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亲痛仇快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昔日人气兴旺、喜气洋洋的井冈山根据地，一夜之间变得乌云密布、凄凄凉凉、哀鸿遍野。而其造成的严重危害，更是昭然可睹。
由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湘赣边界这支可以同国民党反动派匹敌的红色劲旅彻底解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随之完全丧失，茨坪及大小五井立刻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占领，使井冈山又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井冈山人民又回到那暗无天日的世界，遭受敌人更加凶残的蹂躏。国民党军所到之处，即行掳掠一空，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豪绅地主也随国民黨进剿军卷土重来，反攻倒算，许多贫苦百姓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的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直到1949年8月，红旗重新插上井冈山，才使井冈山人民脱离苦海，重见天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红军几度力图恢复，但均未成功。红五军及边界特委三次攻打均告失利。
1933年，萧克率红十七师进入宁冈，想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被国民党王东原师多次前后夹攻，最终也失利而被迫退出。
1934年11月，在赣南的陈毅曾派人察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形，试图重新引兵井冈，结果来人看了之后失望而归。
1944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朱德有一个战略安排，派王震带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准备广泛建立南方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这支队伍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时候，他们也想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由于袁、王被杀，党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使这支队伍终究未能上来井冈山，无法恢复这块红色根据地。由此可见，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是多么严重!而且，这些损失和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的损失和影响可以看得见，而有的是看不见的；有些损失和影响是暂时的，而有些是深远的；有的损失和影响是可以估量的，而有的是难以估量的。
由于袁、王被杀，他们的部队成了一盘散沙。袁、王余部官兵以及井冈山群众百姓，心头上笼罩着一团无法驱散的乌云：有的对袁、王被杀疑惑不解，昨天还是好端端的红军将领，一夜之间何以就成了革命的叛徒而且惨遭杀害？！他们从内心感到不可理解接受。有的对袁、王的遭遇深表惋惜，因为他们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却都惨遭杀害，他们感到非常痛心。还有的甚至对共产党都在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通过袁、王被杀事件，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啊？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在产生严重动摇。
袁文才的叔叔谢角铭（其实是谢梅香的嫡亲叔叔），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深为袁、王被杀而愤怒，率领袁、王余部“电省反共”，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反过来又与共产党为敌。他们还把捉来的罗克绍给放了，这个死里逃生、恶贯满盈的挨户团首领，从此之后更加凶狠、狡猾，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反动派尽忠效力，变本加厉地残害群众百姓，致使茶陵苏区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罗克绍和国民党反动派紧密勾结在一起，对井冈山实行长期的白色恐怖和严密控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罗克绍才被人民政府镇压。
袁、王余部更多的人选择了解甲归田。这些人劫后余生、大难不死，他们在庆幸之余如同惊弓之鸟，从此再也不敢谈“革命”二字，他们只求苟安于人世，不想抗争于社会，他们原来的那种革命热情和革命斗争精神统统都消沉了。
袁、王被杀，唯有湘赣两省之敌最为得意，他们兴高采烈，弹冠相庆。多年来，他们对“袁、王股匪”不停“进剿”，结果均无功而返，袁、王部队不仅未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多，越剿越强。特别是袁文才、王佐把毛泽东、朱德引进井冈山后，更使他们坐卧不安。这下可好，这座红军堡垒，他们连做梦都一直想将其摧毁的红色根据地，一夜之间，没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便不攻自破。从此，边界这支与之匹敌的劲旅自行消失。不仅如此，他们还可借此机会挑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仇恨，让共产党不得人心，失去群众，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舟。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害之后，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对袁、王残余部队仍不放过，指派红五军第三纵队第四大队来到井冈山执行“搜索”和追击任务，他们甚至派出一些战士扮成生意人或农民上山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正如李聚奎《红五军在井冈山》一文中所述：“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群众的鲜明态度，体现了他们对袁、王部队的爱戴，反映了朴素的井冈山人民对袁、王被杀的一种抗议，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内部一些人利用党的错误、杂以地方矛盾和私利进行残酷无情斗争无比愤懑的情绪。
二、唇亡齿寒
袁文才被杀后，随之把袁文才的家庭也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及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都欲将袁文才全家置于死地。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他们对袁文才一直恨之入骨——是袁文才的农民武装，摧毁了国民党宁冈县政权；是袁文才把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及其部队迎上井冈山，使其转危为安；是袁文才竭尽全力支持协助毛泽东、朱德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从而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使国民党湘赣军队屡次“会剿”惨遭失败。现在袁文才虽然死了，但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他们要向袁文才的妻子和儿女讨还血债。而对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来说，虽然已经把袁、王处决，但对他们的家属也不能放过，要除“恶”务尽，既不能留下其残余部队，也不能让其后代存活于世，否则就是“养虎遗患”。由此，把谢梅香及其子女推到国共两党追杀的绝境，国民党反动派要杀袁文才全家，而共产党的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也要杀袁文才全家。
袁文才之死，最为悲伤的莫过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在袁文才被杀的当天下午，谢梅香就从逃回来的袁文才部下陈九珠口中获悉这一噩耗。她呆呆地听着，如同五雷轰顶，心如刀割，昏倒在地……少时，一阵阵揪心的痛苦哀嚎，久久地回荡在马源坑村的深山峡谷之中。 刚刚懂事的9岁长女长妹，7岁的次女冰清，不足5岁的长子炳炎及3岁的次子来福，看到母亲失声痛哭、泪水涌流的凄惨场面，不禁也跟着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从此之后，他们将永远失去心爱的父亲，再也体验不到人世间珍贵的父爱！而出生才几个月还在襁褓之中的小女儿小惠，在母亲颤抖的怀抱里，张着两只纯净明亮的眼睛，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梅香稍微平静下来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毛委员，因她跟丈夫一样，深信毛泽东，并反复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对袁文才是最了解的。可别人告诉她，毛委员早已离开井冈山，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敢杀害选三和南斗。谢梅香听了之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的迫害追杀，在袁文才被害的第三天，谢梅香拖儿带女躲进了深山老林。从此，她过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伴随着“搜山”范围的不断扩大，谢梅香在家乡附近的山上也难以藏身，尤其是随带着几个未成年子女，简直使谢梅香苦不堪言，她迫切需要找一个新的、更为隐蔽的地方藏身。
处在进退维谷中的谢梅香，既要承受丈夫被冤杀之痛，又要忍受饥寒交迫和颠沛流离之苦。她强打起精神支撑着，她只有一个信念：丈夫已离开人世，她不仅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更要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好，让丈夫一脉香火延续下去。眼下，她拉扯着几个子女东躲西藏终归不是事，一旦碰上搜山，恐怕全家一个都活不成。想起前不久发生的那次险情，至今还使她不寒而栗。
那是在袁文才下葬后的第二天，她和几个孩子正从山上返回家里吃午饭，刚拿起筷子，突然听到侄媳香莲大声疾呼：“梅香婶子，兵来了，快跑哇！”她立即扔下碗筷，左手抱着来福，右手牵着炳炎，背上背着小惠，后面还跟着两个女儿长妹和冰清，一齐朝后山猛跑。凭着一股毅力和对地形的熟悉，她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但追兵紧迫不放，无奈之下，她只好闪进路边茂密的草丛之中。此刻，不懂事的小女儿小惠被激烈的颠簸弄得哇哇大叫，而追兵离她们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谢梅香急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当看到追兵朝原路返回，她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躲过了一劫。为了躲兵，谢梅香拉扯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先后去过茅坪的青山里、周山和柏路的青崗、小水头、楠木坪、梅树山等十来个地方，备尝辗转流徙的艰苦。
眼下，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更加方便，谢梅香硬着心肠，狠心地把长女长妹送给了茅坪坝上滩头李岳祖家做童养媳，将冰清和不到1岁的小女儿小惠分别给了新城枫梓一谢姓人家和茅坪马源李白才家当童养媳。自己只带着两个儿子炳炎和来福来到井冈山金狮面的山脚下一个叫锡坪的村子里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因那里有一个远房亲戚，更是一个大山沟，只有两户人家，地处宁冈、遂川和永新交界的“三不管”地带。
然而，祸不单行，命运之神对灾难深重的谢梅香一点也不怜悯。正当她在锡坪相对安稳的时候，次子来福得了天花。这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儿童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小孩高烧不退，时而昏迷。在那交通极不方便且无医无药的大山沟里，喊天不应，呼地不灵，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而去。她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她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丈夫，为没能把孩子带好而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
在锡坪，谢梅香带着幸存的长子炳炎躲藏了大半年时间才回到自己的家乡马源坑，但仍不敢回家。事实上，她已经没有了家，在她躲难期间，国民党军没有捉拿到她们，便恼羞成怒，早已一把火将她家的房子化为灰烬。在族亲乡邻的帮助下，她在安葬袁文才的那座山的背面搭起一个草棚，孤儿寡母以此为家，在这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直到1932年4月，迫于避难和生计，经侄媳谢香莲做媒，谢梅香与茅坪坝上村肖福开结婚，才结束了这段孤儿寡母的生活。
尽管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袁文才一家仍不放过。从袁文才被害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这漫长的20年间，袁文才的家人无时不是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之中度过。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大举进攻长征途中的红军之时，不忘对根据地的“进剿铲共”，成立了“铲共义勇队”、“清乡队”等反革命武装，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临近春节的一天，国民党一个连的兵来到茅坪一带“铲共”，随即进入马源坑，他们准备杀掉袁文才全家。当国民党兵进入到村庄时才被村民发现，谢梅香与肖福开立即带着3个孩子不顾一切地往大山深处直奔，他们在寒冷刺骨的大山里熬了一夜，终于脱险。第二天返回后，看到家里财物被洗劫一空，无奈之下，全家只好到袁文才同父异母的姐姐袁己凤家里过了一个年。
1938年深秋时节，为了缩小目标，国民党只派了一个班的兵进入马源坑。他们趁着天蒙蒙亮的时候，将谢梅香住的草棚包围起来，并不无得意地叫嚣：“这次看你还往哪里跑！”结果进去一看，草棚空无一人。原来，谢梅香夫妇为防不测，他们在另一隐蔽之处还搭了一个草棚，他们经常是白天在这个草棚吃饭和活动，晚上则到另一草棚睡觉。这样，全家又躲过了一劫。
1941年春的一天，国民党兵伙同桃寮土匪头子张绍南带十多个人专程到马源坑，准备当场枪杀袁文才全家，恰好那天谢梅香夫妇带着袁长妹、肖常隆、肖移月等3个孩子一起回了谢梅香娘家马源新屋陇，而袁耀烈则到坝上狮头冲吴兆梅先生私塾馆读书去了，结果又扑了一个空。一怒之下，他们连谢梅香居住的草棚也付之一炬。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授命当地匪徒杀掉袁文才全家，尤其对袁耀烈和肖常隆不能放过。然而，老天有眼，当两名匪徒各带一支驳壳枪闯入马源坑时，正好碰上袁氏家族在马源坑老屋下做众厅（家族成员集会，处理家族事情），马源坑袁氏家族男丁包括袁耀烈两兄弟都聚集在那里。面对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后生，两名匪徒不敢动手，他们知道一旦动手，自己的狗命也难以保住。再说，这种明目张胆的杀人，即使成功，将来这种血债仇杀终究没有好报。几经权衡，他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几十年后，谢梅香每当讲起这几次历险，仍然心惊胆战，心有余悸。
三、为丈夫收尸
丈夫被害之初，谢梅香就决意把袁文才的尸首收敛运回家乡入棺安葬。她知道这事有很大的风险和难度，但风险再高、难度再大，她也不在乎，她不能让含冤被杀的丈夫的尸首失落异土他乡，她深知丈夫对自己家乡所怀有的那种特殊感情，她要让丈夫的在天之灵在家乡得以安息。 在袁文才被害的第二天，谢梅香便将袁氏家族中辈分较高的几位长者请过来商量，最终决定由袁文才的堂兄来珠、林珠和侄子逢春、颜春以及请来的马源坑上屋的张官连等5人前往永新为袁文才收尸（此时袁文才同父异母胞兄显通已去世）。谢梅香将自己陪嫁时一直舍不得用的10块银元拿出来给他们作盘缠和收尸费用。次日，天刚蒙蒙亮，一行人就起程上路，傍晚时分到达永新县城，随即向当地人打探袁文才被杀后尸体的下落。可是到处打听均无结果，原来，袁文才被杀后，部队一片混乱局面，其部下死的死、逃的逃，无法相顾。而当地的百姓听到枪声，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自然不知道袁文才的尸体葬在何处。次日，他们继续打探仍无消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空手返回。
谢梅香听说无法找到丈夫的尸体，更是伤心至极。当她打听到袁文才身边只有号兵兼勤务兵的郭矮子没有被杀害时，立即派人去找郭矮子。
郭矮子（真实名字不详，因个头矮小，人称之为郭矮子），湖南酃县下关人。此人忠厚老实，担任袁文才的号兵兼勤务兵1年多时间。袁文才被杀后，他因为是号兵（因当时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被俘虏的号兵一律不准杀害）而幸存下来。当时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等人将袁文才杀害后，令部队将其尸首抬到禾河边的沙坝上，准备用煤油焚烧。郭矮子极力劝阻，說：“人被杀了就杀了，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死只可土葬，切不可用火烧。否则，死者灵魂不安，会使在生之人遭到报应。”为防“报应”，他们只好采用“土葬”。而所谓的“土葬”，也只是在沙滩上简单挖一个坑，将袁文才的尸体草草地埋入沙中。
郭矮子拒绝了留他继续在部队的要求，决意回到家乡安安分分种一辈子田，因这次事件对他影响至深。每当想起这事，就使他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郭矮子返回家乡后，本想立即把袁文才被杀的消息告诉谢梅香，但作为勤务兵的他，为没能保护好袁文才而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自责，他觉得是自己的失职而导致这一后果，这种心态使得他觉得无脸再去见这位熟悉的嫂子，于是悄悄地回到了自己家里。
当谢梅香派去的人找到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由他带人去收尸。可这时的谢梅香心里又在犯难：上次尸未收成，结果钱又花掉了，这次又从哪里去借钱呢？是呀！丈夫以前“吊羊”回来，经常是饭桌上、床铺上堆满了银元，而自己从未动过念头私自拿出几块存放起来，现在她才懂得钱的价值和作用。没钱又怎能办成事情？
谢梅香终于决定去找已经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谢角铭。谢角铭是她的嫡亲叔叔，以前在袁文才部队任一营副营长兼管财务。虽然以前她从内心一直看不起这个叔叔，因觉得他喜欢趋炎附势且薄情寡义。但除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一个妇道人家，在人祸天灾双重夹攻下已无路可走。当谢梅香悄悄地找到谢角铭时，谢角铭正好带着4个挑夫挑着原来袁文才部队积蓄下来的银元转移去新的地方。
“二叔，我需要些花边（银元）去永新为选三收尸。”谢梅香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别怪我无情。虽然你是我侄女，但这银元也不是我自己的，我要如数交给国民政府作军费开支。”谢角铭先是几句托词，接着又道：“你不用瞒我，选三早年‘吊羊’，近几年又一直当官，难道他就没一点积蓄？”
早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的谢梅香双膝跪在谢角铭面前：“二叔，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就算侄女求你一次吧！要不，我这里还有一只陪嫁时的金钗，跟你换成花边。”
一个金钗终于换来了12块花边。
当袁文才的尸体收回时，已是被杀后的第八天，尸体已严重腐烂。收尸的人将尸体从永新抬回到袁文才的家乡马源坑，次日，将其安葬在马源坑的后山上。
下葬完毕，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一阵滂沱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倾泻而下。这场雨整整下了一上午。后来人们纷纷传说，这是老天爷为袁文才在垂泪哭泣！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昔日人气兴旺、喜气洋洋的井冈山根据地，一夜之间变得乌云密布、凄凄凉凉、哀鸿遍野。而其造成的严重危害，更是昭然可睹。
由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湘赣边界这支可以同国民党反动派匹敌的红色劲旅彻底解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随之完全丧失，茨坪及大小五井立刻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占领，使井冈山又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井冈山人民又回到那暗无天日的世界，遭受敌人更加凶残的蹂躏。国民党军所到之处，即行掳掠一空，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豪绅地主也随国民黨进剿军卷土重来，反攻倒算，许多贫苦百姓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的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直到1949年8月，红旗重新插上井冈山，才使井冈山人民脱离苦海，重见天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红军几度力图恢复，但均未成功。红五军及边界特委三次攻打均告失利。
1933年，萧克率红十七师进入宁冈，想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被国民党王东原师多次前后夹攻，最终也失利而被迫退出。
1934年11月，在赣南的陈毅曾派人察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形，试图重新引兵井冈，结果来人看了之后失望而归。
1944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朱德有一个战略安排，派王震带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准备广泛建立南方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这支队伍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时候，他们也想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由于袁、王被杀，党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使这支队伍终究未能上来井冈山，无法恢复这块红色根据地。由此可见，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是多么严重!而且，这些损失和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的损失和影响可以看得见，而有的是看不见的；有些损失和影响是暂时的，而有些是深远的；有的损失和影响是可以估量的，而有的是难以估量的。
由于袁、王被杀，他们的部队成了一盘散沙。袁、王余部官兵以及井冈山群众百姓，心头上笼罩着一团无法驱散的乌云：有的对袁、王被杀疑惑不解，昨天还是好端端的红军将领，一夜之间何以就成了革命的叛徒而且惨遭杀害？！他们从内心感到不可理解接受。有的对袁、王的遭遇深表惋惜，因为他们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却都惨遭杀害，他们感到非常痛心。还有的甚至对共产党都在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通过袁、王被杀事件，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啊？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在产生严重动摇。
袁文才的叔叔谢角铭（其实是谢梅香的嫡亲叔叔），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深为袁、王被杀而愤怒，率领袁、王余部“电省反共”，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反过来又与共产党为敌。他们还把捉来的罗克绍给放了，这个死里逃生、恶贯满盈的挨户团首领，从此之后更加凶狠、狡猾，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反动派尽忠效力，变本加厉地残害群众百姓，致使茶陵苏区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罗克绍和国民党反动派紧密勾结在一起，对井冈山实行长期的白色恐怖和严密控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罗克绍才被人民政府镇压。
袁、王余部更多的人选择了解甲归田。这些人劫后余生、大难不死，他们在庆幸之余如同惊弓之鸟，从此再也不敢谈“革命”二字，他们只求苟安于人世，不想抗争于社会，他们原来的那种革命热情和革命斗争精神统统都消沉了。
袁、王被杀，唯有湘赣两省之敌最为得意，他们兴高采烈，弹冠相庆。多年来，他们对“袁、王股匪”不停“进剿”，结果均无功而返，袁、王部队不仅未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多，越剿越强。特别是袁文才、王佐把毛泽东、朱德引进井冈山后，更使他们坐卧不安。这下可好，这座红军堡垒，他们连做梦都一直想将其摧毁的红色根据地，一夜之间，没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便不攻自破。从此，边界这支与之匹敌的劲旅自行消失。不仅如此，他们还可借此机会挑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仇恨，让共产党不得人心，失去群众，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舟。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害之后，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对袁、王残余部队仍不放过，指派红五军第三纵队第四大队来到井冈山执行“搜索”和追击任务，他们甚至派出一些战士扮成生意人或农民上山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正如李聚奎《红五军在井冈山》一文中所述：“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群众的鲜明态度，体现了他们对袁、王部队的爱戴，反映了朴素的井冈山人民对袁、王被杀的一种抗议，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内部一些人利用党的错误、杂以地方矛盾和私利进行残酷无情斗争无比愤懑的情绪。
二、唇亡齿寒
袁文才被杀后，随之把袁文才的家庭也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及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都欲将袁文才全家置于死地。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他们对袁文才一直恨之入骨——是袁文才的农民武装，摧毁了国民党宁冈县政权；是袁文才把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及其部队迎上井冈山，使其转危为安；是袁文才竭尽全力支持协助毛泽东、朱德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从而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使国民党湘赣军队屡次“会剿”惨遭失败。现在袁文才虽然死了，但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他们要向袁文才的妻子和儿女讨还血债。而对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来说，虽然已经把袁、王处决，但对他们的家属也不能放过，要除“恶”务尽，既不能留下其残余部队，也不能让其后代存活于世，否则就是“养虎遗患”。由此，把谢梅香及其子女推到国共两党追杀的绝境，国民党反动派要杀袁文才全家，而共产党的湘赣边界特委的一些人也要杀袁文才全家。
袁文才之死，最为悲伤的莫过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在袁文才被杀的当天下午，谢梅香就从逃回来的袁文才部下陈九珠口中获悉这一噩耗。她呆呆地听着，如同五雷轰顶，心如刀割，昏倒在地……少时，一阵阵揪心的痛苦哀嚎，久久地回荡在马源坑村的深山峡谷之中。 刚刚懂事的9岁长女长妹，7岁的次女冰清，不足5岁的长子炳炎及3岁的次子来福，看到母亲失声痛哭、泪水涌流的凄惨场面，不禁也跟着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从此之后，他们将永远失去心爱的父亲，再也体验不到人世间珍贵的父爱！而出生才几个月还在襁褓之中的小女儿小惠，在母亲颤抖的怀抱里，张着两只纯净明亮的眼睛，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梅香稍微平静下来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毛委员，因她跟丈夫一样，深信毛泽东，并反复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对袁文才是最了解的。可别人告诉她，毛委员早已离开井冈山，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敢杀害选三和南斗。谢梅香听了之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的迫害追杀，在袁文才被害的第三天，谢梅香拖儿带女躲进了深山老林。从此，她过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伴随着“搜山”范围的不断扩大，谢梅香在家乡附近的山上也难以藏身，尤其是随带着几个未成年子女，简直使谢梅香苦不堪言，她迫切需要找一个新的、更为隐蔽的地方藏身。
处在进退维谷中的谢梅香，既要承受丈夫被冤杀之痛，又要忍受饥寒交迫和颠沛流离之苦。她强打起精神支撑着，她只有一个信念：丈夫已离开人世，她不仅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更要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好，让丈夫一脉香火延续下去。眼下，她拉扯着几个子女东躲西藏终归不是事，一旦碰上搜山，恐怕全家一个都活不成。想起前不久发生的那次险情，至今还使她不寒而栗。
那是在袁文才下葬后的第二天，她和几个孩子正从山上返回家里吃午饭，刚拿起筷子，突然听到侄媳香莲大声疾呼：“梅香婶子，兵来了，快跑哇！”她立即扔下碗筷，左手抱着来福，右手牵着炳炎，背上背着小惠，后面还跟着两个女儿长妹和冰清，一齐朝后山猛跑。凭着一股毅力和对地形的熟悉，她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但追兵紧迫不放，无奈之下，她只好闪进路边茂密的草丛之中。此刻，不懂事的小女儿小惠被激烈的颠簸弄得哇哇大叫，而追兵离她们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谢梅香急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当看到追兵朝原路返回，她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躲过了一劫。为了躲兵，谢梅香拉扯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先后去过茅坪的青山里、周山和柏路的青崗、小水头、楠木坪、梅树山等十来个地方，备尝辗转流徙的艰苦。
眼下，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更加方便，谢梅香硬着心肠，狠心地把长女长妹送给了茅坪坝上滩头李岳祖家做童养媳，将冰清和不到1岁的小女儿小惠分别给了新城枫梓一谢姓人家和茅坪马源李白才家当童养媳。自己只带着两个儿子炳炎和来福来到井冈山金狮面的山脚下一个叫锡坪的村子里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因那里有一个远房亲戚，更是一个大山沟，只有两户人家，地处宁冈、遂川和永新交界的“三不管”地带。
然而，祸不单行，命运之神对灾难深重的谢梅香一点也不怜悯。正当她在锡坪相对安稳的时候，次子来福得了天花。这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儿童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小孩高烧不退，时而昏迷。在那交通极不方便且无医无药的大山沟里，喊天不应，呼地不灵，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世而去。她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她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丈夫，为没能把孩子带好而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
在锡坪，谢梅香带着幸存的长子炳炎躲藏了大半年时间才回到自己的家乡马源坑，但仍不敢回家。事实上，她已经没有了家，在她躲难期间，国民党军没有捉拿到她们，便恼羞成怒，早已一把火将她家的房子化为灰烬。在族亲乡邻的帮助下，她在安葬袁文才的那座山的背面搭起一个草棚，孤儿寡母以此为家，在这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直到1932年4月，迫于避难和生计，经侄媳谢香莲做媒，谢梅香与茅坪坝上村肖福开结婚，才结束了这段孤儿寡母的生活。
尽管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袁文才一家仍不放过。从袁文才被害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这漫长的20年间，袁文才的家人无时不是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之中度过。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大举进攻长征途中的红军之时，不忘对根据地的“进剿铲共”，成立了“铲共义勇队”、“清乡队”等反革命武装，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临近春节的一天，国民党一个连的兵来到茅坪一带“铲共”，随即进入马源坑，他们准备杀掉袁文才全家。当国民党兵进入到村庄时才被村民发现，谢梅香与肖福开立即带着3个孩子不顾一切地往大山深处直奔，他们在寒冷刺骨的大山里熬了一夜，终于脱险。第二天返回后，看到家里财物被洗劫一空，无奈之下，全家只好到袁文才同父异母的姐姐袁己凤家里过了一个年。
1938年深秋时节，为了缩小目标，国民党只派了一个班的兵进入马源坑。他们趁着天蒙蒙亮的时候，将谢梅香住的草棚包围起来，并不无得意地叫嚣：“这次看你还往哪里跑！”结果进去一看，草棚空无一人。原来，谢梅香夫妇为防不测，他们在另一隐蔽之处还搭了一个草棚，他们经常是白天在这个草棚吃饭和活动，晚上则到另一草棚睡觉。这样，全家又躲过了一劫。
1941年春的一天，国民党兵伙同桃寮土匪头子张绍南带十多个人专程到马源坑，准备当场枪杀袁文才全家，恰好那天谢梅香夫妇带着袁长妹、肖常隆、肖移月等3个孩子一起回了谢梅香娘家马源新屋陇，而袁耀烈则到坝上狮头冲吴兆梅先生私塾馆读书去了，结果又扑了一个空。一怒之下，他们连谢梅香居住的草棚也付之一炬。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授命当地匪徒杀掉袁文才全家，尤其对袁耀烈和肖常隆不能放过。然而，老天有眼，当两名匪徒各带一支驳壳枪闯入马源坑时，正好碰上袁氏家族在马源坑老屋下做众厅（家族成员集会，处理家族事情），马源坑袁氏家族男丁包括袁耀烈两兄弟都聚集在那里。面对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后生，两名匪徒不敢动手，他们知道一旦动手，自己的狗命也难以保住。再说，这种明目张胆的杀人，即使成功，将来这种血债仇杀终究没有好报。几经权衡，他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几十年后，谢梅香每当讲起这几次历险，仍然心惊胆战，心有余悸。
三、为丈夫收尸
丈夫被害之初，谢梅香就决意把袁文才的尸首收敛运回家乡入棺安葬。她知道这事有很大的风险和难度，但风险再高、难度再大，她也不在乎，她不能让含冤被杀的丈夫的尸首失落异土他乡，她深知丈夫对自己家乡所怀有的那种特殊感情，她要让丈夫的在天之灵在家乡得以安息。 在袁文才被害的第二天，谢梅香便将袁氏家族中辈分较高的几位长者请过来商量，最终决定由袁文才的堂兄来珠、林珠和侄子逢春、颜春以及请来的马源坑上屋的张官连等5人前往永新为袁文才收尸（此时袁文才同父异母胞兄显通已去世）。谢梅香将自己陪嫁时一直舍不得用的10块银元拿出来给他们作盘缠和收尸费用。次日，天刚蒙蒙亮，一行人就起程上路，傍晚时分到达永新县城，随即向当地人打探袁文才被杀后尸体的下落。可是到处打听均无结果，原来，袁文才被杀后，部队一片混乱局面，其部下死的死、逃的逃，无法相顾。而当地的百姓听到枪声，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自然不知道袁文才的尸体葬在何处。次日，他们继续打探仍无消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空手返回。
谢梅香听说无法找到丈夫的尸体，更是伤心至极。当她打听到袁文才身边只有号兵兼勤务兵的郭矮子没有被杀害时，立即派人去找郭矮子。
郭矮子（真实名字不详，因个头矮小，人称之为郭矮子），湖南酃县下关人。此人忠厚老实，担任袁文才的号兵兼勤务兵1年多时间。袁文才被杀后，他因为是号兵（因当时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被俘虏的号兵一律不准杀害）而幸存下来。当时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等人将袁文才杀害后，令部队将其尸首抬到禾河边的沙坝上，准备用煤油焚烧。郭矮子极力劝阻，說：“人被杀了就杀了，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死只可土葬，切不可用火烧。否则，死者灵魂不安，会使在生之人遭到报应。”为防“报应”，他们只好采用“土葬”。而所谓的“土葬”，也只是在沙滩上简单挖一个坑，将袁文才的尸体草草地埋入沙中。
郭矮子拒绝了留他继续在部队的要求，决意回到家乡安安分分种一辈子田，因这次事件对他影响至深。每当想起这事，就使他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郭矮子返回家乡后，本想立即把袁文才被杀的消息告诉谢梅香，但作为勤务兵的他，为没能保护好袁文才而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自责，他觉得是自己的失职而导致这一后果，这种心态使得他觉得无脸再去见这位熟悉的嫂子，于是悄悄地回到了自己家里。
当谢梅香派去的人找到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由他带人去收尸。可这时的谢梅香心里又在犯难：上次尸未收成，结果钱又花掉了，这次又从哪里去借钱呢？是呀！丈夫以前“吊羊”回来，经常是饭桌上、床铺上堆满了银元，而自己从未动过念头私自拿出几块存放起来，现在她才懂得钱的价值和作用。没钱又怎能办成事情？
谢梅香终于决定去找已经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谢角铭。谢角铭是她的嫡亲叔叔，以前在袁文才部队任一营副营长兼管财务。虽然以前她从内心一直看不起这个叔叔，因觉得他喜欢趋炎附势且薄情寡义。但除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一个妇道人家，在人祸天灾双重夹攻下已无路可走。当谢梅香悄悄地找到谢角铭时，谢角铭正好带着4个挑夫挑着原来袁文才部队积蓄下来的银元转移去新的地方。
“二叔，我需要些花边（银元）去永新为选三收尸。”谢梅香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别怪我无情。虽然你是我侄女，但这银元也不是我自己的，我要如数交给国民政府作军费开支。”谢角铭先是几句托词，接着又道：“你不用瞒我，选三早年‘吊羊’，近几年又一直当官，难道他就没一点积蓄？”
早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的谢梅香双膝跪在谢角铭面前：“二叔，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就算侄女求你一次吧！要不，我这里还有一只陪嫁时的金钗，跟你换成花边。”
一个金钗终于换来了12块花边。
当袁文才的尸体收回时，已是被杀后的第八天，尸体已严重腐烂。收尸的人将尸体从永新抬回到袁文才的家乡马源坑，次日，将其安葬在马源坑的后山上。
下葬完毕，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一阵滂沱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倾泻而下。这场雨整整下了一上午。后来人们纷纷传说，这是老天爷为袁文才在垂泪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