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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来月,在回西安途中,他又去了一趟铜川,他的弟弟王天乐时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他把小说念了一遍给弟弟听。当他念完小说时,还流下了眼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也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的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也说,她在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听了也很激动,要他赶快把小说拿给他看看。
隔了几天,路遥便把小说的原稿拿给了李小巴。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上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名字,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个中篇里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了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她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去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了《收获》杂志。这样一来,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和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发行了。
《收获》在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了两年、写了21天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备行各业的读者心中。
全国各地的报刊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了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还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了文学的本身,摆脱了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以上摘自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也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想到会引起什么大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的内心酝酿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从1979年就想要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又觉得那些人物一直在冲击着他。1981年,他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要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路遥在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的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也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帮忙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已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找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的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也说,她在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听了也很激动,要他赶快把小说拿给他看看。
隔了几天,路遥便把小说的原稿拿给了李小巴。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上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名字,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个中篇里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了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她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去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了《收获》杂志。这样一来,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和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发行了。
《收获》在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了两年、写了21天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备行各业的读者心中。
全国各地的报刊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了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还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了文学的本身,摆脱了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以上摘自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也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想到会引起什么大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的内心酝酿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从1979年就想要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又觉得那些人物一直在冲击着他。1981年,他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要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路遥在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的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也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帮忙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已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找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