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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须有相应的社会公正作为保障
中国当代的经济是在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主动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混杂型经济，是一种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权力型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内在的客观规律将使它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一步，就使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增加一分，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也就更深入一层；经济的增长强烈地要求挣脱权力的桎梏，寻求社会公正的保障。
在中国，计划经济即当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占有和分配资源，权力在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市场经济则在客观上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则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财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因为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配置资源的人或团体，在转轨时期依然大权在握。在理论上这些人或团体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实际中这些人同现实中的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统一体，同样需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寻租现象”和各式各样的腐败行为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或团体，在改革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关系，公权私用，把这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转化为资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形成了权力资本。这种权力资本的形成实际上在中国也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中间过渡过程。权力之所以能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无所不包，在改革初期它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限制，甚至起到了推行市场经济的“助产士”的作用，有些时候权力代替武力起到了开拓市场的作用，甚至出现了一些譬如“权力也是生产力”、“关系也是生产力”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下意识地认为人可变成神，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全能的、强有力的“新权威”，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正是有赖于这样一个“新权威”的当权，他们忘记了当权力不受制约或难以被制约的时候，这些权力最终会被历史无情地剥夺，无论是“新权威”还是“老权威”同样都会成为历史的绊脚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权力在我国越来越难以被限制，权力资本越来越有急性膨胀的趋势，正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碍者，出现了“异化”。所以，客观上必须建立一种公正的机制来约束权力的滥用。经济增长在客观上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从而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客观要求在现实中的强有力的反映。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曾是我们追赶的目标，其利用政府权力对市场强有力地干预也一度成为我们仿效和借鉴的一个成功经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权力经济、 关系经济、 裙带经济现象，甚至盛行“民主无助于经济发展”、“权力强有力地干预指导市场，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起飞”的论调。那次金融危机无情地粉碎了这些人对权力经济的幻想，深刻昭示了当今社会经济的增长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正作为保障，健康、民主、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是经济有效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搞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并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
要处理好民权、政权和党权三者的关系
我们要处理好民权、政权和党权这三权之间的关系。民权即人民的权力与权利，主要体现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政权即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行使；党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民权、政权、党权之间也有一个分工或分开的问题。在党权与政权的关系上，在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运作中，党的作用如同是“软件”，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则像是“硬件”，硬件如何操作要听软件的，但软件也不能直接代替硬件的操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大局的把握上。党政分开首先要在权能上分开，在权的性质上要分开，即不能把作为领导权的政治权威与作为执政党的权利，同国家权力和政府的作用混为一谈。不能以党的权威去取代或等同于国家的权力；也不能以党代政，用党的工作去取代政府的工作与职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发生矛盾时，党的意志要服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要顺应并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就会失去民意。以党代政并不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反是在削弱和败坏党的领导与党的权威，它不仅不能增强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相反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人为地增加了矛盾因素，扩大了矛盾的范围，分散了党的领导精力，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邓小平同志早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就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以党治国”、 “以党代政”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与行为。在党的八大上他又一次提出了党只能做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群众做党的工具，要“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的思想，他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并真正维护法律尊严的、高效廉洁的、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使依法治国能贯彻落实到实处。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任重而道远
我们知道，社会公正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要有一套符合经济可持续增长客观要求的社会公正规则和维护这种规则的机制；二是要能公正地执行这些规则。也就是说要有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机制和公正地执法，在我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过程。
法治要依靠的应是一种能体现人民意志和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而不能依靠违背甚至反对人民意志与利益的、违背生产力的现实基础的法。法律从本质上说应当是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体现社会公正的，是反映客观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立法者只能表现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如果法不能真实地反映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客观规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就不能被依靠，更不能去运用。封建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健全的法律，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苏联，也有一整套的法律，但这些法并不适应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体现我们今天的社会公正和保障经济增长。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投机倒把”是一项罪名，是一种不公正，但在市场经济中，投机是一项正常的商业活动，公平竞争和保护合法的投机行为就是一种社会公正。如何使法律的制定符合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关键是要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判断标准，即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公正的法律，还需要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管理和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应保证不能出现“红头”（指红头文件）大过“黑头”（指法律）、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现象，或架空法律，歪曲法律，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的情况。
有了规则和机制，执行起来必须严格和公正，就是要公正执法、公正裁决，不能视法律为儿戏，搞权大于法或以权代法。几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国家几百年才能走过的历程，但在执法方面还有很大距离，人民还很不满意。这就要求执法者和广大的干部不断提高素质，增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意识;要求人们有一种法治的共识。不能搞上面喊口号、下面念歪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都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它将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破坏了应有的经济秩序，从而也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在有法必依、执法必公必严方面，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而且必须做好。否则就无社会公正可言，我们所有的立法与政治改革的努力也将会前功尽废！
作者单位：阳江市人民政府
编辑:卢小平
中国当代的经济是在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主动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混杂型经济，是一种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权力型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内在的客观规律将使它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一步，就使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增加一分，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也就更深入一层；经济的增长强烈地要求挣脱权力的桎梏，寻求社会公正的保障。
在中国，计划经济即当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占有和分配资源，权力在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市场经济则在客观上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则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财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因为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配置资源的人或团体，在转轨时期依然大权在握。在理论上这些人或团体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实际中这些人同现实中的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统一体，同样需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寻租现象”和各式各样的腐败行为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或团体，在改革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关系，公权私用，把这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转化为资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形成了权力资本。这种权力资本的形成实际上在中国也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中间过渡过程。权力之所以能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无所不包，在改革初期它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限制，甚至起到了推行市场经济的“助产士”的作用，有些时候权力代替武力起到了开拓市场的作用，甚至出现了一些譬如“权力也是生产力”、“关系也是生产力”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下意识地认为人可变成神，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全能的、强有力的“新权威”，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正是有赖于这样一个“新权威”的当权，他们忘记了当权力不受制约或难以被制约的时候，这些权力最终会被历史无情地剥夺，无论是“新权威”还是“老权威”同样都会成为历史的绊脚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权力在我国越来越难以被限制，权力资本越来越有急性膨胀的趋势，正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碍者，出现了“异化”。所以，客观上必须建立一种公正的机制来约束权力的滥用。经济增长在客观上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从而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客观要求在现实中的强有力的反映。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曾是我们追赶的目标，其利用政府权力对市场强有力地干预也一度成为我们仿效和借鉴的一个成功经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权力经济、 关系经济、 裙带经济现象，甚至盛行“民主无助于经济发展”、“权力强有力地干预指导市场，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起飞”的论调。那次金融危机无情地粉碎了这些人对权力经济的幻想，深刻昭示了当今社会经济的增长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正作为保障，健康、民主、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是经济有效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搞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并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
要处理好民权、政权和党权三者的关系
我们要处理好民权、政权和党权这三权之间的关系。民权即人民的权力与权利，主要体现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政权即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行使；党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民权、政权、党权之间也有一个分工或分开的问题。在党权与政权的关系上，在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运作中，党的作用如同是“软件”，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则像是“硬件”，硬件如何操作要听软件的，但软件也不能直接代替硬件的操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大局的把握上。党政分开首先要在权能上分开，在权的性质上要分开，即不能把作为领导权的政治权威与作为执政党的权利，同国家权力和政府的作用混为一谈。不能以党的权威去取代或等同于国家的权力；也不能以党代政，用党的工作去取代政府的工作与职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发生矛盾时，党的意志要服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要顺应并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就会失去民意。以党代政并不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反是在削弱和败坏党的领导与党的权威，它不仅不能增强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相反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人为地增加了矛盾因素，扩大了矛盾的范围，分散了党的领导精力，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邓小平同志早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就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以党治国”、 “以党代政”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与行为。在党的八大上他又一次提出了党只能做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群众做党的工具，要“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的思想，他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并真正维护法律尊严的、高效廉洁的、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使依法治国能贯彻落实到实处。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任重而道远
我们知道，社会公正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要有一套符合经济可持续增长客观要求的社会公正规则和维护这种规则的机制；二是要能公正地执行这些规则。也就是说要有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机制和公正地执法，在我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过程。
法治要依靠的应是一种能体现人民意志和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而不能依靠违背甚至反对人民意志与利益的、违背生产力的现实基础的法。法律从本质上说应当是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体现社会公正的，是反映客观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立法者只能表现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如果法不能真实地反映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客观规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就不能被依靠，更不能去运用。封建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健全的法律，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苏联，也有一整套的法律，但这些法并不适应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体现我们今天的社会公正和保障经济增长。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投机倒把”是一项罪名，是一种不公正，但在市场经济中，投机是一项正常的商业活动，公平竞争和保护合法的投机行为就是一种社会公正。如何使法律的制定符合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关键是要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判断标准，即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公正的法律，还需要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管理和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应保证不能出现“红头”（指红头文件）大过“黑头”（指法律）、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现象，或架空法律，歪曲法律，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的情况。
有了规则和机制，执行起来必须严格和公正，就是要公正执法、公正裁决，不能视法律为儿戏，搞权大于法或以权代法。几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国家几百年才能走过的历程，但在执法方面还有很大距离，人民还很不满意。这就要求执法者和广大的干部不断提高素质，增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意识;要求人们有一种法治的共识。不能搞上面喊口号、下面念歪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都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它将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破坏了应有的经济秩序，从而也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在有法必依、执法必公必严方面，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而且必须做好。否则就无社会公正可言，我们所有的立法与政治改革的努力也将会前功尽废！
作者单位：阳江市人民政府
编辑:卢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