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条斯理地泡茶、喝茶，女孩子们安静地跟随长辈学习刺绣，男孩子们则泡在墨香里研习书法，没事时的消遣是花几个小时听一出风花雪月的折子戏……这些百年前中国人常态的生活方式，在当下被按下了快进键的中国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但这些祖先传习下来的风俗和技艺难道就此死去?显然许多人也认为可惜。这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长期的老大难问题，那么，破题之希望究竟路在何方?
　　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济南举办，本次博览会研讨的核心问题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如何理解所谓的“生产性保护”?产业化发展是否会伤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生产性保护，保护的是什么?
　　
　　“中国有四大名绣，全国各地那么多刺绣品种，为什么只有苏绣能做到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
　　著名苏绣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师卢福英坦诚秘诀很简单，就是紧跟市场的需求。她说少年时为贴补家用，从外贸代工工厂接活，主要绣小猫、小鸟，后来她发觉这已经不能满足客人的需求，所以主动开始钻研人物肖像等新的题材，并尝试创新从来未变的刺绣技法，终于敲开了事业成功的大门。
　　卢福英的故事的确鼓舞人心，但不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如此成功地产业化，在如今伪民俗、伪文物泛滥的时代，生产与保护这两个貌似水火不容的概念真的能拉到一起吗?生产性保护，究竟保护的是什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吕品田这样解释生产性保护：“这一保护方法是指在不违背手工生产规律，不扭曲其自然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以及与传统技艺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保护起来。生产性保护，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手工。”
　　吕品田强调，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适用于生产性保护，目前只有传统手工技艺项目适合于这种方式，“传统手工技艺是满足人生需要的手段，其技术本体和价值意义都关系并取决于一定的功利目的，必须给它以工作方向和实际情境。也只有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实践中，只有劳动成果被人欣赏或消费时，才能真正激发劳动者的热情。”
　　但是，这种劳动创造绝不是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足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那么一切则有可能是彻底的遗产化，最终所有的传统手工艺都将死亡。
　　吕品田说：“变化性，干活人的任何的情绪变化，是手工生产方式区别于工业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说工业生产方式，它最大的生产力，就在于排除了这种流变性，用一种技术规范把一切东西都固定下来。手工艺人干活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由他自己控制，如果他情绪不好再干活，可能就会影响到他水准的发挥，而大工业是全天候开工的，不管工人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它的机器是理性操纵。”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也非常重视“保护什么”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非物贡文化遗产保护最基本的前置性问题。
　　“现在老说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那么什么算原汁原味?是今天的这个圆形是原汁原味呢，还是原来的那个方形?都不是。那么我们保护什么?”
　　刘魁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有所变化，但是在它的每一个表现形态中，都始终存在一个不变的、本质性的东西，他将之称为“基质本真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项来说，基质本真性是它的精髓，是它的灵魂。灵魂在，这个事物就在，灵魂变了，这个事物也就跟着变了，灵魂的消亡就意味着这个生命的结束。它可以变，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事物了。”
　　
　　必须警惕过火的“生产性保护”
　　
　　今天提起“生产性保护”，很多人都会举景德镇的例子。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目前，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管理处计划修复300担柴窑的窑炉来恢复传统烧炼生产，组建传统圆器的生产作业线，这正是对传统制瓷技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科学实践，对保护传承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大意义。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景德镇能有今天成功的经验，也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吕品田告诉记者：“景德镇曾经经历过工业化的教训。景德镇泥土的收缩系数很高，你要追求标准化的生产不太可能，景德镇的餐具落下来全是不整齐的，实际上这提示我们，景德镇的这种水土是适合手工生产的，而不应该去发展工业化的大批量的这种产品。我们必须意识到原材料和技艺的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忘了原材料是有限的，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去创造远远高于工业单件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我们要强调这样一种意识：大工业是廉价的，我是高贵的，当然，我们的高贵要名副其实，我们要维护这种高贵性。”
　　吕品田的观点几乎得到所有与会专家的赞同，对生产性保护盲目扩张的忧虑写在了每一位专家的脸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祈庆富说起他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在旅游的纪念品中，特别对我们中国来说，大多数国民的收入还达不到收藏高级艺术品的水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廉价的东西就出来了。前不久，我还得到了一个很精致的唐卡，但它不是手工的，而是高仿的，是个印刷品。唐卡是个艺术品，它是用特殊的颜料和工艺，一笔一笔地画出来的。唐卡作为收藏艺术品，好的大概在10万以上，但现在旅游纪念品市场上的唐卡20元一个。完成一幅好的唐卡需要用1年左右的时间，唐卡要变成机械生产的话，还用你保护吗?”
　　高昂的差价，驱使投机者打着“非遗”的旗号进行商业牟利，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它会变为以假乱真，最后威胁的是真正要保护的那个手工技艺和掌握这项技艺的传承人。一旦市场假货劣品成为主流的话，真正具有文化精髓的东西就会被挤向边缘，最终失去生存空间，失去生命力。
　　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也呼吁，一定要把本真性的保护放在第一位，生产性的保护放在第二位，千万不要颠倒这个次序，如果不坚持保护第一位，被经济利益牵着鼻子走，过度的开发就会影响它的发展，对非遗的保护造成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只在形式上抓表层的文化建设。现在说打造品牌，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打造文化名片，说到底还是为谋求经济利益。应该从传承文脉、培育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来考虑非物喷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是最实际、最便于操作的，也是老百姓最感兴趣的。”
　　
　　非遗生产市场，亟待制度规范
　　
　　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生产性保护对于非遗保护成了一把双刃剑。祁庆富在接受采访时举例说，“徽州‘三雕’一方面它生存的挺好，另一方面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濒危性，我们想让徽州‘三雕’在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让其自身变得更强大。注意，我们保护的并不是徽州‘三雕’的产品，而是技艺，它的产品经过生产性保护，可能已经到了北京，这对于它自身传承技艺是有帮助的。”
　　而在这么多的非遗手工技艺名录里，并不是所有的手工技艺都需要生产性保护，像现在民众争议比较大的五粮液、汾酒、茅台，它们并不属于濒危名录，生产性保护并不是对这些生产性已经非常好的单位而提出的，而是指一些可以生产但不适于现代市场的濒危项目，比如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印刷，它们是需要通过生产性保护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祁庆富说：“现在有人说生产性保护有个度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度是模糊的，但是有一点是不模糊的，只要有利于非遗持有人、传承人他们的生命力和发展，这个保护就是合理的。”
　　生产性保护绝不应该等同于普通的经济项目，也不同于一股的文化项目。作为一项保护中华文化根基的大工程，非遗应该有为它量体裁衣的体制保护，政府、传承人与开发商等利益攸关方应为非遗担负特殊责任，以确保利用与保护能够良性互动。能否为非遗开发出一片特殊的土壤，还有赖于国家完善非遗立法体系，以及非遗知识产权的维护，以更科学的方式保护非遗，真正做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主任、非遗保护专家田青说，在西方一些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已经重新发现了手的价值，最精致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最有价值的玻璃都是当场吹出来的。尽管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现代文明，但是传统手工业也不能弃之如敝履，我们应当在时代背景下把传统技艺振作起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