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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一日数变。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南京路上4大私营百货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1949年5月14日，陈云从东北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1949年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6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上海物价是会议的重头戏，陈云把它归结为“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事实上，为上海市调运、配售粮食的事，在财经会议召开之前就开始了。
到7月底8月初，江苏省常州以西、安徽省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开始收获，价格比上海要低，这一次的物价波动才算平息下来。
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稳住了物价。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上海物价偏低，货源又相对充足，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
货币量大，货物量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1949年10月中旬，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使得纱布价格猛涨，引发新一轮涨风。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忍受了10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老百姓顿时慌了手脚，举国惊恐。
陈云早就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来临。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华东财委按照以往的对抗经验，指令国营公司全力抛售。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纱布和粮食，但物价飙涨依旧。
这一次，政府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单从上海一地来看，抛售数量确实不小，但从全国来看，却不足以平抑涨风。在投机资本充裕的时候，低价抛售，反而让投机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办？以行政手段“冻结物价”是一条路，但会在抑制投机的同时，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场调节，反而会损害政府的调控能力。更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依靠抛售物资来使市场平稳。
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公粮收入中，除了供给制人员的口粮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供应市场。
但陈云迟迟没有动手，他在等待时机。秋后，各地公粮陆续征收上来，这为中财委调运物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短短数日，中财委便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1匹约为33米）、棉纱5000件（1件约为360斤），上海准备了棉布11万匹、棉纱2.8万件，武汉准备了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投机商人们正为连续几天国营贸易公司的“惜售”而憋闷不已，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
政府的买卖居然也跟着放涨物价！谁也没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投机商们只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哗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这些人就向高利贷借款。市场日拆（按日计息）暗息在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又升至５１‰，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在此价格水平上，中财委所掌握的物资已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意味着双方实力已然对等，可以放手一搏。陈云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牌价。
开始的时候投机商还频频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像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就得罚款税金的3%。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直到这时，投机商们才看清共产党“以退为进”的手段！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资本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自杀，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摘自作家出版社《光辉岁月：我们的新中国记忆》 作者：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本文作者：侯健美）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一日数变。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南京路上4大私营百货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1949年5月14日，陈云从东北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1949年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6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上海物价是会议的重头戏，陈云把它归结为“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事实上，为上海市调运、配售粮食的事，在财经会议召开之前就开始了。
到7月底8月初，江苏省常州以西、安徽省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开始收获，价格比上海要低，这一次的物价波动才算平息下来。
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稳住了物价。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上海物价偏低，货源又相对充足，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
货币量大，货物量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1949年10月中旬，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使得纱布价格猛涨，引发新一轮涨风。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忍受了10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老百姓顿时慌了手脚，举国惊恐。
陈云早就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来临。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华东财委按照以往的对抗经验，指令国营公司全力抛售。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纱布和粮食，但物价飙涨依旧。
这一次，政府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单从上海一地来看，抛售数量确实不小，但从全国来看，却不足以平抑涨风。在投机资本充裕的时候，低价抛售，反而让投机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办？以行政手段“冻结物价”是一条路，但会在抑制投机的同时，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场调节，反而会损害政府的调控能力。更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依靠抛售物资来使市场平稳。
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公粮收入中，除了供给制人员的口粮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供应市场。
但陈云迟迟没有动手，他在等待时机。秋后，各地公粮陆续征收上来，这为中财委调运物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短短数日，中财委便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1匹约为33米）、棉纱5000件（1件约为360斤），上海准备了棉布11万匹、棉纱2.8万件，武汉准备了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投机商人们正为连续几天国营贸易公司的“惜售”而憋闷不已，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
政府的买卖居然也跟着放涨物价！谁也没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投机商们只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哗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这些人就向高利贷借款。市场日拆（按日计息）暗息在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又升至５１‰，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在此价格水平上，中财委所掌握的物资已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意味着双方实力已然对等，可以放手一搏。陈云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牌价。
开始的时候投机商还频频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像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就得罚款税金的3%。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直到这时，投机商们才看清共产党“以退为进”的手段！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资本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自杀，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摘自作家出版社《光辉岁月：我们的新中国记忆》 作者：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本文作者：侯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