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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反袁（世凯）、反帝制复辟、维护共和制度为目的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光辉篇章。护国运动中，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关键词；云南首义 贵州响应 刘显世 戴戡 王文华 护国黔军
2015年12月25日是护国运动（云南首义）爆发一百周年，2016年1月27日是贵州响应云南首义一百周年。贵州各族群众在护国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是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云南宣布独立为标志，为时不过一个月，贵州宣布独立，接着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宣布脱离袁世凯统治，以“讨袁”、“反袁”为旗帜的武装起义遍布上海、江苏、山东、福建、东三省及边疆地区，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通电讨袁。在举国一致的反袁声浪中，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本人也在一片声讨中死去。
回顾护国运动全过程，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大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一、云南首义电文中为什么出现贵州军政领导人名字
现保存下来的首义电文；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1915年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称帝罪行通电》、1915年12月30日《唐继尧蔡锷等请共兴义举推倒袁氏电》、1915年12月31日《唐继尧蔡锷等再次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罪行通电》等电文中，署名于上的除蔡锷、唐继尧、任可澄等云南军政大员外，赫然在目的还有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前贵州巡按使戴戡的名字。这一现象为什么产生，很值得推敲。
根据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之役回顾谈》的回忆，护国之役有一个准备过程。梁称，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还有他的弟子蔡锷曾天真地“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这证明不过是“痴心妄想”。袁一面对外出卖祖国利权一一签订《二十一条》，一面对内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步步由独裁专制，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梁曾多次劝阻无效，梁、蔡不得不考虑应对之策。1914年底至1915年初，他们便在京多次密议，后来密议地点改在了天津。梁清楚记得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1915年8月16日）蔡锷又次来到天津，一起在汤觉顿处商量了一夜。那段时间，蔡锷“总是每礼拜跑一趟天津”，表面上打牌吃花酒，实际是商量如何起事讨袁。10月一天蔡锷带着戴戡到梁启超家，梁称“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会议决定了云南何时独立，贵州如何响应，两省如何发兵，加上广西，三省如何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京之成算也”。虽在京有“成算”，但定议却在天津，梁说护国运动是“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在天津的密议，戴戡称之为“天津会议”。先后参加北京、天津密议的除梁启超、蔡锷、戴戡外，还应有王伯群、汤觉顿、陈国祥、蹇念益、徐佛苏等人。其中，戴、王、陈、蹇都是贵州人。可见护国运动的策划，贵州籍人士与闻的不少。据梁自称，云南首义的电文（包括首义前的漾电），均出自梁之手，是由蔡锷带到云南，征求了唐继尧等人意见，作了修改后发出的。这应是云南首义文电有贵州军政领导人署名的历史渊源。
云南首义，无论是云南方面还是外界舆论最初都称“滇黔起义”。云南组成护国军发布的《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与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之规约》中说；“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本军义不从贼，决议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规约”共四条，规定了“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军队配备、粮饷筹集，都由“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军事行动虽由总司令主之，但要随时知照滇黔都督”，有关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黔都督领衔行之”。这份文件可证明，云南首义之初，云、贵两省是并列的，不分轩轾。后来广西独立文电，将云南首义称“滇、黔起义”或“联合滇、黔”，北洋方面文电也痛骂“滇、黔两寇”。直至护国运动结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时，也将12月25日称为“云南首义纪念日”或“滇、黔起义纪念日”，明令全国纪念。
二、贵州终于举起护国讨袁义旗
云南首义文电中，有刘显世、戴戡的署名，戴戡参与署名原因见前述，他本身是护国运动策划者之一，而且是随蔡锷一起赴昆明的，蔡锷、唐继尧在首义前夕的准备工作，他是参与者。至于刘显世则不同，京、津密议他不知情，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一节他也不知道。将他拉入署名，可能是梁启超、蔡锷、戴戡、唐继尧的共同主意。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端；（一）刘显世在辛亥革命后当上贵州督军（后改护军使）是蔡锷、唐继尧向袁世凯推荐的。（二）护军使的班底是戴戡当贵州巡按使时组建的。戴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贵州支部筹建人，贵州此时进步党拥有绝大势力，县以上分部有二十四个，党员达四千六百九十三人，多为省厅及道、县各级负责人。可见刘显世上下左右都为进步党控制。（三）刘显世手下的武装仅六个团，以第一团武器最精良，团长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思想进步，早与其兄王伯群通信息，又派人赴滇找唐继尧联络表示“愿以所部属滇一同行动”，其他两个团长吴传声、熊其勋也表示与王一起进退，刘不得不有所忌惮。（四）刘显世对袁世凯有不满之处。袁当大总统后将各省督军改称将军，偏偏刘只得个护军使衔；袁大搞洪宪帝制时，大封全国官员，刘只得一等子爵位，比起其他各省将军，不是公侯便是伯，差了一大截。由于上述原因，梁、蔡、唐、戴都有把握，将刘显世拉来署名必无问题。
有把握的事，不一定是顺利的。当云南首义文电公布，刘显世第一反应便是不承认，他急电北京及全国；“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省冒列，显世概不负责”。《贵州公报》刊载云南首义文电，一律删去了刘的名字。为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又是“电滇力阻”又是派人“赴滇力阻”。王文华亲自劝刘显世认清大局，响应云南首义，刘却说袁世凯已据有一国之地，云南一省讨袁，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宜从井救人，同趋灭顶”。刘不愿追随云南，是从力量对比上着眼的，为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据说他还向袁世凯告密；“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合万死。”但刘是否完全顺从了袁世凯呢？也未必。他有一个估计；如果云南护国军进军路线选择了途经贵州，那么袁世凯的驻湘北军必然西进贵州，他独霸贵州的美梦就会落空。因此云南独立后，他一再命令省议会、国民代表向云南、北京派代表、上书，劝双方不要入黔。当他得知护国军第一军将直接由昭通入川后，他欣喜如狂，立刻向北京密报护国军动向，以求北军不入贵州。刘显世首鼠两端的态度早为袁世凯洞悉，他一面电汇三十万元给刘显世，又授予刘显世堂兄刘显潜出任贵州巡按使（原巡按使龙建章见形势不利已潜逃）；另一面加紧调动北洋直系及河南、奉天部队开赴湘西，这便是“一面戒备，一面羁縻”的手段。袁的算盘也打得很精，只等“大兵一到，必不致再联结”（指滇、黔联络）。 云南独立后也察知“黔省态度不明”，为促使刘显世转向云南，必须使用武力，“滇军不入黔。黔必不能独立”。在蔡锷率主力入川同时，派出了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入黔，戴戡随行。行至中途，先遣队发电贵阳，称戴已任滇军总司令，正率部入黔。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贵州反袁力量，时《贵州公报》发表文章称“卫黔即以卫滇”，“滇黔唇齿……滇在则黔自在”，有人还催促“黔父老宜早从定违”，称“滇已开其先路，黔即踵其后尘”。1916年1月17、18两日，贵阳绅、学、商、农、工各界代表二千余人连续开大会，会后推代表面见刘显世，要刘“急起直追”，“俯从民意，早建旌麾”。在滇军已进入贵州，广大群众已纷纷要求反袁的压力下，某些追随袁世凯势力的人如刘显潜也改变了态度（刘显潜原准备伏击护国军先遣队，始终未下手）。1月26日先遣队进入贵阳，当日下午戴戡在贵州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除历陈护国运动的准备、云南首义情况外，再三表示他本人“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一切行止“需受本省护军使之指挥”，向刘显世交底。刘显世也完全放下心来，自己仍是贵州实际统治者。次日（1月27日）刘显世才宣布贵州独立，在《独立通令》中，刘显世强调他是“俯顺舆情，宣布独立”的，《安民告示》也称，“滇黔休戚相关”，“本省急图自保，各界开会公决”，“本督义不容辞……为此宣布独立”。既然他是顺乎舆情、为求“自保”而独立的，自然也可以“顺乎舆情”而取消独立，刘显世就不在责任追究范围之内。刘显世的首鼠两端手段可见一斑。
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是被迫的，无论是护国军方面还是北洋政府方面都是清楚的。时任护国军先遣队队长的徐进就说；“贵州的独立，半属自动，半属被动，半由唐、刘二公之私情作用，半由王文华之内部主张。而本纵队之直通于外，似乎速成独立，亦不无毫末之微力。”说出了当时实情。北洋政府国务卿陆徵祥、外交部长曹汝霖给唐绍仪的一封函件也说；“黔省本无反抗中央之意，惟恐滇军压境，兵力不敌。故勉强相从”。尽管刘显世本人参加护国行列是勉强的，但既已赞成独立，就不得不站在讨袁的行列，也就客观上为护国运动向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刘显世的态度更不代表贵州广大民众的态度，他们是积极的、主动的。后来护国战场上川、湘两线黔军将士的英勇杀敌及广大贵州民众支持护国军的实际行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护国黔军鏖战川南、湘西的贡献不可低估
云南首义后，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组成三支护国军；蔡锷率第一军由云南进军四川，准备攻占叙府（宜宾）、泸州后，东下北军总司令所在地重庆；李烈钧率第二军由滇南进攻两广；唐继尧率第三军留守昆明并准备由贵州开赴湖南。其中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是主力，下率三个梯团（旅），各梯团下辖二个支队（团），朱德即在第二梯团下任第六支队（团）长。第一军于1916年元旦在昆明誓师出发，经艰难跋涉，1月15日，先头部队（第一梯团）抵达川边，在击破北军组织的金沙江防线，奇袭安边后，于1月21日攻下叙府（宜宾），并组织叙府保卫战。同时，蔡锷亲率的二、三梯团组织了泸州、纳溪战役，争取了川军刘存厚师起义。整个川南战斗中北军集中的多是精锐部队，且兵力超过护国军十倍（北军阵营约四万五千人），护国军不足四千且弹药、粮饷极为困难，这从蔡锷发给唐继尧的多封电报都可以证明。在艰苦奋战之下的蔡锷亟希望贵州方面速派兵入川。
贵州独立后，蔡锷将滇、黔两省护国军合称“护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戴戡为联军右翼军司令。右翼军的北路主要由黔军两个团组成，合为一个梯团。滇军先遣队一部分及华封歌支队后来也归属了右翼军。右翼军北路1916年2月2日由贵阳出发，11日进至川黔边，其目标是攻占綦江，截断北军沿长江支援叙、泸的交通线，配合蔡锷主力，会攻重庆。綦江地近北军指挥中心重庆，北军总司令曹锟早就在綦江一线布置了嫡系两个旅和川军一个师的兵力（约三万人）进行顽抗。北路护国黔军在川黔边尽管打了不少硬仗，但终因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北路右翼黔军只二千余人），从1916年2月至3月，右翼军北路仍未突破綦江一线。不过这支部队对敌人起到的牵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綦江一线战场的开辟，使北军不得不分兵来对付右翼军，减轻了叙泸前线蔡锷护国第一军的压力。
右翼军还统率了另一支护国黔军，又称东路黔军，这支部队的战绩比起戴戡的北路黔军，要辉煌得多。东路黔军由黔军王文华任司令，下辖黔军一、二、三团，约三千人。1916年1月东路黔军进入湖南，时袁世凯、曹锟已派马继增为首的第一路约三万人（外称十万人）进入湘西。北军自认贵州兵单饷绌，武器陈旧，黔军决不敢轻动。王文华抓住骄兵的心理，在除夕夜发动进攻，一举攻下晃县，接着又攻下黔阳、洪江，2月5日攻下湘西重镇沅州，二团团长吴传声不幸牺牲。东路军捷报频传，二月中下旬，又下麻阳、靖县、通道、绥宁。在护国东路军压力下，北军司令马继增暴死，袁世凯极为震惊，忙派周文炳继任第一路司令，又调原打算入川的北军及湖南岳阳的驻军加入湘西之战行列。总之，东路护国黔军在二个月中，连胜十余仗，“湘西一带遂入义军范围，计前后攻战，敌军死伤几及万人，夺获饷械及军用品无算”。东路黔军的胜利也影响了湖南反袁力量，以程潜为首组织了湖南护国军，在靖县组成司令部，在他们积极活动下，湘西除少数县外，有二十余个县宣布脱离袁世凯统治。
护国黔军在四川、湖南两线英勇鏖战，离不开贵州各族群众的支持。早在组建护国黔军时，贵州各界就行动起来，小到十四岁的少年，老至七十岁的老汉，都捋拳擦掌表示愿意参加护国军行列。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如黔西彝族土司安瑞卿自愿将自备的枪支捐给护国军，黄平县苗胞自发组织青壮年千人，日夜操练，誓为护国军后盾。地处川黔边界的各族群众，自动建立义勇队，配合北路黔军袭击北洋军。湘黔边的游击队更协助东路黔军攻下武冈、通道诸城。
贵州向为贫瘠地区，为有效支援护国黔军，由贵阳各界倡议建立“贵州征兵抚恤会”，既抚恤死者家属，又抚恤伤员。贵阳发起后，全省各县都成立了分会，按各户情况，多者捐五角，少者捐五仙。情况极为热烈，贫民、贫妇、挑水夫、小孩都热烈捐金，有的为多捐还节省一餐饭，出现了许多感人场景。各地捐金由银行统一汇兑，购买子弹、枪械、食品、医药送到前线。各界还组织慰问团，赶赴川黔边和湘西前线劳军。此情此景，使东路黔军司令王文华很感动，他说“各界人士一致热心，多方鼓励，以为后盾”，才能使“官兵效死”，取得胜利。贵州各族群众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当时报纸都称与辛亥反正时无异，而显得更为成熟。《贵州公报》有一篇名为《贵州与民国》社论说；“民国而有贵州，民国之幸，亦吾民族之幸也”。这说明了贵州民众由亲身参加护国运动，深刻感受到贵州与全国的关系，与全民族的关系。贵州离不开全国，全国也不能没有贵州。贵州民众对贵州于全国、全民族地位的认知度提高，正是由辛亥到护国一步步走过来的。
贵州参加护国讨袁行列，对整个护国战事是作出巨大贡献的。蔡锷在1916年2月23日就说；“黔军此次分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他认为“滇、黔作战之军联战一气，对外是以壮声势而树军威，对内是以资联贯而便统筹，为益甚巨”。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直到后来，国民政府陆军部在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时，提及护国之役时，还说贵州响应云南独立，袁世凯“以失贵州故，致使步步作战，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之袁军大受牵制”，以蔡锷为代表的“讨袁军的胜利，其获助于贵州省尤多”。因此贵州独立，对整个护国运动言，是“一举足而形势顿殊”。事实的确如此，如没有贵州及时响应，云、贵就不能联成一片，在抵御袁世凯军事行动时就不能如此有力，而云贵护国军在川、湘还有第二军在广西的战事，直接推动了广西独立及其他省独立，最终将袁世凯及其帝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关键词；云南首义 贵州响应 刘显世 戴戡 王文华 护国黔军
2015年12月25日是护国运动（云南首义）爆发一百周年，2016年1月27日是贵州响应云南首义一百周年。贵州各族群众在护国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是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云南宣布独立为标志，为时不过一个月，贵州宣布独立，接着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宣布脱离袁世凯统治，以“讨袁”、“反袁”为旗帜的武装起义遍布上海、江苏、山东、福建、东三省及边疆地区，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通电讨袁。在举国一致的反袁声浪中，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本人也在一片声讨中死去。
回顾护国运动全过程，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大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一、云南首义电文中为什么出现贵州军政领导人名字
现保存下来的首义电文；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1915年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称帝罪行通电》、1915年12月30日《唐继尧蔡锷等请共兴义举推倒袁氏电》、1915年12月31日《唐继尧蔡锷等再次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罪行通电》等电文中，署名于上的除蔡锷、唐继尧、任可澄等云南军政大员外，赫然在目的还有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前贵州巡按使戴戡的名字。这一现象为什么产生，很值得推敲。
根据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之役回顾谈》的回忆，护国之役有一个准备过程。梁称，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还有他的弟子蔡锷曾天真地“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这证明不过是“痴心妄想”。袁一面对外出卖祖国利权一一签订《二十一条》，一面对内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步步由独裁专制，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梁曾多次劝阻无效，梁、蔡不得不考虑应对之策。1914年底至1915年初，他们便在京多次密议，后来密议地点改在了天津。梁清楚记得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1915年8月16日）蔡锷又次来到天津，一起在汤觉顿处商量了一夜。那段时间，蔡锷“总是每礼拜跑一趟天津”，表面上打牌吃花酒，实际是商量如何起事讨袁。10月一天蔡锷带着戴戡到梁启超家，梁称“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会议决定了云南何时独立，贵州如何响应，两省如何发兵，加上广西，三省如何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京之成算也”。虽在京有“成算”，但定议却在天津，梁说护国运动是“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在天津的密议，戴戡称之为“天津会议”。先后参加北京、天津密议的除梁启超、蔡锷、戴戡外，还应有王伯群、汤觉顿、陈国祥、蹇念益、徐佛苏等人。其中，戴、王、陈、蹇都是贵州人。可见护国运动的策划，贵州籍人士与闻的不少。据梁自称，云南首义的电文（包括首义前的漾电），均出自梁之手，是由蔡锷带到云南，征求了唐继尧等人意见，作了修改后发出的。这应是云南首义文电有贵州军政领导人署名的历史渊源。
云南首义，无论是云南方面还是外界舆论最初都称“滇黔起义”。云南组成护国军发布的《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与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之规约》中说；“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本军义不从贼，决议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规约”共四条，规定了“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军队配备、粮饷筹集，都由“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军事行动虽由总司令主之，但要随时知照滇黔都督”，有关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黔都督领衔行之”。这份文件可证明，云南首义之初，云、贵两省是并列的，不分轩轾。后来广西独立文电，将云南首义称“滇、黔起义”或“联合滇、黔”，北洋方面文电也痛骂“滇、黔两寇”。直至护国运动结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时，也将12月25日称为“云南首义纪念日”或“滇、黔起义纪念日”，明令全国纪念。
二、贵州终于举起护国讨袁义旗
云南首义文电中，有刘显世、戴戡的署名，戴戡参与署名原因见前述，他本身是护国运动策划者之一，而且是随蔡锷一起赴昆明的，蔡锷、唐继尧在首义前夕的准备工作，他是参与者。至于刘显世则不同，京、津密议他不知情，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一节他也不知道。将他拉入署名，可能是梁启超、蔡锷、戴戡、唐继尧的共同主意。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端；（一）刘显世在辛亥革命后当上贵州督军（后改护军使）是蔡锷、唐继尧向袁世凯推荐的。（二）护军使的班底是戴戡当贵州巡按使时组建的。戴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贵州支部筹建人，贵州此时进步党拥有绝大势力，县以上分部有二十四个，党员达四千六百九十三人，多为省厅及道、县各级负责人。可见刘显世上下左右都为进步党控制。（三）刘显世手下的武装仅六个团，以第一团武器最精良，团长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思想进步，早与其兄王伯群通信息，又派人赴滇找唐继尧联络表示“愿以所部属滇一同行动”，其他两个团长吴传声、熊其勋也表示与王一起进退，刘不得不有所忌惮。（四）刘显世对袁世凯有不满之处。袁当大总统后将各省督军改称将军，偏偏刘只得个护军使衔；袁大搞洪宪帝制时，大封全国官员，刘只得一等子爵位，比起其他各省将军，不是公侯便是伯，差了一大截。由于上述原因，梁、蔡、唐、戴都有把握，将刘显世拉来署名必无问题。
有把握的事，不一定是顺利的。当云南首义文电公布，刘显世第一反应便是不承认，他急电北京及全国；“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省冒列，显世概不负责”。《贵州公报》刊载云南首义文电，一律删去了刘的名字。为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又是“电滇力阻”又是派人“赴滇力阻”。王文华亲自劝刘显世认清大局，响应云南首义，刘却说袁世凯已据有一国之地，云南一省讨袁，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宜从井救人，同趋灭顶”。刘不愿追随云南，是从力量对比上着眼的，为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据说他还向袁世凯告密；“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合万死。”但刘是否完全顺从了袁世凯呢？也未必。他有一个估计；如果云南护国军进军路线选择了途经贵州，那么袁世凯的驻湘北军必然西进贵州，他独霸贵州的美梦就会落空。因此云南独立后，他一再命令省议会、国民代表向云南、北京派代表、上书，劝双方不要入黔。当他得知护国军第一军将直接由昭通入川后，他欣喜如狂，立刻向北京密报护国军动向，以求北军不入贵州。刘显世首鼠两端的态度早为袁世凯洞悉，他一面电汇三十万元给刘显世，又授予刘显世堂兄刘显潜出任贵州巡按使（原巡按使龙建章见形势不利已潜逃）；另一面加紧调动北洋直系及河南、奉天部队开赴湘西，这便是“一面戒备，一面羁縻”的手段。袁的算盘也打得很精，只等“大兵一到，必不致再联结”（指滇、黔联络）。 云南独立后也察知“黔省态度不明”，为促使刘显世转向云南，必须使用武力，“滇军不入黔。黔必不能独立”。在蔡锷率主力入川同时，派出了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入黔，戴戡随行。行至中途，先遣队发电贵阳，称戴已任滇军总司令，正率部入黔。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贵州反袁力量，时《贵州公报》发表文章称“卫黔即以卫滇”，“滇黔唇齿……滇在则黔自在”，有人还催促“黔父老宜早从定违”，称“滇已开其先路，黔即踵其后尘”。1916年1月17、18两日，贵阳绅、学、商、农、工各界代表二千余人连续开大会，会后推代表面见刘显世，要刘“急起直追”，“俯从民意，早建旌麾”。在滇军已进入贵州，广大群众已纷纷要求反袁的压力下，某些追随袁世凯势力的人如刘显潜也改变了态度（刘显潜原准备伏击护国军先遣队，始终未下手）。1月26日先遣队进入贵阳，当日下午戴戡在贵州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除历陈护国运动的准备、云南首义情况外，再三表示他本人“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一切行止“需受本省护军使之指挥”，向刘显世交底。刘显世也完全放下心来，自己仍是贵州实际统治者。次日（1月27日）刘显世才宣布贵州独立，在《独立通令》中，刘显世强调他是“俯顺舆情，宣布独立”的，《安民告示》也称，“滇黔休戚相关”，“本省急图自保，各界开会公决”，“本督义不容辞……为此宣布独立”。既然他是顺乎舆情、为求“自保”而独立的，自然也可以“顺乎舆情”而取消独立，刘显世就不在责任追究范围之内。刘显世的首鼠两端手段可见一斑。
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是被迫的，无论是护国军方面还是北洋政府方面都是清楚的。时任护国军先遣队队长的徐进就说；“贵州的独立，半属自动，半属被动，半由唐、刘二公之私情作用，半由王文华之内部主张。而本纵队之直通于外，似乎速成独立，亦不无毫末之微力。”说出了当时实情。北洋政府国务卿陆徵祥、外交部长曹汝霖给唐绍仪的一封函件也说；“黔省本无反抗中央之意，惟恐滇军压境，兵力不敌。故勉强相从”。尽管刘显世本人参加护国行列是勉强的，但既已赞成独立，就不得不站在讨袁的行列，也就客观上为护国运动向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刘显世的态度更不代表贵州广大民众的态度，他们是积极的、主动的。后来护国战场上川、湘两线黔军将士的英勇杀敌及广大贵州民众支持护国军的实际行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护国黔军鏖战川南、湘西的贡献不可低估
云南首义后，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组成三支护国军；蔡锷率第一军由云南进军四川，准备攻占叙府（宜宾）、泸州后，东下北军总司令所在地重庆；李烈钧率第二军由滇南进攻两广；唐继尧率第三军留守昆明并准备由贵州开赴湖南。其中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是主力，下率三个梯团（旅），各梯团下辖二个支队（团），朱德即在第二梯团下任第六支队（团）长。第一军于1916年元旦在昆明誓师出发，经艰难跋涉，1月15日，先头部队（第一梯团）抵达川边，在击破北军组织的金沙江防线，奇袭安边后，于1月21日攻下叙府（宜宾），并组织叙府保卫战。同时，蔡锷亲率的二、三梯团组织了泸州、纳溪战役，争取了川军刘存厚师起义。整个川南战斗中北军集中的多是精锐部队，且兵力超过护国军十倍（北军阵营约四万五千人），护国军不足四千且弹药、粮饷极为困难，这从蔡锷发给唐继尧的多封电报都可以证明。在艰苦奋战之下的蔡锷亟希望贵州方面速派兵入川。
贵州独立后，蔡锷将滇、黔两省护国军合称“护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任命戴戡为联军右翼军司令。右翼军的北路主要由黔军两个团组成，合为一个梯团。滇军先遣队一部分及华封歌支队后来也归属了右翼军。右翼军北路1916年2月2日由贵阳出发，11日进至川黔边，其目标是攻占綦江，截断北军沿长江支援叙、泸的交通线，配合蔡锷主力，会攻重庆。綦江地近北军指挥中心重庆，北军总司令曹锟早就在綦江一线布置了嫡系两个旅和川军一个师的兵力（约三万人）进行顽抗。北路护国黔军在川黔边尽管打了不少硬仗，但终因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北路右翼黔军只二千余人），从1916年2月至3月，右翼军北路仍未突破綦江一线。不过这支部队对敌人起到的牵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綦江一线战场的开辟，使北军不得不分兵来对付右翼军，减轻了叙泸前线蔡锷护国第一军的压力。
右翼军还统率了另一支护国黔军，又称东路黔军，这支部队的战绩比起戴戡的北路黔军，要辉煌得多。东路黔军由黔军王文华任司令，下辖黔军一、二、三团，约三千人。1916年1月东路黔军进入湖南，时袁世凯、曹锟已派马继增为首的第一路约三万人（外称十万人）进入湘西。北军自认贵州兵单饷绌，武器陈旧，黔军决不敢轻动。王文华抓住骄兵的心理，在除夕夜发动进攻，一举攻下晃县，接着又攻下黔阳、洪江，2月5日攻下湘西重镇沅州，二团团长吴传声不幸牺牲。东路军捷报频传，二月中下旬，又下麻阳、靖县、通道、绥宁。在护国东路军压力下，北军司令马继增暴死，袁世凯极为震惊，忙派周文炳继任第一路司令，又调原打算入川的北军及湖南岳阳的驻军加入湘西之战行列。总之，东路护国黔军在二个月中，连胜十余仗，“湘西一带遂入义军范围，计前后攻战，敌军死伤几及万人，夺获饷械及军用品无算”。东路黔军的胜利也影响了湖南反袁力量，以程潜为首组织了湖南护国军，在靖县组成司令部，在他们积极活动下，湘西除少数县外，有二十余个县宣布脱离袁世凯统治。
护国黔军在四川、湖南两线英勇鏖战，离不开贵州各族群众的支持。早在组建护国黔军时，贵州各界就行动起来，小到十四岁的少年，老至七十岁的老汉，都捋拳擦掌表示愿意参加护国军行列。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如黔西彝族土司安瑞卿自愿将自备的枪支捐给护国军，黄平县苗胞自发组织青壮年千人，日夜操练，誓为护国军后盾。地处川黔边界的各族群众，自动建立义勇队，配合北路黔军袭击北洋军。湘黔边的游击队更协助东路黔军攻下武冈、通道诸城。
贵州向为贫瘠地区，为有效支援护国黔军，由贵阳各界倡议建立“贵州征兵抚恤会”，既抚恤死者家属，又抚恤伤员。贵阳发起后，全省各县都成立了分会，按各户情况，多者捐五角，少者捐五仙。情况极为热烈，贫民、贫妇、挑水夫、小孩都热烈捐金，有的为多捐还节省一餐饭，出现了许多感人场景。各地捐金由银行统一汇兑，购买子弹、枪械、食品、医药送到前线。各界还组织慰问团，赶赴川黔边和湘西前线劳军。此情此景，使东路黔军司令王文华很感动，他说“各界人士一致热心，多方鼓励，以为后盾”，才能使“官兵效死”，取得胜利。贵州各族群众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当时报纸都称与辛亥反正时无异，而显得更为成熟。《贵州公报》有一篇名为《贵州与民国》社论说；“民国而有贵州，民国之幸，亦吾民族之幸也”。这说明了贵州民众由亲身参加护国运动，深刻感受到贵州与全国的关系，与全民族的关系。贵州离不开全国，全国也不能没有贵州。贵州民众对贵州于全国、全民族地位的认知度提高，正是由辛亥到护国一步步走过来的。
贵州参加护国讨袁行列，对整个护国战事是作出巨大贡献的。蔡锷在1916年2月23日就说；“黔军此次分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他认为“滇、黔作战之军联战一气，对外是以壮声势而树军威，对内是以资联贯而便统筹，为益甚巨”。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直到后来，国民政府陆军部在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时，提及护国之役时，还说贵州响应云南独立，袁世凯“以失贵州故，致使步步作战，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之袁军大受牵制”，以蔡锷为代表的“讨袁军的胜利，其获助于贵州省尤多”。因此贵州独立，对整个护国运动言，是“一举足而形势顿殊”。事实的确如此，如没有贵州及时响应，云、贵就不能联成一片，在抵御袁世凯军事行动时就不能如此有力，而云贵护国军在川、湘还有第二军在广西的战事，直接推动了广西独立及其他省独立，最终将袁世凯及其帝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