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是档案工作者，但对档案情有独钟，关注档案，研读档案文献，还写了一些关于档案的文章。与档案结缘，留下的美好记忆不少，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一是在我的家乡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里，见到了被誉为“红色经典文献”的镇馆之宝——1947年由冀东新华书店出版和发行的《毛泽东自传》；另一件是在蓟运河畔的宝坻区八门城镇东走线窝村村史馆内的一张“抗日优抚券”，它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的。
　　红色经典文献——《毛泽东自传》
　　几年前，我到宝坻区档案馆采访，该馆负责同志向我特别介绍了这本1947年由冀东新华书店出版和发行的中文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并把这一馆藏本拿给我看。我当时很激动，觉得这一“发现”很有价值。为了弄清这本《毛泽东自传》的创作来历，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得知在1936年7月15日，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从陕西西安来到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驻地——陕北保安县（今属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第二天，毛泽东在他居住兼办公的窑洞里，接见了这位到“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并与他促膝长谈，谈到了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还建议他多到“前线”走一走，看一看。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斯诺到红军斗争的前线采访、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身感受了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传奇，并萌生了进一步采访毛泽东，请毛泽东介绍个人经历的想法。对斯诺的这一请求，一开始毛泽东并不同意。斯诺再三恳求，并对毛泽东说：“大家读了你的话，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还可以纠正国民党散布的各种谣言，消除人们的误解。最后，毛泽东终于答应接受斯诺的专访。于是，斯诺用英语采访，吴黎平担任毛泽东的翻译，毛泽东口述了个人经历，斯诺用英文记录下毛泽东的话，吴黎平将斯诺的英文笔录速译成中文，并请毛泽东当场予以审核和修正。就这样，《毛泽东自传》的“雏形”在陕北的窑洞里形成了。1937年7月，埃德加·斯诺把他对毛泽东个人经历采访的英文笔录以“毛泽东自传”的形式，在美国的英文杂志《亚细亚》上分四期连续发表。随后，我国著名翻译家汪衡将《亚细亚》刊载的英文版《毛泽东自传》全部翻译成中文，并于同年8月至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杂志上发表连载。这年11月1日，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笔录、汪衡翻译的中文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全书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分“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四章，记述了毛泽东特殊的经历和磨难，成为一部探寻领袖心灵轨迹，探索社会变迁和进步规律的珍贵历史文献。这本深受大众喜爱的领袖传记在面世的70多年里，出版了中、英文不同版本不下20种，发行量已达200万册以上。其中较为珍贵的版本，当属新中国建立之前出版的，而最初面世的版本，尤其被中共黨史专家誉为“无价之宝”。
　　宝坻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毛泽东自传》，虽然不是最初版本，但其出版发行于1947年，也是很有珍藏价值的。这个馆藏珍本，为竖排版印刷，手写石印，32开、39页，书的主体部分“毛泽东自传”首页注明“史诺（即埃德加·斯诺——笔者按）笔录、汪衡译”，该书附录“中国共产党年表——摘自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草案第十一章”则排印在该书主体部分之前，这种先“党的大事记”，再个人自传的编排方式，恐怕有更深含义。这一馆藏本的原始封面已不存在，而它的两个“新”封面则是书的拥有者或读者在相距较长的时间内先后制作的，原始封底比较完整，封底所印刷的文字，注明该书的出版和发行均为冀东新华书店，还注明出版时间为“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这一版本《毛泽东自传》的遗存，世间已很少见，所以最初在宝坻区档案馆发现时，馆内人员非常振奋。
　　据介绍，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宝坻区档案馆面向社会征集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时，有人把这本《毛泽东自传》捐赠给档案馆，由于当时没有引起注意，捐赠人究竟是谁也无登记。该馆收藏的这本《毛泽东自传》曾有部分书页散开过，且有少量页数颠倒，宝坻区档案馆对此进行了修整。
　　来之不易的抗日优抚劵
　　还是因为采访的缘故，2015年8月我在宝坻区八门城镇东走线窝村村史馆参观时，在馆藏的100多件实物展品中，一张标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印”、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的“优抚抗战牺牲将士家属银粮券”（俗称“抗日优抚券”），尤其引起我的关注。这张“抗日优抚券”装在镜框里，挂在村史馆主展室的墙壁上。我觉得，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这张“抗日优抚券”，呈长方形，分为“主券”和“副券”，主券1张，上面标注着“伍圆”“五石”，副券5张，上面标注“壹圆”“壹石”。在主券上端的中间位置印有毛泽东头像，头像两侧分别印有“党徽”图案，主券中心位置印有五项“使用规则”并盖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印”的印章，主券的左右两端还以竖排形式分别印有“抗战”和“建国”字样。
　　关于这张“抗日优抚券”的来历，据村里老人讲与东走线窝村一带抗日斗争的历史有直接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东走线窝村处于冀东宝坻、宁河、玉田“三县交界”地带，是一个红色堡垒村。早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该村秀才出身的教书先生吴东碧，就率领学生开展宣传抗日的救国活动。到了1935年，在与东走线窝村临近的宝芝麻窝村又有一位以教书作掩护的抗日爱国人士曾乃，创办了《抗日救国报》，并在蓟运河沿岸建立了秘密抗日组织。曾乃曾经多次到东走线窝村考察，觉得这个村的位置、地势以及群众基础等条件都适合建立秘密抗日组织，便把有关情况报告给冀东军区。冀东军区根据曾乃提供的情况，派李佐青、张富华以木匠的身份作掩护来到东走线窝村，在该村农民李兆桐的木匠铺内秘密建立了“抗日联络站”，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8月的一天，冀东抗日武装在蓟运河上游蓟县小河口河段，伏击了从蓟县县城沿水路开往天津城的五艘日军运粮船，当场击沉四艘，剩下一艘弃粮往下游逃窜。随后，曾乃接到上级党组织派通讯员火速送来的情报，要求组织抗日民兵在宝坻蓟运河段截击这艘逃窜的日本船。接到通知后，曾乃立即联系东走线窝的“抗日联络站”，李佐青、张富华迅速把一些青壮年抗日民兵召集起来决定“智截”敌船。他们找来很多白麻散布在河水里，并利用西河堤的有利地形设立了伏击火力。当这只敌船逃窜至东走线窝河段、进入伏击圈时，河水中的白麻缠住了敌船的螺旋桨，抗日民兵利用长、短枪和手榴弹将这只敌船打沉，并当场打死日本鬼子三人、打伤两人，还缴获了一挺机枪、两把军刺刀、三把日式战刀、三支步枪、一箱子弹、一把军用小钢镐，而抗日民兵无一伤亡。战斗结束后，东走线窝村“抗日联络站”将这一胜利的消息报告给了冀东军区。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为了表彰东走线窝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冀东军区奖励这个村“抗日优抚券”5张，合计大洋25块、粮食25石。
　　据《东走线窝村志》一书的主要执笔者李连贵老人介绍，这张幸存下来的“抗日优抚券”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东走线窝村村民在清理曾经作为秘密“抗日联络站”的那个木匠铺的旧址废墟时无意中发现的。这张完好的“抗日优抚券”，被一位村民妥善保存下来，2012年赠给村史馆，成为这个村抗日斗争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红色档案。
　　上述这两件珍贵的档案，使我对档案保藏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也使我感受到档案文化的内涵和魅力，从而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档案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