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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来月，在回西安途中，他又去了一趟铜川，他的弟弟王天乐时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他把小说念了一遍给弟弟听。当他念完小说时，还流下了眼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也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的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也说，她在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听了也很激动，要他赶快把小说拿给他看看。
隔了几天，路遥便把小说的原稿拿给了李小巴。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上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名字，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个中篇里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了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她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去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了《收获》杂志。这样一来，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和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发行了。
《收获》在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了两年、写了21天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备行各业的读者心中。
全国各地的报刊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了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还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了文学的本身，摆脱了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以上摘自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也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想到会引起什么大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的内心酝酿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从1979年就想要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又觉得那些人物一直在冲击着他。1981年，他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要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路遥在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的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也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帮忙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已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找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的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也说，她在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听了也很激动，要他赶快把小说拿给他看看。
隔了几天，路遥便把小说的原稿拿给了李小巴。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上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名字，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个中篇里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了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她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去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了《收获》杂志。这样一来，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和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发行了。
《收获》在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了两年、写了21天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备行各业的读者心中。
全国各地的报刊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了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还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了文学的本身，摆脱了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以上摘自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也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想到会引起什么大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的内心酝酿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从1979年就想要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又觉得那些人物一直在冲击着他。1981年，他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要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路遥在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的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也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帮忙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已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找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