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
1921年5月1日大清早，长辛店娘娘宫前热闹非凡。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各界国民学校、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各报社记者共1500多人聚到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8时30分，一阵丁零零的摇铃响过，工人陶善琮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推举产生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下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齐声唱起邓中夏等教员自编的《五一纪念歌》：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学生的歌声一停止，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大会宣布“恢复工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为工人做主。会场上又是一片热烈掌声，工人们个个喜笑颜开，这回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会了。5月5日，工会正式成立，命名为“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大会结束，庆祝游行开始了。工人们一边高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一边散发传单，洪亮的歌声不断在长辛店古老的街道上响起。
知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哪，冲破乌云满天红。
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好不欢喜。
在工会领导下，长辛店工人当年7月就举行为工人加薪、反对总管谈继先克扣工人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工会声威大震。
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
1921年5月4日，《晨报》开辟了“五四纪念号”，以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
其实早在1919年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第5天，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兆熊就在《晨报》“评坛”专栏，发表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的评论，称赞学生示威运动是铲除旧秩序、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5月18日，《申报》刊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报界函》一文，文中出现“五四运动”一词。5月26日，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5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该报“时评”专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文，提出“五四精神”一词，将其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10月，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他还在《新生活》撰文，将“五四”提高到与“双十节”同等高度，指出“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
到了五四运动两周年的这一天，北京女界联合会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纪念会，李大钊发表演讲，并在当日《晨报》刊发《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文：“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但不要“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希望今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正如李大钊所说的，我们纪念五四运动要“加上些新意义”，就是要弘扬和践行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贡献者。
五省旱灾大饥荒
1921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春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田内禾苗枯死，不见绿色;村镇人烟稀落，房屋颓败，一片凋敝景色;逃荒者四处奔走，无力维持最低限度之温饱，老弱病残者和儿童生计更无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到5月中旬为止，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被贩卖者达5057人。人价低廉，每一儿童最少只一元钱，最高价也不过50元而已。
前一年，也就是1920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5省发生“四十年来未有之旱灾”。北京地区全年降水量只有276.7毫米，不到历年平均值的一半。到了8月，雪上加霜，大旱又带来了蝗灾。“京南马驹桥灾情严重，平地堆积蝗虫竟至二寸有余”。从春到秋的干旱，致使庄稼基本绝收。
大灾之年，又爆发了军阀混战的直皖战争。1920年7月12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宣布向皖系军阀段祺瑞开战。高碑店、杨村一带成为战场，数百万京畿老百姓再遭战火蹂躏。据《申报》报道，京南火线内的人家，房屋化为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京城四周各乡镇，则被败兵掳掠，家中的牲畜都被抢劫一空;本已歉收的高粱玉米，也被践踏殆尽。这次战争也使得京城内“运路不通，粮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灾荒。
到了1921年，春旱繼续，饥荒加重，逃荒者众多。路旁被遗弃的婴儿，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还有不愿逃荒的小康之家，全家老少把仅剩的食物拿出来饱饱地吃上一顿，而后全部自尽。有的人铤而走险，当了土匪。
这场旱灾一直到1924年才有所缓解，华北5省317个县成为重灾区，灾民达2000余万至4000余万，死亡50余万人。
回望百年前的天灾人祸，我们不禁感慨，今天的幸福生活弥足珍贵。这幸福，源自国家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源自一代代中国人坚韧达观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从逆境中开出幸福的花儿来，我们每一代人都在为之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1921年5月1日大清早，长辛店娘娘宫前热闹非凡。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各界国民学校、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各报社记者共1500多人聚到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8时30分，一阵丁零零的摇铃响过，工人陶善琮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推举产生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下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齐声唱起邓中夏等教员自编的《五一纪念歌》：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学生的歌声一停止，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大会宣布“恢复工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为工人做主。会场上又是一片热烈掌声，工人们个个喜笑颜开，这回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会了。5月5日，工会正式成立，命名为“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大会结束，庆祝游行开始了。工人们一边高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一边散发传单，洪亮的歌声不断在长辛店古老的街道上响起。
知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哪，冲破乌云满天红。
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好不欢喜。
在工会领导下，长辛店工人当年7月就举行为工人加薪、反对总管谈继先克扣工人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工会声威大震。
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
1921年5月4日，《晨报》开辟了“五四纪念号”，以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
其实早在1919年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第5天，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兆熊就在《晨报》“评坛”专栏，发表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的评论，称赞学生示威运动是铲除旧秩序、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5月18日，《申报》刊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报界函》一文，文中出现“五四运动”一词。5月26日，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5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该报“时评”专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文，提出“五四精神”一词，将其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10月，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他还在《新生活》撰文，将“五四”提高到与“双十节”同等高度，指出“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
到了五四运动两周年的这一天，北京女界联合会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纪念会，李大钊发表演讲，并在当日《晨报》刊发《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文：“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但不要“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希望今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正如李大钊所说的，我们纪念五四运动要“加上些新意义”，就是要弘扬和践行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贡献者。
五省旱灾大饥荒
1921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春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田内禾苗枯死，不见绿色;村镇人烟稀落，房屋颓败，一片凋敝景色;逃荒者四处奔走，无力维持最低限度之温饱，老弱病残者和儿童生计更无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到5月中旬为止，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被贩卖者达5057人。人价低廉，每一儿童最少只一元钱，最高价也不过50元而已。
前一年，也就是1920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5省发生“四十年来未有之旱灾”。北京地区全年降水量只有276.7毫米，不到历年平均值的一半。到了8月，雪上加霜，大旱又带来了蝗灾。“京南马驹桥灾情严重，平地堆积蝗虫竟至二寸有余”。从春到秋的干旱，致使庄稼基本绝收。
大灾之年，又爆发了军阀混战的直皖战争。1920年7月12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宣布向皖系军阀段祺瑞开战。高碑店、杨村一带成为战场，数百万京畿老百姓再遭战火蹂躏。据《申报》报道，京南火线内的人家，房屋化为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京城四周各乡镇，则被败兵掳掠，家中的牲畜都被抢劫一空;本已歉收的高粱玉米，也被践踏殆尽。这次战争也使得京城内“运路不通，粮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灾荒。
到了1921年，春旱繼续，饥荒加重，逃荒者众多。路旁被遗弃的婴儿，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还有不愿逃荒的小康之家，全家老少把仅剩的食物拿出来饱饱地吃上一顿，而后全部自尽。有的人铤而走险，当了土匪。
这场旱灾一直到1924年才有所缓解，华北5省317个县成为重灾区，灾民达2000余万至4000余万，死亡50余万人。
回望百年前的天灾人祸，我们不禁感慨，今天的幸福生活弥足珍贵。这幸福，源自国家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源自一代代中国人坚韧达观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从逆境中开出幸福的花儿来，我们每一代人都在为之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