村和城市，声音是不同的。在城里，他呼唤得更加迫切。
　　 我一直相信，城市里每一个老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城。当他失去七秒记忆的时候，在他的城里，他从不会迷路。我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每一个城里的老人，经历的剧变之痛，要远大于乡村的。在乡村，老人像用旧的农具。陈于屋前房角，依旧瞭望苍茫的大地。至少还有大地可以托付。一个老人死去的姿态，就是他睡去的姿态。即使埋入土地，也能妥帖地融合。大地不会增减什么东西。他只是从地上，转入土里。融入荒芜。
　　 而在城市，没有多余的空间，接纳灵魂。
　　 这的确和乡村是不同的。乡村没有历史。在乡村，人们像农作物一样生长。春雷响起，他们能够听到泥土里沉睡的虫子在翻身。有时候，布谷鸟会提醒他们赶紧播种。他们严格遵循季节的轮回。每一个人都在年轮里往返，重复播种和收获。叶子凋落的时候，也没有悲伤。城市是忽略这些的。城市负责演绎历史。古来由此。从来如此。乡村的古老，在于亘古不变，近于永恒。而城市，每日都在巨变。人们以此为荣。我少年居住的小城，十几年拆迁下来，一大半巷子跑进了档案馆。那些长巷里徘徊的老人，灰墙暗瓦上攀岩的枯藤，那些在夕阳里深居简出、酷爱思索的猫，以及雨后发亮的青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消逝与毁灭，正是历史的功能。
　　 和那个种菜的老太太一样，有时候，我也会深深迷恋土地。在农村，老人和耕牛、家羊、狗一样，都是大地的孩子。这是一个如此苍凉和温暖的词。土地上所有的事物，情感都神秘的相通。他们知道炊烟何时升起，并且总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我的外婆98岁告别人世，是上世纪她那个小村最后走的老人。她亲眼目睹了一个乡村最后的巨变：从荒芜的农村到荒芜的城市。
　　 她像一根老木柴，被丢进火里。随之而去的，是她的那个小村庄，彻底从记忆里抹去。
　　 这些年，许多房子建在荒芜之上。然后被拆掉。然后许多房子又被重建在荒芜之上。人们把荒野变成农田，再变成工地。人们把乡村改变为城市。向天空，争夺更多的阳光。可是荒芜没有改变。荒芜依旧在马路上行走，在高楼上攀援。荒芜是时间的情绪。时间在荒芜里，制造衰老的骨头。荒芜在人们心里。周而复始。永不灭失。
　　 这些老人，像一辆辆破旧的车，就泊在那个修车摊儿上。
　　 而我，刚刚离开青春的门槛不远。但已经听到了时间的肃杀之气。但时间不是我的情绪，青春不是我的情绪。我已经听到机械损旧的“卡塔卡塔”的声音。
　　 我拿什么面对苍茫的情绪和无边的荒芜。
　　 在什邡小街的午夜时分，我看不见天上的星星。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在城市，我们都是孤独的鱼。我们将如何老去？

三

　　 他把自己搁在小旅馆门口。像撂下一件疲惫的行囊。
　　 夜风摇树。树摇心事。黑色的心事，落在地上，变成一些斑驳的字。路灯从心里开始亮起，渗出些许孤独的暖意。“神说，要有光。”于是，他看见光在地上行走。从旅馆的台阶，走到一棵棵树、一幢幢楼房那儿。因为光的涂染，夜色里每一件东西，都露出形而上的玄妙。
　　 零点，他把自己搁置在什邡小街的一级台阶上。
　　 他只需轻轻搁放即可。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许多个夜晚，都是如此相似。孤独者醒着。人类睡去。世界陷入安宁。烟圈以袅袅的姿态，在夜空里写诗。如谎言般美丽，如誓言般短暂。诗最终会飘去哪里，无人知晓。天上没有暗云，但也绝看不到星星。这是京城的夜吗？
　　 我和他相互对望。他一会儿钻入我的身体，一会儿又溜了出来。他的写作遇到了瓶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好像一场大雾，忽然涌起。每个写作者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他和自己的茫然搏斗，试图找到通往灵魂的幽径。这个说法并不荒诞。余华的《第七日》也是从一场大雾开始。主人公走在雾里。只是他已经死去。他的魂灵一直在逡巡，等待最后的羽化。于分离论，大多数人都是艰难的。我也不觉得这是个荒诞的开篇。谁能说我们每个人，不正是走在迷途中的呢？多少人活着，其实已经死去。我不记得这是不是一句诗。反正很多人的死去，都像是蓄意地谋杀。我不能说出主谋。他同样知道，却说不出来。于是他嘲笑我的懦弱，在我的身体里面。
　　 我一边忍受着他的嘲笑，一边无奈地尾随他，在雾里找寻那条幽径。这真是自讨苦吃。其实，我完全可以省心省力，用一些普罗大众的语言。这可能是我的上司期望看到的。再不行，就到那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抄抄。样板戏，也是可以作的。只是太违心。违心的东西，绝不会持久。而今发展实在太快，持久的东西，也就更少。這不是一个可以创作出卓越艺术的年代。要时刻警惕普罗大众的点赞，这会毁灭艺术的火焰。这是一个唯物者既期待又始料未及的时代。既然物质是第一的，追逐物质当然更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目的，也是手段，发展已然成为一种信仰。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与之相对应的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语言，让分裂的、不同物质阶层的我们，奔跑的或漫步的、簇拥的或独行的我们，都能听懂。
　　 我栖身的组织里，绝大多数都是追求公正并且淳朴善良的普通人。在所谓转型期，维护着社会秩序。无疑承受了圈里圈外的巨大压力。进化论认为秩序是一种伪文明。秩序永远是既得利益者制定的篱笆。悲哀正在于此。如今没有人会歌颂太阳了。重复历史的人，一定心怀叵测。加缪并不荒谬。社会的善，无法穿透雾霾。世间的恶，却会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固定的语言。海明威说他终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语言。这是作家自己的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被大众理解是失败的。对于集体而言，这种语言就是理解。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也是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方式。”我一直警惕这番腔调，小心不能被心灵鸡汤蒙骗和麻醉。和佩索阿一样，我也觉得达芬奇所说的“唯有理解，方有爱恨”的论调十分可笑。在我眼里，理解是脆弱的雪峰，攀登者时时得小心带来毁灭的雪崩。攀登正是一种毁灭，否则没有意义。为了理解，我忘却了自己，甚至毁灭了自己。此乃他嘲笑我之所在。爱恨都不需要理解。我们用理解消灭了热爱。 　　 是的。从理解一开始，从语言一开始，我就无法保有那些纯然于内心的热爱了。这些简单的、自然的热爱。固然有吾可能过度的冷静和天生悲悯的因素。这是与生俱来的情绪。这是俯视的角度，虽然意味着爱的匮乏。此外，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于外界的视角，来反看、审视我的讴歌。说得简单点儿，正是源于内心的疏离，我反而期待作一篇文章，能够让体制内外的人皆理解皆认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段时日，京城城郊发生一事，举国沸然。一小公务员于妻子孕期嫖娼，为一小捕快所抓，剧烈抗法之下为食所噎，竟窒息身亡。这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和不幸的意外。然则媒体之上，极尽责难。网上既有污言泼向小捕快，也有痛骂小公务员的。吾国世象，向来良策与忠言少有，阴谋与恶语盛行。阿Q的劣性，潜伏于国人心底。一经发酵，立刻生长发芽，逐渐长成吾国吾族之“文明”。此乃强势体制之结果。悲哀的是，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站队。不是成为强权的敌人，就是成为强权的帮凶。
　　 最终，媒体狂乱轰炸之下，小捕快虽未被追究刑责，但亦被开除公职。嫖客遗孀得到巨额赔偿。事息人宁。无人会意，没有是非之稳定，好比没有光明之前途。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但这亦非吾所关心。我关注的是，一次小捕快接受电视采访，说他终于理解了小公务员为何拼死挣扎、剧烈反抗。盖因其出自乡村，一旦被抓，一切皆空。
　　 诚哉斯言。其实此两人，经历颇同。皆是外地农村的苦孩子。分别毕业于京城不同的大学。皆在京城之下，勉强糊口。他们阴差阳错地处于对立，骨子里却在同一个物质层面蹀躞。所以，捕快最终理解了嫖客的暴力。他在他的暴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电闪火花般微小的理喻，最终淹于无边的暗色。
　　 只是夜幕已经撕裂了。先从语言的撕裂，先从人的内心撕裂了。
　　 记得原先，京城是能够看到星星的。据说还能看到老鸦。
　　 兄弟失和以后，鲁迅先生搬离八道湾11号。他也得另寻个住处。辟才胡同、宏庙胡同这段，他日记里都提到。他都访过。后来，他搬到阜成门西三条21号的一个小院。院中有枣树，刺向秋夜奇怪而高远的黑空。他还在文章里责骂夜星和恶鸟。自然是一贯的含沙射影。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性生活空白、仕途莫测，凡此等等，他胸膛积蓄了诸多愤懑，他甚至听不得夜猫的叫春。这是一种无奈的情绪。我疑心那恶鸟就是老鸦。巧的是，周作人也作过京城的老鸦和夜星的文章。却没有其兄那般尖厉。一贯清汤寡水。到底每个人，都用他习惯的语言说话。只是星星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老鸦似乎还有。史铁生在地坛那里还见过。也少多了。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消灭了它们，却不为吾等所知。这到底是京城。我在黑夜里乱想。
　　 我和服务员说不要来打扫房间了。整整一个礼拜。我买了许多方便面，一桶一桶地吃。我没日没夜地写着，没日没夜地发呆，抽烟。然后，把写的那些东西，统统撕碎，扔得满地满床的。
　　 我还带了本佩索阿的《惶然录》。韩少功翻译的。但我一页也看不进去。双子座的他，用异名写作，写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自己：可以认知、无法认知的自己;自相矛盾、互相疏离的自己。但佩索阿自己一点儿也不糊涂。他和他自己和睦相处。比亲兄弟还亲。
　　 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确定佩索阿是否真正理解他自己。我和你、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个词的距离。这个词既让人无奈又让人感慨。它是认知的最低状态，是为认识论所遗忘的旮旯。哲学家对它的探究有些不屑一顾。的确没有什么趣味。柏拉图说过“灵魂在进入肉体前，已经认识理念了。只不过投入肉体以后，把它们忘却了。认识，就是把忘却的理念重新回忆起来”的话，但谁知道他真实的意图呢？老柏眼角流露深邃的笑容，竟有佛祖拈花之意。世上万物，皆是前尘后事。尔等慢慢回忆去吧！这个说法有些动人，又有莫名的伤感。远远好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认识不过是在蜡块上的雕刻”那句。
　　 我其实不想谈哲学。我们还需要哲学吗？辩证唯物的认识论说人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这个说法，我越活越感到心虚。我想在同一个街头，一个白领的认知，会止于一个修车人。反之亦然。一个捕快的认知，会止于一个嫖客，反之也亦然。认知和理解，全部止于撕裂的断层。有人看不见太阳，有人看不到月光。这不就是现实吗？
　　 斯世彼世，如隔人世。是否还有一种关于心灵的科学呢？
　　 单纯教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选择性学习，或许就是自我禁锢;强势的灌输，无疑更是思想的阉割。就像那年去伦敦，在大英图书馆，管理员说：“这世上有两个马克思。一个是真实的马克思。一个是你们眼中的馬克思。”马克思怎么可能在地板上磨下脚印呢？他没有少林僧人的武功。可是，直到如今，那个最权威的电视台的栏目里还在继续这个语言的套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图书馆学习，马克思终于在水泥地上留下了脚印。看来，毅力和恒心，也能磨出脚印。”
　　 在迷雾里无知地行走，不要问他是否幸福。长久以来，他在某种荒芜中活着。他与荒芜互相欺骗。他的幸福，都是恩赐的。他的痛苦，却是自己酿造的。他不能有任何情绪。
　　 我们拒绝认识自己，更拒绝认识别人。
　　 丰子恺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这是一句多么善良而违心的话啊！

四

　　 闷久了，想出去走走。
　　 京城有些地方，也并非不能一去，譬如地坛。读过《我与地坛》的人，都会在心底惦记。地坛是史铁生的世界。在地坛，他完成了对生死的究问。每一次的彳亍、徘徊，对命运从愤懑到坦然。上帝没有眷顾他，但绝不会嘲笑他。他的人生在轮椅上转动，一点一点转到地坛。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树，因了他质朴的笔触，无不关卿、无不关己，已然成为当下士人的精神陵园。每次进京，我都会冒出造访地坛的念头。与其说是去游览，不如说是去祭奠。然身形拘泥于案牍，魂灵则每每脱体出去游荡，如孙行者一般元神出窍。终未去成。退而以为，没有他的地坛，物是人非。不去也罢。 　　 711花园是我念叨的另一处，却是没有办法再去到了。和诸多事物一样，她消失了。让位于丰北立交以及一块绿地，让位于繁荣与发展，让位于新的荒芜。
　　 在711花园里，阎连科过了几年“诗栖人生”的日子。他说那“是他一生最为奢靡”的光阴。一次，他以为植物动物皆有情感且会说话，为求实证，遂到中关村请人改装了一台测量仪。拿火烧一根菠菜，拿水煮几只虾，结果仪器上表针剧烈摇摆，他甚至听到了菠菜和虾的“吱吱”叫声。
　　 这实验比他的小说荒诞得太多。我断然不吃菠菜和虾了。
　　 先前，我也疑心动物是有语言的。人类听不懂罢了。也有似懂非懂的。譬如叶芝，他写了一首夜莺欢叫的好诗，用了许多拟声词，搞得周作人万万不敢下笔翻译——那声音据说有如天籟，十分美妙。他怕自己无法道清，辜负了夜莺的妙音。阎连科也生动。为了听菠菜和虾惊叫，有回竟然忘记去人大授课，害得学生苦等。一想起菠菜可能会说话，还拥有情感，我就莫名地兴奋——《诗经》里那些妙曼的植株，原来一直是我们祖先的知音。或者，《诗经》也未必不是她们自己的歌声。如今人类，是多么愚笨啊！菠菜听到虾在沸水里的惨叫声，吓得把测量仪的指针拨得飞快。一颗菠菜，竟也如此悲悯。我觉得阎连科完全可以靠这个发现去得诺贝尔奖了。还需要那些不得不荒诞的文字干什么呢？这事还得一个作家去做就足够幽默的了，科学家都干什么去了呢？
　　 爱因斯坦一直忙着和量子力学保持论战。他的后半生就干这事了。并且乐此不疲，决不投降。在他去世六十年以后，科学家在量子力学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应该有把握说服他了。只是不知道他会否从棺材里爬出来继续战斗。天才到底遗世独立。1905年，绝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三个没有关联的重要领域——电磁学、量子论以及统计物理学，发表了三篇惊天动地的论文。那年他只是瑞士知识产权局的三级技师，刚刚26岁。职责是审查专利案件。他的横空出世令人匪夷所思。须知他22岁就着手研究普朗克的量子观念。但是他的前半生一直又推崇斯宾诺莎，这八成奠定了他的“自然就是神”的思想。促成他对于量子力学的敌意。如今，量子力学论证说已知世界只占全部物质的1%都不到，因此谁也不敢否定上帝的存在。谁也不敢说，这世上没有灵魂，但爱因斯坦敢说。那年他过上海，也有访谈。尾声，有人提问，问题是灵魂遥感之类。他断然说“这不值一谈”。
　　 爱氏之武断与偏执，是科学家的武断和偏执。可以理解。相对论大可以及宇宙，小可以深入原子。但偏偏对于心灵无法着力。是否存在灵魂，量子力学没有否认。其实也没有证明。但金属氢的发现，则提高了人类接近上帝的速度。通过两块人工金刚石的对顶实验，哈佛大学自然科学系席尔瓦拉教授的团队发现了地球上第一个金属氢样品。这是物理学界的“圣杯”。科学家们花了将近百年，终于把理论变成了现实。金属氢的发现能够解决物质的本质。它将成为室温环境下的超导体。磁悬浮高速列车只是牛刀小试。若用作火箭推进剂，将彻底改变航天领域。即便探索外行星，也将变得轻松许多。只是宇宙茫茫，上帝何在？席教授说：“当你观察金属氢样品的时候，你看见的将是一种世界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有朝一日，人类跑到上帝面前，会说出“我看见的将是一种世界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么。
　　 其实，我对物理学一窍不通。我只是觉得席教授分析金属氢的方法，和佩索阿关于“心灵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些近似。佩索阿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期待，“将来的科学家，能够创造出必要的精密仪器来分析自己。这种仪器，能够从思想中分析出钢或者铜。它们确实是钢和铜，然而是用精神冶炼而成”。
　　 我不确定这些发现是否有助于心灵科学的建设。的确有人对科学充满敌意，认为科技的发展，正是人类自杀能力的提升。吾一度亦有此意。生物学证实，地球上所有物种里，只有人类和大猩猩，才会对同类进行种族的灭绝。其他禽兽，纵使豺狼虎豹，亦绝无这般残忍。文明的阳光下，果然藏有罪恶的基因。加缪并不荒谬。我不知道量子力学和金属氢是否有助于人类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可以发现一切事物皆有维度。在一种维度，我们生存如肉体，在另一个维度里我们生存如灵魂。正如电影《黄金罗盘》所说“有不计其数的宇宙和世界，它们彼此平行”。其实，我并不计较是否平行。就像我并不计较生活的不同层次。我愿意再后退一步，即使物质的层面可以不同，科学能否推进人类共享一个平台，让众生虔诚地忏悔和祷告。它应该万物平等，自由博爱。金融家和修车人，捕快和嫖客，甚至菠菜和虾，也能在上面相互友爱，永不背离。可这些，正是上帝早就解决了的难题。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步出客栈。我还是去拜访一位朋友吧！
　　 右转，约五十步左右，到宏庙胡同和椿树巷那儿。先从一张棋盘开始，先从几句剧烈的争执开始。我看到了第三个修车人。一个干瘪瘦小的男人。他聚精会神，脑袋全部放到棋盘上方。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剑拔弩张，充满戾气。一如此世。
　　 楚河汉界分隔两张板凳。隔阂，由来已久。隔阂兼备历史感。隔阂深不可测。他的修车摊儿给甩在一边。一个破木箱子上摆下了剧烈的战场。他脸色黑青，手舞足蹈，显然是输了。旁观者和他的对手，谈笑风生，以胜利者的姿势拨动棋子，言语里有揶揄的意思。他遂大怒，推盘就走。讥笑声更重。他走开两步便不再动。杵在那里，眼睛死死盯着那棋盘。嘴里一边骂骂咧咧地对我说：“一边去、一边去。看什么看？”
　　 我穿过宏庙胡同，落荒而去。我总共在棋局边看了不到两分钟。还没有看清谁胜谁负。他八成觉得丢了面子，局外人应该承担责任。京人惯于把问题和责任推向别人。这是凡俗的战争，却没人能够平息庸俗的怒火。加缪并不荒谬。我穿过京城一条又一条胡同。胡同很有一些布满灰尘、门庭败落、暗藏晦气的景象。这和江南雨巷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真是辜负了那些老槐树。他们根深树壮，俯瞰世间。他们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它们除了静默，亦无法平息人世的战火。
　　 我以为他不会再下棋了。结果，没有两天，他又下了起来。还是老对手，还是老的围观者。继而还是重复了争吵。后来，我就没见他修过一辆车。但是见他下过无数盘棋。他的车摊儿就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平时就锁在一旁的电灯柱子上。我离开京城的那天上午，专门去看他，车摊儿空空，棋盘还在。

五

　　 那年冬天，复到京城。正是雾霾最重的几日。
　　 有乘客早早戴起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像非典病人。我先不以为然。雾是南方的常客，南方人有习惯的亲切。“类烟飞稍重，方雨散还轻”。雾里有太多潮湿的记忆。是家的气息。南方冬季，偶尔也有霾，到底不常见，亦没有北方浓烈。
　　 进入冀南，高度渐渐降低。于是，原先飞机上面的蓝天、下面的白云，忽然消失。为厚厚的雾霾所替代。飞机在一片混沌里飞翔。我的心开始下沉。很多人看着窗外不发一言。他们神情漠然，瞳仁灰黑，没有光彩。机舱里一片静寂，死一样地静寂。这是令人震撼的镜像。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的心开始坠落。天空已经腐烂，无边的绝望涌起，我在茫茫的雾霾里坠落。
　　 我确信我看到了笼罩在大地之上的伤痛。那些翻滚的、浊浪滔滔的雾霾——我闭上眼睛。不忍心看向窗外。飛机在一片混沌里下降。我在噩梦里坠落。
　　 无可救药的人类。我听见上帝的叹气：“汝将死于贪婪与无知。”
　　 不会很久了。
　　 在木樨地一幢小楼二层的转角房间，我摘下了口罩。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拜访上次的那位朋友。他长借京城，编一本体制内的刊物。我坐定后，他伸手到一个葫芦里，掏了半天。我不知道他在摸什么——先是两根长长的触须伸了出来，然后露出赭衣青羽——原来是只虫子。这虫子后肢强壮，很是威风。唯眼眶空洞，凝视周遭，像是刚刚大街上雾霾里众生的眼神。我吓得几乎跳起来。朋友告知，这是蝈蝈。整个夏秋，他就和这只虫子共处一室，像两个蛰居的幽灵。他说晚上听不到蝈蝈的歌声，他就无法入眠。这可真是奢侈的催眠曲。我听莫扎特、舒伯特。偶尔也听勃拉姆斯。但从没有聆听过蝈蝈的催眠。朋友说它叫得可好听了。我不语。暗想在这些大师出世之前，可能只有夜莺和蝈蝈的歌声，称得上是天籁之音了。
　　 我问朋友，这玩意儿是京城的？朋友笑曰京城怎么会有蝈蝈？这是河北、内蒙一带的草场上捕捉的，然后拿到城里来卖。跟了新主人，才有了京城的身份。朋友当然不是八旗子弟、清朝遗老。他只是爱听虫子叫。我眼前浮出他一个人的画面。坐在京城的夜里，一盏孤灯，一台电脑，还有一只唱歌的蝈蝈。这是他全部的生活。他说他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蝈蝈一叫，灵感就会出来。我看过他写的小说。有一篇写系统内底层人物生存状况的，文字凝练，内流暗涌。的确不错。只是让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捕快嫁给了一个因公毁容的年轻男捕快——于现实，这个结尾无疑有些荒谬。这是圈内作家习惯的套路，是对体制价值和集体虚荣的迎合。不给主人公注入光环与鸡血，他们就无法活着。其实这些文字里的人都是脆弱的人。其实他们也都是局外人。加缪并不荒谬。我对于讴歌的腔调向来心存顾虑，正如我对于笼中的鸟，或者葫芦里的蝈蝈。我不相信被束缚的快乐。我的面前就有一只这样的蝈蝈。于是，我盯着它瞅了半天，它在朋友手上一动不动，并没有唱歌的意思。
　　 它一定是想家了。草野自由、空气清新——这些都是值得想念的。
　　 天才的音乐家只会感恩自然、歌颂自由。
　　 我断了也养一只蝈蝈的念头。我听不得流浪人的歌声。
　　 忽然记起，数日前，我和这个朋友在岭南参加一个笔会。某夜，我俩在南方的树林里散步。沿着一条河卵石铺就的小路，两边长着榕树，千丝万缕的树须垂下来。北国已然冰封雪飘。而身畔寒凉初起，秋虫呢喃，歌得正欢。朋友侧耳倾听。半晌，肯定地说：“南方的虫子，叫的比北方尖厉。”那时，我惊为天人。却不知他在宿舍里养着蝈蝈。难怪能听出南北方虫子叫声的差异。至于葫芦里的和葫芦外的叫声的差异，不知他能否听出？
　　 《秋水》一篇里，庄子淡淡揶揄了夏虫。那句“不可语冰”，让夏虫承受了后世多少的嘲笑和鄙夷啊！可是，干嘛要和一只夏虫提到冬天的寒冰呢？干嘛要和一只南方的虫子，讲述北方虫子的哀鸣呢？斯世无人同怀。就让它在岁月的无涯里，且歌且行吧！
　　 我在广宁伯大街上行走。走在雾霾里。灰蒙蒙的一片。在冬季，这个城市像一个虚伪的老妇，卸下厚厚的浓妆。现出原本憔悴的模样。老气横秋。我的咽喉越来越痒，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一些十分微小的颗粒摩擦着我的肌肤。它们渗入进了我的身体，吞噬我的五脏六腑。汽车喇叭声在大街上此起彼伏。掉光叶子的槐树枝在雾霾里影影绰绰。有麻雀翻飞，却不鸣叫。这鸟儿世故。所有的人，都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我想大声、大声地咳嗽。我想吐痰，狠狠地吐痰。在雾霾里，没有真相，没有谅解，没有自由。我想大叫几声，声音像蝈蝈叫的一样，尖厉。
　　 我把这年六月走过无数遍的路，再走了一遍。辟才胡同、转弯、第一个修车人、厚厚的冬衣。头发凌乱，满脸灰尘。呆呆地坐在雾霾里——没有生意。第二个摊儿空着。起先我一惊，后来看到收拾得整齐的桌和凳，遂放下心。一定还活着。还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呢？再转弯，第三个，拿一把破剪刀，正在剪胡须。我说：“别动，给你拍张照！”——这是我和三个修车人，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他不动，说：“这有什么好拍的？”他的旁边，象棋子静静地停在棋盘上。在雾霾里，将、帅与小兵，一视同仁。
　　 我把三个修车摊儿的照片发到微信圈里，然后坐在小旅馆的台阶上，看朋友的留言。忽然想起布尔迪厄的话：“一个人的品味，会反映他的阶级属性。”我想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我也就这么点儿兴趣了。“上层阶级们都去听歌剧、打高尔夫了”，绝不会拿个手机到处拍照、四下分享。举摄影例，布尔迪厄说无产阶级喜爱拍自己的生活，关注社交性;中产阶级开始兼顾摄影的艺术性，努力想提高品位（其实往往拉低了高雅艺术的价值）;上流阶层总是占有社会的珍贵资源，以为摄影是庸俗的，贵族只会去听歌剧。在《区分》里他写到“趣味绝不是某种基于个人才能基础之上的独特内心感受和实践，而是根源于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我想我还是没有褪去无产阶级的低俗。
　　 这是与“夏虫语冰”吗？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圈外。几个朋友质疑了我的滞留。这原本不是问题。大学毕业刚分配工作那会儿，我回到江东的这座小城，过着集装箱式的生活。我所有的行囊就是五个大纸箱子，箱子里放着我的衣物和书籍。它们随时准备踏上流浪的旅程。中间也确有几次，几乎快要跳了，但事到临头，又有变化。功亏一篑。倒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而与心境有关。
　　 这些年来，我的心一直在荒原上行走。即使跳出圈外，心中的荒原仍旧陈腐枯萎。每个人都是将死的鱼。又如何呢？这个世上，原本没有什么快乐之事。写作与阅读，是漂浮于世的仅有的稻草。我抓住它，任由我的身体沉浮于圈内。我过着双重的生活。我每天都得扮演一个叫做“我”的人。
　　 咽喉的遏制，愈发紧酷。除了雾霾，还是雾霾。世上本没有什么事实。正如世上本没有路。很多真相无法说出。让认识论回到对事物无限的回忆中去吧！如此时代，每一个写作者，都是漂浮的、无根的。
　　 但我已经被人“语过冰”了。我悲哀而依稀地记得，雾霾之上，飞机之上，既高又明亮的地方，是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