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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翊，194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许杰教授和钱谷融教授。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过《新时期的上海小说》、《文学的发现》、《现实的魅力》、《面对躁动的都市》、《上海文化十五年》（合作）、《巴金与中外文化》（合作）等著作。
2003年11月25日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的百岁华诞。巴老一生的文学活动都与人民血肉相连，他通过文学创作揭示人民的痛苦，抨击和控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歌颂青年人的觉醒和反抗。他的总名为《随想录》的五本散文集，是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集子中的150篇散文是老作家对自己一生中、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后心路历程的总结，从而把全部的爱献给祖国和人民。在这些散文中，巴老不仅愤怒声讨“四人帮”和极“左”政治倒行逆施反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无情的自我剖析，清算中国人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封建意识和奴隶主义等等历史污垢，呼唤精神的解放。他不惜揭开心灵上最不堪忍受的伤疤，不怕清算灵魂深处对历史、对人民欠下的“债务”，因而他所揭示的正是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心理障碍。巴金沉痛地看到：“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良知被唤醒的伟大记录，是巴老作为一个作家对祖国对人民献上的一颗滴血的心！巴老并不把这种寻求看作纯粹个人的东西。当他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时，他感觉到的是自己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感觉到心中存着爱、火和希望。
确实，文学应该与人民血肉相连。文学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人生体验和探究的产物。它展现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提示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意向、情绪和追求，启迪读者沉浸于艺术感染之中的认识人生，思索人生的价值和真谛，从而显示自觉的参与意识，并且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往前、往深求索。今天，作家们更应积极投身于时代生活，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吸取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努力与时代同步。这是文学创作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基础。
文学应该在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思索中体现文学对人生的关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一定社会历史的内涵为基点观照人生，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重心问题进行艺术的生发。有的表现为对历史的深沉反思，把历史与人生的深沉反思融为一体，以深刻清醒的人生观念去观照历史中的遭际、灾难和不幸，表达对极“左”政治的倒行逆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弊端的抨击，表达历史和时代的情绪，有的提示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有的则体现人们在新的历史时代感受到的困扰。作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体味联系着人民的情感，因此人们能够在深切的艺术感染中引起思索与共鸣。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了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文学更应该关注现实，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矛盾和裂变，着力表现在重大冲突中涌现出来的时代英雄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优秀的反腐作品能如此强烈地激动亿万读者的心？正是由于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前群众最为痛心疾首的官场腐败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破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毒瘤，严重地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对这牵动着广大群众注意力的重要题材，能否怀着极大的义愤，顶住各种压力，积极、严肃地加以深刻揭示，是检验作家的时代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一块试金石。艺术选择了人民，人民才会选择艺术。假如置亿万人民的呼声于不顾，对于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回避、掩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是难以得到群众认可的。近年来，随着“戏说”影视的泛滥，我们已很少看到表现现实生活里的英雄的作品了。“文革”期间用所谓“三突出”手法炮制出来的那种“十全十美”、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英雄”形象，确实倒了人们的胃口，使人提起“英雄人物”就皱眉头。但“因噎废食”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不能说过去在舞台上出现过虚假的“英雄”，我们今天就应该拒绝英雄。事实上在我们向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时代，各个领域都在出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境界和英雄行为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问题是艺术家对此似乎不加注意。优秀反腐作品中的反腐斗士心灵里响彻着与他们生死相关的群众的强烈呼声，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铸就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和思维逻辑，故而他们在反腐斗争的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家庭破碎，坚决地选择党和人民。这正是在现实中出现的真实的英雄主义，也即是当今的时代精神，这种真实的英雄主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改革开放时代的民众有其特殊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文学要追踪其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和大力开放引进、力争向世界潮流看齐的宽阔胸襟。因为新时代的民众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被动与盲从，而主动审视和探索时代需求及新的价值理念，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抉择，也是时代列车的一个伟大转折，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和将会遇到不同意义和不同层次的裂变和冲突。在体制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过程中，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道德、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这里需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命的张扬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远见卓识。在一定意义上，都市可说是现代化的物质向度和感性说明语。文学不应以农村意识的狭隘偏见来观照和表现都市，而应直面现代都市的转型，以诗意的激情，审视和拥抱新的价值坐标，以及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都市现实生活，触及人民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张扬生命，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远见卓识。
同时，改革又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陋规的裂变过程，是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并使整个价值体系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扬弃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们要冲破和更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而负面力量却不仅有人们的传统观念作为舆论基础，更有旧的规章制度可以利用，所以改革者是在一种困难的境况下面对无情的冲突，他们需要具备无私无畏、足智多谋，敢于打破常规冲锋陷阵的全新的精神面貌。当作家深入地开掘人的精神世界，塑造改革者的形象时，他们就会涉及时代新人的精神建构问题。因此，在描写改革者时，我们不一定很多地、具体地描写其改革措施，却应多方位地展示其精神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的幸福莫过于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满足。因此，改革的成败是同大多数人能否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在关注精神建构的作家笔下，改革的意义不但在于发展生产和经济，还在于从人的自我实现的发展，启迪人们反思历史，思索人生道路，从而选择新的、合理的价值理念和人生追求，从而超越一般的改革者纯粹着眼于提高生产、提高效益的表现。
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要把观照的视线对准变动的、现实的人生，在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中寻求新时代人生的意蕴。作家要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关注当代人的足迹，在对现实人生的开掘中，呼唤精神的超越和人生的健全。这是文学与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又一要素。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死水一般的经济搞活了，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也被刺激而膨胀起来，这就使得人们的心灵遭到空前的困扰。这确实是一个选择的时代，人生处处是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寻求人生真谛，重建精神世界的严峻问题。因此，在这社会发生变革、新的价值坐标建立的过程中，作家不能忘记对人的精神格局投去关注的目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家的社会良知和人生关怀。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诗情守望。在急需发展经济的大气候下，许多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甚至违反理智和人性的行为都披上了“发展需求”的外衣，而对劳动者的残酷压榨，又被认为是为了历史前进而不可避免的付出的代价。但正如埃利希·弗洛姆所说：“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是一种表征个人摆脱外在的赏罚而独立存在的声音，它建立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我们有一种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有害于生活的直觉知识的事实之上。”（《作为一种心理学道德问题的不从》）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这种“直觉”知识，揭露现实中的病态，引起公众的关注，使社会生活趋向健全，正是文学的职责。
现在有的作家生活意识还不够强烈，其作品的内容过于琐屑，过于“私人化”，缺少洋溢着时代精神的题材和主题，因此能给广大读者以启迪的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太少。有些作品的构思和结构情节是精致的，但在总体上总感到缺少描写新颖鲜明的人物形象，气魄宏大、具有震撼力的作品。还有的作家沉湎于过去，充满着怀旧情绪，留恋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氛围，而对当下的深层次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塑，则缺少丰富的体验和深切的感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文学与时代同步，造成文学在升华民众精神风貌、揭示时代精神方面的缺血，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2003年11月25日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的百岁华诞。巴老一生的文学活动都与人民血肉相连，他通过文学创作揭示人民的痛苦，抨击和控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歌颂青年人的觉醒和反抗。他的总名为《随想录》的五本散文集，是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集子中的150篇散文是老作家对自己一生中、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后心路历程的总结，从而把全部的爱献给祖国和人民。在这些散文中，巴老不仅愤怒声讨“四人帮”和极“左”政治倒行逆施反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无情的自我剖析，清算中国人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封建意识和奴隶主义等等历史污垢，呼唤精神的解放。他不惜揭开心灵上最不堪忍受的伤疤，不怕清算灵魂深处对历史、对人民欠下的“债务”，因而他所揭示的正是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心理障碍。巴金沉痛地看到：“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良知被唤醒的伟大记录，是巴老作为一个作家对祖国对人民献上的一颗滴血的心！巴老并不把这种寻求看作纯粹个人的东西。当他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时，他感觉到的是自己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感觉到心中存着爱、火和希望。
确实，文学应该与人民血肉相连。文学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人生体验和探究的产物。它展现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提示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意向、情绪和追求，启迪读者沉浸于艺术感染之中的认识人生，思索人生的价值和真谛，从而显示自觉的参与意识，并且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往前、往深求索。今天，作家们更应积极投身于时代生活，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吸取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努力与时代同步。这是文学创作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基础。
文学应该在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思索中体现文学对人生的关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一定社会历史的内涵为基点观照人生，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重心问题进行艺术的生发。有的表现为对历史的深沉反思，把历史与人生的深沉反思融为一体，以深刻清醒的人生观念去观照历史中的遭际、灾难和不幸，表达对极“左”政治的倒行逆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弊端的抨击，表达历史和时代的情绪，有的提示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有的则体现人们在新的历史时代感受到的困扰。作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体味联系着人民的情感，因此人们能够在深切的艺术感染中引起思索与共鸣。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了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文学更应该关注现实，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矛盾和裂变，着力表现在重大冲突中涌现出来的时代英雄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优秀的反腐作品能如此强烈地激动亿万读者的心？正是由于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前群众最为痛心疾首的官场腐败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破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毒瘤，严重地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对这牵动着广大群众注意力的重要题材，能否怀着极大的义愤，顶住各种压力，积极、严肃地加以深刻揭示，是检验作家的时代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一块试金石。艺术选择了人民，人民才会选择艺术。假如置亿万人民的呼声于不顾，对于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回避、掩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是难以得到群众认可的。近年来，随着“戏说”影视的泛滥，我们已很少看到表现现实生活里的英雄的作品了。“文革”期间用所谓“三突出”手法炮制出来的那种“十全十美”、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英雄”形象，确实倒了人们的胃口，使人提起“英雄人物”就皱眉头。但“因噎废食”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不能说过去在舞台上出现过虚假的“英雄”，我们今天就应该拒绝英雄。事实上在我们向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时代，各个领域都在出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境界和英雄行为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问题是艺术家对此似乎不加注意。优秀反腐作品中的反腐斗士心灵里响彻着与他们生死相关的群众的强烈呼声，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铸就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和思维逻辑，故而他们在反腐斗争的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家庭破碎，坚决地选择党和人民。这正是在现实中出现的真实的英雄主义，也即是当今的时代精神，这种真实的英雄主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改革开放时代的民众有其特殊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文学要追踪其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和大力开放引进、力争向世界潮流看齐的宽阔胸襟。因为新时代的民众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被动与盲从，而主动审视和探索时代需求及新的价值理念，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抉择，也是时代列车的一个伟大转折，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和将会遇到不同意义和不同层次的裂变和冲突。在体制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过程中，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道德、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这里需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命的张扬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远见卓识。在一定意义上，都市可说是现代化的物质向度和感性说明语。文学不应以农村意识的狭隘偏见来观照和表现都市，而应直面现代都市的转型，以诗意的激情，审视和拥抱新的价值坐标，以及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都市现实生活，触及人民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张扬生命，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远见卓识。
同时，改革又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陋规的裂变过程，是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并使整个价值体系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扬弃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们要冲破和更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而负面力量却不仅有人们的传统观念作为舆论基础，更有旧的规章制度可以利用，所以改革者是在一种困难的境况下面对无情的冲突，他们需要具备无私无畏、足智多谋，敢于打破常规冲锋陷阵的全新的精神面貌。当作家深入地开掘人的精神世界，塑造改革者的形象时，他们就会涉及时代新人的精神建构问题。因此，在描写改革者时，我们不一定很多地、具体地描写其改革措施，却应多方位地展示其精神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的幸福莫过于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满足。因此，改革的成败是同大多数人能否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在关注精神建构的作家笔下，改革的意义不但在于发展生产和经济，还在于从人的自我实现的发展，启迪人们反思历史，思索人生道路，从而选择新的、合理的价值理念和人生追求，从而超越一般的改革者纯粹着眼于提高生产、提高效益的表现。
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要把观照的视线对准变动的、现实的人生，在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中寻求新时代人生的意蕴。作家要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关注当代人的足迹，在对现实人生的开掘中，呼唤精神的超越和人生的健全。这是文学与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又一要素。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死水一般的经济搞活了，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也被刺激而膨胀起来，这就使得人们的心灵遭到空前的困扰。这确实是一个选择的时代，人生处处是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寻求人生真谛，重建精神世界的严峻问题。因此，在这社会发生变革、新的价值坐标建立的过程中，作家不能忘记对人的精神格局投去关注的目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家的社会良知和人生关怀。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诗情守望。在急需发展经济的大气候下，许多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甚至违反理智和人性的行为都披上了“发展需求”的外衣，而对劳动者的残酷压榨，又被认为是为了历史前进而不可避免的付出的代价。但正如埃利希·弗洛姆所说：“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是一种表征个人摆脱外在的赏罚而独立存在的声音，它建立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我们有一种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有害于生活的直觉知识的事实之上。”（《作为一种心理学道德问题的不从》）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这种“直觉”知识，揭露现实中的病态，引起公众的关注，使社会生活趋向健全，正是文学的职责。
现在有的作家生活意识还不够强烈，其作品的内容过于琐屑，过于“私人化”，缺少洋溢着时代精神的题材和主题，因此能给广大读者以启迪的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太少。有些作品的构思和结构情节是精致的，但在总体上总感到缺少描写新颖鲜明的人物形象，气魄宏大、具有震撼力的作品。还有的作家沉湎于过去，充满着怀旧情绪，留恋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氛围，而对当下的深层次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塑，则缺少丰富的体验和深切的感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文学与时代同步，造成文学在升华民众精神风貌、揭示时代精神方面的缺血，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