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某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笔者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一所敬老院，一百零一岁高寿的林老正拄拐独自在院子中散步。老人接受笔者的采访有些耳背，但声音洪亮，眼神和记忆力很好，老人坚持自己穿衣倒水进餐等，不要旁人帮助。他告诉笔者，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床上堆着日记本、《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华五千年》、《成语故事》以及佛教书籍和佛像。老人一生乐善好施，多年来还曾拿出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或托居委会购买救灾物资），捐助内蒙雪灾区、失火和残疾人的邻居、台湾灾区等。以下是老人的自述。
　　
　　我出生于1909年2月3日。我的家乡在黑龙江饶河县团山子乡五十里的深山原始森林中，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曾读过四年小学。未满十八岁时，我曾去外地学做生意。十八岁时，同弟弟林秀荣（弟弟比我小三岁，他没有念过书）在山里开荒，一共开了三十亩地种粮食；我俩还上山打猎，弟弟的枪法比我好，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我俩还合盖了一间大房子，一直到二十六岁，我弟兄俩过的是温饱的日子。
　　我二十六岁那年抱着“为国争气”的决心，从饶河越境去了俄罗斯，想“借道”去沈阳方面投东北军。结果在俄罗斯那边“滞留”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二十八岁那年我终于回到祖国，来到张学良东北军的特务营中当兵。那时东北军发红呢子军装和黄色的军装，是礼宾和操练列队军装，还有一套灰布军装是作战服，老百姓叫我们“黄兵”。以后我随所在部队到江苏改编。二十九岁那年，我脱离所在部队，只身来到陕西府谷县哈拉寨，到东北挺进义勇军马占山司令部特务营，担任上尉军需官。当年马占山司令部的老人如今也就剩下我一个了。
　　在哈拉寨，我与当时担任东北挺进义勇军总司令马占山相识的故事颇有戏剧性。1938年的一天，我牵了一匹新买回的马驹在井边饮水。正好马占山路过，一下就被这匹还在吃母马奶的马驹吸引过来了，因为这匹马驹的腿长，将来身架高、步幅大、跑得快，于是马占山提出拿他的坐骑——一匹良种枣红色走马与我交换，我同意了。
　　马占山是苦出身，他少年时放马，马术高超、又很识马爱马。马占山的坐骑中有一匹灰褐色的良种马，个头不高，但胸脯前凸，行走速度惊人，号称“千里马”，是马占山花八百银元买来的，这匹马性子暴烈，谁骑上去都会被尥下来，连喂这匹马的马夫都不敢骑，但马占山骑上去这匹烈马却老老实实的。
　　当时司令部有三个骑兵连，一个通讯排，近四百多匹战马，加上特务营，有近千匹战马。
　　马占山有个外号叫“马小个子”，因为他的个子矮，皮肤较黑，打枪百发百中，睡觉时枕头底下、脚下都藏着手枪。
　　马占山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其衣食宿住行相当简朴。在哈拉寨，他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正房是会议室兼办公室，马占山的住房在北屋，他房子里的摆设“看不出个好”。东屋是卫士住，司令部还有个军官专门管他的伙食。除上级来视察或招待外国来宾外，他日常的伙食和普通士兵没两样。他对待士兵很和气，我没有看到他打骂过士兵和老百姓，士兵和驻地的老百姓没有说他不好的。马占山在官兵中威信很高，他手下有的少将处长是大学生出身，带兵打仗可赶不上他。
　　我当时在总司令部负责采购五百多名官兵的军粮和马料。由于工作干得不错，得到上司嘉奖，马占山也有所耳闻，有一次他到马厩来看马，我迎面与他相遇，我让道并立正敬礼，他停下脚步，笑着说，你和长官的关系不错嘛。我回答说：“爹爱护儿子，儿子就孝敬老子；长官体恤部下，部下就愿效命！”马占山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在哈拉寨五里外驻有一个蒙古骑兵营，营长姓韩，他儿子结婚，给马占山发了请帖。马占山前往出席时只带了四个卫士，韩营长很感动，特意请了汉族厨师，单独给马占山办了一桌汉族酒席招待他。
　　那时日本侵略军驻扎在距哈拉寨三百多里地外的包头，马占山派手下的军官打入日伪军内部搞情报，伪军内部也有人给马占山送情报，所以日军飞机几次轰炸哈拉寨，马占山都事先得到情报，损失不大。后来，日伪骑五师、骑六师先后向马占山投诚了。
　　马占山有五六个贴身的老卫士。其中一位老卫士给我讲过发生在1931年11月的嫩江桥之战，那一战马占山消灭了很多日本兵。那时马占山的兵少，但日伪军中有人给马占山送情报。所以马占山能够及时掌握日军的动向，在战场上比较主动灵活。再就是马占山向驻地附近的蒙古骑兵团借来一千多士兵，都是汉族人，马占山在嫩江桥附近的青纱帐里设下埋伏，从沈阳开来的日军刚过桥，马占山的部队从青纱帐里开火冲锋，前后夹击日军，日军大败，落荒而逃。马占山部队俘虏了不少日军士兵，后来，马占山释放了这些俘虏（根据有关记载，由于敌众我寡，马占山部后撤退至齐齐哈尔继续抗战——作者注）。
　　日本投降以后，我随部队先后驻军包头、大同。后来我脱离军队后，去天津做过小买卖。马占山在沈阳设绥靖公署，我还去过他的司令部。我在四十岁那年到北京，在隆福寺做地摊生意。解放后搞公司合营，我被吸纳进隆福寺国营商场做职员，定居在东轿杆胡同六号，住了五十年。
　　我三十岁那年在军队结婚，妻子是山西保德县人，当年她二十五岁，那时我没有条件举办婚礼。妻子与我共度六十年的时光，她八十五岁时病故。
　　在北京，我家离马占山第五个夫人田夫人住处很近，两家经常有来往。马占山的孙女也曾来访问过我，希望了解马占山解放前带兵的有关情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造反派提出要“净化北京”，于是把我们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军官先送到京郊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以后又被送到山西长治市的劳改农场，那时叫“安家落户”，没有对我们进行管制。我在山西干了十一年，我那时的月工资是四十五元，省劳改局把我的月工资扣了十三元，每月只发给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三十二元，但七十年代后期给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落实政策，北京市公安局的刘科长负责与山西有关部门交涉，全部给补发了。
　　我九十五岁时离京到包头女儿家居住五年；一百岁时，外孙女将我接到北京，她平时要上班，家里又没有房子，我就住进了香山千禾敬老院，外孙女每周都来看望我。我现在无病无灾，身体健康，生活过得很满足。
　　我出来当兵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很思念家乡亲人。我曾多次写信回家，请黑龙江饶河县团山镇邮局帮助寻找亲人，但都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