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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年仅25岁的优秀共产党员、曾担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李超时将军，将他报国救民的满腔热血洒在了长江岸边的镇江北固山麓。他所参与创建和领导的红十四军是江苏在全国红军序列中唯一一支正规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一道，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威名远扬，影响深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投身革命洪流
李超时，又名李振华，1906年2月1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岱山乡才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9岁的李超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徐州第10中学（今徐州一中）。徐州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组织和活动的地区之一。李超时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与中共徐州支部书记、中共一大江苏代表（赴上海开会没找到会场）解慕唐，以及陈亚峰、郭子化等一批进步青年结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积极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间李超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担任了团徐州地委学运委员、学运书记，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参加对徐州市反动校长的惩治斗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李超时经共产党员郭子化推荐，于1926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他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革命意志坚定，于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李超时被编入中央独立师，与独立师的战友一道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在叶挺的指挥下，李超时勇猛善战，机智灵活，受到了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同志的赞扬。7月，武汉形势紧张，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武汉军校学生被迫提前毕业，李超时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回到邳州后，李超时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革命道理，迅速与徐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他与解慕堂、小萝卜头父亲宋绮云等同志并肩战斗。他们趁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革命失败后立足未稳之机，走街串巷，进村入户，与群众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到1928年春，邳州已发展了40多名党员，4月成立中共邳州特别支部，李超时任书记。1928年7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中共江苏省委把李超时调到东海开展建党工作。在东海期间，李超时深入城乡，向工人、农民、盐民和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在李超时的组织发动下，云台山农民支部、连云港码头工人支部、盐业工人支部先后建立，东海地区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李超时任县委书记，统一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地党的工作。
为了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李超时抓紧一切时机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一次，云台山区的山霸强行霸占万亩山林，阻止当地农民上山砍柴拾草。李超时当即提出“创共党，救穷人，除山霸，还山林”的斗争口号，组织和带领农民“扁担会”举行暴动。在李超时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数千农民挥舞红旗，手持大刀斧头，肩扛扁担，占领了云台山区，把山霸请来的国民党灌云县常备队打得四处逃命。李超时带领“扁担会”缴了地主的枪支，很快创建了武装团，不久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仗势欺压黄包车夫，企图包揽乘客，独揽生意，卡断工人的生路。李超时得知后，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立即组织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并联合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城镇码头1000多名黄包车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工人斗争进行了镇压，逮捕200余名工人。李超时又组织被捕工人家属到国民党衙门前“索亲人”、“要饭吃”，迫使国民党当局全部释放被捕工人。这场斗争大获全胜，鼓舞了群众的士气。东海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资本家、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慌和惧怕。因此，蒋介石密令对此地区进行大搜捕。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东海、灌云两县政府组织反动警察对各级工会和学校进行包围，搜捕了数十名革命志士，李超时被列为重点通缉的“要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调他去通海地区工作，领导南通、海门等县的革命斗争。
红十四军中的名将
在南通海门军地，李超时参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2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李超时为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等任委员，共同领导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8县的革命斗争。23岁的李超时根据省委“要集中精力抓好武装斗争”的指示，来到最先建立工农红军的如泰地区，酝酿攻打申家岱计划。在研究好作战方案后，李超时亲自作战前动员。经过周密准备和英勇战斗，申家岱被一举拿下。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根据组织安排，李超时和刘瑞龙一起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李超时和刘瑞龙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等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并报告该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已发展到2000多人。根据李超时、刘瑞龙汇报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与中央苏区等各地红军遥相呼应，共同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按照中央要求，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指示李超时：“根据通海如泰地区红军发展情况，省委决定在苏北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希望你积极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李超时按照省委要求，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不久，省委和中央军委任命何昆（坤）为红十四军军长，董畏民（后为李超时）任政委，薛衡竟任参谋长，余乃诚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2月，李超时主持召开了通海地区所属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等5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及省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分析了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在红军游击队中建立指挥协调机关、基层党团组织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期间，李超时还根据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主持起草了《通海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路线的决议案》，并和刘瑞龙一起制定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该《大纲》成为日后红十四军取得若干次战斗胜利的重要战略战术。李超时还与何昆一起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将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一支队，将如泰地区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二支队。3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江苏省委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及“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内容。至此，红十四军番号已经正式打出。4月3日，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红十四军成立大会，声威大震。 在李超时的领导下，红十四军被锻造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30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军长何昆在老户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中央军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他根据形势和武装斗争的需要，果断地把部队从通海地区转移至如泰地区休整，并参照中央苏区军、师、团、营的正规红军建制，把一、二支队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师，启东大队扩编为第三师。整编后的红十四军，在李超时的带领下，机动灵活地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极大地震慑了反动派。6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红十四军第一师活动的地区进行“八路围剿”。李超时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利用天气起大雾的有利时机，在六甲桥西头设下埋伏，攻击一路敌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猛打猛杀，很快歼灭了敌人。其他各路敌军看情势不妙，疯狂逃窜。至此，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八路围剿”被一举粉碎。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李超时还积极发动红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8月3日，李超时组织红十四军第一师和农民武装近5万人，在国民党“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动总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但由于叛徒出卖，这次暴动失利。对此，李超时及时召开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负责人会议，总结黄桥战斗失败的教训，开展内部肃反斗争，同时整顿军纪，继续进行新的战斗。日后，红十四军在战斗中更加英勇顽强，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30年8月3日《上海报》和《泰晤士报》通讯称：如皋红军，近来发展很快，现在约有2000人；南通以东，完全是红军的世界；在红十四军的打击下，各路国民党军警疲于奔命，惊恐万状，惊呼红军“声势浩大，羽翼将成”，动摇“党国基础”，等等。他们纷纷向南京方面求救，多次要求蒋介石派重兵“清剿”。蒋介石极为震惊。南京国民党政府视红十四军为“心腹之患”，先后派熊式辉、钱大钧等率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省警察总队，以及“白龙党”、“联庄会”、“保卫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对红十四军进行联合“包剿”，并出动“伯先”和“钧和”等多艘军舰封锁长江，形成对红十四军的疯狂围攻阵势。而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却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十四军也受到了直接影响，战斗频繁而艰苦，伤亡巨大。到了9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残酷形势下，红十四军遭到重挫，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少数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
视死如归，唤醒后人
1930年10月，上级调李超时到上海任江苏省委（时称江南省委）巡视员。1931年6月，省委又让他前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徐海蚌特委巡视工作。此时，因妻子吕继英怀孕两个多月，妊娠反应和体质虚弱，李超时在送吕继英回家乡调养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在镇江火车站刚下车就被特务围拘，关押在镇江轮船码头附近的万全楼旅馆里。李超时乘看守特务不注意，机警地将随身所带的秘密文件销毁，拉着吕继英夺门而出，不幸被赶来的大批军警围住。经过一番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李超时夫妇被敌人拘捕，囚禁在国民党镇江公安局看守所。身陷囹圄的李超时和妻子将生死置之度外，严守党的秘密，在监狱和法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狡诈的敌人先是利诱，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上阵，妄图诱降李超时，遭到李超时严词拒绝。凶恶的敌人进而疯狂地用皮鞭抽打他，用香火烧他，让他坐老虎凳。李超时毫不畏惧，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残暴的敌人对李超时无可奈何，又将魔爪伸向吕继英，将吕继英打得遍体鳞伤，仍然一无所获。敌人见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都动摇不了李超时夫妇的革命意志，遂企图用亲情来软化他们。敌人将李超时、吕继英夫妇关到一个房间内，让夫妻见面，并派特务在外偷听。吕继英看到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心疼地问：“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回答：“这些就不要多问了，敌人的酷刑是吓不倒我的。”他鼓励和叮嘱妻子一定要坚强，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交给党。吕继英看到丈夫在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铮铮铁骨，深受感动，含着热泪，向李超时频频点头，心疼地抚摸着丈夫的脸。敌人见李超时夫妇视死如归，黔驴技穷，只得将他们交给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会审处处长多次开庭审讯，仍一无所获，就让曾是李超时部下的叛徒到庭指认。李超时见到可耻的叛徒怒不可遏，气愤地抓着审判台上的砚台狠狠地向叛徒砸去，叛徒吓得像落水的狂犬一样狼狈逃离。
1931年9月19日夜，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决定将李超时秘密处决。走出牢房前，李超时知道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镇定自若，视死如归。他与难友告别时勉励同志们：“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会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要斗争。”很多牢友噙泪为他送行。李超时在昂首往北固山麓的路上，边走边向送行的人们挥手、点头，嘴里还不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临刑前，他高唱着《国际歌》壮烈牺牲。
李超时慷慨就义后，吕继英在狱中生下一男孩，悲愤之中，她给儿子取名铁城，以此告诫儿子：要永远不忘铁窗之苦，继承父亲遗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责任编辑：彭安玉
投身革命洪流
李超时，又名李振华，1906年2月1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岱山乡才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9岁的李超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徐州第10中学（今徐州一中）。徐州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组织和活动的地区之一。李超时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与中共徐州支部书记、中共一大江苏代表（赴上海开会没找到会场）解慕唐，以及陈亚峰、郭子化等一批进步青年结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积极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间李超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担任了团徐州地委学运委员、学运书记，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参加对徐州市反动校长的惩治斗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李超时经共产党员郭子化推荐，于1926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他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革命意志坚定，于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李超时被编入中央独立师，与独立师的战友一道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在叶挺的指挥下，李超时勇猛善战，机智灵活，受到了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同志的赞扬。7月，武汉形势紧张，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武汉军校学生被迫提前毕业，李超时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回到邳州后，李超时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革命道理，迅速与徐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他与解慕堂、小萝卜头父亲宋绮云等同志并肩战斗。他们趁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革命失败后立足未稳之机，走街串巷，进村入户，与群众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到1928年春，邳州已发展了40多名党员，4月成立中共邳州特别支部，李超时任书记。1928年7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中共江苏省委把李超时调到东海开展建党工作。在东海期间，李超时深入城乡，向工人、农民、盐民和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在李超时的组织发动下，云台山农民支部、连云港码头工人支部、盐业工人支部先后建立，东海地区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李超时任县委书记，统一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地党的工作。
为了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李超时抓紧一切时机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一次，云台山区的山霸强行霸占万亩山林，阻止当地农民上山砍柴拾草。李超时当即提出“创共党，救穷人，除山霸，还山林”的斗争口号，组织和带领农民“扁担会”举行暴动。在李超时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数千农民挥舞红旗，手持大刀斧头，肩扛扁担，占领了云台山区，把山霸请来的国民党灌云县常备队打得四处逃命。李超时带领“扁担会”缴了地主的枪支，很快创建了武装团，不久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仗势欺压黄包车夫，企图包揽乘客，独揽生意，卡断工人的生路。李超时得知后，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立即组织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并联合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城镇码头1000多名黄包车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工人斗争进行了镇压，逮捕200余名工人。李超时又组织被捕工人家属到国民党衙门前“索亲人”、“要饭吃”，迫使国民党当局全部释放被捕工人。这场斗争大获全胜，鼓舞了群众的士气。东海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资本家、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慌和惧怕。因此，蒋介石密令对此地区进行大搜捕。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东海、灌云两县政府组织反动警察对各级工会和学校进行包围，搜捕了数十名革命志士，李超时被列为重点通缉的“要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调他去通海地区工作，领导南通、海门等县的革命斗争。
红十四军中的名将
在南通海门军地，李超时参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2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李超时为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等任委员，共同领导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8县的革命斗争。23岁的李超时根据省委“要集中精力抓好武装斗争”的指示，来到最先建立工农红军的如泰地区，酝酿攻打申家岱计划。在研究好作战方案后，李超时亲自作战前动员。经过周密准备和英勇战斗，申家岱被一举拿下。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根据组织安排，李超时和刘瑞龙一起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李超时和刘瑞龙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等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并报告该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已发展到2000多人。根据李超时、刘瑞龙汇报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与中央苏区等各地红军遥相呼应，共同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按照中央要求，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指示李超时：“根据通海如泰地区红军发展情况，省委决定在苏北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希望你积极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李超时按照省委要求，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不久，省委和中央军委任命何昆（坤）为红十四军军长，董畏民（后为李超时）任政委，薛衡竟任参谋长，余乃诚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2月，李超时主持召开了通海地区所属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等5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及省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分析了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在红军游击队中建立指挥协调机关、基层党团组织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期间，李超时还根据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主持起草了《通海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路线的决议案》，并和刘瑞龙一起制定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该《大纲》成为日后红十四军取得若干次战斗胜利的重要战略战术。李超时还与何昆一起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将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一支队，将如泰地区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二支队。3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江苏省委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及“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内容。至此，红十四军番号已经正式打出。4月3日，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红十四军成立大会，声威大震。 在李超时的领导下，红十四军被锻造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30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军长何昆在老户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中央军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他根据形势和武装斗争的需要，果断地把部队从通海地区转移至如泰地区休整，并参照中央苏区军、师、团、营的正规红军建制，把一、二支队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师，启东大队扩编为第三师。整编后的红十四军，在李超时的带领下，机动灵活地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极大地震慑了反动派。6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红十四军第一师活动的地区进行“八路围剿”。李超时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利用天气起大雾的有利时机，在六甲桥西头设下埋伏，攻击一路敌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猛打猛杀，很快歼灭了敌人。其他各路敌军看情势不妙，疯狂逃窜。至此，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八路围剿”被一举粉碎。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李超时还积极发动红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8月3日，李超时组织红十四军第一师和农民武装近5万人，在国民党“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动总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但由于叛徒出卖，这次暴动失利。对此，李超时及时召开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负责人会议，总结黄桥战斗失败的教训，开展内部肃反斗争，同时整顿军纪，继续进行新的战斗。日后，红十四军在战斗中更加英勇顽强，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30年8月3日《上海报》和《泰晤士报》通讯称：如皋红军，近来发展很快，现在约有2000人；南通以东，完全是红军的世界；在红十四军的打击下，各路国民党军警疲于奔命，惊恐万状，惊呼红军“声势浩大，羽翼将成”，动摇“党国基础”，等等。他们纷纷向南京方面求救，多次要求蒋介石派重兵“清剿”。蒋介石极为震惊。南京国民党政府视红十四军为“心腹之患”，先后派熊式辉、钱大钧等率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省警察总队，以及“白龙党”、“联庄会”、“保卫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对红十四军进行联合“包剿”，并出动“伯先”和“钧和”等多艘军舰封锁长江，形成对红十四军的疯狂围攻阵势。而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却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十四军也受到了直接影响，战斗频繁而艰苦，伤亡巨大。到了9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残酷形势下，红十四军遭到重挫，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少数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
视死如归，唤醒后人
1930年10月，上级调李超时到上海任江苏省委（时称江南省委）巡视员。1931年6月，省委又让他前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徐海蚌特委巡视工作。此时，因妻子吕继英怀孕两个多月，妊娠反应和体质虚弱，李超时在送吕继英回家乡调养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在镇江火车站刚下车就被特务围拘，关押在镇江轮船码头附近的万全楼旅馆里。李超时乘看守特务不注意，机警地将随身所带的秘密文件销毁，拉着吕继英夺门而出，不幸被赶来的大批军警围住。经过一番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李超时夫妇被敌人拘捕，囚禁在国民党镇江公安局看守所。身陷囹圄的李超时和妻子将生死置之度外，严守党的秘密，在监狱和法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狡诈的敌人先是利诱，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上阵，妄图诱降李超时，遭到李超时严词拒绝。凶恶的敌人进而疯狂地用皮鞭抽打他，用香火烧他，让他坐老虎凳。李超时毫不畏惧，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残暴的敌人对李超时无可奈何，又将魔爪伸向吕继英，将吕继英打得遍体鳞伤，仍然一无所获。敌人见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都动摇不了李超时夫妇的革命意志，遂企图用亲情来软化他们。敌人将李超时、吕继英夫妇关到一个房间内，让夫妻见面，并派特务在外偷听。吕继英看到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心疼地问：“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回答：“这些就不要多问了，敌人的酷刑是吓不倒我的。”他鼓励和叮嘱妻子一定要坚强，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交给党。吕继英看到丈夫在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铮铮铁骨，深受感动，含着热泪，向李超时频频点头，心疼地抚摸着丈夫的脸。敌人见李超时夫妇视死如归，黔驴技穷，只得将他们交给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会审处处长多次开庭审讯，仍一无所获，就让曾是李超时部下的叛徒到庭指认。李超时见到可耻的叛徒怒不可遏，气愤地抓着审判台上的砚台狠狠地向叛徒砸去，叛徒吓得像落水的狂犬一样狼狈逃离。
1931年9月19日夜，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决定将李超时秘密处决。走出牢房前，李超时知道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镇定自若，视死如归。他与难友告别时勉励同志们：“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会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要斗争。”很多牢友噙泪为他送行。李超时在昂首往北固山麓的路上，边走边向送行的人们挥手、点头，嘴里还不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临刑前，他高唱着《国际歌》壮烈牺牲。
李超时慷慨就义后，吕继英在狱中生下一男孩，悲愤之中，她给儿子取名铁城，以此告诫儿子：要永远不忘铁窗之苦，继承父亲遗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